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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候了……”谢辽萨竭力不让华丽雅看出他的激动，严峻地说。
她勉强克制着不要大哭，并没有听清他的话，只顾机械地穿过人丛向职业介绍所那边挤去。她又同样机械地从土豆底下取出一折为四的传单，把它塞进什么人的大衣或是短外衣的口袋里，或是干脆塞到箱子把手下面或是绑篮子的绳子下面。
在紧靠封锁线的旁边，突然有一群人惊慌失措地从职业介绍所那边涌过来，把华丽雅挤开了。送行的人里面有不少是半大的男孩、年轻姑娘和年轻妇女。他们里面有人在送别姊妹或是兄弟时，无意走进了封锁线，就再也出不来了。这使德国兵非常高兴，于是他们就动手乱抓最先碰到的青年和姑娘的手，把他们拉进封锁线。响起了一片叫喊声、哀求声和哭泣声。有一个妇女歇斯底里大发作。青年人吓得潮涌似的离开了封锁线。
谢辽萨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脸上带着痛苦和愤怒的表情抓住华丽雅的手，把她拖出人丛，直朝妮娜走去。
“谢天谢地……要不然这批坏蛋……”妮娜用她的温柔的、肤色浅黑的大手抓住他们俩的手。“今天五点钟在卡苏克那里……你去通知捷姆奴霍夫和斯塔霍维奇。”她低声对华丽雅说。“你们没有看到邬丽亚吗？”接着就跑去找寻邬丽亚：妮娜跟华丽雅一样，是总部的联络员。
华丽雅和谢辽萨互相挨着又站了一会，——他们非常不愿意分开。看谢辽萨的神气，似乎他有什么非常重要的话马上要说出来，但是结果他什么也没有说。
“我要走了。”华丽雅温柔地说。
不过她仍旧站了一会，后来对谢辽萨微笑了一下，回头望了望，忽然害羞起来，就提着篮子，闪动着两条晒黑的结实的腿，从山岗上飞快地跑了下去。
邬丽亚站在封锁线旁等待瓦丽雅从职业介绍所出来。一个德国兵让瓦丽雅提着箱子走了进去，又过来抓住邬丽亚的手，但是她不慌不忙地、冷冷地望了他一眼。有一瞬间他们的目光相遇了，兵士的眼睛里闪现出还带点人味的表情。他放了邬丽亚，扭过身去，突然对一个不戴帽子、头发浅黄的年轻妇女狠狠地吆喝起来，因为她不肯放开她的儿子，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最后那妇女离开了儿子，原来要被赶到德国去的并不是她儿子，而是她。那少年像小孩似的哭哭啼啼地望着她，她在职业介绍所门口最后一次对他笑了一笑，就拿着包裹进去了。
邬丽亚和瓦丽雅在瓦丽雅家的摆着秋天花朵的小房间里搂抱着坐了一整夜。瓦丽雅的老母亲一会走过来摸摸她们的头，亲吻她们，一会给瓦丽雅整理手提箱里的东西，一会悄悄地坐在角落里的小圈椅里：瓦丽雅走后，就剩下她孤零零的一个人了。
瓦丽雅哭得浑身无力，也安静了下来，偶尔在邬丽亚的怀抱里微微抽搐几下。邬丽亚却恐惧地意识到即将发生的那件事是无法避免的，她心软了，变得像大人了，她怀着孩子的同时又是母性的感情一直默默地抚摸着瓦丽雅的亚麻色的头发。
在灯光如豆的昏暗的斗室里，只能看见她们的脸和手——两个姑娘和一个老母亲的脸和手。
但愿能够永远不看见这件事就好了！不看见瓦丽雅和她母亲的诀别，不看见提着箱子在狂风怒号中的这次没有尽头的旅途，不看见在德国兵士封锁线前的这最后一次的拥抱！
然而这一切都发生了，发生了……这一切还要延续下去……邬丽亚带着满脸肃杀之气站在德国兵士的封锁线旁，眼睛盯着职业介绍所的门。
走进封锁线的少年、姑娘和年轻妇女都按照一个胖子上等兵的命令把自己的包裹和手提箱留在小广场的墙边，——说是行李将用汽车运送，——然后走到屋子里去。聂姆庆诺娃在上尉的监督下发给每人一张卡片，这是唯一可以在全部旅程中向任何一个德国当局的代表证明他们身分的证件。卡片上既没有持有者的名字，也没有他的姓，上面只有一个号码和城市的名字。他们拿着这张卡片走出来，上等兵就把他们排进沿着广场排列的行列。
现在瓦丽雅也走出来了，她用眼睛搜寻到女友，朝她走了几步，但是上等兵看到她要走就用手拦住她，把她推进正在排队的行列里。瓦丽雅被排进第三或是第四行的远远的一头，于是两个朋友彼此就再也看不见了。
这次惨绝人寰的离别的痛苦给了人们显示爱的权利。人群里的妇女一边试图越过封锁线，一边向孩子们喊着最后几句告别的话或是叮咛。可是行列里的年轻人，大部分是姑娘们，却好像已经属于另一个世界：他们低声回答，或是只挥动一下手帕，或是默默地、泪珠滚滚地凝望着亲人的脸。
但是这时施普利克上尉手里拿着一个很大的黄纸夹从屋子里走出来。人群安静下来。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
“立正！①”上尉发令。
“立正！②”胖子上等兵用可怕的声音重复一遍。
①② 原文为德语。
队列里的一切都静止了。施普利克上尉在第一前面走过，用一根结实的手指戳着前后衔接排列的每四个人的排头，把全部的人数点了一遍。行列里有两百多人。
上尉把纸夹交给胖子上等兵，把手一摆，就有一队兵士跑过来清除被人群堵塞的道路。队列按照上等兵的口令转过身，徐徐移动，由胖子上等兵领头的押送兵押着，缓慢地、好像无可奈何地在大路上走去。
人群被兵士们挤开，就拥到队列两旁，跟着队列走，一时啼哭声、哀号声和叫喊声融成一片拖长的呻吟声，随风飘散。
邬丽亚一边走一边踮起脚尖，老想在队列中找到瓦丽雅，最后终于看到了她。
瓦丽雅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朝队列两面张望，寻觅着女友，她眼睛里露出了因为在最后一分钟不能看见邬丽亚而感到痛苦的神情。
“我在这儿，亲爱的瓦丽雅，我在这儿，我跟你在一起！……”邬丽亚大声喊着，但是渐渐被人群挤开。
但是瓦丽雅既看不到她，也听不到她，仍然带着这种痛苦的表情张望着。
邬丽亚被挤得离队列愈来愈远，有几次她还看到瓦丽雅的脸，后来队列在“疯老爷”的房子背后朝第二过道口走下去，瓦丽雅也看不见了。
“邬丽亚！”突然在邬丽亚面前出现的妮娜说，“我正在找你。今天五点钟在卡苏克那里……刘勃卡来了……”
邬丽亚没有听清妮娜的话，只是默默地用那双可怕的黑眼睛望着她。
第40章奥列格的脸色略微有点发白，他从上衣里面的插袋里摸出一个笔记本，一边聚精会神地翻阅，一边坐到桌旁。桌上放着一瓶伏特加、几个酒杯和没有盛任何小吃的盘子。大伙也默不出声，脸色严肃地坐下来：有的坐在桌旁，有的坐在沙发上。大伙都默默地望着奥列格。
不久前他们还不过是同学，无忧无虑，顽皮淘气，可是从他们宣誓的那一天起，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似乎都跟以前的自己告别了。他们仿佛断绝了以前的轻率的友谊关系，进入了一种新的、更崇高的关系——思想一致的友谊、组织上的友谊、每人誓为解放祖国土地而流血的友谊。
在柯舍沃伊家的大房间里（它跟所有标准式房屋里的大房间一样），没有漆过的窗台上满是没有熟透的西红柿，一张胡桃木长沙发是给奥列格做床用的，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的床上放着好多拍得鼓鼓的、套着花边枕套的枕头，——这个房间还能使他们回想起在父母庇护下无忧无虑的岁月，但同时它已经成为秘密活动的场所。
奥列格也已经不是奥列格，而是卡苏克了：这是他继父的姓，他继父年轻时是乌克兰相当有名的游击队员，在去世前一年是卡涅夫土地部的主任。奥列格拿他的姓来做自己的化名；在他心里，对于游击斗争的最初的传奇性想象以及继父给予他的多方面培养勇敢性格的锻炼——田间劳动、狩猎、骑马、在德涅泊河上划船，——都和这个姓联系着。
他打开他用暗号记着一切的那一页，请刘巴·谢夫卓娃发言。
刘勃卡从沙发上站起来，眯起了眼睛。她的充满如此难以想象的艰险、会见和冒险的整个旅途都浮现在眼前，——
这些事就是讲两夜也讲不完。
昨天白天她还提着这只她觉得十分沉重的手提箱站在十字路口，可是现在她又到了自己的朋友中间了。
照她事先跟奥列格讲好的那样，刘勃卡首先向总部委员们传达普罗庆柯告诉她有关斯塔霍维奇的一切。当然，刘勃卡没有讲出普罗庆柯的名字，虽然她一眼就认出他，——她说她偶然碰到了一个以前跟斯塔霍维奇同在一支游击队里的人。
刘勃卡是个直率大胆的姑娘，在她不喜欢某人的场合下甚至有些无情。所以她并不讳言那人的推测，说斯塔霍维奇可能落到过德国人手里。
在她讲述这一切的时候，总部委员们对斯塔霍维奇连望都不敢望。可是他坐在那里表面上倒很镇定，瘦削的双手放在桌上，眼睛直望着前面，——他脸上的表情坚强有力。但是一听到刘勃卡的最后几句话，他的脸刷地变了色。
他使自己保持的那种紧张状态松弛了，嘴巴和双手松开了。他突然委屈地、惊讶地、同时又公然地对大伙扫视了一下，马上变得像孩子似的。
“他……他是那么说的吗？……他能够那样想吗？”他重复说了几遍，一面带着这种受委屈的孩子的表情直望着刘勃卡的眼睛。
大伙都不作声，于是他把脸埋在手掌里，这样坐了一会。
然后他把手从脸上拿开，轻轻地说道：
“我受到这样的怀疑，说我……那他为什么不对你说，我们已经被追逐了一个星期，而且上级对我们说过，应当分成小组散开的呢？”他抬起眼睛望着刘勃卡说，接着又公然望了望大伙。“我躺在矮树林里的时候，心里想：他们为了逃生准备突围，即使不是全体，也要有一大部分会牺牲，我也可能和他们同归于尽，可是我能够逃生，将来还可以有用。这是我当时的想法……现在，我当然明白这是一种借口。炮火这么猛……真可怕。”斯塔霍维奇天真地说。“但是无论如何我不认为我是犯了滔天大罪……要知道，他们也是要逃生……天已经黑了，我心里想：我游泳游得很好。我一个人可能不会被德国人发觉。等大伙都跑了，我还躺了一会，这边的炮火停了，后来在另外一个地方响起来，非常猛烈。我想：是时候了，——我就仰游起来，只露出鼻子，我游得很好，先游到河心，后来就顺着水势游。我就是这样逃出性命来的！……可是竟会引起这样的怀疑……这怎么行？……这个人自己，归根到底，不是也逃出性命了吗？……我心里想，我既然游泳游得好，我就来利用这一点吧。于是我就仰游起来。我就是这样逃出性命来的！……”
斯塔霍维奇坐在那里，头发蓬乱，样子像个小孩。
“好吧，就算你是这样逃出来的。”万尼亚说，“那你为什么对我们说，你是游击队司令部派来的呢？”
“因为他们确实是要派我的……我心里想：我既然活下来了，那就什么也没有改变！……归根到底，我并不是仅仅逃出一条命，我过去要、现在也要跟侵略者斗争。我有经验，我参加过游击队组织，而且参加过战斗；——这就是我要这样说的理由！”
大家心情都非常沉重，经斯塔霍维奇这么一解释，大伙都感到轻松些。不过这毕竟是一桩非常不愉快的事件。要是没有这件事多好！
大伙都明白，斯塔霍维奇说的是实话。但是大伙都觉得他做得不好，对于他自己的做法讲得也不好。这件事既使人气恼，又令人不解，叫人不知道拿他怎么办。
实际上，斯塔霍维奇也并不是外人。他也不是一个贪图名利地位或是追求个人利益的人。他这种年轻人从小就跟重要人物接近，在他还不能了解人民政权的真正内容和目的，还不能了解使用这种权力的权利是由这些重要人物用顽强的劳动和意志锻炼而取得的时候，他就已经因为经常采用这些人物表现权力的某些表面方式而染上了不良习气。
他是个聪明孩子，样样事一学就会。他在学生时代就受到本城重要人物的注意，其原因是因为他的党员哥哥们也是重要人物。他从小就出入于这些人的圈子，惯于在同龄的孩子中间谈起这些人来就像谈自己的平辈一样。他表面上很有学问，善于在口头上和文字上把不是他自己的、他还想不出来的、而是他常常听到的别人的意见运用自如。他在他的生命史上还毫无成就，可是在共青团区委干部中间已经被认为是积极分子。至于那些和他素不相识的普通团员，只看见他在所有的会议上不是坐在主席台上就是在台上做报告，一向更是把他当作要不是区一级、便是州一级的干部。对于他经常出入其间的那些人的工作的真正内容他虽然不了解，但是对于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和职务关系、谁跟谁是对头、谁支持谁等等情况，却了如指掌，于是在他的头脑里就形成一种关于如何使用权力的艺术的错误观念，仿佛它不是在于为人民服务，而是在人事关系上耍权术，以便得到更多的人的支持。
他模仿这些人彼此之间的带着嘲弄的、居高临下的态度，模仿他们直言无忌和独立的见解，但是他不懂得这种态度后面有着多么不平凡的和艰苦的生活经历。他总是故作矜持，来代替青年特有的活泼的和直接的感情流露，用矫揉造作的轻轻的声音说话，特别是在电话里跟生人说话的时候。总之，他在对待同学的关系上善于强调出自己是高人一等的。
这样，他从小就习惯了自命不凡；对他，人类共同生活的普通准则是不一定要遵守的。
到底为什么他应当牺牲，而不能像别人，像刘勃卡碰到的这个游击队员那样逃命？游击队陷入这种处境，过错并不在他斯塔霍维奇，而在别的比较负责的人，那么，此人有什么权利可以这样怀疑他呢？
在大伙踌躇不决，没有开口的时候，斯塔霍维奇甚至因为自己这种推论而稍微振作起来。但是谢辽萨忽然毫不留情地说：
“另外一个地方响起了炮火，可是他倒仰游着一走了事！炮火是因为游击队要突围才引起的，这时候每个人都很宝贵。
结果，岂不变成大家冲出去是为了救他了吗？”
指挥员杜尔根尼奇坐在那里仍旧保持着军人的姿势，脸上露出异常正直、果断的神色，眼睛并不望着谁。他说：
“一个战士必须执行命令。可是你在战斗中开了小差。简而言之——你是临阵脱逃。在我们前线，这是要枪毙的，或是关进惩戒营。这样的人要用血才能赎自己的罪……”
“我并不怕流血……”斯塔霍维奇说，脸色都苍白了。
“你只知道自高自大，再也没有别的！”刘勃卡说。
大伙都望了望奥列格：他对这件事到底怎么看法？于是奥列格非常平静地说：
“凡尼亚·杜尔根尼奇已经都说了，说得不能再好了。根据斯塔霍维奇的表现，很显然，他根本目无纪律……这样的人能不能待在我们队伍的总部里？”
奥列格这么一说，大伙心里要说的话都冲出来了。青年人群情激昂地痛斥斯塔霍维奇。他们不是一起宣誓的吗？——斯塔霍维奇干了这样的亏心事，他怎么还能起誓，他怎么可以不把这种行为坦白出来？这位同志可真行，居然敢玷污这样神圣的日子！当然，一分钟也不能把这样的同志留在总部里。姑娘们，刘巴和邬丽亚，对斯塔霍维奇鄙视到极点，甚至不屑发言，这是使他最为难堪的。
他变得十分狼狈，卑屈地望着人，竭力要窥探大家的眼色，一再重复说：
“你们难道不相信我？随便给我怎样的考验吧……”
这时奥列格的确表现出他已经不是奥列格，而是卡苏克了。
“可是你自己总该明白，不能把你留在总部吧？”他问。
斯塔霍维奇只得承认，当然不能再把他留在总部。
“重要的是要你自己明白这一点。”奥列格说，“至于任务，我们会给你，而且不止一个。我们要考验你。你的五人小组仍旧留给你。你可以有不少机会来恢复你的好名誉。”
刘勃卡这时说话了：
“他的家庭这么好，——简直气人！”
他们表决把叶夫盖尼·斯塔霍维奇开除出“青年近卫军”总部。他垂着头坐着，后来站起身来，克制着自己说道：
“这使我非常痛苦，你们自己懂得。但是我知道——你们不能不这样做。所以我并不怪你们。我可以起誓……”他的嘴唇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