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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后，当问及华伦时，麦克米兰仍会暴跳如雷。“我不信任他的技术判断力。”他说。这是他对华伦的较温和的评论之一。在回顾过去时，麦克米兰说，他后悔让自己对华伦的看法，给他管理国家侦察办公室以及处理中情局的关系时戴上了有色眼镜。但是他为自己作为国家侦察办公室的负责人这一角色辩护说：“我的工作就是搜集情报，并为未来的系统做计划，这也是我一直在努力做的事情。”
第五部分第十五章 各司其职精益求精（4）
60年代，华伦和麦克米兰的斗争是如此的激烈，以至于在30年后，他们的备忘录上依然充满了愤愤之辞。
最初的分歧主要是：麦克米兰在1962…1963年间执行了一系列失败的任务之后，仍试图掌管“科洛纳计划”。“在国家侦察办公室内建立一个单独的机构来负责‘科洛纳计划’，对我来说是十分必要的。我可以将成功完成这一计划的全部责任都交给这个机构来执行。”1963年底，麦克米兰向计划A和计划B的负责人通报了此事。
华伦在给麦考恩的一份备忘录中予以回击，他抗议说重新指派负责“科洛纳”的机构并不能解决技术性难题。与向国家侦察办公室和空军作出让步相反，华论说：“中情局更有力地参与到技术和计划的前沿是十分必要的。”
一个月后，“科洛纳计划”被重新审查，华伦告诉麦考恩，中情局正处在“国家侦察办公室的一个转折点上，并且没有一条体面的道路可以失去这次转折。如果我们同意转让‘科洛纳’，我敢预言，我们将再也无法有意义地回到卫星领域。
华伦尖锐地指出麦克米兰的计划“将取代传统的空军向中情局在关键的承造者方面的征购程序。当然，他的建议会得到空军的极大欢迎，因为这会使空军完全垄断卫星项目。”
1964年6月底，在没有可能“停火”的情况下，麦克米兰在一份备忘录中宣布：“这是我经过深思熟虑的判断，我认为如果政府对‘科洛纳’项目的管理仍像现在这样分散的话，它绝不会得到可靠并负责任的运行，也绝不会达到它所能达到的那种质量。”
1965年1月，随着一项秘密协议备忘录的起草，关于‘科洛纳’的分歧看似朝着可以解决的方向发展。在协调下，华伦和中情局都极大地保持了克制。但是麦克米兰对谈判得出的条款很不满意，他拒绝签署这项协议。
3月，当麦克米兰独断地取消了原定在凡登堡进行的‘科洛纳卫星’发射时，这种冲突加剧了。它激怒了华伦和他的助手们。他们在给中情局的副局长马歇尔·卡特将军的备忘录的开头中写道：“麦克米兰博士随意地取消‘科洛纳卫星’于1965年3月23日的1018发射使命，使得国家侦察办公室和中情局的一系列冲突达到了顶点。国家侦察办公室迫使中情局要么退出卫星侦察领域，要么就使自己的活动服从于空军的意愿和控制。”
1965年夏天，在麦克米兰被解除国家侦察办公室负责人的职务以后，关于“科洛纳”的分歧最终才得以平息。由于国防部副部长赛勒斯·万斯和在当年年初接替麦克米兰的威廉。F。拉邦的干预，中情局和五角大楼达成了一项独立负责中情局和国家侦察系统的协议。它赋予了中情局大部分的权力。这些权力都是中情局过去一直在极力维持的。
然而，现有的摩擦阻碍了新型卫星的发展。比如说，“六边形”就被停滞了数年。在他离开中情局五个月之前的1966年4月，华伦从约翰逊政府得到了推进这一项目的最终许可。这一项目后来被不正式地称做“大鸟”，因为它有40英尺长，直径有10英尺宽，并且重达15吨。
尽管“六边形”在华伦离开中情局之后五年，也就是1971年才开始服役，但是它实现了华伦建立高分辨率的搜索系统的雄心。卫星上的两架摄像机可以在每个轨道上比“科洛纳”覆盖更为广阔的苏联领土，同时拍出的照片几乎与“甘比特”拍出的一样清晰。它还携带有四个返回舱，使得卫星执行任务的时间可以延长到好几个月。
对华伦来说， “六边形”的计划只是他所渴望的技术性跳跃的开始。
1963年秋天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当他坐在位于弗吉尼亚州北部家里的时候，他突然灵机一动。“我正在电视上看一场国家足球联盟的比赛，这场比赛是在旧金山举行的。它使我突然想到，如果我也能做到那样的话，那么从轨道上观看地球表面的技术也就最终出现了。这种技术能使我们观察的场景就像在太空船里接收到的一样。”
从太空得到即时的图片是间谍科技的“圣杯”。默特·戴维以及他在兰德公司的同事们在1954年的《项目反馈》中首先提出这一建议。空军已经斥资数百万元建造一个录像转播系统——萨摩斯项目，但是没有建成可以与“科洛纳”照片分辨率相匹配的卫星。现在巴德·华伦正在朝同样一个难以达到的目标看齐。这就是在间谍事业中人们所知道的近似实况转播的情报系统。
在看完旧金山第49场比赛的第二天，华伦回去工作了。他给莱斯里·德克斯打了个电话。德克斯是中情局研究机构中最聪明的科学家之一，他曾在麻省理工和牛津学习物理学，是领罗氏奖学金的研究生，在1961年加入中情局，比华伦还早一年。
华伦向德克斯描述了他的想法，并且告诉他：“你不要管其他的事情了。让我们开始研究如何能够建成一个有用的读解系统吧。我会给你所需要的一切资金。”
在全国播出一场职业足球赛是一回事，从100英里以外的太空拍摄并播出高分辨率的照片却绝对是另外一回事。空军已经尝到失败的滋味了。尽管电视技术在飞快地进步，但是播出足球比赛的技术却仅仅只能为华伦所要建造的间谍卫星提供最基本的模型。那天下午，在旧金山柯扎尔体育场所用的电视摄像机将比赛场上的各种动作的图像转化为电子信号，这些电子信号再被传送到全国。但是他们使用的是电子设备，而电子设备是绝不会从间谍卫星上获得如此高分辨率的图像的。如果华伦和德克斯想有所进展的话，他们就需要找到一种不同的、更精确的方法将光转化为电子，这就是一个开始。
无独有偶，在相距不远的新泽西，贝尔实验室的两位科学家也在苦心研究一项新技术。这项技术能解决华伦他们的难题。它不仅能使华伦想像的卫星有望建成，还将在改变记录和传输图像及信息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威廉。S。鲍尔和乔治。E。史密斯正在通过研究硅半导体发明电荷耦合元件，也就是CCDS。
这种装置基本上是极其敏感的照片传感器，它们可以将光转化成一束束的电子信号，这些电子信号可以被记录并在电脑监控器里或在电视屏幕上展示，更常见的称呼这种效果技术的术语是数字图像。
鲍尔和史密斯的工作极有可能使胶卷成为过时的东西。电荷耦合元件将光能转化为微小的电荷。这些电荷可以被储存、精确测量、传输以及用来重新聚集成图像。在今天，电荷耦合元件被用于各种常见的民用和军事技术当中，包括摄像机、数码照相机、高清晰电视机、媒体成像机以及哈勃望远镜，等等。
华伦是通过威廉·O。贝克了解到这项研究的。贝克是贝尔实验室的头儿，同时还是一位在科学和情报方面具有影响力的顾问。他给包括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在内的多位总统提出过这方面的意见。尽管该实验室在1970年以前还没有公开批露他们进行的电荷耦合元件研究，贝克在1963年就将鲍尔和史密斯的研究进展通知了华伦。“贝克说在一项技术得到全面的验证以前，我们通常不会将其透露给外界。但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会让你拥有这项技术。”华伦回忆说，“因此我们从贝尔实验室得到了许多电荷耦合元件并开始了进一步的探索。”
这持续了十多年，成为政府曾经尝试过的最有雄心的科技项目之一。“这是一个巨大的技术挑战，就像登上月球一样。”吉米·D。希尔说。希尔曾研究该项目并多年担任国家侦察办公室的助理负责人。随着“科洛纳计划”在50年代末期的开展，中情局及其雇佣的建造新型卫星的公司不得不发明新的技术。中情局正试图压缩开发主要的新型电子科技的时间。而这种技术在60年代和70年代才开始出现。
“你们在迫使它比当时的工业发展得更快。”希德·德维尔说。
用高清晰的光学系统与电荷耦合元件相配以建立“电子…光学卫星”的伟大想法确实很吸引人，但是困难也是巨大的。正如卓有成就的小提琴家德维尔所巧妙地比喻的那样，“这不仅仅是一个解密盒子，它还是一把斯特拉迪瓦里的小提琴。”
首先，电子耦合元件必须被完善，并被积聚成较大的光束以确保良好的对比和照片的质量。科学家们实际上想通过每次测量一个微粒来测量光束。他们不得不创建一个系统，该系统可以通过少量光子产生清晰的信号。它所涉及到的电子电路学极其复杂，要求形成一种新的望远镜头，利用复杂的镜子系统来增加焦距。这是获得高度放大图像的关键。
将光学数据发回地球也不是一个小问题。数据一旦获得就必须尽快从卫星上发出，这样它才能几乎同步到达华盛顿，并且不会使有限的储存装置超负荷。然而，当卫星飞越苏联领土的时候，要直接将其传到地面雷达站是不可能的。这超出了美国接收器的范围。惟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创建一支中继卫星舰队。这些卫星就像一群电子铲斗一样，将数据从天上传到华盛顿周围地面。
要将大量的数字信息通过中继系统传输并在华盛顿处理，就要求改进电讯的研究。要求有复杂的新型电子机器将数字化的数据重建为图像，使它们能被分析家们使用。这样就可以将它们放大并能仔细地进行检查。挑战的清单越来越多，开销也越来越大，所有的事情都得暗中进行。
华伦开启了这一工程，并将它交给了自己的继任者卡尔·达克特。达克特后来又将它交给了自己的继任者莱斯里·德克斯。在这些年里，几十家美国航空和电子公司都在为其开发零件，它们和洛克希德一道作为其主要的承造者。威斯丁豪斯电气公司承担了许多精炼电子耦合元件的工作。
尽管这项工程非常重要，它也没有幸免于中情局和国家侦察办公室之间的长期斗争。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它的新奇性使得它面对攻击时更加脆弱。空军怀疑这种新的系统能得到足够的完善。因此他们在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第一任期内就极力促成他们自己的间谍卫星工程，也就是对“甘比特”的渐进式改进。1971年，由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领导的五角大楼集中资源为空军计划游说时，埃德温·兰德的中情局科技顾问小组将“电子…光学”系统的案例直接带到了白宫。
希德·德维尔和理查德·加文邀见了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加文是IBM的杰出物理学家，也是兰德小组的长期成员。在卡尔·达克特的帮助下，他们准备了简报材料。“希德和我仔细起草了一份最高机密的手写码字信件，将其以个人的名义寄给了基辛格。这封信是在最后一次可能获得有利于‘电子…光学’系统的决定的情况下发出的。”加文回忆道。为了确保机密，加文和德维尔是在白宫地下室的安全情势厅与基辛格会面的。
同时，兰德也在直接与尼克松讨论，他争辩说这种新技术将使国家的侦察卫星得到根本的改进。白宫于1971年春批准了中情局的计划。当时潜在的科学技术看似触手可及，中情局感到自己已经作好了建造卫星及其支持系统的准备。这一被叫做“凯南”、“水晶”或“KH…11”的卫星于1976年12月19日发射。1977年1月21日，首批照片被呈交给了吉米·卡特，这是在卡特宣布就任总统后的第二天。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卫星照片摄下了他的就职仪式。
两年后，冷战期间最严重的安全违纪行为之一出现了：一位心怀不满的中情局雇员威廉·坎普里将一份卫星最高机密的技术手册的复印件以3 000美元的价格卖给了苏联情报局。这份手册的转手使得苏联人获得了间谍卫星的丰富情报。他们将新式武器系统伪装并掩护起来。这使得它们的行为更加不可捉摸，而坎普里则被判处了40年的监禁。尽管该卫星系统的作用大打折扣，几年来它仍然发回了有关苏联的宝贵的情报。现在，先进的卫星给华盛顿提供了有关朝鲜的导弹基地、伊朗的核反应堆、伊拉克的军工联合体、恐怖分子的训练基地以及无数的其他潜在威胁的照片。
第五部分第十五章 各司其职精益求精（5）
华伦的最后一项大工程——创建一种新型卫星用来拦截导弹遥测数据和长途电话信息，像“电子…光学”系统的出现一样偶然。跟往常一样，1963年7月的一个早晨，华伦很早就到了中情局。当他在读《纽约先驱论坛导报》时，发现了一则新型通讯卫星的报道。这种卫星是由国家航空及太空总署和五角大楼资助的，是这种类型卫星当中的第一颗。这颗卫星被安置在2 200英里以外的太空轨道当中，远远地超出了适合于照相侦察卫星所要求的低空椭圆形轨道条件。这种轨道太高了，因此它可以围绕着地球一前一后地运转——以地球自转的速度绕地运行。因此，它可以待在地球上方的同一点上。这种稳定的位置叫做对地同步轨道。它可以作为电话和其他通讯的中继点。这就削减了使用海底电缆的必要。休斯航空公司的工程师们建造了这种卫星，他们为此解决了许多复杂的问题。
华伦意识到，对地同步的轨道将极大的有利于接收在太空中飞驰的遥测数据和通讯信号。“我说，啊！这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有些关联。如果我们的卫星也能稳定地待在那儿监听的话，我们也许会解决一大堆的问题。”
从理论上说，如果有一颗对地同步轨道上运行的卫星，盘旋在苏联和中国附近的赤道上空的话，就可以获得大量的遥测数据，这些数据来自苏联所有试验基地的导弹发射。这可以补充设在土耳其和伊朗的监听点搜集到的信息。这种卫星的额外优势就是可以监控遥测数据。这些遥测数据产生自向东西伯利亚飞行的最后阶段，包括导弹起飞并穿过大气层时的助推阶段、重入大气层，以及弹头下落的最后阶段，而这些都是搜集遥测数据的关键时刻。美国就曾在日本和阿留申群岛尖端申雅岛的地面站点搜集过这种遥测数据。
一个对地同步卫星也将能接收苏联和中国的无线电和电话通讯，以及电缆交通。尤其是接收在当时还未被译成密码的军事通讯。
华伦把他的信号情报智囊团召集到一起，要求他们考察研发这种卫星的可行性。他还请求比尔·佩里也考虑一下。那个时候佩里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研究机构——在圣荷西的电子系统实验室。
一个在高空轨道上的卫星，可以不受限制地接收更广阔区域内的信号。这就是它的优势，但是它不得不装备各种极端复杂的信号处理设备，来从噪音中摘取可读的遥测数据。这些噪音中有能在太空中传播较远的电视信号。它也需要一个巨大的无线电和一个大的地面站点。该站点极有可能建在澳大利亚。“我们总是在谈论信号的处理问题，那个时候没有比它更重要的了。”佩里回忆说。
然而，在研究了这一问题后，佩里告诉华伦这些技术性障碍可以被克服。于是华伦挑选海军学院的洛埃·K。劳德戴尔来负责这项工程。劳德戴尔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电子工程学博士。这项工程的代码是“流纹岩”。
这种卫星也成为中情局和国家侦察办公室在华盛顿内讧的原因之一。第一颗这种模型的卫星直到1969年6月才被置入轨道。它表现得非常出色，给华盛顿带来了潮水般的苏联导弹的新数据，以及大量拦截到的通讯。就像中情局在莫斯科植入了一个巨型的窃听器一样，它可以监控许多苏联最敏感的军事通讯。不幸的是，就像几年后的“电子…光学”系统一样，它很快便被出卖了。
这一次，这种卫星的机密在1975…1976年被汤普森·拉默·伍尔德里奇公司一个职员卖给了苏联人。伍尔德里奇公司是建造并帮助运营这颗卫星的一家公司。这个职员叫克里斯托弗·约翰·布宜斯。他在位于洛杉矶郊外的伍尔德里奇公司的布莱克·沃尔特总部工作。这颗新卫星的许多情报交流在雷达站去往华盛顿的途中通过了严密的保安监视，这些设施是专门为这颗卫星而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