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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公正主义”终结“富人时代”
肇始于2003年3月全国两会的结束，截止于2004年全国两会的召开，期间的12个月，就是中国民间和国际舆论所谓的“新政元年”。事实上，我们从人们的宏观描述和微观列举中，并未发现多少真正的新东西。正如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员康晓光所说，“新政”之所以是新政，不在于新的政策，而在于孕育在政策背后的新的政治理念：“公正”。
过去的25年里，我们对“平均主义”的批判过了头。尽管我们在强调“效率优先”的同时，从不忘记说一声“兼顾公平”，而事实上却是“只唯效率，鲜顾公平”。受制于这样的政策导向，我们看到的政策结果，便是今日随处可见的“赢家通吃”的景象。改革之初的民众、精英共同获益的“双赢时代”，已成过去。用青年经济学者卢周来的话说，“中国的改革是在旧房子不动的情况下盖新房子。”承担了建房成本原来住在旧房里的人，至今也很少有能够住进新房子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不仅依旧住在不堪风雨的旧房子里，甚至连维修成本也失去了。
一年来，我们发现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底，业已在诸多层面改变了旧的分配理念，以公正为导向的社会政策，正在快速实施。我们注意到，新政府在理解公正的本质要义时，选择了“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这个动宾结构短语。具体地说，对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关怀，已成中国第四代领导人施行其新政的突破口。
显然，对于普遍存在于城乡、地区、阶层之间持续扩大的不平等，新政并未矫枉过正，回到大锅饭的老路上去，而是将效率和公正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在选择具体的社会政策时，不是将富人打入地狱，而是将穷人领入天堂。
过去的一年，我们从两次全国两会的分析中，发现了“要富人，也要穷人”的政治倾向，从官人和商人的进退中，发现天堂不拒丧钟的公正立场，从淮河水灾的补偿，以及反圈地运动和疗治拆迁之痛的举措中，发现“公正也是硬道理”的施政理念。
第一部 “公正主义”终结“惟富时代”第一章 政治：要富人，也要穷人（1）
第一章 政治：要富人，也要穷人
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在官方人士眼中，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是西方记者心中，是“观察中国政治走向的风向标”。
事实委实如此。根据“人民当家作主”以及“参政议政”的政治原则，两会的全部要旨就在于，决定当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方法。所以，我想从2003年和2004年的全国两会，描述中国政治走向上的“公正主义”。需要强调的是，对公正的理解，不是单一的穷人利益的彰显，还包括富人利益的宪法化保障。
2004两会：“农民政治”端倪初显
2004年两会谢幕不久，我盘整了是年两会，结论依旧。一如我在2003年两会开幕前夕所预测的：一场穷人的盛宴，一场富人的盛会。宪法修正案的款款条文，以“宪政时代”的口气，以“宪法至上”的姿态，安顿了富人惴惴不安的心灵，温暖了穷人一度变凉的情绪，确如观察家所期待的，是次两会，给“有产者”以恒心，予“无产者”以信心。
我不想搜罗是年两会所涉猎的每一个细节，亦不愿从整体构架上作宏大叙事的概括。我只想择取一端，从端倪初显的“农民政治”倾向，管见我对2004年两会的观察。
2004年 3月13日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内，温家宝总理依惯例，在主持人宣布人大会议胜利闭幕后半小时，出席一年一度的中外记者招待会。
“重庆农妇熊德明”，作为问题的事实部分，被一位新华社记者所提及。尽管总理指称该问题属于第二个问题，违反了“只能问一个问题”的规定。温还是从制度层面回答了他。
众所周知，温家宝在新政府第二个春节来临之际，曾向熊德明，重庆市云阳县人和镇龙泉村一介农妇承诺，要帮助她向县政府讨回工钱。温说：“欠农民的钱一定要还。”嗣后，为农民工追讨工资，成为中国的一股浪潮。知名政治学者康小光说：“这是2003年中国政治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一幕。”
反观温在新政府迎来第一个春节前的细节，遥想他在地下700米深的矿井，和矿工一起听到农历新年钟声时的情景，再观察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底一年间的施政，可以发现，这戏剧性的一幕，在真实世界中，是有其必然性的。
全面推开农村税费改革，继续拓展农村开发扶贫，高调出台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彻底改革歧视农民的户籍管理体制，公开承诺五年内废除农业税…2004年两会前后，诸多针对“三农问题”的声音，促使海外关注中国问题的人士，杜撰了一个描述中国问题的新词汇：“农民政治”。且不论海外人士的评论妥当与否，这里暂借“农民政治”一词，描述中国新领导班底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和举措。
第一部 “公正主义”终结“惟富时代”第一章 政治：要富人，也要穷人（2）
安徽两会：一个标本
2004年1月中旬，数百万安徽民工正急切奔走在返乡过年的路上，省城里旨在为三农立言的两会，在合肥作家陈桂棣夫妇《中国农民调查》吹皱的一池“春水”中，借助警车不再拉响警笛开道的新会风开幕了。
安徽是中国的一个农业大省，“三农”问题尤为突出。中央就三农问题作出的全局性决策，大抵与安徽的局部调研分不开。考虑到地方两会的旨要与全国两会的契合性，以及安徽在中国三农问题的标本意义，我们且将全国两会搁置一边，转而观摩安徽两会的农民政治倾向。
是次两会，无论是民建、民盟等民主党派在安徽的分支机构的政协委员，还是来自农村基层的人大代表，纷纷就三农问题谏言安徽当局：推进征地改革，创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在有375万低收入人口的安徽农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等。
当中，最惹我们瞩目的当数劳务输出层面的言与策。众所周知，安徽非但是农业大省，亦是中国农业劳动力输出大省。一份源自民建安徽省委的报告说，安徽每年外出打工农民逾800万人，保守估计，去省外打工的人员至少有500万。农民外出务工收入，约略占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3。若就总量而言，则相当于安徽全省的财政收入。
看上去，农民外出务工，对不至于过分贫弱的安徽经济是有贡献的。遗憾的是，很多年以来，他们的利益似乎并未受到足够的尊重。尽管由省一级官员牵头的事关农村劳务输出的领导小组，业已运转，但短期内，农民工的权益并未获得完全的保障。
综观代表和委员们陈述的意见和论点，安徽农民外出务工问题大多集中在以下四个层面。
首当其冲的是农村就业服务体系欠完善。当下，政府出面组织的保障机构惰性强、活力少。社会中介机构缺少自律和信用，借介绍工作为名，骗 取外出人员钱财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国家对社会就业保险缺少统一政策，各地竞相降低就业保险缴费水平，有的干脆不搞社会保险。由于各级政府未对用人单位采取强制性的投保措施，加上农民工自身投保意识淡薄，大多数农民工仍然游离于医疗、工伤事故等保险安全网之外。
其次，整体文化技能素质偏低。由于安徽民工文化素质偏低，，缺乏技术技能，致使他们的就业率不高，即使能就业，大体上也都是一些收入低廉的苦脏累险的体力活。据称，该省外出人员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13％，有职业资格证书的更少。刚被执行死刑的贪官王怀忠发迹的阜阳市，外出务工人员中约80％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六安市外出人员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8． 2％， 凡此，无不限制了务工人员就业领域的拓展和经济收入的增加。
与安徽农民工文化技术程度低下反差甚大的，是城市用人单位普遍提高了录用门槛，越来越多的行业要求有职业技能资格。 国家虽然明文规定要不断提高农民工素质，要求流出地要搞好农民工外出前的培训，流入地要为农民工提供劳动技能性培训。但流出地和流入地对农民工培训普遍重视不够。
据说，由于输出人员文化素质偏低，使个别地区闻安徽人而止步，说安徽人便摇头，甚至于鄙视整个安徽人。
再次，地方保护主义和歧视性政策，对安徽农民进城务工给予了诸多不合理限制。且不论近年来非议颇多的特殊行业和工种针对农民工和城镇居民作出的不同的技术资格和健康条件要求，即便是遭炮轰多年的农民工子女入学高门槛，依旧没有降低，高昂的赞助费仍旧高傲地抬起许多农民工子女不敢仰视的头，蛮横地剥夺了他们理应享受的义务教育的权利。
农民进城务工就业无序盲目流动，自身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务工人员在转移方式上，多数地区仍以依托血缘、地缘、人际关系为主，缺乏他们天生就缺乏的组织性。这，不仅常常陷他们于“有浑身力气而无处使”的窘境，还是他们合法权益不时受到侵害的根源之一。有些用工单位不按照国家标准和行业要求，采取有效的安全生产设施、劳动保护条件及职业病防治措施，致使农民工的人身安全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工时长、强度大、劳动合同签约率低，特别是拖欠和克扣工资严重，是多数农民工权益屡受侵犯的现实表现。一旦工伤或企业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等劳资纠纷发生，缺乏支持保护机制和法律保障，农民工常常处于无助状态。据不完全统计，几年来，仅安徽省劳动厅6个驻外劳务管理处，就协助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处理劳务纠纷、工伤亡事故、罢工事件等1870起，帮助皖籍务工人员获得赔偿和追回业主拖欠工资共1408万元。
或基于以上种种考量，民建安徽省委建议，除了建立起通畅的信息网络，科学组织劳务输出外，还需为农民工立法。他们建议省人大或省政府，应尽快制定有关保护农民工权益的地方性法规或规章。尽管中国农民工的人数规模不断扩大，但在外来劳动力管理方面， 国家还没有专门的法律，农民工就业的管理和维权处于无法可依状态。
有专家指出，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虽然制定了不少规章制度，但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尤其是广大农民工权益屡受侵犯，但又无法律保护， 申诉无门。故而，制定保护农民工权益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有效地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显得尤为迫切。
第一部 “公正主义”终结“惟富时代”第一章 政治：要富人，也要穷人（3）
一号文件
论农民政治，一号文件，不可不提。两会上，纵论中国农民问题时，诸多代表、委员，乃至部分把握两会话语权的学问家，大多从中央“一号文件”这个切口契入话题。
2004年2月上旬，两会尚未开幕，被舆论指称“18年来最为深刻的变化”的“一号文件”，附在中共中央、同国务院的名下，昭告天下。尽管对“一号文件”的意义，知识界在认识上，还存在分歧。仍然有人将之与22年前的“一号文件”相提并论。1982年1月1日，胡耀邦任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一号文件”。受到中国农村问题研究者高度置评的“一号文件”，在对中国农村改革的过去进行经验总结的同时，部署了此后一段时期的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战略。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由是开启。
22年后的“一号文件”开门见山，指出“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中还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文件称“突出的是农民增收困难”。如此“突出的问题”既已亮明，接下来的内容就是“如何解决”了。翻阅“一号文件”，九大重点二十二个层面的举措，勾勒出一个路径清晰的“解决文本”。专家评论这些“施政纲要”时指出：“增收”和“减负”并行，“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体现其中。
著名三农问题专家党国英，在接受上海东方早报采访时说：“农民收入增长放慢是近年来的一个突出问题，这涉及到社会公正和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在‘三个代表’和‘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下，把这个主要矛盾提出来，这是18年来第一个‘一号文件’最深刻的地方。”
喜欢追索意义的媒体，在解读“一号文件”时，总念念不忘一个问题：22年之后的这个“一号文件”是否也具有指导整个改革方向的意义呢？2004年2月7日，党国英对《东方早报》记者说，一号文件是新领导层施政方针发生改变的一个信号，概而言之，即：以人为本、关怀弱势群体和建立社会公正。譬如，“一号文件”强调，要在2004年，将农业税税率总体上降低1个百分点，同时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
事实上，新政府力图给以农民为主体的弱势群体以实惠，在“一号文件”颁布前，就开始了。来自权威部门的统计资料称，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数额高达1000亿，如果“清欠”顺利推行，则农民收入有望增加1000亿。
另外，农村税费改革亦将大大减轻农民负担。有专家援引统计资料说，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我国乡镇财政部门要从农民的手里收取300亿的农业税，600亿的乡统筹、村提留，再加上乱收费，大约从农民那里一年要拿1200亿元，甚至还要更多。税费改革就是要把收取的300亿元的农业税提高到500亿元，把其他的乡统筹、村提留的600亿元和乱收费一律减掉，而乡镇财政的损失将由中央财政补偿。
这一回，“一号文件”对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开列出的药方，可谓一揽子方案：不但要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提高种粮收入，同时也要调整农业结构，增加农民增收的渠道，更要解决农民进城务工的权益和收益。
民间社会认为，“一号文件”与往昔哪些具体而微的政策的不同，在于两点：
“市场机制”是其一。党国英认为，“加强市场体制的作用，是从以前的改革中得来的经验，放慢和控制市场经济的步伐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或缘于此，“一号文件”突出市场化的作用，既提出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也明确指出培育农产品营销主体，而这个主体包括“各类农产品专业合作组织、购销大户和农民经纪人”。
“宏观调控”是其二。党国英认为，这一点在“一号文件”中集中体现为“财政支持”，他对东方早报说：“在减税、补贴利益、直接投资等各方面，文件都表示中央财政将毫不犹豫地给予支持，甚至会补充地方财政的不足，这种扶持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和以往的文件一样，“一号文件”照例要求各级政府“确保各项增收政策落到实处”。当两会期间，不少人担心落实的问题。熟悉中国农村的人们知道，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过去，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每年一次，爱农支农的政策出台过不少，效果甚微，何也？有媒体援引两会期间轰动朝野的《中国农民调查》的说法：下级政府的抵制“非常厉害”。
就在写作此文时，著名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半喜半忧者地表示：“我既欣赏又担心温总理的仁慈”。他说读过中国历史的人，都不会反对帮助农民。问题是要讲究战略，讲究投资回报。
农民并不懂得这些道理，他们不晓得也不在意谁是谁非。在回报还看不清楚的当下，一个叫章金兵的安徽无为县青年农民，依然决定，先种它18亩地再说。
第一部 “公正主义”终结“惟富时代”第一章 政治：要富人，也要穷人（4）
农民政治不排斥富人
我在2003年两会前预测，是年度的两会是“一场穷人的盛宴”，而后又提出“富人的盛会”之说，我在2004年两会结束后，着重提农民政治，这与回应富人保护私有财产的修宪内容，在旨归上是否自相矛盾？
不！这是因为，中国改革是个继续的过程，这个过程距离终点还早得很。我们还在半路上，但我们发现，经济与社会之间发展开始出现不协调，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出现很大差别。1990年代，两个反差极大的景象同时在我们眼前晃荡。一方面，北京为迎接奥运会不惜千亿制造“新北京”，上海重现“海上繁华梦”，几成国际大都市。另一方面，农民把他们用血手印摁出的承包地大量抛荒，去歧视他们的都市目光中艰难谋生，曾为共和国生产第一炉钢水的产业工人的后代，有的被迫去郊区种地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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