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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接着说她已发起一种妇女运动，激励全国各地的妇女，唤起她们“高度意识的爱国心与责任心，因此可以给男子以必需的帮助。”
此外她们还参加红十字会工作，慰劳将士，并且担任募捐，和组织演讲队，“使全国的民众，了解国家的实情，以及迫不得已而从事抗战，必须奋斗求生的处境。”
接着道：“我们必须晓示全国人民，什么都不要害怕，我们中国被人侵略，被人凌辱到这个地步，不惜做重大牺牲以求生存，是有极大必要的。日本军阀惨无人道地残杀我同胞，也得使全国人民深印脑际。
“我们与其无端地给人屠杀，不如牺牲生命，尽量作种种辅助前线战士的工作。当这国难严重的时候，凡我妇女应当尽力提高民气，辟除谣言，绝对服从政府命令，并且要劝告全国国民都能照着命令实行，一方面更要勤劳工作，按着经济原理，保持国家衣食的资料。并且将来或许有一个时期，耕种工作和其他男子担任的事业，都需要妇女去做，所以妇女必先从事组织，有所准备。我以为我们最大的义务，在发挥我们的力量和决心，为救援国家民族而不惜做任何牺牲。”
继云：“全世界妇女的地位，现在已渐渐显得重要了。若干事业，已不再认为专属于男子的了。中国也有这种现象，从前男子所独占的事业，中国妇女现在也有许多效力的机会。可是，不论它是好现象，或是坏现象，女子不能没有男性的合作，男性也不能没有我们女子的辅助，在工作方面男女是相需相成的。”
记者就向夫人建议，或者可以借本社的传达，向英美妇女呼吁，请她们共同进行终止战争的方法。当时蒋委员长也在座，夫人就译成了华语把这问题告诉他，两人用华话略谈了几句之后，夫人道：“当中美无线电话通话的时候，我就借那个机会，发表我的怀抱，我说现在中国各处被人摧残，到相当时期，一定要扩大的，我们妇女，应当如何竭我们的能力，终止这种可怕的危机。当时我并且询问美国罗斯福总统夫人，世界妇女，能不能在她领导之下，一致进行消弭战祸的工作。
“然而我们的呼吁，显然是徒费唇舌的，因为日本军阀在急剧地准备着重演她一九三二年野蛮的故技，派遣了飞机，用雨点一般的炸弹，轰炸睡梦之中的闸北无辜平民。
“这种可怕的残杀和焚烧，后来又发现于天津及华北各地，目下并且重演于上海，而通商各国，目睹他们的利益，被侵略者摧残殆尽，仍旧袖手旁观，毫无举动，所以我对英美各国的妇女，虽欲有所呼吁，但不知道应该作怎样的建议，才可以鼓起世界妇女的热心，来共同制止这种残忍的侵略，这种广泛地屠杀非战斗员的暴行。这种暴行乃是战时公法所不许可的，但并未正式宣战的侵略国，偏偏毫无忌惮，正在为所欲为呢。
“但我可以告诉英美的妇女们，因为国际公法和条约权益，显然已给人全盘推翻，这种‘不宣而战’的惨剧，从前既使我国的东三省蒙沦亡之痛，也使外国的商人，受到极大的损失，如今再深入到我国沿海的重要口岸，那末，这种祸患的推演，将来为什么没有在贵国随时发生的可能呢？
“中国自革命以后，因为建设过迟，国力未充，所以此刻从事抗战，损失一定很大，但我们无论怎样，一定要为了我们的生存，抗战到底。倘使在中国有大宗商业利益和巨量投资的各国，在东亚有殖民地和巨量投资的列强，坐视着日本军阀在我们劫后灰烬之上，建立日本大陆帝国，漠然无所关心，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列强如若还有尊重条约和协定的意愿，他们就应当从速把这里所进行的事实，加以确切的认识，一方面筹措自卫的方略，对犯法干纪的国家，加以惩罚，正像一般社会的惩罚杀人犯和破坏契约的人们那样。
“怎样实施，无须我的赘言，但对付一般的罪犯，用一间隔绝的牢狱，少许面包，一瓢清水，经过相当时期，未始不能使他有所感悟。所以现在的国际警察宣布这犯人的罪状，国际审判官‘给以刑当其罪的惩罚’，实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倘不如此，那末，保障国际安全的条约，原已发生动摇，如今更进一步地故意使它全盘破坏，而万恶‘战争’所变相的‘事变’，也将层出不穷。
“这一再侵略我中国的犯人，她的罪大恶极，乃空前所未有。这一次的发动，事前也并非没有预谋。几年以来，他们处心积虑，阴谋狠毒，不惜采取种种卑劣阴险的手段，想不费一些力量而灭亡我中华民族的事实，不仅报纸已有披露，我们并且也曾申报国联，想大家早已知道的了。
“别的不说，只要看日本军阀和他们的走狗，如何用大批的鸦片和毒物，尽量输入我国，想消沉我国人民的志气，并使他们的身体萎靡孱弱，不能捍卫国家，日后一朝有事，因为道德和精神的堕落，就易于收买，用为间谍，以便利他们的行动，日本军阀手段的卑劣可怕，就可见一斑。
“日本军阀对于这项工作，真所谓尽了鬼蜮伎俩的能事，获得了他们所需要的恶毒的效果。所以我们在中国各处，随在都可以发现汉奸，这种汉奸，受了敌人毒物的贿赂，就只好服从主人，做种种破坏的工作，有的在通到飞机场的路上，射放暗号灯光，或用其他方法，使日本轰炸机便于用杀人毁物的利器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有的在无线电中和他们通消息。在华北方面，并有高等的汉奸组织叛逆的傀儡政府，使日本军阀有所借口，说‘民意’需要这种‘自治区域’。
“可怕的罪恶，可以和人道主义抗庭相争，现在已见诸事实了，这是值得我们加以深思的。我们看日本军阀所集合的所谓‘自由民众’，游行街市，高呼拥护日方的计划，世界人士，目睹了这种现象，一定觉得这一群参与者决非人类，而是日本军阀所雇用的不幸烟民，连自己所做的什么事都不知道。然而日内瓦和各国政府，并不是不知道这种痛心的卑鄙残酷的事实。他们并且明白今日所进行的残杀，它的前因后果，怎样一步一步地发展到目下的状态。所以，对于世界妇女，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第二部分战争与中国女性（1）
1937年10月6日应澳大利亚某杂志邀请所写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民，对于中国女性的观念也各有不同。那些浪漫主义者印象中的中国女性，是在花叶掩隐，亭台复折的曲径小道之上，姗姗微步出来的一位云鬟翠袖的人物；另有一种人，所见的中国女性，则是沉静而耐苦地跟男人共同在田里辛勤工作，或是与自然界的困难，作奋勇的搏斗。到中国来游历的人，他们脑海里总特别保留着两种不同的中国女性的图画，一种是刚进中国口岸时所看见的许多以船为家的妇女，她们使着劲，淌着汗，驾了一叶小舟，做我们所谓的“摇橹”工作；另一幅是登岸后看见的现代女性，她们礼貌娴雅，不仅服饰美好，还能在社交场中，应对得宜，使满座生辉。侨居我国的外人，都有他们现实的观念，他们目睹中国的女性挣脱了古旧习惯的严酷羁勒，不仅从家庭的牢笼中走了出来，并且带着她们的才干和勇敢，进入了以前只有男性效力的，职业与经济的圈子。
除了第一种印象之外，这许多观念全没有错误，悠闲荏弱，以病态为美的日子早已过去了。我们已有一个新的时代，在这新时代里，女性用新的确信自立了起来，并且用新的眼光来批判人生。但是很不幸的现在中国已被战争的祸患，变成非常不愉快非常苦痛的时代了。这战争，各国虽不承认它是战争，实则是残酷无比的战争，它的进行，完全不受任何规则，任何法律的节制，凡是近代技术所办得到的一切大规模杀人工具，都给敌人完全利用了。
死亡与毁灭，每天自各处的天空下降，自北至南，以及辽远的内地，凡日本飞机飞翔所及的地方，都遭受猛烈的炸弹的投掷，许多非战斗员和妇孺，被炸得血肉横飞，死伤枕藉。他们的家室，不论是茅屋，是精舍，都受到同样的命运，有的炸成废墟，有的烧成灰烬，敌人的空军是绝不尊重生命与财产的。
生活于这种灾祸侵寻之中，从炸弹之下幸存生命的中国妇女，已经严切领受了当前的事实，她们立刻觉悟了自己的责任，认识了在国难期间应尽的义务。本来各阶级的妇女，按着她们各种环境的需要，同样有尽力的责任的。
战士为了卫国卫家在前线作战，妇女在后方辅助，后方照例比较安全，可是我国的妇女所感受到的死伤危险，与前线并无分别。战壕里的死亡原在意中，所以也可以说后方比了战壕里还要危险。若干地带，当然有防空设备，可是中国面积太大，多数偏僻的城市村镇，就没法有这种设备。距离战区很远的民众，他们决料不到死伤会落到他们身上，他们也不明白一向赐给他们福祉的天空，为什么会降下可怕的炸弹来，那样的酷烈，那样的凶猛，把他们送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去。成千累万的非战斗员和妇孺，就这样地被屠杀了，这样地被伤害了，而这种屠杀与伤害，还在继续进行，凡是轰炸机所到的城市，每所医院都有人满之患，全国的医药用品，也感到供不应求。
各线大批的伤兵，原已把医院挤得毫无空隙，而临时为受伤者所安排的各种场所，也早有人满之患，于是医疗一事成了十分困难的问题。从前佛劳伦斯奈丁格尔的时代因为医疗技术的简陋，已足够可怕的了，现在虽医学进步，运输便利，可是在许多人烟稠密的地方，杀人如此的迅速便利，而无法给以适当治疗，其伤心惨目实在超过了从前好几倍。
一枚炸弹往往可以戕贼一百至二百名生命，可以伤害四百至五百名民众，所以组织服务团体，以求迅速地进行援救工作，就非常需要。我们在这方面已有极大努力，而且还在继续进行，这种救护工作固然有许多自告奋勇的妇女在服务，但抗战中其他方面的许多事业，她们也正在尽力推进。
社会的壁垒，跟着无数家室的毁灭而崩溃了。任何年龄，任何地位的妇女，都得把绝大的力量来贡献给当前的工作。战争开始的时候，社交的享受就停止了，没有娱乐，没有欢会，谁都专心一志于救死扶伤，慰劳军队，以及各种切实的救国工作。宴聚联欢，不论主客双方，都觉得是近乎犯罪的行为。西洋人每当危难的时候，往往用社交的欢乐来排遣身心，我们这里是绝对不赞成的。当敌人侵略国家，同胞惨遭患难的时候，那些漠然无动于中的人们，即使偶寻欢娱，大家也要加以责难。
我们没有眼泪，没有伤感。中国应付国家灾难和个人祸患的哲学态度，只有埋头苦干。
没有设防的地方，受到飞机的轰炸和扫射，自不免惊惶震骇，但同时这种暴行只有鼓起我们的勇气，我们谁都绝对没有怨言，焚烧最甚的上海，以及其他为轰炸机所尽量摧残之处，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
这真是坚定不拔的苦行主义——或许像西洋作家常说的所谓东方人士特有的镇静。无家可归的饥饿难民，他们麇集在南京上海广州等被轰炸城市的街头巷底，以及被烈焰所驱逐到了内地的无数群众，他们都用沉默来忍受苦难，这真是英勇精神。还有吸收难民的许多僻远村镇，那里的农民和居户，也绝无怨言。大家都挑起担子，努力负荷，什么地方能够生存，他们就不辞艰苦的生存下去，倘有牺牲的必要，也就慷慨牺牲。
那些没有毁家失业的妇女，她们都自愿参与接济兵士，救援贫民的工作。我们这里所产生的现象，和各国在战时所有的现象，完全没有两样——妇女界的领袖，各阶层的妇女分子，都忙于编织绒衫，翻制棉衣，缝制短衫裤，以及绷带被单等等东西。
已有一百个妇女推销队组织成立，销售一百万救国公债，此外，有的还在组织中。收集金银珍宝以充实国库的运动也踊跃地在推进。女界领袖慷慨捐输或出力办理医院及难民收容所。上海女子青年会，妇女俱乐部及金陵女子大学毕业同学会在上海所办的难民收容所即为一例，他们不但供给经费，并且还供给工作人员。办理得整洁卫生，秩然有序，是上海首屈一指的难民收容所。
第二部分战争与中国女性（2）
从慰劳伤兵，赡养难民起，一直到提倡节约运动，整个的战时工作中，中国妇女都在贡献她们的能力和财力。酒楼的侍女，舞厅的舞女，如今都在医院及救济机关里辛勤工作，也有若干年轻女性，驾驶着开赴战场的汽车或运输车辆。
急公好义的举动，到处很平常地在发现。有一位妇女教师，把她平生所积蓄的五千块钱，隐名捐给国家，自己却并不承认，只有极少数的亲密朋友晓得她这侠义行为。有一位四十岁的女子，教过几年书，现在她负担着四五个孩子的扶养，正贡献她的全力来做战时救济工作——缝制绷带等等。她说，照平常的情形，她可以再活二十年，但如今她忻然地愿意在以后十年的抗日战争中，耗尽她的精力，使她的孩子，和中国所有的孩子，能够有一个幸福的将来，不致沦为奴役。
政府的计划，虽要公务员的眷属儿女，都离开首都，但她们大部分，都把孩子寄养在亲戚家里，自己却不厌不倦地献身救国工作。中国的母亲，宁愿她儿女荣誉的死亡，不愿他们做日本统治下的奴隶。
“不尚空谈，惟有苦干”的教条，已有多种事实证明了，我认为这是精诚与进步的表征。各就能力以服务的要求，如潮涌而至；各方面的妇女，都愿按着她们的能力，要求安排到相当的位置去。有两三位中国妇女飞行家，意欲驾驶战斗飞机，但我们没有允许；虽则在外国已经有女飞行员参加到各种空中工作去。不幸我们不能不拒绝这种英勇的请求，但同时也得深深地嘉许她们的志趣。
但为什么突然地要全国的女性竭尽了她们全力去干这种救济战祸的工作呢？她们的力量，她们的热诚，正可以在和平的大道上，推进国家的复兴，而现在却要她们做这种痛苦的工作？原因是非常简单，只为了数年来尽量威胁我们的日本，现在从他们首相口中宣称要“打击中国至屈膝，不再有抵抗能力”的日本，尽量采用了各种凶暴的策略，努力阻止我们国家的统一，行政主权的完整。
最近几年来，中国在建国工作上，已有惊人进展。驱除了若干割据自私的军阀以后，统一完成了，同时还急切地推进着福利民众的具体政策；如新生活运动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这两种运动的目的，是要一方面改良人民的精神生活，一方面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
从前有若干军阀，他们有意无意地做了日本的工具，日本军阀不断在阴谋诡计，要使中国继续紊乱，继续在纷扰的状态中。中国民众从军阀的暴政之下解放以后，就发展了一种新的国家意识，因此日本的阴谋诡计就没有成功。现在爱国心发扬起来了，淡漠的态度也消失了。
奇怪的是，日本的领袖，似乎没有认识中国这种显著的迅速转变。这种转变，实则是日本军阀促成的，他们利用中国一心整理内政，世界各国战后疮痍未复的时机，侵略中国，强夺我们的东三省。日本在大陆上得到了这立足点后，他们的野心家就决心积极推进，他们看到世界各国放任他们恣意的破坏九国公约，非战公约，与国联盟约，而丝毫不加以裁制，就以为列强无意顾及远东，或者畏惧日本的军力，于是他们就目空一切，瞧不起世界列强了。
对中国，他们进行着一贯的政策；用鸦片及毒品来毒化我们的人民，或制造所谓“自治”区域来破坏中央政府的主权，这种 “自治”区，都有日本“顾问”占据着重要地位，日后就可以直接掌揽大权。他们认清了发动战争的好机会，就制成“意外事件”以遮掩世界的目光，俾达到调遣大批军队到中国，占领中国领土的目的。现在他们正在作这种努力，准备着他们实际操握政权的步骤，收买失意军阀政客，借他们的名字来倡导所谓“自治”运动，日本却对外宣称这种运动是出于人民的公意。北方已有一个傀儡政府组织成立，行使那日本人看来确是他们这次侵略收获的“职权”。
田中奏摺拟定了日本统治亚洲大陆的策略，上述的一切，都是在逐步实现这著名的计划。目下日本海陆军领袖，希望建立一个日本大陆帝国，使他们立刻成为亚洲及东方民族的主宰者外，同时还想在西洋各国之间，成一霸主，他们的野心实在比田中更进了一层。近年以来，那奏摺中的计划一步一步的见诸实现，如今谁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