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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的作者阿朦显然是一个如我一样血气方刚的人。他尖锐地说：“北京有300多万名机动车驾驶员，不随身携带牡丹交通卡要罚款扣分，补办一张卡则需要100元——要知道，即便是银行单方声称的制卡成本也不过是3080元——这样的暴利还不是来源于与行政权力联手的垄断。至于直接影响公民生活的电信、电力、煤气等公用事业收费，垄断行为也逍遥存在，短信服务费、电力增容费、煤气初装费便是例证。”
“面对公众质疑的强大声浪，形形色色的垄断行为依旧盛行，根本原因并不是缺乏充分的市场竞争。我们无法奢望仅仅依靠公民的‘货币投票’去终结所有的‘霸王条款’，因为同一行业的企业完全可能为了暴利结成联盟和伙伴，如同银行卡年费的收取和保险费率的调整一样。因此，若想彻底清除垄断行为，需要法律为公民挑战垄断行为打气撑腰，需要政府在加速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方面有所作为。就政府而言，反垄断法能否早日出台，电信法能否列入立法计划，合同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能否规定出更为明晰的法律表述，都是对于营造反垄断法治环境的执政能力的问责和考验。”
“今天法律为公民挑战垄断行为撑腰的力度远远不够。依照我国目前的法律，垄断行为败走公堂仅仅是起诉公民个人的胜利，并不等同于其他公民可以无需起诉适用同一司法判决，必须重复进行各自的法律程序。相形之下，我国至今没有设立侵权惩罚性赔偿的最低标准，没有受理和审判都更为快捷的'小额裁判庭'模式，没有彻底终结偏向于垄断行为的举证责任倒置制度，无形中大大增加了公民挑战垄断行为所付出的成本。”
“只要垄断行为继续肆虐嚣张，社会公平和公正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从这一意义上说，让法律为公民挑战垄断行为撑腰，已经不仅仅是坚守司法正义的问题，更是维系社会公平的根基。当每一位公民被迫同垄断行为对簿公堂的时刻，刚性的法律应当显露出更多的柔情，成为一位关爱弱者的正义天使。只有这样，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走得更快更好。”
这篇评论一针见血，正气凛然，对垄断行为进行了猛烈地抨击！
《中国质量报》同样旗帜鲜明。2月26日，该报发表的评论题目是《不能通过权力促成垄断》。
评论同样尖锐地指出：“虽然追求垄断是各类社会组织的天然倾向，但因为它有可能对公众利益造成损害，所以政府不仅不能给垄断提供方便，更不能通过自己的行为促成和加强垄断。”
“必须警惕商业机构利用政府的行政权力形成商业垄断，使司机完全失去了面对商业行为本应拥有的自由选择权。”
显然，该评论把矛头直指牡丹交通卡的委托发行方北京市交管局。
地球上有一种东西最宝贵却又最便宜，宝贵到每个人须臾也不能离开，离开了便没了性命；便宜到不需要花1分钱就能很容易地得到。这是什么？是空气。而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也应该是与生俱来的，就像空气一样，应该处处存在，处处得以体现。然而，由于垄断的存在，公平交易权便难逃厄运。
可以说，垄断经营是经济生活中的一个毒瘤。只要这个毒瘤还存在一天，社会的肌体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侵蚀和危害。
第五部分：公益诉讼难何时成利剑垄断大毒瘤还能存多久（3）
我国铁路没有竞争对手，被称为“铁老大”。2001年，铁老大就在春运开始前票价上浮了20％。这时，有人站出来抗议这种“垄断经营下的赢利模式”——河北省的一名律师将铁道部告上了北京的法院。这个官司虽然以律师起诉被驳回告终，但第二年，铁道部门在涨价前召开了价格听证会。虽然票价仍然提上去了，但毕竟走上了按规矩办事的道路。
电信部门可以算是“老二”。虽说电信部门已经经过了几次分拆，消费者仍然时不时感受到切肤之痛：电话卡的使用被规定了有效期，一旦过期，卡上的余额就“充公”；市话费不提供话费清单，谁家里的话费不正常地增加了却找不到原因，但多出的钱是必须分文不少地交的；人人都搞不懂电话的月租费是个什么东西，但家家都得每月拱手向电信部门进贡二三十元，否则电信部门定让你家的电话机成为哑巴，成为摆设。
供水、供电等部门也大致如此。家里装空调，电表需改造，线路需增容。于是，有的供电部门就要求消费者购买由它们指定品牌的电表，而这种产品的价格肯定比市场上卖的高出不少；电表如此，水表的安装也相差不多。
还有一个人们平常不怎么能接触到的特殊的垄断行业——殡仪服务业。由于殡仪服务行业涉及到火化尸体、骨灰管理等，具有特殊性，因此它的经营管理一直处于民政部门独家承担的状态。于是，一个个极具垄断性的殡仪馆在服务价格上常常是狮子大开口，收费项目五花八门，真是让死者家属伤心又伤钱，可谁也不会在亡灵面前流着眼泪与高收费、乱收费者理论。
……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之多的怪事？一言以蔽之，就是垄断经营的存在。由于垄断经营的存在，消费者的知情权几尽丧失，消费者的选择权被剥夺，于是只能任由垄断者狮子大开口，要多少，给多少，而垄断经营者在转身数钱时，其身后留下的只有骂名。
为了破除垄断，我曾求助于专司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人家告诉我说，反垄断法尚未出台，对此事处理起来缺乏依据。他的话有一定的道理。
中国的垄断，基本上不是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而是行政原因形成的。事情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行政分割，不允许你进入。而在通常情况下，这种垄断的主体本身又是政府。在我的官司中，行政垄断的特征就非常明显。北京工行与交管部门的合作，借助行政权力的力量，独家获得发卡权，排挤了作为竞争对手的中行、建行、农行及其他商业银行，使它们难以染指这一业务。这些银行虽然心里不满，但也无可奈何。
可为什么一部能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大法议了一二十年也迟迟出不了台？
有一种具有代表性观点认为，中国当前的突出问题是行政垄断，而行政垄断不是通过一部法律能彻底解决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前我国制定反垄断法的要求并不迫切。另一种观点认为，反垄断是市场经济充分发育后的任务，而中国当前经济力量过度集中的问题不存在，中国企业的规模还普遍偏小，因此当前应鼓励企业集中，而不是要反垄断。正是这两种观点的存在，才拖了反垄断法出台工作的后腿。
还有另一股强大的力量，就是既得利益的垄断集团。目前，我国仍处于一个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从单一利益状态向多元利益格局转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总会由于利益格局的调整而使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某种损害。既得利益集团、特别是拥有垄断权力、处于垄断地位的垄断者，为了自身利益，就会想方设法设立一些进入门槛，排斥外部竞争。一些过去被视为自然垄断的行业如电信、电力、邮政、铁路等部门出于自身的既得利益，对反垄断立法自然不会有很大兴趣。
垄断部门和垄断行业反对反垄断立法是正常的，也是无法避免的。但作为立法机关，应该听取种种意见，包括企业和一些政府部门的意见，然而最终立法，怎样立法，何时立法，却应该是自己权力范围之内的事，一切都应该从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加以考虑并作出决策。
解决的办法，一是靠继续深化改革，包括经济体制、管理体制以及企业产权制度和体制改革等等。改革仍然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剂良方。其次，就是要加大立法投入，加快立法步伐，加强执法力度，从法的角度解决过度垄断问题。此外，其他制衡方式包括新闻监督等等，也是有助于促进打破垄断的重要机制。
就本案来说，不少人认为工商银行之所以敢收取高额补卡费，根源在交通管理部门。专家学者们表示，希望阻止工行利用其独占地位明目张胆地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做法；或要求其按国家发改委等4部委的有关规定将收费标准报物价部门审批；或废除只委托一家银行的做法，多委托几家银行来做这件事，以打破发卡银行垄断市场的局面。
其实还有一个更为简单的办法，即发行一张“纯粹”的、仅具有交通管理功能的IC卡，不要把金融服务的功能硬性捆绑进去，复杂的问题完全可以迎刃而解。
第五部分：公益诉讼难何时成利剑公益诉讼难何时成利剑（1）
可以说，我在这场官司中获得了胜利，然而，这一胜利并不彻底。因为我要求工行北京分行停止执行自定的收费标准，同时将新的补办收费标准按有关规定报物价部门审批的诉讼请求没有得到支持。法院认为，这一诉讼请求不属于此案审理范围从而不予处理。
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虽然二审法院的上述决定并无不当，然而，问题的矛盾性仍然从这里显现出来。一方面，法院既然认定工行收取的6920元属于不当得利。另一方面，对工行收费行为赖以存在的依据“不予处理”。法院的判决意味着仅我一人可以从这一官司中获益，其他上万与我情况完全相同的补卡人却不可能从本案中得到退款。
虽然说事情的发展出现了好的转机，3月3日工商银行承诺按照法院判决的标准立即向所有1万多名牡丹交通卡补卡人返还曾被多收取的款，但工行这一值得称道的举措却不是法院判决的结果。换句话说，工行如果不向其他近两万名补卡人退款，它在法律上并没有什么过错，尽管它在道义上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
如何使牡丹交通卡官司不只具有个案意义，这是留给我的思索，也是一些媒体人士对此发出的疑问。
如何才能做到一人胜诉，这一特定消费群体中的每个人都能获益呢？这就不能不提到公益诉讼制度，不能不向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发出呼唤。
公益诉讼是指非直接利害关系人的组织和个人对于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公益诉讼起源于罗马法，现代公益诉讼制度奠基于美国。如美国的《反欺诈政府法》规定，任何公民个人或者公司在发现有人欺骗美国政府、索取钱财后，有权以政府的名义控告违约的一方，并在胜诉之后分享一部分罚金。而美国的“私人检察官”制度给予了任何人就环境污染、行业垄断等涉及公共利益的事件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在美、日、法、英等国家，施行的是纳税人诉讼制度，允许公民以纳税人的名义到法院起诉任何政府机关或公务人员滥用开支的行为。在德国，消费者协会可以以特定消费群体的名义提起诉讼，而一旦胜诉，所代表的消费群体将会全部自动受益；在美国，联邦政府司法部也可以代表消费者进行维护市场公平为目的的诉讼。于是，我们听到了美国副总统切尼在“9·11”事件后经常乘坐飞机超过了正常开支而被舆论指责，我们也听到了意大利总理贝鲁斯科尼因招待外国元首费用过高而招致的批评，也听了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因经常乘坐直升飞机上班增大开销而被民众责骂等情况。
反观中国，目前还没有与公益诉讼相关的法律。长期以来，有些关系公共利益的案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诉讼主体缺位的尴尬。以环境污染为例，尽管《环境保护法》和国家有关防治污染的专项立法，都规定有公民对污染环境的违法行为有检举、控告的权利，但《民事诉讼法》等程序法则要求原告必须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因此，很多法院在实践中并不受理与案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者的诉讼。这就导致一些企业在污染公共环境之后，往往只是被行政管理、行政执法部门限令整改或罚款了事，最终造成公共环境的污染难以遏制。与此相似，耕地流失、国有资产流失等方面也存在着这样的尴尬。
公益诉讼的关键在于立案。只要能立案，自然就有胜诉的可能；即使败了，但它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也是一种胜利。但是，立案本身就是一大难关。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对原告的资格作出了限定，即提起民事诉讼的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这对公益诉讼来说就是一个障碍。对于公益诉讼来说，案件可能与原告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也可能没有。在后一种情况下，公益诉讼就无法提起。因为没有利害关系就没有权利，只有在法律关系中才有权利的体现。正因为这样，当初我去西城区法院申请立案时，由于第一条诉讼请求是“向北京市所有补办过牡丹交通卡的人退款”而遭到法院的拒绝，理由就是我不能替“所有补办过牡丹交通卡的人”主张权利。后来之所以在宣武区法院立案成功，是因为我本人也曾补卡，也曾被收取了100元费用，我变成了“利害关系人”。最后二审法院也是判工行向我退款，而没有判工行向其他人退款。
除了立案难，我国目前集团诉讼的缺位，是公益诉讼发展的很大障碍。
集团诉讼和公益诉讼有密切的关系，在一些国家，就是为了应对人数众多的公益诉讼，才有了集团诉讼。集团诉讼又可称作共同诉讼。在我国，共同诉讼又可称作代表人诉讼，在1982年制定的《民事诉讼法》中没有规定这个制度，但在1991年修订时，把代表人诉讼的内容加了进去。
诉讼信托理论的出现为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巨大的理论支持。因为诉讼信托理论能合理、科学地解决代表人诉权来源以及判决效力的扩张问题，从而克服了群体纠纷诉讼的理论障碍和诉讼技术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借鉴国外的经验，在共同诉讼的基础上设立代表人诉讼制度，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这个制度的设立，既有立法的借鉴，也有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有其进步意义。
司法实践的一个典型例子是：1985年3月，四川省安岳县发生了一起影响很广泛的“安岳种子案”。在审理该县1569户稻种经营户诉县种子公司制种合同案中，安岳县法院借鉴国外集团诉讼案件的经验，让田安邦、刘其华、沈标明等3名经营户作为诉讼代表人进行诉讼，结果，这3户经营户胜诉后，所有1569户农户都得到了赔偿。此案引起了深刻的社会反响。
非常巧合的是，20年后的2005年3月，同样是在四川省安岳县，一个名叫胡建的个体工商户也打赢了一起官司，当地工商部门被判向他退还多收的400多元费用。而胡代国只是当地1万多名个体工商户中的一个代表。由于他的胜诉，工商部门面临着上千万元的退款要求。这一官司的公益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第五部分：公益诉讼难何时成利剑公益诉讼难何时成利剑（2）
1991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了人数不确定的共同诉讼近似于集团诉讼，但是司法实践中，这一程序几乎没有启动过。第五十五条中有一个公告程序，一旦公告，原先不知道自己权益受到侵犯的人也会提起诉讼，在地方政府看来，告的人多了，会影响和谐稳定，原告的范围越小越好。现在环境污染诉讼中，都是限定单个人起诉。
200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就明确排除了集团诉讼的适用。该规定明确，股民可以选择单独诉讼，也可以选择共同诉讼，但是，共同诉讼的原告人数应在开庭前确定。
代表人诉讼制度虽然设立十几年了，但从司法实践来看，代表人诉讼制度实施得并不好，这既与地方政府某些官员“影响安定团结”的观念有关，也与某些法官的狭隘思想有关。因为多数法院是按照法官的办案数量计发奖金的，如果将人数众多的案件拆开分成不同的案件，就可以增加法官的工作量，也就等于相应地增加了法官的收入。
美国总统布什有一段高论。他说：“集体诉讼如果运用得当，可以使美国的法律制度更有效率，保证受害人获得相应的赔偿。”布什先生分析得不错。集体诉讼在保障受害人获得赔偿的权利、节省国家有限的司法资源，特别是在积极研讨和试行的公益诉讼方面，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实际上，很多专家、学者都十分关注集体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