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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江雪梅约宏宇跟刘浩一起去学习剑道。晓茵跟雪梅先去剑道教室参观。看了十来分钟，她见老师拿根长棍子铆足了劲儿抽打学生，便打退堂鼓了。她问一个大学剑道部的女学生，是否学剑道都要受到抽打？回答是他们已被抽打得不知疼痛了。也许这就是训练的目的。
晓茵曾在电视上看过日本企业训练干部的情况。接受培训的人如同过军队生活，他们要忍受各种体罚和精神上的侮辱，打也好，骂也罢，都要乖乖忍受。这是训练他们无论在任何艰难复杂的困境下都能保持坚强不气馁，都能够泰然自若。
第一部分 在洛杉矶未婚妈妈（2）
虽然祖先孟子也有云：“天之欲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可是晓茵绝舍不得让儿子受这种体肤折磨。她对雪梅说，让孩子做运动或者学习乐器只是为了培养孩子的气质，是为了一种教养；同时可以让他从中找到乐趣，从中得益，她并不指望儿子在这些领域成个什么“家”，也不期待儿子将来负什么重任，只要儿子毫发无损，平平安安，将来知书达理有一定的上进心就行了。
不过，在道德上她对儿子还是有很高要求的。她常常给儿子讲为人之道。到后来儿子一听妈妈说上句，就像唱歌似的接着背下句：……做人要光明磊落，要坦坦荡荡……
在儿子的教育上，晓茵着实下了一番工夫。她买东、西方关于育儿和青少年心理学方面的书作为参考，还向有育儿经验者请教。她吸收了美国人把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来尊重这一重要原则，从不强迫儿子做他不愿意做的事，处处尊重宏宇的个人意志。如果她觉得有必要做而儿子不想做的话，她会耐心地说服儿子。儿子小时候不喜欢吃胡萝卜，她给儿子讲胡萝卜的营养成分，还开玩笑地逗着儿子：“你要是每天吃这么一小块胡萝卜，你漂亮的大眼睛就会感谢你，会更加漂亮。”儿子便乖乖地吃了。对孩子的任何进步，哪怕是一点点进步，她都会表扬他，鼓励他。她常劝雪梅夫妇不要耍家长的威风，总是训斥孩子，那样会损伤孩子的自尊心，打击他的进取意志。她更不赞成刘浩爸爸的“考好了给你增加零花钱”的奖励法。
在学习上，她注意培养儿子的兴趣，实在培养不出来她也不勉强孩子。儿子不喜欢的科目就由他对付及格。晓茵知道儿子不笨，只要基础教育过得去，到了大学他会按照自己的兴趣发展的。晓茵不在乎儿子能否出人头地、上名牌大学，只要他身体、心理都健康，将来开心地做一份工作，能养活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就可以了。她对儿子虽然娇惯，但并非无原则，基础教育中的几门主课不能门门差。儿子英语完全没问题，不太喜欢化学，但成绩也不算太差，她便暗暗注视儿子的数学、物理和国文。地理、历史等常识性的知识除了平时她点点滴滴讲给儿子听以外，还买了一些杂书让他看。
有一次，儿子数学没考好，回家难为情地向妈妈报告了分数，她便借题发挥给儿子恶补了一阵子。宏宇的功课一直很好，即使处在反抗期的几年中他的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
她明白童年形成的情结和阴影对成人后的行为会有很大的影响。她担心儿子成长于单亲家庭可能会产生自卑和孤独感，所以她尽可能花时间陪着儿子，让儿子充分感受到母爱的温暖。她学习小孩子的游戏，调查年轻人的流行事项，每天再忙再累，也争取跟儿子共度一些时间；陪儿子做作业、玩、谈话，一直到儿子上床睡觉。她无法弥补孩子没有父亲的缺憾，但是她希望儿子能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她从不高声对儿子讲话，着急生气的时候也是细声慢语，她随时认真倾听宏宇的话，他的欢喜、他的烦恼乃至他的无理要求。听后她往往像朋友似的分享他的喜怒哀乐，帮他排忧解烦。对于他的不合理要求，总是心平气和地对他解释为何不合理，直到他明白为止。
晓茵兼顾儿子“德智体”全面发展。儿子学习一直不错，喜欢运动，身体也很健康。在道德方面，由于中国和日本在思想观念上有些根本的不同，按照哪种常识为人行事晓茵颇费一番心思。比方说，“耻感”是日本社会道德规范中重要一项。日本人认为知廉耻为道德之本，知廉耻才会循规蹈矩，才会遵循道德规则，才是道德之人。
日本人非常重视外界或群体中其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所以行事之前要臆测别人会怎么看自己。而日本社会很多道德规范均是由群体内部的人际环境约束而形成的，如同一种无形的、心照不宣的道德规则网，你若越过雷池，你就要面对群体的精神驱逐。
在日本，从政治家、政府官员到普通百姓，人们都很注意自己在公众场所的表现，他们很强调自重。
大地震过后的人们仍规规矩矩地排队领取救援食品：两个饭团子和一瓶水，无人喧哗，无人吵闹。即使在亲人的丧礼上也很少见人号啕大哭。日本人很提倡“忍耐”。特别是在公众场合，如果表现得不得体的话，日本人会感到耻辱，丢面子，也怕群体内部的精神驱逐，怕被孤立。为了自卫、为了名誉、为了廉耻，不为众人不为之事、不语众人不语之言，是这个社会的一种普遍行为准则。小学生就已经开始学习迎合众人；言与别人同调，行与别人同步。上课老师问问题时，主动举手发言的很少，都避免出风头。“出风头”是要遭非议的，是可耻的，甚至会被孤立。
宏宇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个星期日，学校要求父母参观上课。晓茵见很多人举手时宏宇才举手，没人举手或只有一两人举手时，即使会的问题，宏宇也不举手。晚上妈妈问他为何不举手，宏宇说别人不举手他举手的话，会被同学认为他出风头，很可耻，课后还会被说三道四。晓茵便慢慢地解释道：“如果做不正当的事出风头当然是可耻的，做正确的事出风头一点也不可耻；可耻的是不会回答老师的问题，可耻的是非议别人。老师问谁会？你会，但是你不举手，这是不诚实。你愿意做一个不诚实的孩子吗？”宏宇摇了摇头，嘴里却嘟哝着与众不同还是不好。
第一部分 在洛杉矶未婚妈妈（3）
小学一年级前半学期的一次家长参观日，宏宇说老师让带游泳衣。晓茵以为那天有游泳课，就把儿子去游泳教室用的一套东西：泳裤、帽子、眼镜和浴巾，原封不动地连同去游泳教室的包让儿子带去了。那天并无游泳课，老师不知何目的，也许是为了即将有游泳课的一种宣言：让学生们换上泳衣一字排开在教室内走了一圈。
这种行为实在无任何意义，但对于这种无意义的事日本人也会做得格外认真。孩子们从小就被训练一丝不苟地做每一件小事。
四十来个学生的教室并不大，后面又站了几排家长，学生们慢慢地走了一圈也就四五分钟。这四五分钟对晓茵来说竟像永恒那么长。那时她才知道原来这个小学的游泳衣是全校统一的。别的同学都穿蓝色衣，而宏宇穿的灰色，全班齐刷刷的一色黄帽子，只有宏宇带着绿色的帽子。不但同学们都盯着他看，连家长们也窃窃私语：“谁家的孩子，怎么不跟大家一样？”
一个小孩子的游泳服与众不同本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这里营造出的气氛便让这与众不同者感到一种耻辱。宏宇不好意思地低着头，再怎么低他还是比别的孩子高一头。晓茵看着那醒目的绿色泳帽，尴尬心疼地熬过这漫长的五分钟。她恨不能过去搂着儿子，抚慰他那幼小的心灵，可怜的孩子，都怪妈妈粗心让你如此难堪。
当天她搞清楚学校用的游泳衣是在一个指定的体育用品商店买，回家的途中就买下来。
大人对这种事也许不会太在意，可是对于一个六岁的孩子来说，无疑是一种心理承受能力的严峻考验。回家后，晓茵向儿子道歉了好几次。儿子委屈地说妈妈让他丢了丑，让他遭到周围人的白眼和耻笑。很明显，他幼小的心灵承受着极大的压力。
自那以后，晓茵开始慢慢地给孩子讲解与众不同不一定算坏事、耻辱之事。相反，在美国和中国，小孩子如果做与众不同的事，会被认为有个性，将来也许会很有出息。她告诉儿子，他父母是中国人，他是在美国出生的，算美国人，本来就与别人不同。除了学校规定的事应该照办外，别的事情不一定什么都跟大家一致。
宏宇对妈妈的话慢慢领会，渐渐地不太在乎凡事一定要与别人相同了。小学毕业典礼那天，男孩子穿西装系领带。晓茵早早儿给儿子买好放着，惟独没给儿子准备黑皮鞋。这次并非她忘了。因为是在学校体育馆举行毕业典礼，她以为在室内不能穿皮鞋，家长们都被要求自带拖鞋的。可是那天会场大赦毕业生的脚，男女毕业生都脚穿黑皮鞋底气十足地踏在地板上。九个班，只有宏宇一个人穿着平日在教室穿的白帆布胶底鞋。在一片黑皮鞋中，那双白脚如同一年级那绿色泳帽一样醒目。江雪梅首先看到了那双白脚，抱歉地对晓茵说她也不知道是否穿皮鞋，所以做了两手准备。她说让刘浩脱了皮鞋陪宏宇，晓茵制止了她。她见宏宇回头向她招了一下手，露出微笑。她为自己又一次失误而谴责自己没有多跟日本学生的家长交流，但她知道儿子已经有了一定的承受能力，或者可以说儿子把凡事都与别人一样看得不那么重要了。
晚饭与刘浩一家在饭店庆祝两个孩子小学毕业。江雪梅提到今天上台领毕业证书只有宏宇穿白鞋，她逗宏宇是否很难为情。宏宇笑嘻嘻地说：“有什么难为情的，我又没光屁股。没穿皮鞋怎么的？我还喜欢光脚呢！”
江雪梅看着刘浩对晓茵说：“这孩子连带饭都怕跟别人不一样。上次他们去野游我做了三明治，他非让我给他捏饭团子，说是别人都带饭团子。”
晓茵到日本后发现日本男人普遍话少，大学生中男孩子的口头表达能力一般也不如女孩子。她常听日本妇女讲她们的儿子与她们交流很少，即使谈话也极简单。为了避免儿子也变成这种男人，她总是引导儿子向她讲述每天在外面发生的事情。她也要求儿子对他所请求之事陈述理由，所以宏宇从小就养成习惯向妈妈说明一些事情。如果他想跟朋友出去玩或者去看电影什么的，一定先讲清楚去哪里，要多长时间，需要多少钱及他为什么要去。得到妈妈的同意他会很感谢妈妈；如果被妈妈拒绝，而妈妈的解释他又认为有道理的话，他便不再争。可是上初中以后儿子的性格不知不觉地变了，他的话越来越少，以前常出现的活泼开朗的笑脸变得“淡”、“暗”、“严肃”起来。
日本这个社会传统上尊崇沉默寡言的男人，“沉默是金”使很多男人无情无趣，缺少幽默感。尽管高仓健式的男儿仍然备受一些人欣赏，晓茵还是希望儿子能成为像他爸爸那样既开朗乐观又充满幽默感的男子汉。她意识到孩子所处的环境对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她的努力，所以她决定带儿子离开日本。初二下半年她跟宏宇商量他们一起回美国，她相信美国学校的活泼气氛及西方社会人与人之间注重交流的环境一定会使儿子有个转变。宏宇那时正值反抗期，听了妈妈的话面无表情地说：“你想回去你自己回去吧，我不去。”转身回到自己卧室，把门“砰”的关上，一个晚上也没出来。晓茵虽然心急如焚，但她不想硬来，她理解儿子不愿意离开他的朋友们。
第一部分 在洛杉矶未婚妈妈（4）
宏宇从小到大晓茵只打过他一次。那是上初一的时候。有一天，一个日本妇女带着她的儿子来敲晓茵家的门。这位母亲长得一脸横肉，细细的小眼睛露着凶光。她大声斥责宏宇打了她儿子。被别人找上门来算账这还是第一次。晓茵赶紧叫儿子到门口来问是否属实。宏宇说他是打了那小子，不过那小子该打，说话时还瞪着那个孩子，那个孩子害怕地把头偏向一边躲着宏宇的眼光。晓茵忙向这位妇人和她儿子赔不是，并让宏宇向那个孩子道歉。可是宏宇不知哪儿来的一股牛劲，执拗地不肯道歉，气得晓茵等那母子一走就照儿子屁股打了几巴掌。儿子既不求饶也不认错，问他怎么回事更是一字不漏。晓茵便叫刘浩来问原委，刘浩也闭口不言。事隔多日后，宏宇才告诉妈妈那个孩子和另几个孩子合伙欺负刘浩。他们让刘浩拿钱给他们花，不给的话，他们就不跟他玩，抢他的书包，毁坏他的书本文具，周围没有人时还打他。刘浩没办法就回家偷他妈的钱。这样，一直持续了半年。有一次，刘浩偷他妈钱时被他妈发现，打了他一顿。正好宏宇去他家，问他他妈为什么打他，他才把被欺负的事告诉宏宇，宏宇一气之下把为首的那个孩子给打了。以后他们再也没敢欺负刘浩。
晓茵知道自己打错了儿子，但是她还是严厉嘱咐儿子不管怎样也不许动手打人，有事告诉老师或者回家来商量对策。儿子答应不再打人，但说告诉老师没用，老师管不了，欺负人的人反而变本加厉。
晓茵看电视新闻也常有报道，某某学校的初中生或高中生被同学欺负无奈自杀或被欺负致残等。她本来从不参加PTA（家长协会）的会议，那以后拉着雪梅参加PTA的各种活动，慢慢了解到很多学生之间的“欺负”问题，像刘浩遇到的那种情况在学生中常有发生。
她原以为孩子长大自己可以松口气，哪料到长大以后有长大了的忧虑。她惟恐儿子再跟人打架。儿子个头大，万一把别的孩子打坏了怎么办？她又怕儿子得罪人而被一群一伙的孩子打。孩子稍晚回来一会儿，她就坐立不安。初中二年到高中一年是她最战战兢兢的三年，也是宏宇反抗期严重的时期。他对妈妈的话似听非听，外面的事也不愿意对妈妈讲，常常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知在做些什么，问他话总是回答得很简单，“没什么、有、没有、是、不是、一般、行”之类。不知多少次，晓茵无助地在自己卧室落泪。
高中一年的暑假，母子俩计划去澳大利亚旅行，妈妈建议在澳洲玩十天，再到新西兰呆几天，她的一个朋友在惠灵顿，曾邀请她多次。既然到了澳洲，就顺便去看看老朋友。那年正好姥姥探亲在舅舅家，他们不必回国，旅行结束后便可直接飞洛杉矶。宏宇订票时没说什么，等他们转了几个城市，结束了澳大利亚最后一站的旅行，从黄金海岸回悉尼时，宏宇对妈妈说：“明天你自己去惠灵顿吧，我去舅舅那儿，我已经把机票改了。”
晓茵一愣，“你，你改票了？什么时候改的？”
“前两天打的电话。”
“你改到哪天了？”
“我的飞机比妈妈的晚一个小时。”
晓茵怔怔地望着儿子一时说不出话来，眼泪无法抑制地顺着她的脸往下淌。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冲儿子发火了。
“你不愿意去惠灵顿为什么不早说呢？你改票为什么不问问妈妈？你怎么可以撇下妈妈自己走呢？难道你就这么讨厌妈妈吗？你知道妈妈以前来过这儿，这次是为了你才来的，你不愿意跟妈妈一起旅行妈妈是不会勉强你的，你这么做是什么意思？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妈妈？”
“我又没让你为我来。”宏宇小声顶了一句便再也没说话。
晓茵再生气也不能让宏宇一个人飞洛杉矶，她往机场打电话请求改乘宏宇那趟班机，回话是只能看当天有没有座位。晓茵整晚坐在沙发上未睡，宏宇躺在床上见妈妈不停地擦泪，装睡不做声。
第二天早上，妈妈陪宏宇在餐厅吃早饭，宏宇见妈妈只喝咖啡，便拿一个面包切开抹上奶油送到妈妈手里，妈妈接下放到盘子上没吃。宏宇想说什么，见妈妈绷着脸，没敢说话，时而偷看妈妈一眼，一副做错事担心受罚的小心翼翼。到了机场，晓茵总算跟宏宇上了同一架飞机。因为她是最后一个登机，被安排在最后一排。她路过宏宇的座位时，宏宇站起来叫了声“妈”，妈妈没搭理他。一路上，宏宇回头张望了几次，妈妈也不看他。
到了舅舅家，舅舅问他们为什么提前到了，晓茵说宏宇想大家了，就提前回来了。母子俩在人前没露出任何矛盾，可是母子俩单独在一起时谁也不说话。一个月的时间，晓茵基本上陪母亲，给大家做饭。宏宇早上送报纸，每周下午去做三次义工。有一天，宏宇送报回来已过了吃午饭的时间。姥姥在睡午觉，他去妈妈的房间，门半开着，他轻轻推开，看见妈妈捧着他的照片在哭，他又轻轻退了出来。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