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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拿着卷尺，在她乳头上围，轻轻地从她的乳头开始，绕“赤道”一周，又轻轻地回到了她的乳头，正如徐志摩所说：
“轻轻地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地来，
挥一挥卷尺，
不带走一丝尘埃。”
老师该报胸围数字了。当然不是报给我们听。是报给记录的老师听。我们也会沾点光听到：“75”
对我而言，这不是天文数字是什么？记得我上一次体检的胸围数字是60。于是，冯圆挑衅地看了我一眼。我啐了一口，没吐出来。
我知道该我了。有了先例，但我还是手忙脚乱地尽力地把鞋蹭掉。抬起一只小脚，很快地上了秤。体重又没什么好提的，自然又是让我再下了一次减肥的决心。
身高也是重要的。由于现在讲究高科技，所以背对背地比个头，是不科学的，是不文明的。要用真凭实据来比身高。
这时一个冰凉的仪器，贴在我的头皮上，我打了一个冷战。动作一向很快的老师迅速做出了答案：“139”
这是不是说明了我有139米？噢！不，这不是真的！
一向爱激动的我，正准备跳下秤去，问问龙超的身高。聪明伶俐的老师，一把抓住我。
很使我振奋，很使我激动，可能也很使我伤心的比赛项目开始了：
量胸围！
照例是一样的动作，照例是一样的神态，照例是一样的卷尺，不一样的是该量的样品。我觉得老师对我不是轻轻的，松松地量，而是有点勒，有点紧。我的心狂跳着，每分钟应该达到了126。
站在我身后量胸围的老师动作奇快，还没等我准备紧张，就已经报出了数字：
62！
声音沉着稳健，她似乎不在乎我的心情。噢，这么小？不是真的！
我知道我的胸围为什么那么小了。因为她给我量的，不是最“高峰”。是从“山脚”下量的。
我奋力地向老师雄辩，尽量用一些专业词语：“乳头”啊，“下围”啊，“最高的地方”啊，老师似乎了解了我的意思，点点头，再量了一遍：
61！
不等我再一次雄辩，我就赶紧晕倒了。
幸亏杨非雪扶住我，安慰我说：
“没事。去年体检，我的胸围是65，今年是64。”
我只输了一项，我不会继续输下去的。
不等我去找龙超比身高，冯圆就匆匆忙忙地拉我去检查眼睛。
没想到，检查眼睛的，竟有两张桌子八条腿，四个鼻子四张嘴，可见检查眼睛是多么之重要。我总结出一条经验：坐在前面，指东西给你认的，是上得了台面的，不属狗肉之辈；上不了台面的，就做记录，看上去和写作业一样。唉，市场啊，经济啊，竞争啊，激烈啊！
那医生生得好生模样：虽是体态偏胖，虽是两眼放光，虽是鼻梁扁塌，但打扮一番，仍是可以参加社区选美的。旁边那个跟她酷似，显然是双胞胎。再说另外两个，都伏在桌子上，专心地做功课（记录），当然也是双胞胎。
该检查眼睛了。对眼睛，我是最有心得的，蒙视力表的时候，大可不必把上是什么下是什么左是什么右是什么全给背下来。“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蒙呀，往前蒙，往前蒙……”
照例是在冯圆之后，我的右边是龙超，又没等我问他身高多少，前面的那位，已经开始指了。
这时，那位正在做功课的阿姨，冷不丁地翻了我一眼，问：
“你是方舟吧？”
啊呀！我怎么这么有名啊？没想到她对每一个人都问：“你是龙超吧？”“你是宇文宇吧？”“你是范都都吧？”我们班的人怎么都这么有名啊？
《正在发育》 社会课上的中国大了大了（2）
我把肚皮死死地顶在桌子上，只听一声：
“预备——认！”
偷偷地瞄一眼旁边的龙超，他已经开始拿眼罩了。我怎么能够输给他呢？于是，便快马加鞭地拿起眼罩，扣在胸上——做祈祷。
再瞄瞄旁边的龙超，不好，他已经说第一个答案了：“左！”
那位视力表旁边的阿姨，指着最上面一行的第一个字，示意让我认。
由于紧张，我不知道哪是左，哪是右。只得使出我的杀手锏：摸手上写字用的老茧。我当然是右撇子，于是我攒足了一口气吼道：
“我确定，我承认，我肯定，没错，是右！”
第一个字母认完后，我已经快虚脱了。我抖一抖筋骨，松一松骨头，解一解口渴，伸一伸懒腰，准备认下一个。我又瞅瞅旁边龙超，他还在喝水哩，耶！我可以领先了！
阿姨见我休息完毕，便指着第二个字母，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半天才说：
“左，不不不不不，右，NONONONONONO；上，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下……”
阿姨急了，说：“到底是什么？”
我心一横，脚一剁，牙一咬，嘴被阿姨撬开了：
“右吧！”
阿姨手捂着嘴嫣然一笑，俏头一扭，向她的双胞胎报道：
“4。7，4。6。”
我步步沉重，甚至没有再瞧龙超一眼，就径自去找杨非雪了。
见到杨非雪，发现她跟我的表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气势汹汹，我仍强打精神，粗声粗气地说：
“你，大大的，眼睛？”
杨非雪对我的语无伦次丝毫不感到惊异，而是很谅解地，微笑着说：“5。3，5。3。”
虽然我知道输局已定，但对她的好视力还是大吃一惊。要知道天上人间，天堂地狱，天底下，顶好的视力，不就是5。3吗？狠心的杨非雪呀，竟然不满足她的胜利，仍然要追问我的视力，尽管她知道胜局已定。
她问道：“你，小小的，眼睛？”
我抬起头来，用深如秋潭的漆黑的眼睛深情地望了她一眼。随即转过头去，不让她看见我眼里的浪花。我用微弱的声音哽咽地说：
“瞎了倒干净！我瞎了，你长命百岁。”
杨非雪摸摸我的头，走了。
隐隐约约还可以听到她跟别人说：“不要去惹她。她有点神经病。”
现在我唯一的希望，就只有身高了。
奇怪的是，龙超主动来找我了。他一见到我，就很严肃地说：
“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我不想让你唯一的希望也破灭，咱们还是不比了吧。”说完，按照惯例仰天长笑：“哈哈哈哈！”
我应了一声，沉默了。当然，应了一声，并不代表我对此事并不重视，只是应酬的。我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只是受了太多打击的缘故。
这时候，龙超手中的体检表，忽然掉下来了。由于他照顾我不比了，所以我连忙献殷勤地帮他捡起来，其实人的思想是很复杂的，在献殷勤的同时，不管是真诚的，还是假惺惺地，都有一点暗骂，都有一点怀疑。我属于后一种，之所以怀疑，无非是因为他竟然放弃了让我抄一辈子作业。
然后我很老土地看到了他的身高，很戏剧性的；他比我矮，2公分！
我懒得把体检表还给他了，而是愤愤地扔在地上，当作报复。
毕竟大了。
大了，我变漂亮了。哪个地方都大了。很发育很发育。龙超抄我的作业抄得少了，因为他坐在我的前一排；杨非雪当了我同座位，虽然闹过吵过，但配合得很默契，成了吵架的最佳拍档，谁有解不开的结，化不清的仇都找我们吵，绝对一次搞定；范都都和龙超成了同桌，也是请我们吵架最多的主顾；冯圆成了我们班的班花，因为我们班有个规矩，谁胸围最大谁就是班花，蓝鹃的胸围成了第二，终于懂了什么是乳房。
大了，上课也懒得闹了。只是发言少了，趴在桌子上的多了。我也感染了。
大了，妙语横生了。说话也会拐弯了，骂人也会找理由了。给人起的绰号也成熟多了。他们就我汗毛多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有人说应该叫大胡子，有人说应该叫小胡子，有人说应该叫鸡胡子。
大了，老师让我们守纪律的理由也多了：“现在这个学校，你们的年纪最大呀！”
一抬头，想到上面再没有人比我们大，没有人欺负我们了，我就喜笑颜开。
《正在发育》 社会课上的中国大话写作天才（1）
尚爱兰
一打中第一只野鸭子
前年夏天，我选了个凉爽的日子，拨通了一个电话，那头是我大学的男同学，他在市新闻出版局工作。为了给方舟出书，不得不求助于他。放下电话，我赶紧为自己找衣服，也为方舟打扮，毕竟十几年没跟老同学见面了，不能太丢人现眼。方舟看我一反常态地化妆，一边讽刺我“说起来三十五，看上去五十三”，一边猜测我和那个男同学是从前的相好，并且他一定是好色之徒，就算要出书，也不用这么屈辱吧？她说：“我能不能不去呀？多妨碍你们。”我说：“你想不想出书？我反正没有魅力了，你装得可爱一点，人家才会帮你。”她权衡了半天，终于申明大义，说：“想出！走吧！”
于是我们娘俩收拾得花枝招展地，往我的男同学家走去，我穿着瘦身的衣裙，她穿了一条雪白的露背超短裙，皮肤黝黑发亮，看上去像热带来的拉丁舞小女郎。包里放着装订成一本书模样的书稿。当时走在小城阴凉宽敞的林荫道上，简直就是一副为了出版这本书，不惜豁出一切的悲壮模样。但是怎么为小孩子出书，我们两眼一抹黑，不仅没有见过九岁出书的先例，听起来只怕也是天方夜谭。
我那位男同学在凉爽的办公室里，接待了我们。他搬出了两本比《词海》还要厚的大书。书里是各个出版社的介绍和电话号码，有四五百家吧，他很有经验的样子对我说：“你要找内蒙的，新疆的，青海的，越偏僻越有希望。”好象我们家是贩羊皮的。我一看，有点泄气，知道他所能提供的帮助非常有限。但为了不辜负他的美意，还是奋勇抄了上百个地址。告辞了以后，从市里一家大书店门前走过，我对方舟说：“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到书店抄呢！”于是拐了进去，书店抄书有的放矢，知道各家出版社的出版重点是什么。但坏处是不断地有保安过来干涉：“请不要抄书。”于是我们娘俩像做贼，中间隔着书架，假装互不认识，她悄声说地址我偷偷记录，又抄下了二十来家出版社的地址。
回来了之后，我打印了一封很短的信，一式二十份。大略地说了说方舟的情况，选了二十家出版社，像垃圾广告投递者一样，一气儿扔到邮筒里。然后跟方舟的爸爸说：“你女儿要出书！你准备两万块钱吧！”他说：“行！我砸锅卖铁也要帮她！”他爸爸是警察，对写作一窍不通，我这么些年，实际上等同于家庭妇女。根本不认识什么文化人。那时我们觉得这事没什么希望了，塞钱只怕也没有人接稿子，何况我们根本拿不出两万块钱。
事实上，出版界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样黑暗腐败。五天后，电话就打来了，让我把稿子寄过去，一个星期后，就给了回音，说已经作为选题报上去了，过几天就签合同。并不需要花钱，还支付稿费。我们一家三口在暴热的夏天奔到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们看到当时还奶声奶气的方舟，无不感到惊奇，不相信那么油滑老道的文字，出自这个小不点的笔下。她那时个子好小，看上去似乎刚从幼儿园出来。当时《楚天都市报》的记者正好在，他说：“我采访她，你们大人不许说话。”怕方舟是大人教着说话的假冒伪劣产品。于是方舟孤零零地坐在会议室一圈沙发里，对着记者说了一大堆对文学创作不成熟的经验和看法，也吹了牛皮，说明年要写一部30万字的小说。
出版社要出海量的书，方舟出书实在不算是什么了不起的成就。但对于她个人来说，代表了她的好运气，以及今后的人生轨道，往良性和成功的方向铺过去。也是我对她小学阶段规划设计的提前实现。成功使人健康，失败使人萎靡。这是简单的哲理。现在的孩子，普遍弥漫着挫折失意的情绪。我想应当给孩子提供一个有成就感的环境，我们和普通家庭没有两样，简朴而平淡。成功环境，只能靠孩子和大人一起努力，自己来营造。更何况——大言不惭地说：方舟是个写作天才！试问全世界大作家们，谁在九岁出版过书了？
其实说出刚才的话，明摆着就是脑子缺根弦，欠扁。方舟是不是天才？有待考证。方舟不止一次被问到这个问题。她总是抱着自己的胳膊，眼睛滴溜溜地转，做出狡猾政客的样子，好象遇到了一个陷阱话题。她说：
“别人都说我是天才，我就不好否认了。”
“天才是个好意思，我就是个天才；天才是个坏意思，我就不是个天才。”
关于天才的横空出世，我另有矛盾的说法：一．方舟有特殊天分。她的写作天才，旷世难寻。二．任何一个孩子，照我的方法，都可以成为写作天才。第一种说法，她比较光荣；第二种说法，我比较光荣。还是先照第一种定位，说说方舟的写作奇举，先让她光荣一下吧。
方舟写作时，才上一年级，和其他孩子一样，还不会写字呢。她的第一本书出版的时候，同龄孩子才刚刚学习写作文。她当然不可能跟着学校的进度写作，大部分都是周末的时间写。我那时的工作，星期六也是要加班的。每天骑车二十多里。我就让她带着纸笔。对她说：“你写哦。自己好好写哦。”好象在说：你自己好好玩哦。就慌慌忙忙上班去了。她总是在办公室看书，很听话的样子。看我快回来了，就急急忙忙地写几段。有时候她在办公室练琴，加班的人终于忍不住地说：“方舟你能不能让我们安静一下呀？”因为太像杀鸡了。
后来天冷了，她渐渐赖床，我也不便再带她去办公室，就对被子里的方舟说：“你写哦！”方舟爸爸长期在外，家里通常只有我们母女俩人，每当这时候，她就在被窝里绝望地大叫：“我写到哪儿？你规定一下！”我就把她的本子拿过来，用笔划个记号：“在我回来之前，一定要写到这儿！”锁上门就走了。中午回来的时候，总是有点心酸的：家里乱糟糟地，好象被盗了一样。孩子小辫飞散，自己不会梳头，小红袄敞着，扣子不会扣，光脚穿着拖鞋，只穿一条毛裤，也不知道吃早餐了没有，好象流浪了几天的野猫。她一听见开门声，就蹦到门口，举着本子说：“我写够了。”或者说：“对不起哦，我十点钟才开始写。”我总是一声不吭，铁青着脸先看文章。她紧张不安地说：“好不好？”我就说：“好。”她说：“一般好还是特别好？”并且做出一旦我说出“一般好”，她就立刻撕毁重写的样子，我就说：“特别好！”她放心地说：“那就好！”于是我做中午饭，给她洗脸梳头。吃饭的时候，再细细地看，鼓励那些“特别好”的地方：“你是怎么想到的？真绝了。”好象一笔生意终于成交了。那些在孤独状态下没有成年人参与写成的文章，写得很是有趣，想法怪怪的，邪邪的：
“我不懂，阿姨为什么说我拉琴像杀鸡；
《正在发育》 社会课上的中国大话写作天才（2）
我不懂，妈妈总是和爸爸睡；
我不懂，蝴蝶和蝴蝶是怎样举行正式婚礼的……”
她还写了个给“芭比娃娃”寻找新郎的童话故事。
我那时发神经要拿本科文凭，放寒暑假都要到外地培训，把她放在奶奶家，走的时候，通常还是那句话：“你写哦！”奶奶爷爷都是文盲，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我除了向方舟交代这句话，也没有别的办法。从外地打电话回来，结尾总是要问：“写了没有？”我知道写作真的不那么好玩，尤其是堂姐堂哥在楼下打羽毛球的时候。我心里很明白，这些天真稚气甚至逆经叛道的文章，单篇发表几乎是没有可能的，只有找到有眼光的出版商一股脑结集出版。开弓没有回头箭，不写就是前功尽弃。过年的时候，我回来，看到她一篇《滇西南游记》，写完了一整本作文本。五六千字，那时她才八岁呢。
有时候她放学比较早，说：“我想跟他们出去玩。”我说：“那你今天写不写？”她说：“我保证写。我一边玩一边写。”她取了个拍纸簿走了，那个本子小得像块饼干。倒是合乎便携式写作的要求。拍纸簿的特点是写一张掉一张，不久，她手里抓着一大把散的纸张回家了。写了近两千字。两千字要多少时间写，还有没有时间玩？她说：“可以玩啦！一会儿就写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