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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间是专给外国旅客乘的。父亲却并不要专乘官舱，而宁愿在外国旅客的八间中占据一间。并且他也知道这次下行的官吏极多，官舱几乎都挤满了。
于是父亲就派了个仆人到船上去，在外国人的舱房中选了一间。在那时候乘船的手续很简单，只要去通知轮船局说某人带了家眷准备乘某某船，然后再派仆人到船上选定位置。船上没有账房，船长也不来过问的，除非发生了特别事故。仆人只要到船上，选一间他认为最适合主人一家的舱房，然后在那门上钉一张大约三英寸长一英寸宽的红纸条，上面写着选舱的人的姓名，这样就算选好了。
仆人回来报告说他已在洋鬼子的舱中选了一间给父亲和他的家眷了，于是一切都准备好了。
可是在晚上我们上船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舱已经被另外一个官员占据了，这并不是他的过错，因为他的仆人也替他选好了舱，仅仅是把我父亲的红名片拿下而换上他主人的名片！当我们上船的时候，两家的仆人都高声地争吵起来，一场对打就要开始了。时间已经很晚，船上的旅客都睡觉了，仆人们却大声地闹着，我相信旅客们一定被吵醒了。
更使我们窘迫的是那占据了我们房间的官和他的家眷也已经睡了。
正在争辩得激烈的时候，一个被吵得睡不着觉的外国人来插嘴了。
“闹些什么？”他问道，“难道你们这些中国人要闹到明天吗？”
最后，船长的儿子也来加入辩论了。他说他清清楚楚地记得是我父亲的仆人先把名片钉在门上。于是船长也被请来，他确定是我们的仆人先来的，这舱应该属于我们。
于是那位官员在大家的埋怨声中搬了出去，让我们占据了我们的房间。这是一个很脏的地方，还有一股难闻的气味。只有一件事是可以提及的，其实是否值得提及还是个问题呢，就是房里的床已被他们睡得很暖了！
我已忘记了在船上多长时间才到上海，但是我记得到上海的时候是在一天午后的一点钟。因为“同丰号”在当天下午四点钟就要开往天津，所以我们必须立刻到那艘船上，已没有时间上岸了。
于是又是那么一套麻烦。当然在中国这个帝国里，搬个家非懂得怎样管理不可！这一次又用到那钉在门上的红卡片，最后我们总算踏上去天津的旅途了。这是一次很不舒服而且似乎永远没有尽止的旅行。到了天津，我们改乘屋形船，由北运河直达通州，那是离北京十六英里的一个地方。从这条路走，天津到北京约有九十英里，这一段乘着屋形船的旅程恰像到沙市、武昌一样，也需要三天工夫。到了通州，困难更加多了，妹妹和我乘了一辆我们第一次见到的北京马车。这是母亲的命令，父母的命令是必须遵守的。母亲乘着唯一的轿子，父亲骑着骡子。
这十六英里的路程啊！
路是用大石铺的，有些石块竟耸起一尺多高，这种不平的路我从未看到过！这十六英里颠簸的路程（一直到那时候我们违反了命令而骑驴子）简直是一场噩梦。
在通州的时候，我们曾在一家茶馆里吃了一些点心，我还带了些糕饼，预备在这十六英里的路程上充饥。我把我的糕饼带上这笨重的北京马车，就在车板上坐下，把袋子放在背后，预备在饥饿的时候，头不至于常常撞在车厢上的时候（而我已习惯这种颠簸），我就可以拿出来吃了。可是我忘了车板是格子形的，当我想吃点心的时候，我发现袋子已空了——点心都从车板的洞里漏掉了。
远在到达目的地之前，我已在车厢上撞了不少次，弄得浑身又青又黑，尤其是头部，已不知在车上碰了多少次响头了。
我的哥哥骑着驴子跟着我们。他对我们说如果这样下去，在到北京之前我们的脑子一定震坏了，所以其余的路还是改骑驴子吧。
“可是母亲叫我们乘北京马车的，”我反抗着说，“假使我们违背了她，她会不高兴的。”
在中国家庭中，服从父母是家教的第一条。
“我愿意担当一切责任，”我哥哥说，“其余的路你们骑驴子吧。”
于是我们就听了他的话。母亲却并没有依着她应有的权利发怒，家里其他的人都在我们前面等我们。
冷冰冰地坐在那里的是我们的国文先生。我们没有把他留在武昌。也许是一生中的第二次吧，这可恶的家伙在笑了！
我们终于到了北京，这世界文化的发源地！
破落的使馆父亲请客（1）
当我们到达这久仰的北京城的时候，太阳正停滞在高高的城墙上面。城墙是一个高大的建筑物。在我看来，高到几乎可以碰着天。愈走近城墙，便愈觉得它的高大和神圣，直到最后，在我的心里，它几乎是擦到天的，是一垛穿透天空的大壁。
我们经过第一道城门——齐化门，这才真正到了北京。
多么大的城墙啊！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样子，并且还觉得它大，虽然不像我九岁那年骑着驴子进齐化门的时候那么惊奇了。那时候我想：
“这么大的城！这么小的人和驴子！”
我们，驴子和我，好像小蚂蚁走进巨人的房间。城门高大恐怖，冷峻而且古老。
这里可以嗅到：历史的气味，风流的余香；那已经被遗忘的恐怖气氛，和那历代围城作战的火药味。这是一个大堡垒，在这里面正藏着世界上最神秘的怪物。比起沙市、武昌、汉口，北京显得多么伟大啊！几分钟之后，我就要来游历这个城了。从武昌到上海的艰难的旅程，那为红卡片而引起的纠纷，到天津的长而辛苦的旅行，那缓缓而行的屋形船，那把我的头撞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北京马车……所有这些我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只看到齐化门张着大嘴，迎接着我这个小小的访客开始巡游她幼稚的梦境中的圣地。
城门开着，因为天还没有暗，虽然那西下的夕阳正在预告黑夜的到来。大铜钉一排排地钉在城门上，这对攻城的敌人是一种无言的抵抗。向左转弯，再经过一道门就是北京的街道了！这就是北京！帝王所在地的北京！没有喧闹的汽车在人丛中奔驰，害得苦力们左右躲避的场面。那时候还没有洋车，因为北京的第一辆洋车还要过十三年才出世呢！
我的眼睛忙极了，因为和我以前到过的地方比起来，这是一个多么不同的地方！然而这和我想象中的北京又是差得多么远！北京的名声这么大，我料想它的街道一定是用金玉或是同样贵重的东西铺成的，其实却不然，相反地，第一个印象就使我战栗。
又大又华丽的轿子很多，它们的颜色就表示轿子里的人的官阶，至于坐轿子的人，普通小民是不能看的。这类轿子都是由好多人抬着。有一顶重要的轿子，像我父亲的轿子一样是绿色，这就表示有一位一品官经过这里了，并且这位官还有马弁、喝道的小吏，轿夫累得喘着气，皱着眉，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他们的工作上。
大队的驴子慢吞吞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穿过。真是拥挤的人群，因为北京的街道非常狭窄，又杂乱，又有些气味。
一队双峰的骆驼驮着各种物品也走进城来，它们或许是从戈壁沙漠的那边来的，或许是从醴泉或更远的地方来的，还有高大的留着胡子的人，看来他们好像是巨人一般，因为他们的身材比一般人都高出许多。现在，他们正用不同姿势挥打着那些行动迟缓的坐骑——神秘的骆驼队。除此以外，还有一头很小的驴子，驮着一个满洲小女孩，她有一条很长的辫子，用红线扎着，当然也是很小的。长髯的人们用锐利的目光向前望着，对那些在骆驼脚边像河水一般缓缓流动的人群露出很轻蔑的样子。
至于那一大群的人，不知有几百个，穿着各式的服装，从绒的丝的，一直到褴褛不堪的——或者甚至于不穿衣服的。小贩们各自用方言（至少有二十种）叫喊着，有人不小心撞了他们，他们便高声地谩骂着，不讲理地骂着街上每一个人。有些人不耐烦地推开驴子和驴背上的人，并且咒骂着，因为他们挡住了路。整条大街显得喧嚣和忙乱。街上的人往每个方向乱走，没有交通规则，只是一大群地蠕动着，好像大队的蚂蚁，只是秩序没有它们好罢了。
各种方言的喊叫声；各种表情的笑脸，嘴在嬉笑着，扮着鬼脸，白的和污秽的牙齿……这些紊乱的情景，就首先给人一个关于这王国京城的一个深刻的印象。然而，对一个九岁的女孩而言，这疯狂、繁华、热闹的几天又给她留下了些什么呢？
许多苦力挑着重重的煤炭，小小的篮子中却堆积着沉重的负载，这些煤块不规则地凸出于篮子的边缘外，很小心地堆成锥形，谁要不留神地把中间的煤块碰撞了一下，满街上立刻会铺满了又大又黑的“金刚石”，于是哭声将随之而起，或者会来一场对骂，而旁人们必定会从这些破残货物中争先恐后地掠取。
一辆有蓝色华盖的北京马车，漆着蓝的颜色，底下有一条红色的边，这种式样的车，一看就知道是属于一个高级官员的。
真是黄金的街道啊！灰尘深及脚踝，当驴子在这中间奔驰时就扬起一阵令人窒息的灰尘，冲入鼻孔，使人咳呛不止，好似患了重病一般。至于等到下雨，那又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在一个明朗的下午，我踱出了齐化门，正巧日落西山，太阳和夜神又在作定期的约会的时候，在我们前面有许多苦力，挑着大担的水，还有用树枝做成的巨大的瓢或勺，他们正在吃力不讨好地用大勺把水很有节奏地洒在街道上，想把灰尘抑制下去。
接着我们进了安定门街。当时的安定门街跟现在的比起来又相差得很远了，那时街的两边都有店铺，而这又是怎样特别的一条街啊！中间有一个凸起的部分，恐怕比两边要高出四英尺，它本身就是一条小街，专供轿子和北京马车往来而设计的，在这上面，人们可以骑行，比两旁的人群要高得多，两边的路是给小贩携带篮装的货物，或是给乞丐及步行的人用的，凸出的街道把一条大路一分为二，而它自己也变成了另外一条路。
不管它是多么热闹、多么的令人兴奋，终不免使我感到失望，多么狭窄啊！我自己觉得，北京又是多么小啊，我是多么思念那骑在小驴子上的满洲小孩啊！当她初次进京的时候，睁大双眼，张开了嘴，接受那些从她稳坐的坐骑下踢起的灰沙。
店铺的招牌很吸引我的好奇心。有一家鞋厂的招牌是用十英尺长一英尺半宽的板制成的，挂在门前，上下都镶着边，招牌的两端画着靴、鞋等物，虽然我们可以知道这位设计者并不曾参考过西方的样式。店的前面装着金银，并且油漆过。或许店的前面都很华丽，因在皇帝统治下的中国本是极端富有的。
不论富贵贫贱，他们所需要的东西都有各种店铺供给他们。
北京这美丽的城市虽然时至今日经历了不少岁月，真是一个奇异的城，虽不免俗气一些，但终究还是一个美丽的城。在这样一个大的城市中，会看见一个小孩骑着驴子走过！
破落的使馆父亲请客（2）
太阳爬下了西山，不见了，夜幕渐渐地张开来，终于占据了整个北京，我们必须赶紧回家。我们要从北城越过东四牌楼到我父亲四年前借给一位朋友住的房子去，这座房子我虽然不曾看见过，但却已听人说起好多次了。
离牌楼还很远的时候，天已全黑了，牌楼矗立在我们前面就好像齐化门一样的高大，这时点灯者已把街上的灯一一点燃起来，这些奇怪的灯就平均分布在街上，很像一座座的小塔，因为它们是用砖砌成的，离地大约有四英尺高。每一个塔尖有一间小小的木屋，木屋有四扇窗，窗上糊着窗纸。木屋之内就是那些点灯者须时时注意的一个普通的油盏。每盏微小的灯却要照耀许多地方。灯实在是太少了，而且其间的距离也相隔很远，所以这些灯还不如改称作信号站更为合适，它只是黑暗中的一点微光而已。当你望着这一束微光前行的时候，就跟在黑暗中摸索一样，你要是乘轿子，那么你只能把安全托付给你的轿夫，要是像我这样骑着毛驴的人，那么一切又只好寄托在驴子身上了。
快要抵达目的地的时候，我看见前面有两束很亮的光在慢慢地靠近，晃动得很厉害。当它们走近以后，我才看出这是两盏灯笼，在一乘大官的轿子前面引导，叫人们看见了可以回避。
这样，我第一次到北京所得的印象，就是北京的街道并非真的用金玉砌成，但却很繁华。
离开这儿不远处就是禁宫了，在那里的宫中，就住着慈禧太后，管理着全国的人民——那些送了许多礼物给太后以至于使她来不及使用的人民。
破落的使馆恭王府里的集会（1）
我们在北京的房子曾在四年前借给一位朋友居住，现在他仍住在那里，而且竟无法归还我们了——尽管他并不付租金，并且我们要回到北京，他在六个月之前就知道了。
于是另一位朋友答应把他的房子借给我们住，关于这一座房子，我又有许多话要讲。
从这以后我所要叙述的事大都是我九岁那时候所不能理解的，但是这些都是极重要的事情，它们对中国的利害关系很大，在我父亲的经历中和我自己的经历中都算是大事，因为这些事把我童年时代（就是九岁那年）的记忆和后来懂事后的实地观察所得相印证了。
到北京的第二天，我们就搬进新屋去了，那是个很不错的地方。许多人来访我们，各级官员照例都送礼物来，礼物总不外乎食物，生的或熟的。
有一件礼物（我称它为一件，其实所包括的种类和份量足够供应我们这个大家庭许多日子的生活。）是恭王送来的。恭王是已故的咸丰皇帝的亲兄弟。送礼物来的仆人同时带来一个口信说要我父亲立刻去见恭王。恭王既然是咸丰的兄弟，当然是皇族，况且他又是太后的亲信，所以他的命令简直和圣旨差不多。
并且那时候中国正在和日本作战，全国各地都感到惶惶不安。
所以那天早晨，父亲就去见恭王了。我们都在猜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恭王会派给我父亲什么工作？他的假期满了之后，他和他的家属是否仍旧要到武昌去？
父亲对当前的这次拜访看得很重要。难以抑制的激动充满了整个家庭。恭王一定不是叫父亲去受责备，不然他不会送这样丰富的礼物了。不错，无论恭王有什么命令，决不会对父亲有什么不利。
父亲去了大半日，我平时那种遏制不住的好奇心使我一直在猜测他的上司会给他什么命令，并且等候着他回来告诉我。父亲去了后，我就利用这机会仔细地观看我们的新房子。这屋子比武昌的衙门还壮丽，甚至比我们原来借给朋友住的房子还好。自然这里也有那中国房子所不能缺少的围墙，它把我们和外面嘈杂的街道完全隔绝。只有在假山高出围墙的地方，一个勇敢的爬山者能在那里望到墙外，望到来去匆匆的人群，听到他们的讲话声，接触到围墙外面的世界。我永远痛恨围墙，痛恨隐居在围墙里，常常尝试着要跳出这围墙。我从不曾做过中国礼教下的奴隶，中国礼教注定中国女子的天地限于一个家，这种用意是外国女子所不能了解的。
还有那必然有的庭院、花园和金鱼池，金鱼池的周围种着高大的柳树，柳梢倒垂在池里，湿漉漉的似乎在悲泣，好像抑郁的妇人，她们的发丝一束束地披散下来，发梢沾着了池水。这种比喻似乎很可笑，可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只有九岁，我的想象常常是可笑的，我并不为它们辩护。
在这所新房子里，每一个我被准许去的地方，或是不准许而我自己能去的地方我都去过了；我各处找寻着这屋子闹鬼的故事。我并不懂得那回事，可是那对一个好奇心很强的孩子有着很大的引诱力；我要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找遍了那些庭院和屋子，因为那里藏着“闹鬼”的秘密。我要找出仆人们所讲的故事的来源。
这所房子和我们在汉口的房子完全不同，后者是洋房，而这所房子却是标准的中国式的北京房子，我认为是生平所住的房子中最有趣的。
我在各处走着，注意着每一样东西，抚摸着每一样东西，看看那奇形怪状的岩石；看看那柳条仿佛在哭泣的样子；看看花儿羞答答地红着脸好像一个被顽皮的男孩子嘲弄了的小姑娘；看看小路怎样弯弯曲曲地绕着，好像是一条蛇所走过的路线……同时在我心里，还念念不忘恭王召见我父亲的事情，希望父亲快些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