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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勃勃的景象。那件事早就过去了。可能我也早就不在意了。平常要是不想，我已经忘了还有D这个人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发现我这个年龄的愈合能力特别快。我非常恐惧真的爱上谁，或者说真的离不了谁，那可就完了。何况我这么情绪化的，如果遇到什么想不开的事，我还真会想不开。
杂志社的主编朱家福出来迎接我们。吃过午饭后他带我们来到他们的办公室。这里非常俭朴，但比我想的要舒服、美好。我站在大大的阳台上听着收音机里传出的音乐，看着窗外的天，忽然感觉一件莫名的愉悦和茫然。有那么一会儿，我好像忘了身处何处。
我们在那里呆了一整个下午，崔晨水累了，躺在沙发上睡觉，我则翻着杂志社的一大堆读者来信。还翻出了我给他们写过的信。我对朱家福说，以前来石家庄感觉非常不愉快，很孤独，好像这是一个难以沟通的城市，但现在感觉好像变了，这里变亲切了。他笑笑说：可能和你遇到的人有关。我想了一下，说：说得对！没错，是这么回事。
他说让我回家对着镜子反省，我一定会做的。我的确需要反省。我内心对他喜欢并且崇敬。他痛恨暴力，他相信爱比恨更有力量。当他让他杂志的读者在无聊的语文课上看《南方周末》时，当他说深感××和××是两个腐败大省，与人间地狱无异，普通人没活头了，我能体会到他作为一个市民，一个新闻工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正是这样，这些是我爱他的理由。某人说过，我们爱一个人，是因为他身上具有某种我们所敬佩的品质。
在我和崔晨水离开石家庄的晚上，我们坐在广场上喝啤酒。我一向不喜欢喝啤酒，我不喜欢那味儿。可当时我非常想喝，我甚至不再讨厌啤酒了。我一连喝了几杯，感觉从未这样放松过。我一下子把啤酒给征服了。广场上不远处有人唱卡拉OK，有三三两两的行人，透出一派悠闲的生活化。我想正是由于朱家福，石家庄才显得如此亲切、美丽。临走时，崔晨水说要买条石家庄的烟给北京的朋友带回去，他还问我：春无力，你有什么东西要给北京的朋友带吗？我回答：没有。朱家福突然插话道：这就是你不如崔晨水的地方了。你的弱点就是这个。你还是回去对着镜子好好反省反省吧！我被他说得一愣，半天没回话。我的脸，好像真的红了……我悲哀于我从来没想过给我的朋友做些什么，我更悲哀于我没有值得我为他们做些什么事的朋友……我边走边想着，不止一次想对他大声喊：不！不是这样，不是你想的这样！我不是这样自私的人！但他的坚定的脸让我说不出口，仿佛一说就成了借口，就像是解释了。我解释什么呢？我又不是喜欢解释的人。何况他说得对。他一眼就看出了我的致命的弱点，如此犀利，如此直接，如此一针见血。我心跳不止，我被他所折服，我爱他。这种爱现在变得如此纯洁，只希望能再多看他一眼，能再多停留一会儿。
通过检票口时，朱家福和崔晨水相互拥抱告别，我在旁边傻笑，轮到我时，我只向他伸出了手。我们握手告的别。我想是因为对他的崇敬已经不允许我和他有过多的身体接触，我对他的好感一触即发，我怕我会失态。我们得知下个礼拜一是朱家福的生日，我想一定要再来石家庄给他过生日。我在想以后，也许应该和朱家福一起做一些事，一些我们都喜欢、应该去做的事。
我回到了北京，和李小枪经常见面，偶尔我也住在他那里，我们一起看电视，看碟，听音乐。李小枪家里有很多红酒，好像是他爸单位发的。我们经常一起喝酒。有几个夜晚，我们一边看电视一边喝得大醉，在神智已经涣散的时候，我会打开窗户，光着身子向楼下探出头呕吐。第二天被我们的污物弄脏阳台的倒霉蛋邻居就会在楼下破口大骂，想找出到底是谁吐的。我和李小枪就会被谩骂吵醒，然后在紧张的气氛中缩着身体继续睡觉。
和李晴没有来往后，他还经常给我打电话。他说他以前看错我了。“你其实是个很有想法的女孩。”他说他爱我，他要我当他的女朋友。刚开始我觉得莫名其妙，次数多了我就觉得这就是男人的劣根性。这种感觉很多女性应该都体会过，哲学大师也应该对此有很详尽、很能够服众的阐述。出于好奇心，我答应过几次李晴的见面要求，一次是在我家附近的河边，我一眼看到他就觉得他非常陌生，以前对他那种强烈的好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怀疑起第一次见面时他脸上那个微笑的可能性。他真的有过那么灿烂、单纯的笑容吗？还是我太依靠我的直觉？那个笑容和眼前这个陌生人根本联系不到一块儿。李晴试图说服我到他那里过夜，我冷笑着拒绝了。在暗黄的街灯下，我深沉地对他说：“我是给过你机会的，但你当时没有把握，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说完这些，我的心里涌起一阵快感，又觉得有些无聊。其实我也是想和他聊聊。聊聊这不同的感受。我是想让他知道我在想什么的。还有一次，是在一家商场的门前，我看到他远远走过来，他已经不是一个少年。那种滑稽的感觉又一次在心中浮起。
我们坐在商场外面的草地前，对面就是车来车往灯光闪烁的长安街。北京冬天的风有点像海风，这让我更加想念大海。
“我今天发现了一件事。”李晴开口道。
“什么事？”
“我发现我从来没有在白天见过你。”
我转过脸看着他，太晚了。现在说什么都太晚了。我已经对他提不起兴趣了。我想，我是没有变的，当初我就是这个样子，当初我就是现在的思想，你为什么没有感觉呢？当初对他的迷恋烟消云散。
我陪他在长安街上又逛了一会儿，我们还吃了几串羊肉串。是以前我和小陶在一起时常常吃的那个店。我边喝可乐边打量着李晴，突然想起力波。我当即决定去那个24小时店坐坐。也许能再次遇到力波。当然李晴是不能一起去的。我说：“我要走了。”他说：“你就不能再陪我会儿吗？算我求求你了。”此时我心如钢铁，我说：“不行，我要去找一个人，我现在就要走了。”然后我就把他扔在了街上坐公交车去王府井了。看着他一个人站在街边可怜巴巴的样子，我又有点心软，可一想他当初是怎么对我的，那一点的愧疚也消失了。
我很想力波。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像他那样的人，这种南方小孩。天哪，可真好玩。是谁，那么大学生地在“台北小站”里点了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我更像初中生。李晴让我陪他，我没陪，因为他不是大款，我也不是三陪。我早已厌倦了那种互相牵制的关系，不但厌烦而且厌恶！我的手腕上围着一条喷了香水的缎带，点了饮料。我去问在这里工作的工资，基本工资是442块钱，而且是整晚整晚地工作，也许我可以在这里工作1个月，反正我天天也是闲着，还可以用工资去买一瓶香水。我想起我现在抹着绿色的眼影，在灯光下应该很好看。
李小枪呼我，我出去给他回了电话。他说一会儿来找我。我看看表：“现在已经快一点钟了，早就没有公车了，你怎么来？”他说别管了，也许他一会儿会来，但不会很快。
没有乌托邦。
没有金色的衣裳。
人不应该有幻想。包括对乌托邦的幻想，对完美化的、纯洁化的、理想化的幻想。尽力去做，但不要指望结果。包括今晚就不要指望李小枪准时到达和力波的突然出现。态度！关键是态度！周一我应该去找朱家福，哪怕李小枪不希望我去。但我应该保持、保留自己的观点。而不是替别人考虑。是的，永远坚持自己的观点，谁也别想干涉我的人生！
力波像预想到的一样最终没有出现。李小枪则在大概两个小时后赶到了我的面前。他的手里拎着一块滑板。他说他先坐了一段夜班车，然后就滑着滑板来了。我非常不争气地涌起一种不安、感动、歉疚但更多是麻木不仁的混和情绪。事已如此，我们就只能等到天亮了再走了。因为我们的钱加起来也不够打车回家的。
和李小枪一起生活我变得更无望。像我们这样是永远不可能有前途的（我指的是个人前途）。我没有钱却讨厌贫穷，我没法借给任何人钱，我不想过无望的生活，因为我不想混。我不想消耗时间。也不想受束缚。星期一朱家福生日时，我没能去石家庄，我不想让李小枪知道我很喜欢别的人，也可能由于惰性。但我心里隐隐觉得我应该去的。
朱家福过完生日后没几天，有一个人给我打了一个奇怪的电话。他说他是那个在“乐乐乐”看完演出后和我、李小枪、崔晨水在一个饭桌上吃过饭的人，他说他叫张洋，武汉人，是一支朋克乐队的主唱。他说打算过几天和武汉四朋克中的其他几个人去云南玩，问我去不去。我说有钱就去呗！张洋那时候经常呼我，我有时候也会想起给他打一个电话。他住在朋友家，一大堆人住在一间房子里。然后我们会在电话里聊上一会儿。我每回都聊得云山雾罩，谈我最新的思想动态，谈最近看的书和电影，其实我知道他没有兴趣听这些。有一回，我边贴贴画边和他说：“你知道吗？我现在一边给你打电话一边正在贴贴画呢！”张洋就说：“和你聊过这么多回，你就这句还比较正常，比较像人话。”其实张洋心里想的什么我清楚得很，但就是装着不知道。
现在我一天比一天快乐。
清醒。
虽然我眼前总是在发晕。
崔晨水经常来找我，有时候是用我家电脑看电影，看完电影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呆着。天蓝蓝的，我们一边抽着叶子一边听着Ska，看着河边。唱着“It‘s a good good good good day” 和“I like coffee I like tea”。经常一抽就是两个小时，脑海中完全一片空白。我以后不再抽叶子就是因为这太浪费时间了。他不来找我时，我和李小枪就去找他。在那段时间里，我几乎见了所有住在清河的玩乐队的人。看完某场演出后我们就集体回到清河，找个地方吃饭聊天。李小枪总能在饭桌上说出很搞笑的话。比如有人问他多大了，他依照惯例回答说：你看我多大我就多大。结果对方说：你28了吧？李小枪迅速反击：28？我还自行车呢！我只在清河住过一次。那天我和李小枪借住在一个乐手和他女朋友的屋子里。他们还养了一只小狗。崔晨水后来告诉我们，第二天那个女孩看到她的小狗嘴里叼着我和李小枪用过的避孕套很生气。
崔晨水本来是来中国留学的日本留学生，结果听了中国的地下音乐喜欢得不得了。这一喜欢，连学也不上了，天天和一帮乐队的人混在一起，自称广州出生、福建长大，现在在北京生活，所以说话带口音。说实话，圈里人对他颇有微词，有人甚至说他缺心眼，我却很喜欢他。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心地善良，有自己的想法，只是他的表达常常让人误解。惟一令我觉得他好玩的是每回谈到历史，他就说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用李小枪的话说，就是：“崔晨水！怎么一说到历史问题您就装Anarchy啊！”其实崔晨水是学国际政治的，他对历史当然很了解，每回他和李小枪旁若无人、时而针锋相对时而立场一致地大谈特谈《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哥德纲领批判》时、旁边的人都觉得他们的大脑有问题。我还特自卑地问过崔晨水：什么是巴枯宁主义啊？！
第一章像火一样的经历 （3）
三
我终于和张洋登上了去远方的火车。我们打算先去武汉，张洋要回去取点东西，然后就去大理，再去越南。他们说云南叶子多，要在那抽个够。张洋对我说，别看朋克A现在又抽烟又喝酒，抽叶子也特疯，以前他可是最讨厌人家这么自甘堕落。传说有一次他去云南玩，在大理的街上看到两个外国人正在抽叶子，让A看见了，A冲上去，恶狠狠地冲他们嚷道：“我恨嬉皮士，嬉皮士去死！！”两个老外被A的举动吓呆了。此事一时传为佳话。
我们聚在一起时，我经常听张洋讲不同乐手的不同段子。有一个给我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因为事关北京两个比较有名的punk，我还是用A和B代表他们吧：涅磐刚流行的时候，A特别想看涅磐的VCD，可是他家没有，B家有，可A的父母和B的父母关系不太好，A也没法看那张盘。有一天A急了，跑到自家厨房拿起一把菜刀剁菜板，一边“哐哐哐”剁一边喊：“我看Nirvana！哐哐哐，我看Nirvana！”结果A的爷爷回来一看孙子正在剁菜板呢，急忙问他：“你怎么了，A？”“哐哐哐，我看Nirvana！”“谁家有啊？”“B家有！”“那……那咱们就去找他看吧。”结果A的爷爷就领着A去找B。B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A和他爷爷都有点儿傻了，挠着头：“嗯，爷爷……你们，有什么事吗？”“我们家的孩子想看Nirvana！”“那就看吧……”B打开门。结果这个Nirvana的VCD是由A的爷爷、A、B、B的爷爷、B的奶奶、B的爸爸、B的妈妈一起看的。
李小枪没和我一起去。他的钱不够。其实我的钱也是借来的。我实在太想到别的地方走走了。在我去武汉之前，李小枪比较认真地和我谈过一次。他知道我们都是那种很随意的人，只是看有没有机会放纵。他说我可以和别人上床，但是最好不要让他发现和知道。我说：“那不是自欺欺人吗？我要是你的话就会要求知道对方的行为，当然我可以不在乎，但起码心里是清楚的——难道咱就不能学学萨特和波伏瓦吗？”李小枪没说话，我就说：“好吧好吧，如果我有什么事的话，我一定尽量瞒着你。”
我走的那天，李小枪去送我。当我们在清晨5点的地铁站见面时，我发现他真的是很适合我的一个人，我看到他就高兴。我们在西站附近吃的早餐。李小枪说他的小学就在这边上的。早上的阳光已经很亮，在我们吃饭时我一直觉得非常舒服和安定。李小枪反复叮嘱到了武汉给他打电话，最好早点回来，惟独不提张洋。我们都心知肚明，我和张洋之间一定会发生什么。这简直就是想都不用想的事实了。我想着这些，想着我无法为此改变什么，突然就有些难过。
张洋很晚才出现在火车站入口，他背一个大大的包，手里还拎着一袋吃的，脸上带着一种痴呆的表情，我一看感觉就非常不对，觉得他像是个变身人，一点也不像曾经和我在电话中聊过那么多的人。果然，他看见我背着的包开始找茬儿：“你怎么会买这么难看的书包？”“这书包多好看啊，这是锐步的最新款，没见过吧？”我也迅速反击。“还真没见过。”
在火车上，张洋给我看了一本他们自己编的叫做《Chaos》的地下杂志和一本香港的《由零开始》。那两本杂志办得都不错。也许由于语言的原因（《由零开始》是本双语杂志，中/英文，有很多文章都是纯英文），我更喜欢看《Chaos》，感觉内容更详实、更丰富。张洋在车上给我解释什么叫做Straight Edge，他说他们不吸烟、不喝酒、不吸毒以及没有性滥交。我心想我肯定做不了Straight Edge啦！Straight Edge最纯洁的意思是你对自己和你的生活有绝对的操控，拥有清洁的思想和责任感。还有的是不需要借助吸毒和饮酒才令自己开心。做Straight Edge是要叫你比同龄人更成熟，比一般的有所分别。杂志里还有一些关于板仔和泰国硬核的介绍，以及声讨塔利班对待阿富汗妇女的极端不可接受方式的正义请愿等。这本杂志让我重新认识到以前说滥了Do it yourself，让我重新对punk充满热情。毫无疑问的，我喜欢这句话，“其实朋克精神就是那种很独立的精神。”
张洋一直戴着耳机听音乐，我则不住地往窗外看。看那和北方农村不同的风光，我觉得快乐极了，我正在去往一个从没有去过的地方，而且同行的没有我熟悉、管我的人。我们不时地到车厢门口去抽烟，往对方身上乱摸。“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车厢门口的原因。”张洋说。我没说话，我在笑。
武汉绝对是个太生活化的城市，简直应有尽有，交通便宜方便，风景不错。这儿很热，人很多，密密麻麻，吃的东西很多。一下火车，我们放下行李，张洋就带我去吃武汉的小吃。已经是午夜了，街上还有许多人，有的人就睡在大街上，身下铺着凉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