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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回忆-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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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日本人虽然用仇视的态度对待我们,我却忽然热爱起日本来了。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美丽的服饰;那些小山上有草坪的小花园、穿着木屐的男男女女,都让我感到新鲜好奇。那些神秘的女人,用奇怪的伛背的样子走着,面孔好像人造的傀儡一般。所有的日本女人在我看来似乎都是美丽的,看起来好像洋囡囡,又像可以吃的糖人,通常对每个人都是彬彬有礼的,以后当我们和她们结交为朋友时,她们似乎更加谦恭有礼了。    
    日本人招呼人,尤其是招呼他所尊敬的人(至少是他必须装得尊敬的人)的时候那种吸气的情形最使我感兴趣。因为这好像是蛇的鸣声。在日本人之间,这种吸气有一种意义,用文字翻译出来就是:“我是个地位低微的人。我这低贱的气息不敢向你吹!”    
    所以日本人招呼起来不像别国人那样呼出气来发声,而是用一个声音把气吸进去,这就是代表上面那两句话的意思。    
    到东京这一段旅程是非常艰难的。因为那时候的日本就像现在的日本和中国,火车上非常的挤。随处都可以买票,所以普通客车里永远挤满了人。日本人从窗口里伸进头来看我们,见我们一家人独占一节车厢,很妒忌我们的舒适,可是对我们付多少钱他们却不管。    
    他们起初走到车尾向我们望望,然后彼此又在讲那老调了:“辫子,光头!辫子,光头!”    
    后来他们走到我们的车厢里来,我们不懂日本语,他们又不懂中国话,彼此语言不通,但是我们懂得英语,我们就试试用英语向他们解释。    
    “这节车厢已订下了!订下了!订下了!”    
    即使他们不懂得我们的话,但是他们从我们的手势和我们因为自己包下的车厢被人侵占而现出的愤怒的态度,也该懂得我们的意思了。有一个日本人懂得一些英语。因为所有的日本人,就是到现在还是这样,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总希望表现他们自己是懂外国语的,所以那个日本人就解释道:    
    “所有的车厢都挤满了!一定要进来!一定要进来!”    
    “这车厢已经订下了!已经付了钱订下了!”我们这样告诉他们。但是……    
    “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你们!非常对不起,不得不进来!”    
    说这些话的时候,态度是非常的谦恭,还鞠了不少的躬,可是他们对我们这些“光头辫子”怒目而视,却充分地表示出了他们的虚伪。    
    终究那些日本人还是到我们的车厢里来了,向车站上的管理员论理也没有用,因为他们总是偏袒自己人的,这是日本人的一种特性。他们认为:日本人总是对的,外国人总是错的。于是我们的私人车厢就变成公共的了,和日本人一同乘车是不舒服的事,他们尽量地占据着车厢里的地方,把零碎东西各处放着,把衣服脱下来铺着占了很大的地方,侵占了别人的权利来供他们自己享受。日本人脱衣服,在他们自己看来像太阳的升起和落下一样自然,可是我们看了却非常不舒服,这给日本人知道一定很惊奇。    
    这些日本人进了车厢就开始交谈了。这种谈话就是在现在日本的卧车中也是通行的。他们不客气地对我们看着,而且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是同样的不客气地在批评我们,虽然我们并不懂得他们的话。    
    “辫子,光头!”    
    又是那些讨厌的字:“辫子!辫子!”    
    可是事情到底有结束的时候,我想第二天的下午我们可以到东京了。或许我是记错的,因为我是凭一个女孩子的记忆来写下这些,不是参考了地理书来的。在这些路程中,日本人的眼睛没有离开过我们,还有那不停的蛇鸣似的吸气声和那“辫子,光头”的字眼。    
    但是一切事情,甚至于不快活的事情到底会结束的。我们终于到了东京。秘书们在车站接我们,一辆四轮马车已预备好伺候我们进帝国饭店。这车子很华贵,我们的秘书为此而骄傲。在马车里有四个日本警察。他们见我们到了,就换乘黄包车,跟在马车后面,护送我们进饭店。    
    在车站上早就有一大群人了,因为消息总比人先到。像中国一样,在日本也是没有秘密的,尤其是关于外国人的事。每一个日本人好像是政府的义务雇员,凡是外国人的一举一动都被他们记着,传出去。车站上的那一大群人看到我们下车,又喊起那可恶的调子来:    
    “辫子,光头!”


破落的使馆光头辫子(2)

    这一次我们更相信这是嘲笑我们的意思了。日本人不欢迎我们,并且发出一种不满意的声音,许多高等小学的学生看见我们都对我们“嗤嗤”地表示不满,而那些大人们却并不阻止他们。    
    日本不喜欢我,我却喜欢日本,虽然我不喜欢她的百姓,那一大群人从车站起一路跟着我们,有许多还向我们掷石块——幸运得很,他们的技术没有使他们如愿以偿,他们还翻来覆去地说着:    
    “辫子,光头!辫子,光头!”    
    在我们后面,跟着四个警察。这事使我父亲很恼怒。    
    “他们跟着我们,好像我们是囚犯!”父亲恨恨地说。但是因为彼此言语不通,所以直到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为什么跟着我们。他们叫那周围的人离远些,使他们的石块不会打中我们,虽然那四个讨厌的字再远些也能灌进我们的耳朵。    
    这是我第一次冒险踏进我们敌国的领土,我承认,这一切都使我很震惊。我以前从没有碰到过“嗤嗤”地像蛇鸣、常常鞠躬、同样四个字可以翻来覆去说无数遍和又客气又刻毒的人。    
    我们到东京了,那里第一件使我惊奇的事就是各式的墙。在中国,我所知道的墙都是砖头的,有规则地砌起来;可是在日本,我第一次看到了石墙,由于石块大小不等,墙的面也是不规则的,我心里很奇怪既然石块大小不等,那么墙顶和墙角处又怎能恰巧平整呢?    
    后来我们就到了帝国饭店,我们要在那里住着,等到中国使馆的房子收拾好才搬过去。    
    在那有趣的吸气声、虚伪的鞠躬和讨厌的吵闹中,我们出去游览了这个城市。无论我们到哪里,那四个警察总是跟着我们。到第二天,我父亲才知道这四个警察是被派来保护我们的,因为日本还没有忘记中日战争,对中国人的仇恨心理还没有完全消除。那四个警察跟着我们是阻止日本人民对我们的无礼举动,这方法相当有效。    
    但是自从懂了“辫子、光头”的意义后,我们那受伤的自尊心好久不能恢复。


破落的使馆破落的使馆

    这是我们到使馆去的日子。自从前任大使因中日战争爆发逃走后,使馆一直空着,我们还是第一批进来的人。    
    我们离开旅馆,登上那华丽的马车。四个警察伺候我们上车后,仍旧在后面乘着黄包车护送我们。这一段旅程对我来说是多么新奇啊,虽然那四个讨厌的字还是到处跟着我们。以后我们对于这四个字渐渐习惯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必须留在日本,而且父亲的任务就是使日本人和中国人和好。一个人只要自己友好地笑,那么不管对方怎样地恨你,终究会受你的感动而也笑起来。大家一笑,隔膜自然就消除了。    
    到达目的地之前的一段旅程,对我来说是个名副其实的迷宫。我们经过了好几个不见头不见尾的城墙。这墙似乎是用来阻止人家前进,或是不让人家望得很远的。左一个城墙,右一个城墙,转弯抹角地经过了多少城门,我们总算到了一条狭小的街道上,两边都是玩具般的日本式房子。    
    这房子是多么矮小啊!玩具似的房子,里面住着洋娃娃似的日本女人!街上的日本女子背着那少不了的包裹,穿着木屐,用一种特别的姿势走着。那木屐碰在地上,不断地发出声音。凡是到过日本的人,只要你一提起,他就会记得那一连串的“喀,郭,喀,郭”的木屐声。    
    这真是娃娃人民的娃娃房子,小得好像是这群忙忙碌碌的日本蜜蜂的巢,脆弱得似乎一阵风就可以把它们吹掉。你只要把木屐或拖鞋留在房门外,就可以走进去看看里边是个什么样子。里面当然有席条和光的地板,那上面是不准穿着鞋子走的。娃娃妇人们坐在玩具屋中央的炭炉边,暖和着她们娇弱的手和身体,微微地笑着。    
    我们也路过山上,那里也有小屋子、小妇人。可是她们不常笑,至少对我们是这样,男人们都好奇地看着我们,年轻的人又在喊着那四个可恨的字。后面跟着那四个乘黄包车的警察,马夫高高地坐在前面。上山的时候,马辛苦地拖着车,而下山的时候,马夫就要下车防止车子向下直冲。    
    于是我们望到使馆的房子了,在红砖头砌成的围墙上部,高高耸起一座洋房,这就是使馆房屋的主要部分。在我看来,这房子倒很像监狱。因为在围墙的开门的地方,有铁栅栏门,铁条的顶部还是尖的,像防人攻打的牢门一样森严。    
    一个警察从黄包车上跳下,替我们把铁门拉开,铁门已经很锈了,好像一座坟墓的门,早已没有人用也没有人照管了。被警察拉开的时候,铁门“叽叽格格”地发着声音。于是马夫牵着马进门,走上了曲曲折折的小路,那是通到使馆前面小山的。    
    多么凄凉的一个地方啊!战争发生的时候,前任大使逃了,现在院里各处都长满了荒草,几乎和我身材一样高,就更使这地方像监狱了。如果我们走下马车,走一段路的话,就不难在杂草中找到风雨侵蚀的石块。我们就这样乘在车上一面察看着每件东西,一面计划着如何修理。    
    我最喜欢花园、花草、树木和那些到这来做窠的小鸟,所以我在想象当我们把这园子重新整理好以后,这将是怎样一个美丽的地方!在贴近围墙的里面,大门的左边,有许多小屋是给随员、秘书和他们的家属住的,从这些小屋的门口到使馆大门口全是一片杂草,把道路都遮没了;但我仍旧想象着当园丁把这里整理过后,这将是怎样的一个地方。大门的前面是一块大草坪,那或许是一个花园,中央有一棵松树,松树的周围种满了各色的花。如果把草坪周围小路上的杂草除去,那么这地方又会恢复成以前那样的仙境了。    
    我们离开那里的时候,脑子里充满着各种计划,那都是在园里的时候一边走一边讨论的种种设想。这种讨论都没有什么结果。因为当我们看到一处地方值得讨论而开始讨论的时候,已走到了另一个地方,发现另外一些需要讨论的东西。所以第一次参观的结果只是各处看看,闻了些气味,讨论了一些没有结论的计划。    
    我们打开屋子的门(前任大使逃走的时候并没有把门锁好),一股霉气立刻向我们扑来。这是一种难闻的气味,潮湿而霉烂。我们走进屋里,依次到每一个房间里去看看。这使馆以前曾是一个很华丽的地方,以后或许仍会成为一个华丽的地方。最先是一个大厅,充满着霉烂的气味。旧衣服满地放着,鞋子东一只西一只地躺在地上,桌子、椅子都翻倒了。这光景说明日本人已到这里来过,捉不到人,就把怒气发泄在这留下的东西上。    
    各种东西上都堆满了灰尘,屏风上,凳架上,到处都是。地板上的灰尘中留着细微的鼠爪的影子,但是没有人足的影子,除了我们自己留下的。真是一个宽大的场所,这是一幢豪华的二层建筑物,这是为太后派往外国的使者而建造的。    
    有一个房间中有吃剩的饭菜。残羹留在碟子中,小茶罐中留着黑色的茶叶残渣,杯中也留着这种可怕的黑渣,霉烂的剩余物看了令人作呕,可见当时中国人逃得很仓促。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如此颓废而令人沮丧的东西,就像这未修复的中国的使馆。这地方就像那闻名的少年皇帝的最后的防线——禁宫的一部分,当基督教的军队和他们开战时,他就急急地离去了,以致连早点也留下了。这些东西留在那里发了霉,一直到今天。甚至那些饼干包也是如此,对这些包着的饼干,当宣战令到达时,它似乎正在做一次难得的餐点。    
    别的房间中的东西都被毁坏了,褥子也被丢得凌乱不堪,潮湿、霉烂和污秽……各处都是杂乱无章,整个世界似乎在与扰乱这些地方的老鼠轻快的足音和那些害怕自己不能及时逃出者惊慌的呼声共鸣。再走下去,另外可见三个小房间位于这复杂的建筑物的后部,这些也是给那些公使馆里的人住的。    
    这样看来,我们似乎有一件重要的工作要做了,我们必须从头做起,把这些房间收拾干净。这也是一种象征的意思,因为太后曾布置给父亲许多类似的工作:把在日本的中国房子整理出来,重新在两国间建立起诚信,对于那时时萦绕在他耳边的四个可厌的字——“辫子,光头”,当然也须有一番表示。    
    从帝国饭店到中国使馆的旅程中,还有一件事我忘记说了:当我们走近皇宫时向里面张望了一下,最使我不能忘记的是它远不及中国的禁宫,虽然它似乎也是模仿中国宫殿的式样而造的。不但不壮丽,而且色彩也显得单调无味。红色,这是在中国建筑上到处可见的,这里却完全没有。    
    看起来好像那位建筑师只匆匆地到中国最宏伟的建筑物那边去看了一看,没有十分留意,更没有任何记录,接着回到日本把所见的记下来,也许在模仿之外更掺杂了些其他传统的观念。然而在大体上,他已得到了不少那些传统的观念,因为他的工作正是要显出日本皇帝威严的神态,不过这种表现出来的神态在这里就像肩上披了一件借来的外套一般很不协调。然而这种模仿的方法却带来了严肃。我还记得老师告诉过我关于中国的一个支族航海迷路而成为现在日本人的祖宗的故事,现在看来似乎很合理,因为日本的建筑师必须要仿效中国的式样——他们真正的发源地,所不同的只是这一族生活得更严密罢了,些微颜色的和谐,建筑的技艺,正表示他们的历史还不很长。    
    我们就这样有了一个开始,父亲决定一直继续做下去。他微笑着决定,将他自己的屋宇整理好,将中国的屋宇整理好,用两国的友谊来弥补一切裂痕,为他自己和中国树立起友谊的旗帜来。至于以后如何,那就要看父亲怎样作为了。


礼仪之邦语言隔膜的笑话(1)

    我们在帝国饭店暂住两星期,等候使馆装修工作的完成。我们差遣了一大批日本的木工在那宏伟的建筑物中工作,希望两星期后就能搬进去。    
    父亲必须一一造访日本的官员和其他外国的使者,所以大部分时间都不能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仅有的一个能翻译的翻译官又给他带了去。这样,给我们与外界沟通造成了许多可怕的隔膜,我们不能说那里通行的语言。在帝国饭店的两星期真好像没有尽头的黑夜一般。    
    在那时候,只有极少数的日本人能够说英语,然而在今天,每一个人至少都在尝试用各种不确切的问题去麻烦侨民,虽然,他们的本意是借此练习英语,并不是故意让人讨厌。现在,日本人普遍地使用英语反倒使侨民们讨厌起来,然而那时候要这样该多么好呢。我们那时的生活实在是太沉闷无味了。日本旅馆中的侍从们不懂英语,虽然当我们和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也能点头或摇头,但是他们却连最最简单的字,如“来”、“去”、“这儿”等等都不明白,我们在这里就好像俘虏一样的不自由。    
    父亲天天出去,回来时便给我们讲述他所经历的事。有时我们也到使馆那儿去看看工程进行得怎样了。其中有一次探望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我们要把一个房间分隔开来,想叫一个日本的木匠依照我们的意思去做,便叫一个我们认为有能力的翻译官同他讲。    
    下面就是翻译官同那木匠的谈话:    
    “格!格!”(这个!这个!)翻译官舞动着双臂在向那日本人做着各种表示,他说他已用手势做出了如何分隔那房间的样子,并且把所有我们叮嘱的话都告诉了他。我很惊异怎么这样一大堆的话用一个简单的日本字就可以交代清楚,因为不管我们对翻译官说什么,他总是用“格”字翻译给日本木匠听。    
    “格!格!”翻译官说。    
    “哈矣!哈矣!”(是!是!)那木匠回答着并谦恭地躬着腰,装出一副难看的笑脸。    
    “隔墙必须有这么高,”母亲说,“而且须和这儿交成直角。”    
    “格!格!”翻译官又同木匠说。    
    “哈矣!哈矣!”木匠回答着。    
    “各件事都说妥了,”翻译官对我们说,“墙立刻就要装好了!”    
    当我们第二次再去时,发现隔墙果然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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