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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帝国-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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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第九章 勇敢地追逐(1)

    1954年10月,当詹姆斯·基利安和埃德温·兰德提议制造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式侦察机以探明苏联军事力量的秘密时,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总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现在,17个月后,在是否将这架飞机投入使用的问题上,他却有些踌躇不前了,原因有很多种。    
    1956年,与莫斯科的正常关系不断升温,艾森豪威尔不希望厚颜无耻地侵入苏领空(尤其是还存在着U…2侦察机被苏军方识破或击落的危险),破坏进一步改善双方关系的机会。但现在,白宫对苏军事力量具体信息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此次行动既为估量莫斯科实力,也为平息日益高涨的对美国国防的不满。莫斯科正占据军事优势的观点俨然成了1956年总统和国会选举最激烈的议题。    
    袭向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两种互不相容的压力都很大,他的身体状况亦欠佳。1955年9月底,在科罗拉多度假时,他心脏病发作,在当地医院待了六周才返回华盛顿。1956年2月,完全康复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宣布了竞选连任的计划。后来,6月7日晚,总统腹部剧烈疼痛,致使夫人玛米担心是心脏病再次发作。他被火速从白宫送到瓦尔特·里德陆军医院,医师们确诊为肠结石,立即做了手术。恢复期间,总统必须在7月第一周决定是否派遣U…2侦察机进入苏联领空。    
    早在1953年,特雷弗·加德纳就敲响了警钟:在新武器技术上,美国正陷入落后于苏联的危险。此后,对苏联轰炸机和导弹确切情报信息的要求就一直在增长。当民主党领袖如密苏里州参议员斯图亚特·西敏顿和华盛顿参议员亨利·杰克逊警告不断扩大的“轰炸机鸿沟”时,莫斯科拥有比华盛顿更大的轰炸机队的报道在首都成了极具爆炸性的政治问题。公众中亦掀起一股热潮,认为苏联导弹试验及相应的“导弹鸿沟”有朝一日将奠定苏联决定性的军事优势的前景。各报纸和新闻杂志都登载着关于苏联威胁增长之类的令人担忧的传闻。    
    1954年,新型“野牛”轰炸机初次露面,在一年一度的“五一”庆典上飞过红场上空。自此公开报道后,关于苏联不断增强的制空权的政治争论就愈演愈烈。此时距离在莫斯科外拉缅斯基机场第一次看到它已有九个月了。《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第二天在头版报道了此事:“今天,苏联在“五一”庆典上公开了它的新式四引擎喷气式洲际轰炸机。它非常庞大,其航程之远足以将最先进的核武器运送到遥远目标。”索尔兹伯里还写道,那个晴朗春日的空中表演还包括一队共九架双引擎新型中程喷气式轰炸机。“那些新式苏联飞机接近红场时,激动人心,似乎不可战胜。”索尔兹伯里说。中情局很快秘密调查到,到1956年底,克里姆林宫将制造出足够的“野牛”轰炸机组建军队,还预测到1957年中,苏联将拥有50架此种飞机,到1959年中期,将达到250架。    
    美国最新洲际喷气式轰炸机样机,八引擎的B…52是1952年首次试飞的。到1954年5月,B…52已开始走下西雅图波音飞机厂的生产线,第二个装配基地也很快在堪萨斯州威奇托开业。这些在飞行中可加油的远程轰炸机,将降低华盛顿对国外基地的依赖性,那些基地比国内基地遭受到了更多的抨击。    
    “野牛”轰炸机在红场上空出现后两周多,空军总参谋长内森·崔宁将军声称,苏联研制“野牛”轰炸机的惟一目的就是到达“美国的重要目标”。军人节那天,崔宁将军在德克萨斯州阿默利罗讲话时说苏联空军是“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强大的空军”,它拥有的“战斗机比美国陆海空三军及海军陆战队拥有的总和还多数千架”。    
    1954年6月19日,国家最高军事策划者们聚集在弗吉尼亚州的匡提可海军陆战队基地对美国国防状况作周末审查。一位五角大楼高级官员告诉他们苏联正威胁着美国在武器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负责研究发展的助理国防部长唐纳德·夸尔斯说:“总而言之,我们必须清楚,我们的科技地位与苏联相比,已不如一年前那么乐观了。我们的优势已减少,我们必须冷静面对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的推断。”次日,国防部长查尔斯·E。威尔逊提出的稍显积极的估算告诉这组人,美国军事科技仍领先于前苏联二至三年。    
    虽然此时艾森豪威尔总统已经批准李·杜布里奇和詹姆斯·基利安组织研究突袭威胁,但在出席匡提可会议时,他并未作任何公开表示。他乘坐一辆敞篷豪华轿车抵达位于弗吉尼亚州乡间的基地,手拿金头高尔夫球棒。在他离任之前,长岛一个共和党代表团将此俱乐部送给了他。到达匡提可后不久,总统就开始在一场包括崔宁将军的双打中发球了。他的第一棒直线飞出,离球道颇远,记者和摄影师们笑着建议他再试一次。艾森豪威尔总统笑了笑,告诉别的打球者说:“他们决心要证实这只是个意外。”    
    艾森豪威尔秘密地慎重考虑和他公开的轻松姿态正是他的总统风格。甚至当他秘密作出影响深远的扩大情报收集、加强美国防御的决定时,他还公开否认华盛顿在军事力量和技术方面落在了苏联之后的断言,甚至藐视苏联的发展。这种分裂清晰地反映了利用总统演说使国家信任其国防,从而避免不必要军费上涨的从容谨慎的权宜之计,或许也是艾森豪威尔总统语义含糊、讲话软弱无力,有时还晦涩难懂的原因之一。    
    不管基于何种原因,这样的演讲有很多。例如,1956年初,华盛顿对苏联导弹的关注上升,艾森豪威尔总统公开怀疑那些武器的潜在价值,说它们没有飞机投掷的炸弹精确,因此不得不大量装备威力特别大的核弹头,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大规模破坏。所有这些在当时都是事实,更精确的控制系统直到他任期即将结束才研制出来,他的观点也可谓核威慑学说的先声。核威慑学说认为核战争的相互毁灭性将阻止美苏爆发此种战争。那次,艾森豪威尔总统还说,他已经命令五角大楼将导弹计划当做研究工作的第一要务。然而,他的解释似乎还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他并未对前苏联制造远程导弹的行动给予高度警觉。    
    政府缩减国防开支的努力也招来批评,说总统忽略了安全问题。这对艾森豪威尔作为军官的卓越贡献颇有嘲讽意味,但他缩减政府开支的承诺也让他的批评者们认为他忽视了国防。然而,事实却要复杂得多。虽然政府最初确实未能给予美国导弹计划足够的投资,而且在进入太空领域这一问题上也行动缓慢,但艾森豪威尔总统从未漠视过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实际上,通过研制许多新武器和情报系统,他的政府改变了美国军事实力。这些技术突破在20世纪剩下的年代里为美国的军事发展奠定了基础。没有任何一位当代总统,除了授权研制核武器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如此显著地改变了军事力量的性质。    
    当然,国人在这些新式武器呈现出来时,也未能完全了解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首创精神。如U…2侦察机之类的项目是完全在公众视线之外的。毫无疑问,莫斯科的力量日益增长,它发动突袭的能力也在增长。苏联战略武器库扩大的任何标志都会加重对美国弱势的担忧,也增添了民主党人和保守的共和党人闹事的机会。    
    1955年5月1日,就在凯利·约翰逊秘密赶制第一架U…2侦察机之时,这样的时机露面了。那天,莫斯科的天空似乎布满了庞大的“野牛”轰炸机。西方陆军武官数出“五一”庆典中出现的有30多架,并暗示总生产量很大。那些外交官们没有认识到这次表演只是10架飞机巧妙制造的错觉。它们先围绕莫斯科飞行,然后重复飞过红场。其后数日,关于苏联力量展示的消息传播开来,五角大楼发表简短声明说,莫斯科已开始用新式洲际导弹进行编队飞行,也就是说,新式飞机将很快走下生产线,苏联不久即可将它们投入使用了。    
    曾任杜鲁门政府时期空军部长的西敏顿参议员,不久就要求参议院核查那些令人不安的进展。“现在,很显然,美国和其他自由世界或许已失去了空中控制权,只剩在基地设施和训练还有可能继续保持领先。”5月中旬时他说:“但现在也很显然,在飞机的质量和数量上,共产党至少正在超过美国,我相信可能在最先进的武器——洲际弹道导弹的生产方面,也遥遥领先。”    
    理查德·拉塞尔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也是民主党军事事务决策者, 5月17日他宣布,委员会将调查美国制空权的现状。他把此任务交给了以民主党领导人林登·约翰逊为首的分组委员会。埃森很快就否定了西敏顿的说法,他于次日向全国断言,认为空军的技术和数量优势“眨眼间就消失了”的说法是“很不正确的”。但是,事实上,不仅是埃森,华盛顿的任何人都不确切知道苏联已制造了多少“野牛”轰炸机,不知道苏联的导弹计划到底有多先进。    
    1955年6月末,以前总统赫伯特·胡佛为首的总统委员会也作了同样的论断。由全国最德高望众的退休军界人物之一——马克·克拉克将军领导的委员会特别工作组声称,他“对关于来自铁幕之后的情报数据的匮乏现状十分担忧”。这个很可能对U…2计划毫不知情的工作组呼吁政府“作出任何可能和可行的努力”去获取可靠的情报信息,包括其“技术能力的全部用途”。    
    9月,对五角大楼导弹计划断断续续的进展愈加不耐烦的特雷弗·加德纳提出对苏联导弹威胁的警告:“目前,最复杂最令人费解的技术秘密并非苏联在飞机与核武器方面的能力,而是苏联在导弹领域的进展到底如何。”整个秋季和初冬,加德纳一直在敦促政府和国会再追加2亿美元给施里弗将军的导弹计划和其他空军技术项目。这几乎等于给军队的研究和发展预算增加了30%。他的提议受到空军的普遍拥护,却被国防部长威尔逊一口回绝了。但1956年2月1日,威尔逊却表示他将加快导弹研制,并将很快任命一个“特权人物”来管理国家导弹计划,保证它们得到足够的财力和人力。与此同时,空军、陆军正在竞相制造中程弹道导弹。    
    威尔逊的声明显然是为了平息加德纳的抱怨,回应参议院对五角大楼导弹工程越来越尖锐的批评。参议员杰克逊强烈批评政府低估了苏联的导弹进展,不重视自己的导弹计划。在一篇吸引了全国注意的严肃演说中,杰克逊预言,年终之前,苏联将试验射程为1 500英里的导弹。他说,那将颠覆西方军事战略,且极可能打破北约联盟。在杰克逊看来,掌握了此导弹的苏联将利用“弹道威胁”迫使西欧国家拒绝美国进入他们境内的空军基地,强迫华盛顿将它的轰炸机收回美国本土。他提议任命一位弹道项目领导,并授以“曼哈顿计划”一样强大的特权来运营此项目。“苏联在此开发竞赛中的胜利将挫败我们盟友的士气和我们自己的信心,”他在参议院说,“有史以来第一次,莫斯科在至关重要的‘科技——工业’竞争中击败了我们。”    
    1956年2月8日,加德纳与在迈阿密和巴哈马群岛度假的国防部长威尔逊进行了最后一次毫无结果的会面之后,他辞职走人了。在当天早些时候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埃森被要求评论杰克逊和西敏顿的观点。“嗯,”他说,“我一直对别人获知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信息的数量而感到惊奇……总之,我认为我们没有在人类科学、智慧和资源方面尽一切努力来保持我们国家的独特地位,简直难以置信。”    
    


第三部分第九章 勇敢地追逐(2)

    1956年2月初,苏联试验了一颗射程为900英里的导弹,印证了几周前《时代杂志》的封面故事。那篇题为《导弹离我们而去》的文章展现了一幅想像中的1962年的场景:美国及其盟友发现自己在军事上被击败,政治上受苏联导弹的威胁。或许正如《时代杂志》形象解释的那样“苏联终于执鞭在手了”。杂志将这一想像的耻辱称做“导弹人的噩梦”。    
    尼吉塔·赫鲁晓夫似乎感到美国人已被吓唬住了。4月23日,当第一批U…2侦察机准备就绪,即将运往英国时,这位苏联领袖大言不惭地宣称:“我非常肯定,我们很快就能拥有装有能射到世界任何地方的氢弹头的导弹。”    
    赫鲁晓夫或许太夸大其词,但几周后,基利安重新召集了技术能力小组修正其对美国可攻击性的评估。他还写了一封冷静的信,加深了白宫对苏联突袭潜在威胁的担忧。根据对苏联远程轰炸机和核武器的最新情报估计,基利安在给国防动员办公室主任阿瑟·弗莱明的绝密信中指出,他的委员会正预测莫斯科何时将掌握对美国实施毁灭性核攻击的技术。在5月14日那封信中,基利安警告说,此威胁“近在咫尺”,而非小组1955年初在它的第一份报告中预言的那样,他写道:“前苏联掌握对美国实行决定性突袭的手段的日子很快就要到来了。”    
    尽管有这些政治压力,当5月28日,艾伦·杜勒斯到白宫与总统讨论U…2侦察机,并请求他批准开始行动的准则时,艾森豪威尔总统仍对是否使用U…2侦察机犹豫不决。他尚未考虑清楚,派遣美国侦察机,即使无武器装备,也不是由空军操纵的,深入苏联领空的后果仍令他担忧。“这样的决定是一个总统面临的最费脑筋的问题之一。我们必须思考,如果他们以同样的方式来对付我们,我们该作何反应?”古德佩斯特明白:美国必将设法将其击落。    
    艾森豪威尔总统认识到,这架飞机及其照相机系统都标志着侦察技术的重大突破。如果说他在看到盖茨堡农场的照片后还心存疑虑的话,那么当中情局向他展示从7万英尺高度拍摄的圣地亚哥及好几个美国其他城市的照片时,这种疑虑就烟消云散了。“在这些照片上,我们能轻易地数出大街上的汽车数量,甚至每个停车泊位画的线。”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即将得到的信息的质量也就毋庸置疑了。”    
    他还是希望确定这款飞机不会轻易被苏联雷达系统追踪,或被苏联喷气战斗机击落。在美国上空的试飞证明,美国雷达不能连贯地追踪到该飞机,在许多地方甚至都无法探测到它。中情局反复向艾森豪威尔总统保证,莫斯科地面雷达网络设备是二战时盟军提供的,肯定追踪不到它。但1956年初,这种预测出人意料地被改写了。中情局科学情报办公室的一份新调查说,它可能会被探测到。此秘密调查于5月28日完成,发表那天,杜勒斯面见了艾森豪威尔总统,但总统似乎毫不知情。中情局自己的U…2侦察机相关历史只简单地写道:“这份调查对最高决策官员们的想法几乎无任何影响。”它引用1988年对比塞尔的评论,接着写道:“他们继续相信,苏联不能追踪到U…2侦察机,甚至可能根本无法察觉到它,U…2侦察机只会是些模糊的信号罢了。”    
    鉴于总统的担忧,中情局应该让他知道修改后的评估。如果知道此飞机将很容易被识破,或许他会拖延更久再批准U…2侦察机的第一次飞行,或者甚至取消这个项目。在回忆录里,艾森豪威尔说,根据他们提供的苏联防空信息,他自信,“依据当时的雷达性能,在战斗机飞行高度不超过5万英尺的情况下,U…2侦察机将会相当安全地飞行”。    
    中情局还告诉总统,即使这种绝不可能发生的情况——即其中一架飞机受到苏军防空攻击确实发生了,飞行员生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这样,莫斯科就无确凿的证据证明此侦察行动是美国所为。杜勒斯和比塞尔向总统保证,若飞机被成功击中,飞行员将失去生命,飞机将不可辨认。古德佩斯特回忆说:“他们告诉我们这是我们所了解的形势的一部分,几乎可以肯定,飞机将碎裂,同时也完全可以肯定,飞行员将丧生……虽然他们可能会知道飞机从何而来,但也很难有令人信服的途径证明它。”    
    艾森豪威尔总统被说服了,相信一旦遭苏联导弹或防空火力攻击,该飞机及其飞行员将在劫难逃。“这是一种残酷的想法,”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但他们让我放心,执行这些任务的飞行员们受高度爱国主义、膨胀的英雄主义思想及某些物质诱惑的激发,都是出于自愿的。”    
    万一此悲观预测不准确,中情局决定让飞行员们带上自杀药丸。比塞尔要求中情局技术部的亚里克斯·巴特林医生找出合适的药物。巴特林推荐了瓶装一安氰化钾。战后,纳粹领导人赫曼·格林曾服此药在狱中自尽。一旦瓶子在飞行员口中破裂,他很快就会死掉。最初,比塞尔预定了六安,还配有L药丸。在飞越苏联的飞行中,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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