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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处的排炮声隆隆地响着，连这里河边低地上的树叶都被震得微微抖动；每一阵炮声都使姑娘们的脸上现出不安的阴影。
“你记得昨天傍晚草原上是多么美吗？你记得吗？”邬丽亚压低声音问道。
“记得，”瓦丽雅轻声说，“那落山的太阳，你记得吗？”
“是啊，是啊……你知道，人家都说我们的草原不好，说它单调，没它是一片红褐色的，尽是些丘陵，好像住不得人，可是我倒很喜欢它。我记得，奶妈身体还健壮的时候，她常带我到瓜田里干活，那时我还很小，我就仰脸躺在那儿，拚命往高里看，心里想，不知能望到多高，不知能不能望到天顶？昨天我们看着落日，后来又看着那些汗淋淋的马匹、大炮、马车和伤员，那时候我心里痛苦极了……红军战士们都是筋疲力尽，满身尘土。我忽然明白过来，这根本不是什么重新部署，这是在进行着可怕的，对啦，正是可怕的撤退。所以他们根本不敢正眼望人。你注意到吗？”
瓦丽雅默默地点点头。
“我望望这片草原，我们在那儿不知唱过多少歌曲，再望望那落山的太阳，眼泪几乎就要流出来了。可是过去你常看见我哭吗？昨天傍晚的情形你还记得吗？……天快黑了，他们过了一批又一批，炮声、地平线上的闪光、通红的火光，一直没有停过，——大概是在罗文基吧，——再加上那紫红色的晚霞，色彩那么浓。你是知道的，世界上我什么都不怕，什么斗争、困难、痛苦我都不怕，我只希望能知道应该怎么做……有一样可怕的东西压在我们心上。”邬丽亚说，一阵忧郁、蒙胧的光辉使她的瞳人变成了金色。
“可是我们过去的生活是多么美好啊，是吗，邬丽亚？”瓦丽雅热泪盈眶地说。
“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过美好的生活，只要他们愿意，只要他们懂得的话！”邬丽亚说，“可是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办法呢！”她用孩子般的细声拉长声调说。她听到同伴们说话的声音，声调就变了，眼睛里也闪耀着淘气的神情。
她迅速地甩掉光脚上穿的便鞋，把深色的裙摆紧紧攥在狭长的、晒黑的手里，勇敢地走下水去。
“大家看啊，百合花！”从树丛里跳出一个纤瘦、灵活、眼睛调皮大胆的姑娘，高声叫道，“别动，是我的！”她尖叫了一声，双手猛地把裙子撩起，黝黑的光脚一闪，就跳到水里，激起琥珀色的水珠溅了她自己和邬丽亚一身。“啊呀，这里的水好深！”她一只脚被水草绊住，一边后退，一边笑着说。
另外六个姑娘，也叽叽喳喳地拥到了河边。她们也像邬丽亚、瓦丽雅以及刚刚跳到水里的纤瘦的莎霞一样，都穿着短裙和普通的上衣。顿涅茨的热风和骄阳仿佛故意要突出每个姑娘天生的特点，使这个姑娘的胳膊、腿、脸庞、脖颈一直到肩胛骨，都变成金色，使那一个姑娘变成浅黑色，把另外一个姑娘又晒得好像在炉子里烤过似的。
不管哪里的姑娘都是一样，只要有两个以上的姑娘聚在一块，她们就会谁也不听谁的，各自拚命用又高又尖的音调大声说着，仿佛自己所说的一切都是极端重要的话，应该让全世界都知道和听到似的。
“……他张开降落伞跳下来，这是真的！样子那么可爱，鬈头发，白皮肤，眼睛圆溜溜的，像小扣子一样！”
“说实在的，我可当不了护士，一看见血就把我吓死了！”
“当真会把我们丢下不管吗？你怎么能这样说！这根本不可能！”
“啊，这朵百合花真美极了！”
“玛雅，你这个小茨冈，要是把我们扔下，那可怎么办？”
“看啊，莎霞这个人真怪，莎霞这个人真怪！”
“一见钟情，你这个人哪！”
“邬丽亚，你这个怪人往哪儿钻？”
“你们疯啦，也不怕淹死！……”
她们说的是顿巴斯特有的、不很好听的混合方言，这种方言揉合了俄罗斯中央几个省份的语言，夹杂着乌克兰土话、顿河哥萨克的方言以及亚速海几个港埠——马利乌波尔、塔甘罗格、顿河罗斯托夫——的口语。但是世界上无论哪一种语言，只要从姑娘们嘴里说出来，就都变得美妙动听了。
“我的好邬丽亚，你要它干什么？”瓦丽雅说，她的善良的、隔得很宽的眼睛担心地望着：朋友的晒黑的小腿已经没在水里，后来连雪白的膝盖都被水淹没了。
邬丽亚小心地用一只脚在长满水草的河底试探着，把裙摆提得更高，甚至露出了黑裤衩的边，又迈了一步。她低低弯下修长匀称的身子，用一只空着的手抓住百合。一条沉甸甸的黑辫子滑到了前面，蓬松的大辫梢落到水里，在水上漂着，但是在这一刹那，邬丽亚只用手指最后使了一下劲，就把百合花连着长长的茎一起拔了起来。
“真了不起，邬丽亚！凭你的行动，你完全配得到联盟英雄的称号……不是全苏联的，而是我们五一矿山闲不住的姑娘们联盟的英雄！”莎霞站在没到腿肚的河水里，圆睁着淘气的褐色眼睛望着朋友，说。“把花儿给我！”说着，她把裙子朝双膝中间一夹，用纤细灵活的手指拿过百合花，给邬丽亚插在有着天然大波纹的黑发里。“啊，你戴着正合适，简直叫人嫉妒！……等一等，”她突然说，就抬起头凝神细听着。
“什么地方又响起来了……你们听见吗？这该死的！……”
莎霞和邬丽亚连忙爬上了岸。
姑娘们都抬起头来，留神细听着那断断续续的轰响声，极力要在白热的天空看到飞机。这种轰响声时而像蜂鸣那样尖细，时而变成低沉的嗡嗡声。
“不止一架，起码有三架呢！”
“在哪儿，在哪儿？我什么也没看见……”
“我也没看见，我是听声音听出来的……”
发动机的震动声一会儿在头顶融成一片可怕的隆隆声，一会儿又分成为单独的、刺耳的或是低沉的轰轰声。飞机的隆隆声已经到了头顶上，虽然看不见飞机，但是机翼的黑影却仿佛已经在姑娘们的脸上掠过。
“大概是到卡缅斯克去的，去炸渡口……”
“也许是到米列罗沃去的。”
“得了吧，你还说到米列罗沃去呢！米列罗沃已经放弃了，昨天的战报你没有听吗？”
“反正战斗还在南边进行。”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姑娘们一边谈论，一边不由又去倾听远处隆隆的炮声，炮轰似乎愈来愈近了。
不管战争是多么艰苦可怕，不管它给人们带来的损失和痛苦是多么惨重，但是身心健康的欢乐的青年，怀着天真善良的利己主义，怀着爱和对未来的梦想，是不愿意也不会在共同的危险和痛苦后面看到自己的危险和痛苦的，除非这种危险和痛苦会突然袭来，并且破坏他们的幸福的步伐。
邬丽亚·葛洛莫娃、瓦丽雅·费拉托娃、莎霞·庞达烈娃和另外几个姑娘，都是今年春天才从五一矿山的十年制学校毕业的。
中学毕业，这是青年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而战时从中学毕业，这更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
去年夏天战争刚开始的时候，高年级学生——人们还管他们叫男孩子和女孩子——整个夏天都在克拉斯诺顿城附近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里、矿井里、伏罗希洛夫格勒的机车制造厂里劳动。一部分学生甚至到了现在制造坦克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
秋天，德国人侵入顿巴斯，占领了塔甘罗格和顿河罗斯托夫。整个乌克兰只剩一个伏罗希洛夫格勒州没有被德国人占领；跟部队一起撤退的基辅政府迁到了伏罗希洛夫格勒，而伏罗希洛夫格勒州的机关和斯大林诺州（以前叫尤佐夫卡）的机关，现在都设在克拉斯诺顿。
深秋时节，战线已经在南方稳定下来，但克拉斯诺顿满是红色泥泞的街道上，还是有来自被德军占领的顿巴斯各区的人们络绎不绝地经过。人们靴子上带来的草原上的泥泞，似乎使街上的泥泞越来越多。学生们已经完全准备好随着学校撤退到萨拉托夫州，但是撤退计划取消了。德军被远远地拦截在伏罗希洛夫格勒西面，顿河罗斯托夫从德国人手里夺回来了；冬天，德国人在莫斯科城下吃了败仗，红军开始进攻，人们都希望一切还会平安无事地过去。
学生们已经习惯有外来人住在他们的舒适的家里。在克拉斯诺顿有着防火瓦屋顶和砖墙的标准式小屋里，在五一村的农舍里，甚至在“上海”的土房里，——这些小小的寓所在战争最初几个星期里曾因为父兄奔赴前线而显得冷落，——现在都有外来机关的工作人员、驻扎在此地或开赴前线的红军部队的指战员们住着或过夜。
他们学会了辨别一切兵种、军衔和武器，辨别自己的和缴获的摩托车、卡车和小汽车的牌号。不仅在坦克笨重地停在道旁的白杨树荫下，装甲钢板上蒸发出摇曳不定的热气的时候，就是在它们像迅雷般在尘埃滚滚的伏罗希洛夫格勒公路上疾驶，或是在秋雨泥泞和冬日积雪的军用大道上费力地开往西方的时候，他们也能一眼就看出坦克的型号。
他们不仅根据外形，凭声音也能区别出自己的飞机和德国飞机，不管这时顿涅茨的天空是阳光灿烂，是红土漫天，是繁星密布，还是狂风怒号，一片漆黑。
“这是我们的‘拉格’①（或是“米格”②，或是“雅克”③）。”他们平静地说。
“那是‘密塞’④来了！……”
“这是‘容克—87’⑤飞往罗斯托夫去。”他们不经意地说。
①②③ 都是苏联飞机型号的缩写。
④⑤都是德国飞机的型号。
他们习惯了在防空队里值夜班，肩头挂着防毒面具在矿井里、在学校和医院的屋顶上守望。不论是远方的轰炸震动了空气，探照灯光像织针似地远远在伏罗希洛夫格勒的夜空中交叉照射，这边那边的地平线上不时升起通红的火光，或者是敌人的俯冲飞机在光天化日下向草原上长长的卡车队投下高空爆炸弹，后来又怒吼着用炮和机枪沿公路扫射，使公路上的战士和马匹像滑行艇开过后的水流那样向两边奔散，——遇到这种情况，谁也不感到心惊胆战了。
他们喜爱去集体农庄田野的遥远的路途，爱在卡车开过草原时迎风高歌。他们喜爱在无垠的田野里收割穗大粒肥的小麦的夏季农忙季节，喜爱夜深人静时燕麦秸堆里絮絮的知心话和突然迸发的笑声。他们喜爱在屋顶度过的漫长的不眠之夜，这时姑娘的火热的手掌一动不动地、一连两三小时放在小伙子的皮肤粗糙的手里，朝霞在苍白的丘陵上空渐渐升起，露珠在灰红的屋顶上闪烁着，从槐树卷缩的秋叶上落到庭园的地上，空气中散发出凋零的花草的根在湿土里腐烂的气味以及远方大火的烟味，公鸡还是若无其事地啼叫着……
接着，他们今年春天毕业了，同老师告别，同自己的组织告别；战争，好像是在等候着他们似的，直冲着他们来了。
六月二十三日，我军朝哈尔科夫方向撤退。七月三日，像晴天霹雳似的，广播了我军在防守八个月之后放弃塞瓦斯托波尔城的消息。
旧奥斯科尔放弃了，罗索希放弃了，康杰米罗夫卡放弃了，战事在沃罗涅什西面进行，战事在通沃罗涅什的要道上进行。七月十二日——逼近了利西昌斯克。突然之间，我方正在撤退的部队已经涌过克拉斯诺顿。
利西昌斯克，这就在近旁。到了利西昌斯克，就是说，德国法西斯匪徒明天就可能开进伏罗希洛夫格勒，后天就可能开进这里，开进克拉斯诺顿和五一村，开进那些每一棵小草都是熟悉的、有着从庭园里钻出来的覆着尘土的茉莉和丁香的小巷，闯进爷爷种了苹果树的小果园，闯进百叶窗紧闭的阴凉的农舍，——在那里的钉子上，还挂着父亲下工回家去军事委员会之前亲手挂上的矿工短袄；在那里，母亲的青筋突露的温暖的手把每一块地板都擦得发亮，给窗台上的中国月季浇了水，在桌上铺了新的发出粗麻布气味的花台布。
在前线暂时沉寂的时期，就有一批少校军需在城里安居下来，仿佛要在这儿过一辈子似的。他们的胡须都刮得很干净；他们非常认真、审慎、见多识广。他们跟房东们玩纸牌的时候谈笑风生，乐意解释前线的形势。他们在市场上买腌西瓜，有时还把罐头食品送给房东做菜汤。在新一号矿井的高尔基俱乐部里和市立公园的列宁俱乐部里，总有许多尉官出入，他们爱跳舞，愉快活泼，好像很懂礼貌，又好像很顽皮，——叫人很难说。尉官们在城里时来时往，但是总有新人到来，姑娘们对这些经常变换的、经受风吹日晒的、英气勃勃的脸已经十分习惯了，觉得他们全都是自己人。
可是突然，他们一下子都走了。
上杜望纳雅车站是一个清静的车站，每个出差回来或回家探亲的克拉斯诺顿人，或是一年一度回来度暑假的大学生。平时到了这里，就觉得已经是到了家。现在，在上杜望纳雅以及沿李哈雅——莫罗佐夫斯克——斯大林格勒铁路线所有的小站上，都拥塞着车床、人、炮弹、机器和粮食。
门前有槐树、小槭树和白杨遮荫的小房子的窗口，传出妇女和孩子的哭泣声。在那里，母亲在给将要随着保育院或学校一同撤退的孩子整理行装；在那里，父母在送别子女；在那里，要同自己的组织一起离开城市的丈夫或父亲在同家人告别。在某些百叶窗紧闭的小房子里，却笼罩着比母亲的哭泣更为可怕的寂静，——房子里的人也许都走空了，也许只剩下一个年迈的老母亲，她送走了全家，心里难受得像压着铁块，但是她连哭的气力都没有了，只是垂着黝黑的双手僵坐在上房里。
清晨，姑娘们在远方的炮轰声中醒来，就同父母争论，劝父母立即离开，让她们单独留下，做父母的却说，他们的一生已经算完了，她们这些团员却应当去躲避罪恶和灾难。争论之后，她们匆匆地吃了早饭，就跑出去互相探听消息。她们就这样像鸟儿似的成群结队，炎热和焦虑使她们疲惫不堪，她们有时在朋友家的光线昏暗的小屋里或是小花园里的苹果树下坐上几小时，有时跑到溪边树木茂密多荫的峡谷里去，心里暗暗预感到她们将会遇到的无论情感或理智都无法理解的不幸。
现在，不幸果然来临了。
“伏罗希洛夫格勒大概已经放弃了，可是没对我们讲！”一个姑娘声音刺耳地说。她身材矮小，宽脸，尖鼻子，头发光亮平滑，好像粘在头上似的，两条小辫灵活地朝前翘着。
这个姑娘姓维丽柯娃。名叫齐娜。可是从小在学校里就没有人叫她的名字，只叫她的姓：维丽柯娃，维丽柯娃的。
“你怎么能这么说，维丽柯娃？没讲，就是还没有放弃。”玛雅·毕格里万诺娃说。这是一个黑眼睛的美丽的姑娘，肤色生来就像茨冈姑娘那样黝黑，她说完这话，就带着自尊的神情把任性的、饱满的下唇抿了起来。
在今年春天毕业之前。玛雅是学校的团支部书记，她习惯了纠正大家，教育大家，总之，她希望在任何时候一切都是正确的。
“你不说，我们也知道：‘姑娘们，你们不懂得辩证法！’”维丽柯娃学玛雅学得像极了，使大家都哄笑起来。“要他们对我们说真话，休想！我们一直相信，相信，现在可不相信他们了！”维丽柯娃说，她那双挨得很近的眼睛闪动着，两条朝前撅着的小辫像甲虫的触角那样威风凛凛地翘着。“罗斯托夫恐怕也放弃了，我们连跑都没处可跑了。他们自己倒溜得快！”
维丽柯娃显然是在重述她常听到的话。
“你的议论真奇怪，维丽柯娃，”玛雅极力不提高声调说，“你怎么能说这种话？你要知道，你是个共青团员，你还当过少先队的辅导员呢！”
“别理她。”舒拉·杜勃罗维娜轻声说，她是一个不爱说话的姑娘，年纪比别的姑娘都大，头发剪成男式，颜色很浅的眉毛和一双怕羞的浅色眼睛，使她的脸带有一种异样的神情。
舒拉是哈尔科夫大学的学生，父亲是克拉斯诺顿的鞋匠和马具工人。她在去年哈尔科夫被德军占领以前回到父亲家里。她比别的姑娘们大三四岁，但她总是喜欢跟她们在一起：她像少女那样暗暗地对玛雅怀着无限的爱慕，跟她形影不离，姑娘们都说，“她们两个就像线跟着针一样。”
“别理她。你再怎么说她也听不进去。”舒拉对玛雅说。
“叫我们去整整挖了一夏天的战壕，不知花了多少人力，害得我还生了一个月的病，可是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