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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打回到三八线，恢复朝鲜的独立，保卫中国的和平建设，这个目的完整地达到了。而美国的目的只达到了一半。那么付出的代价呢，无论人、钱、物，中朝一方都比对方要少，都比预料要少，而且少得不成比例。美军在战争中消耗各种作战物资7300多万吨，开支战费830多亿美元。而中朝军队消耗各种物资560多万吨，开支战费62。5亿元人民币。全国5亿人民平均每人12块钱，基本没有影响中国的经济建设。还有另外的无法换算的价值，这一战打出了中国人民的信心，洗刷了中国的百年耻辱，高涨的爱国热情转化成巨大的生产力，大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东北成为国家建设的总基地，使新中国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中国恢复了大国的国际地位，中国人也开始在世界上扬眉吐气。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回忆说，朝鲜战争前他在欧洲旅行，到处遭受歧视，可是新中国出兵朝鲜并连获胜利后，西欧海关人员一见华人都肃然起敬，李光耀从此开始认真学习汉语。所以说中国是大大地胜利了。
最后一次课上，学生们说，现在我们明白了，“韩战”三年，中国胜利了，美国也不算失败，还是第一强国，就算是花钱买个教训，苏联也得到了好处，日本和台湾都发了战争财。只有我们“南韩”和“北韩”，什么目的也没达到，死了一百多万人，满街是残疾和乞丐，家家没有男的，每天到美军的垃圾堆里去拣剩饭。战后是几十年的军事独裁，打倒了李承晚，又来了朴正熙、全斗焕，直到80年代的光州事件还屠杀了那么多人民。现在虽然民主了，可是还有三万多美军驻扎在韩国。听说“北韩”还要侵略我们呢。
我说，你们还用“侵略”这个词，那美军怎么能不驻扎在你们这里呢？人家是帮你们“打击侵略者”呢。最后，我给你们讲一首李承晚博士的诗吧。我参观大韩民国首任大总统李承晚故居“梨花庄”的时候，抄了一首他赠给美军司令范弗里特的五绝：“半岛苍黄际，将军万里来。三师声势壮，胡虏自崩颓。”李承晚博士年轻时中过秀才，汉诗写得不错，书法也很漂亮。他这首五绝写得气韵威猛，笔法纯熟。诗中深情歌颂了美国大军在南方生死危亡的紧要关头拯救了他们。但该诗在观念上似乎有些问题。诗中用了“胡虏”一词，请问胡虏是谁？岳飞的《满江红》说“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那胡虏指的是异族的侵略者。而美军帮助李承晚打败的是金日成。金日成虽然被打得“崩颓”过，可他是“胡虏”吗？李承晚和金日成，南方和北方，不是同文同种的一个民族的同胞吗？用了胡虏一词，不但包含着“非我族类”的意思，而且还有种族歧视的韵味。其实，如果尊重词义的话，美军才是“胡虏”。这位李大总统，为了讨好大救星，连民族立场都搞错了。这种观念，我觉得才是南北统一最大的障碍啊。
学生们说是的，提到共产主义的北方，虽然是一个民族，总觉得有些凶神恶煞的恐怖。而美军虽然可恨，可看惯了也觉得毕竟是个人。我说关键就在这里啊，看惯了就什么都能接受，宣传惯了也就不去反思。鲁迅说，要吃人必先宣传那人是恶人，妖魔化从来就是战争的前奏啊。自从抗美援朝一战，我们东亚已经和平了半个多世纪了，但谁能保证哪一天不会再来一场战争呢？你们是基督教学校，愿上帝保佑这三千里锦绣河山吧！
附：关于“南韩”、“北韩”的称呼问题
通常所说的“南韩”、“北韩”，本来是朝鲜半岛上一个统一的国家。二战后在冷战体制下分裂为实际上的两国。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分别都予以承认。它们的正式国名分别是“大韩民国”和“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但是双方都认为自己的国名所指的领土包括整个朝鲜半岛（韩国叫韩半岛），即包括对方。所以单独指一方的时候，可以简称为韩国、朝鲜；而一般同时说二者的时候，要说南韩、北韩。这样的非正式称呼又准确、又客观。韩国人都是这么说的，而北朝鲜则说成“南朝鲜、北朝鲜”，道理相同。本书是从客居韩国的立场写的，所以用的是南韩、北韩。用南和北的说法，他们双方都能够接受，而正式的国名，他们却彼此都不接受，虽然他们同时加入了联合国，但一般不用正式国名互称，谈判时也只用“南北会谈”或“北南会谈”的提法。如果我们外国人假装“客观”，同时叫他们的正式国名，那恰好是他们最反感的，因为那等于是支持韩半岛“两国论”，等于永远反对他们的统一。就好象西方人把“中国”与“台湾”或“中华民国”并列给我们的感觉一样。我们宁肯听“海峡两岸”这样从民族文化角度出发的提法。所以，考虑到这些因素，在二者对举的上下文里，还是用“南韩、北韩”为合适。这样才能突出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人民的分裂之痛，表达我们支持统一的一片真诚。欧美等世界各国差不多都是这样用的。本书为了出版方面的格外慎重，多处使用了“南方”、“北方”一类的概念，在不是并列的情况下，也分别酌情使用了正式国名或简称，但作者的客观立场是一致的。特此说明。
峨嵯山的由来
根据梨花女大研究生搜索的有关资料，我和她们一起考查了一下峨嵯山的得名，算是进行了一次“跨学科”学术训练。汉城广津区有一座名山，名字叫做峨嵯山。给人的感觉很雅。我知道汉语中有个词叫“嵯峨”，意思是山势高峻，我还在一首咏承德的诗中用过这个词。可是把这个词颠倒过来用，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于是我这个从小喜欢咬文嚼字的家伙对此发生了兴趣。
根据当今韩国流行的说法，这个名字是在朝鲜明宗时代起的。关于此名的由来，有一个小故事。
明宗时代有个叫洪桂观的人，算卦非常灵，名声传遍全国，终于传到明宗的耳朵里。明宗觉得这样的人似乎可以辅佐国事，有助朝廷，就召他来王宫觐见。
洪桂观高兴地来到国王面前，低头站着。（大概因为国王不是天子，因此可以不跪。）
“你算卦算得灵吗？”
“是”。
明宗把准备好的柜子指给他看，说道：“那么，你算一算这里面的东西，如果你算得对，我将满足你的愿望；算错的话，就砍掉你的脑袋。”
洪桂观沉默地盯着柜子。过了一会儿，他开口了：“是老鼠”。
这句话使国王和大臣们大为惊讶，果然名不虚传，真是有本事的人。
“那么有几只老鼠？”
听到追问的洪桂观又看了看柜子：“是三只。”
“呵呵，果然不出我之所料，赶快打开柜子！”
一打开，众人却看见只有两只老鼠缩在柜子里面。
“怎么会这样？”大惑不解的洪桂观无可奈何，脑袋保不住了。可是他对被杀一事死不瞑目，他的心里充满了疑问。
洪桂观被拖到刑场去之后，明宗冷静地思考了一下，突然叫道：“峨嵯！－－来人！把那只母老鼠的肚子剖开！”按照国王的吩咐，下人剖开了老鼠的肚子，结果发现里面还有一只小老鼠。“峨嵯！孤差点儿杀掉无罪之人！喂，赶快传旨，停止死刑。把他带来。”
此时，洪桂观正在临刑之际。他最后算了一次自己的命，答案是命不该死。于是他请求刽子手多等一会儿。这是临死之前最后的请求，所以刽子手应许了。
“有王旨！等一等！”一个骑马跑来的人远远喊道。
可是这话刑场上听不清楚。刽子手以为是责备自己太慢，是国王派人来催促自己，脑子一急就挥动了大刀。洪桂观命不该死的命就这样死了。于是，后来人们就把刑场上面这座山，叫做峨嵯山。
这故事颇有民间传奇的趣味，但是我想国王喊叫的那个“峨嵯”是什么意思呢？我问学生，韩国语中的“峨嵯”是什么意思，她们却不知道，她们说现在韩国语中没有这个词，说这可能是那位国王自己发明的语气词。我想哪有自己发明语气词的？必然另有蹊跷。我心中暗自揣测，这个“峨嵯”，恐怕是个表示惊叹的粗话，就是汉语中北方男人常说的“我操！”但是这话不能跟学生讲，于是我决定亲自去考察。
我带着饮食和有关资料，用了一天的工夫，爬遍了峨嵯山的上上下下，回来又查史书佐证。发现峨嵯山古时叫做“阿且山”。高句丽的大将温达就战死在这里。这说明我的猜想是有根据的。“峨嵯”是从“阿且”的发音转变来的。“阿且”没有意思，纯粹是记音。“阿且”这个纯粹表示发音的名字，就是“我操”一类粗话的饰词。台湾在戒严时期，不许报刊上出现“我操”这样的粗话，于是文人们就利用近似的发音改写为“哇塞”。天长日久，竟然成了一个固定的感叹词。而后又从台湾传播到香港，又传播到大陆内地。这种因避讳而造成的转音现象在日常生活中也常见。我的一个高中同学每次打排球发球时，都要高呼一声“我操！”。但因为大家嘲笑，尤其是经常有老师和女生观看，他在呼喊之时就不免心虚，舌头一拐，喊出来就变成了“阿扎！”所以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阿扎”。现在网上经常看到“我靠”，也是同样的道理。这个“阿且”恐怕就是从当时中国传来的“时髦感叹词”。后来的文人觉得不雅，就给换成了文绉绉的“峨嵯”，仿佛是表示高山峻岭的一个词。但是在纯正的汉语里，只有“嵯峨”而没有“峨嵯”。而当今韩国又废除了汉字，只剩下了一个近似“阿恰”的读音，所以现在和以后的韩国人是万难知晓此山得名的真正缘由了。正像当今中国的时髦美女，一口一个“哇塞”，自以为在说高雅的港台语，而不知道那不过是粗话的一音之转而已。倘若这个假设成立的话，这说明至晚在明朝时，汉语中已经大面积普及了那句粗话，而且已经传入了韩国宫廷，连韩国的国王一着急，也不由自主地出口成章了。
我看高行健获奖
2000年10月12日入夜，我在汉城灯红酒绿的新村闹市独自吃了晚饭，正欲回到我那孤独的寓所，忽然汉城大学的李政勋博士打来祝贺电话，告诉我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了，得主是中国的高行健。我赶紧去上网寻找消息，然而中国的几个大网站都还没有反应，好像他们根本没有做好中国人获奖的准备。接着，在韩国的其他中国教授打来电话，都说高行健获奖，未免有点意外了。很多中国教授，甚至根本不知道高行健是何许人。
新千年的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给了中国人，这总是一件好事，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但是这恐怕不会在中国人中间引起太大的激动，因为这奖来得太晚了。中国人原来把诺贝尔奖看得非常神圣，获奖者中也的确不乏真正的大师。但是看来看去，就看透了。获奖者越来越鱼龙混杂，拒绝领奖的也有了，获奖者自己不好意思的也越来越多了。而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获奖者的文化姿态与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中国人80年代以后，年年都要争论一番为什么诺贝尔文学奖不给我们中国人。许多人搬出鲁迅的教导：“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但是鲁迅的这话是在特殊的时代说的，并且那时诺贝尔奖的质量还很高，西方对中国的敌意和误解也没有这么深。这话用来自谦是可以的，但是用来解释西方为什么不把诺贝尔奖给中国人，就未免可笑了。
东方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已经不少了，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还有非洲的一些。按照这样的标准，中国应该获奖的作家至少有几十位。可是一年年过去了，中国人慢慢只把这件事当成一个闲话的题目，除了中学生，没有人真的那么热情了。大概西方人也觉得实在太不好意思了，整整一个20世纪100年，竟然没有一个中国人获奖，这已经不是中国的耻辱，而是西方的耻辱。所以，就在中国人已经满不在乎的时候，让你获奖了。好像风雨过去之后，他慷慨地把雨伞送给你。然而又送得的确不大合适。
这次高行健的获奖，对于高行健本人来说，当然是天大的好事。高行健是新时期为中国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作家，他的艺术水平，获得这个奖是当之无愧的。但是问题是，如果高行健能够获奖，那就意味着，在目前活着的中国作家中，至少还有20个人可以获奖。这对于瑞典文学院，无疑是具有很大的讽刺意味的。
从好的方面说，这给了中国的作家极大的鼓舞，大家说：“喂，好好写吧，说不定明年咱们也能获得诺贝尔奖呢。”从坏的方面说，这件事使得中国人更加不把什么诺贝尔放在眼里。因为高行健虽然有着相当高的艺术水平，但是他的作品主要是属于先锋探索类的小圈子试验，对于中国的绝大多数民众几乎没有影响。他的《灵山》在获奖之前就没在中国大陆发行过。
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显然是按照西方的价值观念来阅读高行健的作品的。评委中唯一懂得汉语的马悦然先生翻译了大量的高行健作品，他自己的审美趣味、他有一位当过右派的岳父的身份，不可避免地渗透到投票当中。另外，高行健的海外身份也对他的获奖产生了极大的帮助。但是这一次西方人又错了。因为高行健的海外身份与俄罗斯那些流亡作家是根本不同的，这根本不会在政治上给中国造成任何损害，相反，它只是再次证明了西方人的天真或者无知。
东方对西方已经了解得超过了他们自己，而西方对东方的了解，可以说刚刚入门。不过这次颁奖，总还是表现了西方人的善意，希望他们以此为起点，把东方学这门课程的成绩提高到a或者b，这也算是这次颁奖的收获吧。
（此文写于颁奖当夜，次日凌晨韩国《文化日报》即翻译发表，大概是第一篇评论此事之文。后又被中韩多家报刊网站登载）
沉默的宣传员
走在街头，常常有人把一张什么纸塞进你的手里。那纸上无非是一些广告，酒店茶馆开张，电脑电视降价，服装鞋帽展销以及滋阴壮阳的春药。拿到的人看上两眼－－有时看也不看，就随手丢在路上、垃圾筒里或路边的自行车筐里。而发放的人并不在乎，继续一张一张地向行人手里塞着。他们沉默着，“塞纸”是他们的工作，塞一天纸，可以得到10块钱左右的报酬。他们对自己的“宣传”工作谈不上什么热情，对宣传结果也并无多大的信心和期待，他们基本不说话或者只是没精打采地重复着几句废话。他们不论在街头还是在老板那里，都是最不受重视的人。在全世界的闹市街头，在中国、韩国、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巴西、澳大利亚……成千上万张没有表情的面孔，既陌生又熟悉，为了糊口，毫无热情地宣传着那些自己并不关心的内容。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宣传员的特色，这是一个失语的宣传时代。
我想起自己小时候当宣传员的情景。那时学校经常组织我们到街头去宣传，我们高举着猎猎飘扬的红旗，排着队，唱着歌，来到十字街头。值班的交通警察给我们敬礼，路边的居民给我们送水。我们好象过节或游园一样地兴奋，手持喇叭，蹦蹦跳跳，个子矮的就站到桌子上。先敲一阵锣鼓，营造气氛并引起注意。然后我们像朗诵课文一般地喊着：“同志们，听我言，我是交通安全宣传员。过马路，别着急，一急就会出问题。红灯停，绿灯行，乱闯红灯可不行。抓革命，促生产，交通运输要发展。安全第一保正点，狠狠打击帝修反，帝、修、反！”过些天，编了一套新词儿又来了。“同志们，听我言，我是文明卫生宣传员。勤洗澡，勤理发，勤换衣服和鞋袜。人民城市像花园，不能随地乱吐痰。苍蝇蚊子要杀净，不许到处传染病。搞好卫生闹革命，干干净净迎国庆，迎、国、庆！”一个人喊着，其他人就把传单塞给过往的行人。行人一般是看上几眼，就小心地叠好，放进衣袋。有些没有急事的人，也会停下来观看一阵，有时帮我们敲锣打鼓。在这样的宣传中，宣传员是十分投入的，他们相信自己的宣传内容，相信自己的宣传效果。他们激动而来，自豪而去，他们觉得这个世界是活生生的，是跟他们自己的热情贡献、热情参与密不可分的。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样的宣传，有时表演的性质要大于实际的效果。对自己所相信的宣传内容，他们并没有多么深刻的理解。比如不闯红灯跟打击帝修反有什么关系，苍蝇蚊子为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