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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你的太太和孩子也跟着你一起从美国到中国来，她们还能够适应这边的环境吗？
康：我太太也是很久以前从香港去美国的，基本是适应的，因为学校、生活方面不可以说不适应，问孩子他们：你们觉得中国怎么样？他们也都认可。不过有个愿望，是希望大城市能够干净一点，垃圾不要堵了路。我觉得他们的愿望和现在中国的孩子们的愿望都是一样的。环保方面加强一些，其他的都好。
梦：作为一个父亲来讲，你是希望你的孩子多接受一些西方的教育，还是多接受一些中方教育，中国的传统教育？
康：我觉得两方面都很重要，他们是在美国出生、长大，不过中国文化跟其他的文化他们也应该明白，因为现在是２１世纪，就是国际性的世纪，他们语言文化方面都有优势的话，我觉得这会非常好。
梦：是的。我在美国的时候听了我们很多华人很骄傲的一句话就是：２１世纪是我们中国人的世纪。你对这句话怎么看？
康：可以说在科技上能追得上强国就可以了，我觉得新一代的教育跟高科技，谁抓得好，那世界就是他们的了。
梦：对，这是一个潜力的问题，怎么样开掘这样的潜力。你现在回到中国，发展你自己律师方面的事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你总体的一个感觉是怎么样的？
康：总体上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我觉得这几年的运作是比较满意的，不过最重要的是客户。我们这几年来服务的客户，中方、外方都有。
梦：中方的多还是外方的多？
康：差不多，一半一半。两方都觉得满意，这就最能体现我们的工作成绩了。
梦：那他们感觉还不错吗？
康：对，我感觉还不错。例如中方和外方两方进行商业交谈的时候，他们真的距离很大，不过通过我们的沟通，两方面生意的沟通，最后这个项目谈成了，我觉得很有一种满足感。这个满足感很重要，因为如果不是我们的力量的话，有可能他们就谈不来，就走掉了。
梦：我想你可能有个优势，你既是中国人，又是美国人（现在已经加入美国籍），在沟通两方面的时候可能会用一个折中的办法，使他们双方都能够接受。你刚刚来的时候会不会有观念上、思想上、还有文化上的那种冲击感？
康：当然有了。现在慢慢学习多一点了。因为在美国３０年，可以说观念、工作都是美国化的。举个例子，比如开车的话，我在广州也开车，在美国开车可以让着别人一点，但是在这边你让着别人就走不动了，所以要勇敢一点。要是回到美国的话，我不会把中国的习惯带到美国去。不过基本上就是一个适应的过程。
梦：开车是一个很简单的小例子，我相信在你整个办事的过程当中，肯定还遇到过很多的冲击，比如说观念上、做事的方法上，每当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处理、面对呢？
康：是，心理冲击有。比如说交谈的时候，美国人可能比较快、有效率，一二三，谈，行不行，行就行，不行就不行。中国人不是行不行的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美国人就觉得啰嗦。我觉得两方面愿不愿意，如果没有人在中间去拉拢，他们就断了。桥梁工作很重要，两方面人的心相不相信对方，不相信的话就很难落实。
梦：那遇到中国人跟美国人做生意的时候，如果中国人说我现在先把人情关系打好，比如我先进行感情投资，美国人完全不吃这一套，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康：基本上就是每个人退一步，所以美国人现在是这样：我要跟他们谈，要适应感情投资，因为他们不认识你，还有语言方面问题。慢慢，慢慢，双方就会接受。吃饭就不好，其他的可以。中国人也可以慢慢来，但是美国人谈生意也是要走的，他们是厂商，他们在时间方面安排很紧，所以他们也不要磨来磨去太久。两方面要做工作，两方面要相信我，这样，两方面都不吃亏，两方面都会赢。
梦：你同时还是美国商会的会长，要常常跟领事馆和从美国到中国来发展的一些发展商们在一起，我就曾经领略过你的风采，你谈谈这几年以来，美国这么多的公司进入中国来，他们的感受怎么样？
康：从我们广州来讲，我们广东美国商会的会员，比如几个大的公司，例如保洁公司，它是最大的，他们基本上这几年发展都很好。当然他们不是永远百分之百的没有问题，但他们在中国的市场，合作伙伴，市场的运作基本上是可以的。主要就是我们商会沟通多一点，美商有美商的规则，中国有中国的，政府有政府的，他们希望跟当地政府有多一点的联系。
梦：如果说你现在再回美国，和你当初的同学和同事谈到中国的话，你会告诉他们怎么样的一个中国？你心目中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
康：心目中的中国是很多方面的，也蛮复杂的。不过前景是好的，要回来投资、做生意，现在是很好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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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永华律师曾经戴着一顶绿色橄榄球帽走上中美民营企业论坛的演讲台。“这是美国北卡罗莱纳的一位客户送给我的，但是我不敢在中国戴。”他说。美国人不了解在中国送绿帽子会是侮辱人的，而中国人不了解美国的制度，于是，在法律上做好接轨工作，为中美企业之间真正意义上的交流提供一个相通的空间，成了康永华义不容辞的责任。
康永华律师事务所在加州注册执业已经２０多年。最近１０年，康永华一直在国内为中国企业赴美投资提供法律咨询。１９９４年，他协助广州在洛杉矶举办经贸洽谈会，成功签约４２亿美元。
第二部分伉俪情深──侯波与徐肖冰
编导手记
侯波：山西夏县人。１９３８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专职摄影达１２年，后调入新华社。
徐肖冰：浙江桐乡人。参加革命后，从事新闻记录电影与摄影创作。荣获“斯大林奖金”一等奖、“朝鲜政府二级国旗勋章”、文化部优秀影片一等奖。曾任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中国电影摄影师学会副主席等。
他们共同出版《永乐宫》画册、《口述自传》、作品集《路》。
作为中国摄影界的前辈摄影师，在上世纪３０年代奔赴延安投身革命，从延河之滨到中南海之畔，他们用手中的照相机和摄影机，真实地记录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非凡业绩和日常生活，为历史留下了一笔珍贵的遗产。
两位老人衣着朴素，精神矍铄，谈锋甚健。是摄影让他们走到了一起。徐肖冰在上个世纪３０年代初的时候，便担任了《桃李劫》、《自由神》、《风云儿女》、《马路天使》等影片的摄影助理，见证了中国电影史最初的辉煌。后来，他在延安、东北、北京等地拍摄了《延安与八路军》等新闻记录片和大量摄影作品，包括大家熟知的《延安娃》等。
访谈
梦：侯阿姨，您是１９４６年开始搞摄影工作的，一直跟在伟人的身边，帮他们留下了很多永恒的瞬间，那么徐老师您呢？
徐：是在上海，上个世纪３０年代初期，做摄影记者。
梦：是，要是严格讲呢，我们还是同行呢，都是记者，那么不同的呢，就是你们赶的那个年代，比如像徐老师，您一直跟着上第一线，到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去，拍出了很多感人的瞬间。那您当时，在那样的一个场合下，有没有把自己的生命安全考虑进去，如果考虑进去可能就没有这么多的好的瞬间留下来了。
徐：我刚参加革命的时候，在延安十三军见到周总理。那时候还是周副主席，周恩来副主席，他见到我的时候，我就把简单的情况跟他说了，他说你在电影圈子里生活了好几年，生活的条件是非常优越的。（当时我是在上海，大城市里面。）现在你要来参加革命，我们革命队伍呀可不是那么回事，非常艰苦，有时候挨饿、受冻，还非常危险。他说，你要为这些方面做好思想准备。我说我有准备。但是我总也忘不了那时候总理的教导，他说你首先呀要到前线去，在连队里头，跟战士们呀过过生活，你别跟着去参加战斗，但是你也得到前线呀听听枪声、炮声，跟他们在一起，好好地生活，对今后的革命道路有好处。我在参加革命的时候，当时总理对我非常好，我一辈子忘不了。我现在展出这些照片呢，跟总理当时对我的要求有直接的关系。后来我就到前线去了。
梦：《我们不能忘记他》这张照片是特别不错的。每天面临着那么多的死亡，为了我们国家的胜利，您当时记忆最深刻的是什么事情？有没有生命也面临着危险的事情？
徐：有的。那是我参加拍摄我们党的第一部记录片叫《延安与八路军》，在这个组里，我的主要任务是拍前线的故事，所以你刚才讲的《我们不能忘记他》等在前线战斗的那些图片呀，都是在那时候拍摄的。当时在战场上我还化妆成便衣到敌占区去拍电影。
梦：没有被发现？
徐：也碰到日本鬼子了，但是我的机器装得非常隐秘，也就过去了。现在有张照片，就是我穿着便衣的，留着做个记念。我们八路军的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像他们都亲临前线，还有旅长，他们都是身先士卒。你看彭德怀的那张照片，那个山头就是日本鬼子占领的，子弹都从他的身边、头上飞过去。我在那里拍照片，我们八路军最高的主帅都在那里指挥战斗，我受到他们的影响，另外一方面我也想到彭总司令的安全，自己的安危就忘了。我在战场上拍照片的时候，也得到了部队的战士对我的帮助，对我的影响很大。有时候我拍摄的角度不合适，战士就上来告诉我，哪个地方能站，哪个地方不能站，哪个地方是敌人的枪口，怎么避开敌人的枪口。
梦：那您在战场上为战士、为领袖拍照片大概有多长时间？
徐：前后一年多的时间。
梦：有没有受过伤？
徐：受伤是没有受过，但是也被炮弹的灰尘埋在里头，等我爬出来一看，旁边也有牺牲的，也有受伤的，我当时没有受什么伤。
侯：有时候开玩笑说，这是个不怕死的人。
梦：那么侯阿姨您也一直从事了这么多年的摄影，看到了这么多伟人，那您最深的体会是什么呢？当中有没有让您觉得特别感动的一些小事情？
侯：现在照片上的大部分人都不在了，有时候看这些照片还是很想念他们的。
梦：您常常看这些照片，会不会把您带到当时的情景中去呢？
侯：当时我很幸福，能够在这些伟人身边工作，他们的工作精神，他们的平易近人，他们的深入下层，让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对我自己的革命道路有很大的好处。他们的言教身教，他们对待我们摄影人员就像对待亲人一样。
梦：我记得有一张照片就是您跟主席站在中间，主席说您是第一位女摄影记者，那是１９４９年的时候，这张照片至今还保留着，当时您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侯：这么多伟人，我站在中间，我是很不安的，但是自己面对主席，站在边上，我不知道该怎么好。因为那是头一次，主席照相之前就问我什么时候参加共产党，什么时候到的延安，我就跟主席讲。主席说：哦，你是吃着陕北小米长大的，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头一次看到主席，主席的这句话永远地记在我的脑子里。这是主席对我最大的教育。要走好自己的路。后来我到了他们身边工作，我就下定决心，有什么困难都要克服，他们有什么活动都好好记录下来。
梦：我觉得你们这代人特别不容易，经过了中国现代史的洗礼，从苦到甜，现在过上这么好的日子。我想你们在人生的价值观念上跟今天我们的年轻人一定有很大差距。
徐：我们从那个时代到现在确实不容易。她是山西人，我是浙江人，我们在延安认识了，现在金婚已经过去了。我们这几十年来，特别在我们结婚以后，到东北，后来全国解放以后，我也是拿着摄影机全国各地跑，朝鲜战争也去了好几年。她主要是跟着主席还有中央那些领导人，她的保密性又很强，跟着主席，她什么时候走，到哪里干什么，什么时候回来，我一概不知道。
梦：去哪里都不晓得？
徐：去哪里都不晓得，我们的两个孩子很小很小，我们也顾不上。
梦：那您就是又当爹又当妈的。
徐：不，基本上都是交给组织管。就在那个托儿所、学校，我们两个就各搞各的事业，一直搞了几十年。
梦：那您有没有把您曾经的那一段经历，一生走过来的路告诉你们的孩子？他们能不能对你们当初的那些经历有很深的理解呢？
徐：他们很理解。我们彼此也需要理解，所以她也鼓励我到前线去，到社会主义革命最前沿的一些地方去拍摄一些新的记录电影。当然我也非常支持她，在领导人身边，能够把领导人的一些宝贵的、有时代气息的生动的场面都记录下来。有时候她也讲，在主席身边工作好多年，但是有时候拍摄照片的时候也很紧张，形象地讲就是脑袋冒汗，手脚冰凉，虽然说经常在领导身边，那个时候我们都住在中央，很熟了，但是一工作起来她就很紧张，一直很紧张。
梦：为什么？
侯：因为那个时候就我一个人，不像现在开会啊，有好多人、好多记者，那时候就我一个人，我要是拍坏的话，我就对不起领导了，因此就很紧张了。
梦：我听说办这样一个摄影展，在北京好像是花了不少钱，而且当时的底片都是在国家档案馆里，把它们拿去放大，然后把它们都一张一张地裱起来，到这么大的一个展览馆里来展览，听说你们还变卖了一些家里的东西是吗？您怎么想的？
徐：摄影界关心我们的人很多。我们的团干事生前跟我们约好要办展览，现在他已经去世了。我们除了工资以外，没有别的什么收入。
梦：我们知道侯阿姨已经离休有１１年了，那么您呢？
徐：我是１９９３年退的，实际上我早就离休了。
梦：离休之后您就一直拿着您的这份工资，办这样一个摄影展？
徐：要花很多钱。有国外的公司或商业、工业单位想来赞助，来举办这个展览，他们要宣传他们公司的产品，我想这样的话，有关的艺术馆也不会同意，我们也认为这样影响了展览的政治效果，我不愿意受影响。因此，我们就谢绝了这些单位。
梦：谢绝了以后怎么办？
徐：我们自己也有一些朋友，也有一些亲戚，现在这些钱还没有完全解决，解决一部分，变卖了家里的一些东西。
梦：这当中也有儿女的帮助？
徐：儿女也有儿女自己的事情，帮不了我们太多。而且这个展览现在来看大家看了还比较满意。但是严格地讲，以后还要花大钱，你看这张照片挂的这样子，应该搞得正规一点，应该在照片上覆上一层膜，保护这照片，以免照片损坏。一张膜的价钱和我们制造相片的价钱差不多，很贵的。这照片配套应该更完整一些，但这些都要花钱，这些钱我们还没有着落。
梦：我们以前接触过的一些长辈，在你们这一代里头，经过那么长时间的艰苦生活，对这个钱，对这个价值观念，与今天的人都不太一样。刚才跟侯阿姨聊了一下，她说，我现在就已经觉得很开心了，每个人都有个挺好的生活，和一些下岗工人比起来，我们的日子还是挺好过的。你们对金钱是怎么认识的？
徐：我们在延安那个时候是无产阶级，四大主义八大纪律的时候过来的，对钱的看法也是若无其事，一直是这样过的。现在市场经济正处于一个发展时期，有了很大的变化。小平同志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我们感觉在北京也是一样。我们几乎每年都要回老家一次，老家给我们盖了一个摄影艺术馆，许多年来，我们几乎每年都要回去一次，参加一些摄影馆里的活动。至于现在来说，你刚才提出的那个问题，没有钱办事是太困难了。但这次展览办成了，就有摄影馆对我们的赞助。我们感觉钱很重要，没有的话很多事情是办不成的，不要忽视或低估了这钱的作用，但是也不要把钱看得那么重，或者就是从钱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