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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平淡的法语现象上存在着人类深刻的一致性。基因学家试图区分并定义不同种类的人,却最终放弃,这便证实了人类在生物学上的一致性。当然,人类中的个体是千差万别的,不同种类的人种有不同的基因组合,但这些区别远不足以在各种“类”间清晰地划出界线。人类共同演变的历史导致了其一致性。只要再往前追溯几千代人(在人类历史中这只是极小的一部分),就会看到今天的所有人都拥有共同祖先。从生物学角度来说,惟一真正有意义的划分界线是男人与女人的区别。
关于生物课的一些回顾
请让我在此重提一下基因学关于两性的基本内容。在自然所产生的两个人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并不在于黑人和白人、黑女人与白女人(由极少数基因的不同而产生)、或是A型与B型血的人、“正因子”人与“负因子”人(由一个基因的不同引起),而是男人和女人,因为他们之间的区别不只是一些基因的不同,而是整个染色体的不同。在一个男人身上的23对染色体中,有一组是由两个不同的染色体X、Y构成,其基因型写为XY,而女人则拥有一对相同的染色体X,写为XX。因此男人和女人的生理构造根据不同的基因模型展开,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路。
这种不同是在受孕的最初瞬间产生的。母亲提供的卵子都包含有一个X的23对染色体,而父亲所提供的精子则以相等的可能性包含X或Y。一切都在于两个细胞的相遇,所钻入的精子携带的染色体决定了未来的孩子是女孩(XX),还是男孩(XY)。是否有些细微的因素引导着事情朝着某个预定的方向发展呢?我们是不知情的。最好就是将它看做巧合的产物,或者更严谨地说,结果是偶然的,两种可能性各有一半的机会。
一旦精卵细胞的融合结束,结果也就确定了,不同的道路已经形成,接下来机体或是去发展所有产生卵子及妊娠所必需的东西,或是产生精子所必需的。但并不只有被称为“性器官”的部分体现了两性的不同:人体内的每个细胞都收到一个基因组合的完整复制,使它知道自己属于一个男性机体还是女性机体。无论每个细胞的职责是什么,它都被印上了这一属性。
对生育机理和生物学所定义的性别的理解是新近才有的,它是20世纪的贡献之一。我们还只是刚开始探讨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并剖析以往传说中所传达的观点,那些人们想像出的种种传说在这一领域尤其盛行,神秘的生育问题多半是最能够刺激人们想像力的。
“神秘”现象现在被一个简单的过程解释清楚了:形成胚胎需要将一个含有父亲基因一半信息的精子细胞核填入到卵细胞中,卵细胞核中也包含有母亲基因的一半信息。这一新的理解带来了一种可能性,即人为地制造不同于自然所自发完成的事件。例如,为什么在给卵子配对时不能用另一个卵子的细胞核代替精子提供的另一半的基因信息?倘若某天这样的操作成功,便可确定孩子是女的,因为整个过程没有Y染色体的介入;而且她有两个母亲。由此可以拟定一份让部分女性满意的蓝图:一个专门生育女孩的女性社会,有何不可呢?这样的前景预测至少和克隆现象一样值得思考。所谓克隆是指在卵细胞中植入从活的生命体上取出的细胞核:如此受孕所生的孩子与摘取细胞核的母体有一样的基因组合,从生物学角度看,他将成为母体的复制品,“克隆”产品。生育活动的一切偶然性行将消失。由此可见这也正是个伦理民主领域内值得争论的话题。
就目前来看,这些东西仅仅丰富了科幻小说作者的想像力,但到你们这一代,这一领域内必然会出现惊人的科学运用。这些推论展示了自然力以外的可能性,并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文化所构建的关于两性角色的看法是多么可笑。那些以前所能给出的解释下的幻想,现在大家都已知道它们与真实情况并无联系。
希腊人就生殖问题所给出的错误答案曾引起严重后果。他们认为一个“个体”是天生不可分割的,因此顺理成章地它不可能有两个来源,所以尽管外貌上与父母均有相似点,实际上只有一个真正的基因遗传者。希腊哲人们并没有多想就认定父亲为基因遗传者。这一假设的后果便是认定了男人的生理组织包含孕育孩子的基本元素,他们是播种者,而母亲只是代产的土地。
关于人类生生相息现象的这种解释与其他一些基本问题的答案一样,都具有“政治性”后果,它肯定了国家该由男人来控制,因为他们身上带有下一代将有的特性,下一代是他们未来的保管者,所以把男人而不是女人看做公民是很正常的。世纪更迭中,“亚里士多德如是说”成为权威的论据,让人们坚信不已,从未曾遭到过怀疑,至今我们的文化仍然深深地带有这一信念的烙印,然而它与事实正好相反。
关于家庭姓氏传延的规定,成为这一错误被普遍认可的最明显例子。孩子沿用父亲的姓氏只能从亚里士多德那儿找到依据,因为他将男人看成播种者,然而谁都知道这并非实情。按理来说在孟德尔孟德尔(Mendel,1822~1884):奥地利植物学家,1856年开始植物杂交实验,1866年发表的实验结果成为基因学基本法则。
的发现(每个有性别的人都继承了来自父亲和母亲各一半的基因信息)之后,传统的家庭姓氏制度就该销声匿迹了。姓“雅卡尔”还是姓“杜邦”严格来说毫无区别。倘若由我到你的家谱上只有男性,那么你就是个姓“雅卡尔”的孩子,但若有女性介入了这条线谱使你姓了另外的姓,这个细节一点也不会让我们之间就此拉开距离。难以想像,这一规定带来的不良后果,女人们竟忍受了如此之久,不仅她们自己在婚后丧失本姓,生下的孩子也要用父亲的姓。而其实就生育本身而言,用母亲的姓氏也是一样完全合理的。
但若仅为澄清实情而取消家庭姓氏,大概会引起习俗的紊乱,又可能会推翻每个人对自己的固有看法,立法者便对此深恐不已,宁愿一切照旧。芬兰人倒在这方面小心翼翼地迈出了第一步:自1998年的头一个孩子出生起,夫妻可以决定孩子跟谁姓,孩子成年后自己也有权改动自己的姓。
在谈及文化、行为方式以及自我塑造时,是否从属于一个“大家庭”、一个宗族显然意义重大,而若仅涉及个体的生物学定义,这些便无足轻重了。令人费解的是,科学研究最初的一些摸索倒像是给希腊人的说法提供了证据。17世纪末精子被发现后,显微镜的发明者柳文侯克自认为在这些微小生命的头部发现了成型的小人,一些“分子小人儿”。所以显然在生育过程中,男人比女人更为重要。既然自然或者说上帝都支持这种男人具有优越性的观点,那么在国家管理事务中怎能不考虑到这一因素?
然而在同一时代,卵子的发现支持了相反的观点。卵子体积较精子大得多,因而卵子包含未来孩子的雏形的可能性更大。假设成形的小人是在卵子中就更为合理,于是父亲的作用便无关紧要了。这样,在“精子说”与“卵子说”之间展开了严肃的斗争,双方都有有力的证据,但双方论理的结果在今天看来都足以变成夸张的笑话集。例如17世纪的支持卵子论的学者医师可能说出这样的话:“女人在与人私通时竭力想像她的丈夫,那么想像的作用可以使得孩子将来会像她的丈夫而不是孩子的生父。”
今天即便中学生都掌握了足够的知识来拆穿这些谬论。但相关知识也很可能只是填在脑子里,和马里兰马里兰地处意大利境内米兰附近,历史上法军在这个城市打了两次胜仗,对手分别为瑞士(1515)和奥地利(1859)。战役的时间、π的数值那些信息一样无聊。正如你知道芒戴尔法则,也能识别染色体组型,但是否会把它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去呢?
第三部分女孩还是男孩(2)
两性及其各自的角色
共同生活就要分配角色。一些人劳动并生产产品,一些人照料孩子,一些人参与或挑起战争,还有一些人则负责与上帝或森林之神联系以乞求保佑……分配任务时,即便仅从生理能力的角度来说,男人与女人也会自然地区分开来。生理的不同在两性间产生了不断变化的等级,其标准主要取决于任务所需基本素质是爆发力、持久力、奔跑速度还是对贫困的忍耐度等。对于其中一些任务,男人更能胜任,而另一些则更适合女人。可是为什么天生的不同所引发的角色分配却在全球范围内的各种文化中都导致了一种性别优越于另一种性别的看法呢?
人们甚至利用宗教圣主来掩饰这一武断的结果。各种宗教借神的启示之名,来回答所有相关疑问,常常将男人相对女人的优越性说成是上帝的旨意。于是就不会再有什么质疑了。大部分传说在解释宇宙、地球、生物与人类的起源时,都认为男人是先被创造出来的,而女人只是造物主在完成男人后才发现遗忘了的附加细节。在《圣经》中耶和华一直认为自己的所有创造都是“完美”的,直到某一天发现在造亚当的时候犯了一个错误:“不该让男人孤单存在!”于是从亚当身上取材造了夏娃。这种时间上的先后性便是等级问题的信号:上帝、男人、女人。在印度神话中的第一位男人马钕也表现了同样意思,他认为女人应当将其丈夫视为“上帝”。
基督教义有时更为极端,它将女人解释为上帝的敌人、撒旦的盟友。其创始人之一圣·让·克里索斯通因其出众的演讲口才而被称为“金口圣·让”,他曾大声疾呼道:“该死的女人!撒旦的凶器!魔鬼正是通过女人来欺骗亚当,使他失去天堂!”圣·保罗在给使徒的信中,对待女性也并不宽容。他在给爱琴海岸居民的信中说:“女人应该服从于他们的丈夫,因为正如耶稣为教会之主一样,男人才是一家之主。”罗马的天主教会一直以来都抱怨一切女性的东西,甚至提出“女人是否有灵魂”这样的问题。答案当然还是肯定的,但提出问题本身就耐人寻味。而且在今天,教会还以耶稣是男性为由,禁止赋予妇女从事某些职业的权利,并不准女性加入圣职队伍。
今天的西方文化正是秉承了这些世代相传的观念。在柏拉图时代,雅典的女人们不被看做公民;法国的妇女也直到1945根据1944年4月22日的“阿尔及尔条例”第21条:“妇女与男人一样具有候选资格,有投票权。”一些持反对意见的评论者指出,那些在监狱服刑的犯人的妻子们因为缺少“自然教育者”,很可能在投票时乱投一气。
年才第一次可以参与投票,而欧洲许多国家在1914~1918的一战结束后,就规定了妇女的投票权,甚至在美洲中西部的爱荷华州这条法律自1869年起便一直存在。而在我们国家,轻视妇女、认为妇女没有能力参与国家事务的态度2 000年来都不曾改变。
情况在我们这一代几乎没有变化,现在离真正的平等还相去甚远。即便各种文件中宣称男女平等就职,但每当涉及到权力时,习俗的压力就使得女人很难和男人拥有一样平等的机会。
巴黎综合科技大学入学考试于1972年开始面向女生。自这年起,她们只占315人中的7名(但“第一名”是女生)。当然可以将这微弱的百分比解释为一个必然的渐进过程的开端。然而渐进过程实在太缓慢了:1980年总数是320,女生16;1990年总数390,女生33;1997年总数433,女生57。对平等的追求在经历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女生数仍只占了13%。的确,在考试过程中男女生是完全平等的,没有任何规定限制女生的成功,但问题在于,自从青少年时代起,学生们就被一种认为女生“不适合理科”的观点所包围。这种观点不停地被提起,又被广泛接受,造成恶性循环,最终观点变成了现实,是这一观点创造了条件让自己成为现实。
基因与宿命
男人女人间的反差正是基因决定性加上社会决定性的一个极端情况。很明显,相关男性或女性身份的生物学特征都源于生理程序,而它处在个人所接收的基因的严格控制下。很多时候,我们的行为处世也都受到生物学特征的影响,没有什么我们所表现出的是完全独立于基因影响之外的,尤其那些决定性别的基因。性别是男或女影响到我们最细微的动作与最基本的反应。但怎样来明确这种相连的重要性?传统上我们以如下方式提出问题:在某个行为中,哪些是生物的部分,哪些是社会的部分?或:哪些是“天生”的,哪些是“后天”的,哪些是“自然”的,哪些是“经验”的?
这些问题似乎问得很贴切,合乎情理。实际却是个陷阱。你所受到的教育教会你在面对问题时就去寻找答案。而正确的态度其实是首先检查问题本题是否有意义,并明确证明它有意义所必需的前提条件。
在“先天与后天的部分”这个问题中,提问的方式本身就引导人类思维走进了死胡同。我举个例子来更好地说明。假设你在一艘帆船上,希望它向西行,但风刚好从西边吹过来,把船往反方向推,此时你迎着风。有一个办法,“调转方向”以控制船头在西南与西北之间转换,就可以达到目的。这时风向是相反的,却能够让你前进,是因为水的阻力与风力在一起产生的合力朝向西方。本来你面前有两个障碍:水的阻力与反向吹的风的阻力,但它们合起来却让你能够完成计划。如果我们问:对于最后所获得的速度而言,水的作用是哪部分?风的作用是哪部分?这问题明显不该回答。因为把两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孤立开来都不可能达到最终效果;这种效果不仅仅是力与力的累加就可以完成的。无论我们所谈的是在风与水的合力作用下的帆船,还是在基因配置与生活环境的双重影响下的个人,如果把起作用的基因分成“部分”,就等于假定了它们的作用是加的,事实上,起作用的正是它们的共同作用。费尽心思去计算这些“部分”,便落入了圈套。
无论风怎样,水手都能够选择他的航向,他可以施计利用风。无论基因配置如何,每个人都能够选择他的生活目标,他可以凭意志挫败先天。当然,对于水手而言,他的选择并不总能实现;有时可能风暴太强劲,有时可能海面太平静,但与命运的安排作斗争才使得生命的继续有了意义。同样的,基因的作用只会在某些目标前竖起不可逾越的障碍,而社会的作用正是让每个人绕过障碍。
苯丙酮尿酸病就是最好的例子,它是由多出的某个基因阻碍了某处代谢的正常进行而引起的(大脑里所聚集的某种苯丙氨酸质的退降)。过去,孩子若继承了这样的基因配置,智力就会慢慢消退。而现在医学界已经掌握了上述疾病的不同生理阶段,医生可以介入到其中一些阶段,依靠合适的饮食制度来避免智力衰退。这些基因所引起的真实后果并不是疾病的本身,而是代谢错误。错误是无法修正的,但没关系,只要进行适当的医治,病变就不会发作。
一些短暂的生理活动完全被某个基因控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单独基因的错误才可能是致命的。一旦有其他因素介入进来,致命性就变淡,甚至消失了。
这一事实同样适用于决定个体性别的基因群。是女孩还是男孩,命运在受孕的一刻已经决定了。但未来是女人还是男人,则是用一生的经历来谱写的。这正应了西蒙娜·德·波伏瓦那句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是后来变成女人的。”
西蒙娜的这句话可以理解成对生物学现实的某种否定,我从中看到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当多种决定因素混杂在一起,就无法预测将来会发生什么,因此顺理可以推出事物的现在状态中不包括它的未来状态。比如气象学,由于各种可能影响气象的因素混杂在一起,气象学者根本不可能预报出半个月后的天气。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就更是这样了,他会受到多少的影响!让我看你的染色体组型,我便能知道你的性别,但你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是看不出来的。那些习惯生活在一个稳定的世界里的人,会因为这种未来的不可知性而感到不爽。也许是面对众多的可能感到眼花缭乱而无所适从,也许是不愿想那些还没有到来的未来,这些人宁愿接受一切都是注定的。所有的男人们和女人们的这种被动的人生态度就是现在整个社会的态度。它把某些角色认为是女性的,另一些是男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