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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就经济层面的改革而言，目前可以确定的是，一个志在“建成较为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案业已成型。这样的目标暗合了一份官方研究报告的判断：中国目前尚处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历史过程的中期。
凤凰卫视8月中旬援引该官方报告说，解决传统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深层体制矛盾，确立新体制的基本制度和机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中的基础性作用制度化、稳定化，具有可持续性。
《亚洲华尔街日报》等海外媒体发表文章说，中国把注意力转向经济法，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正在通过或修改一系列的市场经济运行至关重要的法律。酝酿几年的《证券投资基金法》的立法工作已进入尾声，《证券法》的修订也将很快完成，目前最受瞩目的“银行三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和《银行监管法》的修改和制定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消息灵通人士还指出，十六届三中全会将提出一项要求在未来五年内通过大量新法的计划，包括针对破产和反垄断的法律。他们说，根据该计划，国家将修订许多过时的法律，包括管理公司、证券和银行的法律，使之更适应市场体系的需要。
法律保障正在积极行进当中。当下，一场旨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金融变法正在大提速。
事实上，这些变化都符合正常的施政逻辑。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市场化的大方向不变的前提下，把解决好市场经济制度的细节，作为所追求的目标，是自然而然的事。正如董郁玉所说，在市场经济制度的框架已经大体搭建成型、在体制上和意识形态上不会再有比较剧烈变动的情况下，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制度，解决这一制度在运作方面存在的问题，真正发挥出市场的优势，使国民经济在市场的轨道上运行，并产生良好效益，缓解进而解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所遗留和产生的问题，应该是此一届中央委员会的施政理想。
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
众所周知，市场经济制度的顺利运行，离不开一个行之有效的宪政制度。此次中共中央的修宪建议，是胡锦涛总书记在那次大会上讲话精神的符合逻辑的延伸和发展。由此，也再次使人们有机会了解执政党在处理政治、经济等实际问题时的法律应对方式。
虽然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并没有透露出什么特别令人兴奋的内容。观察家还是从业已公布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议程中，发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端倪。
把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列为全会的第一项议程，对关注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民众来说，多少有些“出人意表”。
《了望》周刊日前载文指出，把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列为全会的第一项议程，表明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为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增强党的活力的最新努力。该文指出，由中央委员会所选出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包含着接受中央全会审查工作、听取批评、建议和监督的精神，反映了常委会和全委会的不同地位、权责及其相互关系。把报告工作主要定性为述职性质，体现的是授权与被授权、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舆论认为，改革难度的加大对中共的执政能力和决策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党内民主是这一要求的回应。
今年以来，四川省雅安市荥经县举行了中共建政以来的第一次县级党代表直选，深圳市政府内部正酝酿推出立法、执行、监督行政三权分立的改革。
中共雅安市委组织部长张锦明认为，直选党代表只是整个党代会制度改革的一个起点，“我们要在民主的实践中学会民主，党的民主才能带动整个国家的民主”。
年初，沸沸扬扬的“行政三分”实验在深圳开锣。中纪委研究室李永忠前往调研，与彼时主政深圳市府的于幼军交谈过。李认为，在党政分工还处于逐步酝酿探索阶段，现在推行政府的行政三分将有一定的难度。
据悉，中共十六大以来，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已成为党内外的主流共识，问题是如何从制度上落实党内民主。
舆论指出，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列进报告工作议程，显然意在以中央全会的实例，教会各级党委正确处理常委会和全委会的关系，使二者紧密结合，相得益彰，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第三部 “人本主义”终结“GDP时代”第八章 三中全会：不仅仅是萧规曹随（3）
当谜底揭开
当新发展观作为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谜底被正式揭开，各路学者专家在不同场合，站在各自的学科背景上，围绕新发展观，发表过众多大同小异的演说，媒介上的文章和言谈，千篇一律地论证着新发展观和新改革观的相互依存，以及新发展观的合情合理。
若要证明新发展观的伟大正确，就要否定传统发展观的错误。论说新发展观，是从反思过去起步的。综观反思者长篇累牍的文章，大略不离三层面：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性。
人定胜天，是我这样的1970年代出生的人，中小学期间受到的哲学教育。虽然1998年长江流域百年未见的洪灾，2000年以来北京春天地动山摇的沙尘暴，已经让我们感悟到填湖造田砍伐森林等等征服自然的罪过。然而，传统的发展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坚信科学技术对自然的胜利，是财富增长的源泉，物质财富的增长才是发展的动力。尽管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为此交纳了高昂的“学费”，可他们仍旧从世界经济史上寻找到支持自己的论据：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走的就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
过去的25年，是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也是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贫富差距扩大最大的时期。它招致的结果是：经济高增长、社会低发展的失衡局面。经济发展要讲究“效率”，社会发展要讲究“公平”。现实的情况是，一些地方往往只重视效率，不重视公平。
过去，我们的社会在阶层分化中，积累了诸多影响稳定和和谐社会关系的矛盾。“田园牧歌”式的和谐状态，我们不再奢求，但建立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建立相互尊重、理解、信任和关心的良好人际关系，是必不可少的。
反思过去，目的不是控诉，而是为了说明现在和未来的路该怎么走。十六届三中全会闭幕后的那段日子，新发展观的科学性充斥了所有的舆论平台，诸多平庸而冗长的声像文字随处可见可闻，尽管核心只是一句话：将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最高价值取向。
比较而言，国家发改委范恒山等人在“海南”的这次研讨，起码在论说的逻辑上，让人觉得更新颖更深刻一些。
身为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的范恒山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来之不易，它是历经数十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曲折实践，用很高昂的成本换来的，是关于发展观的一个历史性的重大突破。
范认为，新的发展观可以概括为“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在这个基础上引申出“以人为本的改革观”，是很顺理成章的。逻辑上很简单：不树立以人为本的改革观，不按以人为本的要求推进改革，就不可能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论证“以人为本”改革观和发展观的关系，兼政府官员身份的范宣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揭示过“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人”这一点。就是说，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应该围绕人的需要、人的自由来推进发展，同时选择发展的内容和道路。从这个意义上看，以人为本的改革观可能比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更具基础性，也更有针对性。这就要求， 改革措施的制定与选择要立足于关怀人。换句话说，所提出的改革措施，要体现人性，要考虑人情，要尊重人权，不能超越人的发展阶段，不能忽视人的需要。
赵晓，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指称，“以人为本”的改革观当有一系列突破。出身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赵，其滔滔不绝中有四点，被我记取：在“以人为本”的改革观下，革命党要向执政党转变；从过去注重效率或者效率优先的改革，转向以公平为目标的改革；由过去只注重人的物质需求的改革转向满足人全面需求的改革；制度平台，从专制的权力架构转向公权与私权界定清晰的新的制度平台。
第三部 “人本主义”终结“GDP时代”第九章 失衡的中国（1）
我不晓得，坚守传统发展观的国家中，有多少人读过美国经济学家Patha Dasgupta那段话：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均财富在近20年来增长极慢，甚至在衰减。他指称的是GNP，和GDP一样，他们反映现在的价值，而不关涉未来的幸福。
过去很长一段年月，信奉发展经济学的中国官员们，都趋向于认同这一观点：GDP是消灭贫困的关键，GDP的增长才是中国的正道。直到2003年初，浙江的一些地方政府还以GDP作为考核公务员的指标，如果有官员被问及“干得怎么样”，回答一定是“GDP增长了”。
的确，GDP增长了，但中国却迎来了一个叫人笑不起来的局面。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人，它们能否在一个层面上构筑和谐的格局，意味着中国的发展是否全面和正面。我们当然不能将GDP一棍子打死，可是片面强调它的结果已然再清楚不过了：中国失衡了。
检讨这一切，我们禁不住感叹，传统发展观使我们走出了贫困，也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三只火药桶
定格在社改元年的时间起点上，回眸2003年，远眺2004年乃至更远，观察家发现，改革开放初期的生机和活力，已难以寻觅，教育、医疗以及土地，成了影响未来中国农村乃至中国社会变革的三只火药桶。我用火药桶作比喻，不为哗众取宠，而是试图以一种鲜明的方式提请公众注意，人和社会之间的和谐发展，已经遭到了破坏，急待修复。
教育
义务教育在中国民众眼中，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谎言。2003年，中国的十大暴利行业中，中小学义务教育竟然名列其中，且排名第二。
最近三年，“教育乱收费”一再蝉联“价格投诉冠军”。权威人士指出，乱收费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形同虚设。法律规定的九年义务制的中小学教育，在2003年已危及中国超过3亿儿童和他们的家庭利益。坊间人士偏激地说，教育乱收费的本质是“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
据悉，北京市的一所普通中学，仅2003年查出的一笔教育乱收费就高达700多万元，这笔钱被几名校领导私分，于是他们全成了百万富翁。据一些教育专家保守测算，10年的教育乱收费从中小学生的口袋里搜走了2000多亿元。
2004年1月6日，中国教育部长周济坦承内地教育乱收费情况严重，2003年底全国共调查了十几万所学校，查出违规乱收费8。53亿元人民币， 395名校长被撤职。提供这一消息的香港明报援引周济的话说，乱收费现象已严重败坏教育事业的声誉。
广东省价格监测中心前不久在全省范围内组织了一场“广东教育收费情况民意调查”。“民意调查”表明，教育收费偏高是大多数、特别是年家庭收入低于１．５万元的低收入家庭受访者的心头之痛。
调查还发现，就当前广东教育收费水平而言，广大农民等弱势群体表示“吃力”。根据家庭收入情况，将近一半的受访者认为“有些吃力”或“非常吃力”，有４．２％的受访者甚至认为“完全承受不起”。
广东物价部门有关负责人特别指出，当前广东部分群众收入，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民收入还比较低。显然，在这种条件下靠收费促进教育发展纯属扯淡。
广东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供养一个大学生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说，的确是不容易。如果一味依靠提高收费来发展教育，忽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过高提高接受教育的门槛，大量的农民兄弟可能被拒之门外。
教育部长周济说，有时他也很同情被撤职的395名校长，因为除却不正之风外，有时教育经费确实不能维持学校运作，校长想通过收费来维持，这种情称为「生存型」；另一种是「发展型」，有些学校希望发展更快一些，教育质量更高一些，所以向民众收一些费用。故而，周济认为出现教育乱收费的根本原因是投入不足。
即便是广东这样的经济发达省份，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也不够。根据广东省教育厅的统计数字，广东预算内教育经费拨款占全省ＧＤＰ的２．４２％，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收入占２．７２％，低于全国３．４％的平均水平，仅占全省教育经费总收入的５６．７４％。
就全国而言，周济透露，尽管近年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投入经费增速，高於财政增长速度，但距离教育部希望的4％还有差距。这位在北京高官中首次公开否认「教育产业化」构想的部长，希望各媒体就教育投入问题「多多呼吁，愈多愈好」。
中国教育的问题，当下还不仅是投入不足。教育界人士宣称，中国当下奉行的教育思想也有瑕疵。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接受《南风窗》采访时说，教育作为一种公共服务，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政府不是没有能力承担普及义务教育的责任，而是政府能力的分配出现了偏差，政府在履行提供公共教育服务职能时出现了“失位现象”，教育主管部门对公共性的义务性教育的注意力，很大部分被高等教育牵走了。每年涌入北大、清华等大学的财政流入速度，明显超出了国民经济发展和基础教育投入的增长速度。可见，基础性教育相对落后的格局的形成，原因不在于政府没有钱，而在于花钱不当，政府的公共教育管理职能不到位。
第三部 “人本主义”终结“GDP时代”第九章 失衡的中国（2）
土地
中国的耕地面积正在以惊人的幅度减少。1999年，全国耕地面积减少650多万亩，2000年减少近1500万亩……到了2002年，这个数字已经变成2500多万亩。分析者警告，耕地的连年减少正威胁着中国8亿农民的未来。
2003年，中国开始整顿方兴未艾的圈地运动，然而这场风雷滚滚的风暴，并没有完全遏制疯狂的圈地。12月21日，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再次公布了4起违法用地大案。这4起案件均发生在2003年，最近的一起发生于2003年10月。国土资源部特别强调，这些地方是“顶风违法”。
六日后，全国国土资源厅局长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土资源部部长孙文盛强调，“影响国土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的障碍因素不少，一些地方国土资源管理松弛、执法不严，甚至为不法分子大开方便之门”。
农民的土地，就这样被一再削减。截至2003年12月底，国土资源部共清查各类开发区6015个，这些开发区规划面积达3。54万平方公里，超过了现有城镇建设用地总量。
进行过将近20年农村调查的温铁军，最近在纽约发表演讲时强调，20世纪前50年农民问题就是土地问题。通过3次土地革命战争已经解决，结论就是按农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任何一位中国领导人上台，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后来的邓小平、江泽民，实际上都不可能变更农民的土地权益。
温铁军说，90年代受西方的影响，许多学者开始讨论中国的农业问题和农业政策。但是他表示，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农业问题，西方的所谓对土地实行私有制的做法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目前是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的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秦晖，在最近于纽约召开的中国三农问题国际研讨会上，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思考为题发言。他说目前中国的现状是，侵占农民土地的圈地运动轰轰烈烈，秦晖说：“现在就是按权分配，谁有权就可以批地，谁就可以圈地，谁就可以占地，谁就可以霸占土地，谁就可以把农民赶走。现在现实就是这样。很简单的，这是谁都看得到，而且现在已经闹到了这个地步，中国现在已经有三千到五千万无地农民了，还讲什么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等等等等。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