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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长赵宽破例为社员们杀了一头猪，并对参加挖渠的社员说，今天大家都给我敞开肚皮吃，猪肉炖粉条白面馒头管够，大家听队长这样说，真比过年还高兴。午饭时大家真是可着劲儿吃，转眼一锅肉和两锅馒头就被消灭掉了。等到傍晚时，几乎所有参加挖渠的社员都开始拉肚子，只是队长赵宽一个人没有拉肚子，队长赵宽就说看你们这点出息，就跟八辈子没吃过肉似的，一边说着，就去大队部的卫生室请医生。这次因为来挖胜利渠的社员们多吃了几块肉而每人都掉了几斤肉，队长赵宽望着因拉肚子而个个都面黄肌瘦的社员们说，为你们杀了一头猪我还说办了件好事呢！敢情倒把你们害了，社员们说害啥呀？要是心疼我们再给我们杀一头猪吧！队长赵宽就说得了吧！都杀了咱春节吃啥？
我背着沉重草筐在孙村的土地上行走时，内心里是渴望能有一个人听我倾诉的，然而这个人一直没有在我的生活中出现。在很漫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只能喃喃自语地对土地、对风、对出现在我生活中的所有物体进行倾诉。这种喃喃自语的寂寞倾诉影响了我以后的生活，我在告别草筐走进第二生产队参加劳动以后，曾经历了一段无法和别人交流的漫长岁月，这一段时间里我只能一个人默默地劳动和沉默，为此队里一位新来的媳妇在和我一起劳动几天以后就断言我是个不会讲话的哑巴，她的断言让来检查生产进度的队长赵宽大笑不止，队长赵宽说他哪里是什么哑巴呀？他只是不愿意和你讲话，队长赵宽的话使得那位刚刚过门不久的新媳妇满脸通红。
乡村最大的不幸就是我们所经历的所有的日子都是陈旧的，今天重复着昨天，明天重复今天，所有的重复都让人无法忍受。这种无所事事的寂寞是我所经历过的人生最大的寂寞。七十年代中旬我曾无数次见证了孙村人的死亡，昨天这个人还鲜活着转眼他就死去了，他们的死亡都是非正常死亡。当年最无法让我接受的死亡就是我所在的第二生产队孙万明的死亡，孙万明死前的上午他还在锄地时和社员们说说笑笑，中午他就上吊死了。他的死亡据说是他因为收工回家后看到他风流漂亮的媳妇正在和村里的一位男人做爱。
七十年代中期的非正常死亡是司空见惯的，很多更深的夜晚风会送来阵阵撕心裂肺的哭喊，那是又一条鲜活的生命消亡了，我的最好的朋友小林也是在那些年代里死去的，他是看上了他的邻居家的漂亮女孩，那个女孩开始对他也有些好感，但不知因为什么漂亮女孩后来却嫁给了宋村的一个小木工。
朋友小林无法接受女友的背叛，就在1975年麦收前一个霞光灿烂的傍晚喝下了满满一瓶农药和半碗凉水。小林死后他的哥哥也在一次事故中丧生了，不久，唯一的姐姐也因病去世了，当年他的家中只留下了他年迈的父母，苦度着生命留给他们的最后时光。
七十年代留给我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我曾在很多宁静的黄昏泪流满面地回忆那段苦难的岁月。那段苦难的岁月虽然让我几乎对生活失去信心，但它却是一笔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使我在以后的日子里学会了守望和隐忍，学会了尊重生命，尊重科学。
苦难虽然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接受苦难的代价却是沉重的。我在背着沉重草筐和在生产队劳动的数年里，失衡的精神几乎崩溃，我稚嫩的心灵无法接受太深重的苦难。在那些年里我无数次想到过死亡，并且设想着哪一种死亡更轻松一些，但不知为什么，孙村虽然有很多人在那一些年代里死去了，我却一直没有死。我之所以没有死，大概是和我当年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有关，我虽然很早就辍学了，但却一直没有停止过阅读，我几乎把从孙村以及孙村以外可以找到的书全部找来阅读了，我读巴尔扎克、梅里美、小仲马、托尔斯泰、罗曼·罗兰等中外一大批优秀的中外文学作品。我在一个人面对旷野时曾无数次将自己装扮成书中的主人翁，我一忽儿成为小仲马笔下的阿尔芒，一忽儿又成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柯察金了，我在我的一个人的世界里是骄傲和自信的，但我在现实生活中却是脆弱和卑微的，我在七十年代里是拥有双重身份的，一种身份是虚拟的，一种身份却是现实的。
不知是哪一位作家说过，凡是从那些年代里走过来的人都是有很强的承受能力的人，他们可以承受心灵和身体的双重磨难。而双重承受磨难能力的人面对今天的一些小的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七十年代不光只有痛苦和磨难，七十年代也有善良人性的关怀。1977年初冬大队要在北河套的地里打一眼深水井，我被派去参加打井了，我和一小队的一位叫春凤的姑娘负责清理从井里打捞上来的稀泥。春凤是个很清秀的爱清洁的姑娘，即使是干这样脏的活她的衣着打扮也非常入时。当时正有她们队里的一位叫小雨的男青年追她，她似乎并不喜欢这个叫小雨的青年，在小雨来看她时她总阴沉着一张脸，一副冷若冰霜的样子，小雨也知道她不喜欢他，总是小心翼翼地和她说话。然而不管小雨怎么努力，她对他冰冷的态度始终无法改变，有一次我问她说小雨对你这样热情，你为什么对人家这样冷淡呀？她微笑着说小雨是什么东西你应该知道，他整个一不良青年，一队的人办的什么坏事都少不了他，他要像别人一样我也就答应他了，比如像你……她这样说时，她的脸首先红了，我的脸也红了。
从此后我们之间的关系似乎就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她每次和我讲话时脸都微微有些泛红，我和她讲话时也显得有些不自然了，而且我们双方讲话的方式也开始变得小心翼翼，充满柔情。干活时我也故意抢着多干一些，她明白我是在有意照顾她，就充满感激地红着脸望着我说又让你挨累了，摊上了我这个拖后腿的人！我说没啥，摊上谁不也得这样干吗？她又羞红了脸，并为我拿来一条早就准备好的白毛巾。她家里的日子很好，有时家里做了什么好吃的，她也要带来一些拿给我吃。有时倒班倒到夜里十二点以后才能回家，我就送她回家，送到她家门前，她也不急着进去，却睁大一双眼睛定定地望着我，望了一会儿，她会轻轻地叹一口气说你也回吧，并飞快地握了一下我的手。我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麦秋才结束，本来她已经答应了嫁给我，但她的一双父母却不同意我们的婚姻，原因是我的地主成分，她于第二年秋天和北京近郊的一位菜农结婚了，她的出嫁使我万分痛苦，我没有怪她，相反我却深深地感谢她曾经给我的爱。
她出嫁以后我也离开了故乡去四处漂泊了，漂泊的日子是苍凉和无助的，但我并不怀念故乡，因为我知道在故乡劳动的日子比我去四处漂泊也好不了多少！在故乡的七月钻进蒸笼一样的青纱帐里锄地，其感觉是城里人想不到的，我在读过郭小川写的“北方的青纱帐和南方的甘蔗林”的诗以后，曾经对这首诗提出过质疑，我以为郭小川一定没在七月炎热的日子里去北方的青纱帐里锄过地，如果他去锄过地他一定不会用这样唯美的语言去歌颂北方的青纱帐，不知他后来在团泊洼劳改时去给青纱帐锄过地没有，如果他去锄过地，他也会给自己曾经如此垂青的青纱帐重新定位。
多少年过去了，乡村已不再是七十年代的乡村，今日的乡村充满欢乐和幸福，没有人再去七月的青纱帐里锄地，更没有人再到风雪飘摇的日子里去平整土地，乡村人过起了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很多乡村已经不是鲜活在我们记忆中的乡村了，记忆中的乡村尘埋在岁月的深处，记忆中的乡村比土地还要沉重。我在二零零五薯春时节曾天真地去寻找记忆中的乡村，和乡村夜晚沐浴在银色月光的打谷场，我的寻找虽然执着但却是徒劳的，我寻找的足迹踏遍了周边数百个乡村甚至深入到承德的边远山区，我终于没有找到我记忆中的乡村和沐浴着银色月光的打谷场。我知道我生命中的很多东西都遗失在岁月的深处了，这些遗失的东西无论我怎样去寻找，也找不回来了，就像我们生命的大部分的生命我们也找不回来了，它们都已经遗失在岁月的深处了。你既然无法找回你遗失的大部分生命你也就无法找回遗失在你岁月深处的一些东西，其中也包括记忆中的乡村和沐浴着银色月光的打谷场。
哦，我们生命中太多的东西都渐渐远去了。我们生命中还留下一些什么……
（《天津文学》201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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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3章 蚂蚁（1）
李家淳
一、所谓家园
在一棵大树下，有一个蚁巢。
稚童无知，捧来溪水灌入巢穴。像一个遭遇外敌突袭的国度，顷刻间，蚁群陷入动乱。在被淹的出口处，蚂蚁呈难民状四处流散。骚乱过后，地上凋零着一些断肢残腿——那些痉挛的细长触角，扩大着灾难的倍率——蚂蚁部落似乎经历着行将毁灭的历史。
即使如此，在逃难的队伍里，有几只反常的蚂蚁。它们缓缓爬行，一步一回首，最后折返身体，伏在水淹的家门边，不像告别，倒像是默哀和检讨。
从簇拥在一起的情形看起来，中间腹部肥大、触角粗短的那只，大抵是蚁后；而相随在它身前身后的另外几只，身形小巧而头部较大、上颚发达，是那种卫兵模样的身份。这种蚂蚁，书上说是“兵蚁”。除此以外，还有一种“工蚁”，形体同样瘦小，善奔走，日常职责是建造和扩大巢穴、采集食物、饲喂幼蚁及蚁后等。当一场灾难降临头上时，我们看到“兵蚁”的忠诚，而那些夺路而逃的，无疑就是数量众多的“工蚁”了，是蚂蚁部落的老百姓。
时间过去很久，“蚁后”和“工蚁”一直守在被毁坏的巢穴外。我们无法获知其中隐藏的秘密，或许，它们像废墟上的国王和将领，正在作出种种复兴和重建的打算吧。那些原本逃窜出去的蚂蚁，此刻开始顺原路返回，慢慢集结在“蚁后”周围，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个拆散不了的部落。
事实上，在孤独的环境里，蚂蚁根本不能存活。命运一旦孤苦伶仃，它们就会不吃不喝，很快死亡。依靠群体的力量生存下去，是蚂蚁自身的本能，一套神秘的信息沟通系统，将部落成员紧紧地维系在一起。所以，尽管渺小，它们的群聚方式和坚韧的性格，总能让蚂蚁们在灾难中克服困境，重新在废墟上建造一座家园，并采集食物、生儿育女。
第二天，就像根本没发生什么事似的。在头天被水淹过的洞穴一侧，一个新的蚁穴已然建好，洞口，几只小蚂蚁正在贼头贼脑地探身出来。撒下几粒饼干屑，只见它用“爪子”推推食物，又趴在上面嗅嗅，待确定清楚了，便飞快地往洞内跑。不一会儿，一队蚂蚁蜂拥而出，将食物团团围住，它们抬着那些食物，迈着款款碎步，收工回营了。
——一场盛宴，正在它们眼前铺开。
不知蚂蚁们是否需要睡眠，按理说，万物同源。它既要吃东西，其他的需要和欲望自是免不了的，比如做爱、喝水、打架、争地盘、唱歌或者叹息。
我怀疑蚂蚁们没有时间概念，活着的过程就是它们的时间履历。什么白天和晚上，或者刮风下雨出太阳，什么树木发芽落叶飘零，甚至人类的诸多新闻事件，它们都是无暇关注的。生存下去，这是蚂蚁们唯一但是永恒的主题。
小时候在老家，常见这些小蚂蚁们列队穿过阶沿，往泥巢潜行；有时候，在某片沙地上，看见它们笨拙地攀爬向上，野风一起，沙粒一卷，霎时，便踪影全无。“红蚂蚁”，我们惊呼一声，像呼喊溺水者。几只小手，本来还在捏沙土做小房子玩，那一刻都为蚂蚁的去向而牵挂。“看，红蚂蚁！”又是一声惊呼，声音是喜悦的——那小东西竟然很快从沙土中拱出身体，摇摇晃晃地顺着原来的方向蠕动着。
昆虫学家计算过，如果没有外力侵害，蚁巢可在一个地方生长一年。那么，在同一个屋檐下，我们第二年见到的蚂蚁，或许不是前一年的蚂蚁了。
先前的已经搬迁，或者已经是蚂蚁的下一代子民。谁知道呢，它们体若尘泥，形貌相似，人的肉眼辨认不了。顶多在搬家时，会惊动左邻右舍，过后去向如何，视乎它们自己的命运。
爬上海拔800米的迈田迳时，我已经浑身透汗，脚底酥软如踩了棉絮。
我空手而行，身上不带一物，在狭窄的山路上走得气喘吁吁，这使我暗暗地佩服挑着重物走在前头的迈田迳人。他们世代住在山上，男人负责开荒种地、伐薪烧炭，女人采摘山货、编织扫帚和操持家务，唯一目的就是繁衍生息。
从我所居住的小松街北行三十里，先是乡道，再是田间小路。然后，路面变得崎岖不平，行走速度慢了下来——连绵起伏的山峦在云雾中隐现，空气新鲜和湿润，冷清和孤寂逐渐袭来。当爬完五道山岭之后，在密林里，山路遽然下转，像一条带子往谷底弯曲延伸。青苔覆盖在石阶上。蜥蜴和千脚虫横卧在路中间。偶尔会有一条小蛇从草丛里窜出，又迅疾隐没。无名鸟发出几声怪叫，树林里传来秋蝉嘶哑的嗓音。远处的涧底有“沙沙”之声响起，正在凝神，山里人说是有野猪出没。估摸着快要转入天荒地老的时候，几间木头和泥巴垒成的屋子隐在树林深处。房子依山傍溪，随地势局促倚立。屋瓦黑亮如烧炭人的脸，黄泥的墙身几经风蚀，像一个老者的暮年。屋檐下堆放着劈柴、农具，牛圈在住屋的西侧。屋内光线较暗，所有的家具都是竹木制成的，山墙被煤油灯的烟火熏得漆黑。除了一头牛，看不到任何家养的禽畜。
“黄鼠狼和野猪半夜都来，养不了。”瞎了一只左眼的贤明对我说。他的眼睛是被铳打伤的——那时候他还是二十来岁，常常结伴去后山打猎，结果晚上被邻村人当成了野猪。他在黑夜中忍住剧痛，挣扎着爬回家里。“啊啊啊”，他干号着躺在担架上，那眼里没有泪水，只有血水冒出。等送到山下的卫生院时，他差点死在血泊中。躺在卫生院的病床上，一个多月，“哼哼哼”，他每天呻吟着。身上痛，心里更痛——住院费花了两年的收入，比剜肉还难受。从此，他睁着一只眼睛看世界——世界在他那里原本就很狭窄，现在更是残缺不全了。
“山里人最大的享受就是去街上赶集，累是累点，卖了东西可以吃餐好的，手头也宽裕些。”他说起去小松街赶集时的情形，半只眼睛闭了起来，像麻醉了一样。我卷了一筒山里的烟丝，吸进嘴里又苦又涩。
每逢赶集，山里人总要挑了东西下山来。男人肩头不是驮着毛竹，就是挑着木炭，衣服上满是烟火色，落满炭屑，那脸也是黑黑的，只露出两只白眼仁；个别后生却和老一辈的不同，他们会趴在溪边将脸面洗干净，摸出随身带的木梳子，将长头发梳出漂亮的分头，三七开。他们担子上挂着的黑皮革背包内，还装了一身干净衣服，快到街上时，便躲到僻静处，换下那身脏衣服，像模像样地穿过街上琳琅满目的摊子，往竹木市场走去。因为日照少，喝的水质也好，女人脸子很白，透出红色，衣服也光鲜。惹得街上的浮皮浪子死命地追着看，挑了扫帚的女子于是脸红得更加厉害，低了脑袋从人群里挣脱出去。集市是下午开始散去的，卖完山货，这些人肩上都不空着，化肥、农具、日用品，担子不比来时轻。等到他们翻上山岭，转回家里时，天色已经擦黑了。“没人空着手回家，只有好吃懒做的二流子才会那样。”他们说。
在山里，时间过得极慢，却有清晰的走向。每一天，每一季，每一年，从树叶、草色、动物们那里，可以获得时间的信息，生活框定了它固有的节奏。种着极少的薄地，靠山吃山。乐趣并不缺乏，在新鲜的气息中上山、入涧、下地、回屋，和野兽斗法，也被蛇虫所伤。日子简单、粗糙，有一丝土腥味、汗味。晚饭都是天黑后摆上木桌的，男人喝自己酿的谷烧酒，喝到半酣，哼一下野曲子，哥啊妹的。唱歌的哥哥看自家女人掩嘴窃笑，便扳过那软软的身子，“呜呜呜”，灶鸡被惊吓，一律噤声，只剩下山野的静谧了。天亮时干活，天黑时睡觉或者做一场山里人自己的“爱”，他们说“那事”。一代代，没有什么改变。有时赶集，男女结伴奢侈地看场电影，便从那好看的画面里学习些普通话，回来学舌一通，惹得听者“咯咯咯”地笑。在山里，读书走进城市的人凤毛麟角。到贤明这一代，迈田迳也有上百年历史了，1983年出了一个军校生，小村并没有更多的激动。那后生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