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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她再出来，已经换了另一条裤子，揉着屁股，不露声色地对着屋里的每一个人都审视了一遍，最后将目光定在了我的脸上。
她咬着牙根，腮帮子一鼓一鼓，好像在对我说，田小！我知道就是你干的，除了你没别人！
我镇定自若，以不变应万变，坦然地对视着她，好像在对她说，就是我干的！你知道又能怎么样？哪只眼睛看到了？有种你说出来，让大家伙听一听，就说我一个小孩子跑茅房里用石块砸你的屁股？鬼也不相信！
我和程玉芬的对视持续了两分钟，最终我取得了胜利。她悻悻地低下了头，突然就哀哀地哭了起来，对着奶奶的骨灰，“我的娘呀——”
——想到这里，我得意非凡地看了小女孩一眼，就像重又看到了当年调皮的自己一样，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她感到莫名其妙，好像对我发生了兴趣，于花丛中探出头来，轻轻抿嘴。远处那个年轻女人，正抬头望着小亭子上的一只鸟，那鸟已经停靠了好久，见到有人注视着它，高傲地扭了扭脖子，铺展开翅膀，将它的洁白柔软的羽毛展示给我们看。年轻女人悄悄四顾，见没有人注意她，便从地上拾起一块石子，朝着小鸟掷了上去。小鸟优雅地展翅一跃，就随着它口中发出的一声鸣叫，欢叫着飞走了。——
时间过了下午三点钟，太阳开始它的西沉之时，送丧的队伍就出发了。这条队伍从小叔的家门口，一直延伸到了村头，十分壮观，宛若一条柔软的白龙。大伯打头阵，手里持着特制的引魂棒，缠了白布条一路挥舞着带领大家去了村外。这些白布条，就是奶奶的灵魂寄宿的所在，她在上面吹着风——我听见她还唱着歌，这布条在风中哗啦啦地响着，这响声对这世间的一切都表示着蔑视，甚至是不悦。父亲和田仲秋跟在后面，再后面是我和二伯，母亲和程玉芬。再后面的就是小人物了，他们只是张着嘴，闭着眼，脚步拖踏，好像电影学院派来实习的演员，他们和前面这些主角们，配合默契，一路上哭声震天。把奶奶埋在了村西头，撒了把鲜土，烧了花圈，每个参与的人都再一次大哭了一场，就算完成了这几天来的任务。于是大家在回来的路上，神态明显地轻松了许多，抽着烟，聊着天，夸张地做着各种各样的姿势。
这次丧礼的总厨师——我的堂兄田家国的担子从这一刻起就此加重起来，因为今天本没邀请这么多的客人，不过是请了熟识的朋友、亲戚和几位村里的名高望重的遗老遗少。但是村里人的热情很高，有八辈子已经不相往来的、平地里碰面招呼都不打一个的邻居们，他们都来了——忙着冲茶倒水的、清扫院子里的白纸屑碎花圈的、骑着自行车主动请缨到城里的集市上去买菜的、窝在厨房里帮着田家国添柴加火的——他们都很辛苦，自然要留下来吃一顿下午饭的。
我的家国哥哥找到了大伯，说：“碗不够，桌子凳子都不够，光是筷子就少三十几双。”
大伯一瞪眼，说道：“找我有个屁用，我又不会造筷子。”
田家国这才想起来我的大伯是个光棍，找他来解决这些事儿的确没有用。只好转向了二伯和小叔，但是他们两人和程玉芬此时正谈论着关于今天收到的礼金的话题，正兴味盎然，对田家国这张呆呆地转过来的脸没有反应。他们争论的是我的婶子程玉芬今天到底收了多少人的礼金，是一百二十个还是一百二十五个？程玉芬和小叔坚持说只收了一百二十个，而二伯虽然老实质朴一向不会说话，但他一口咬定是收了一百二十五个，并且咄咄逼人地问程玉芬：
“玉芬，那五个人的钱到哪去了？趁大家都在，你说清楚。”
小屁孩也有童年打架
但是我认为二伯是问不出这些钱的。二伯田仲木是一个真正的老实人，从十岁那年他就上砖窑里面干活，风雨无阻地干了六七年，只要回来五百块钱的工资。他一点也不生气，或者说根本不知道该不该生气，砖窑里的会计吞了他的钱，他是知道的，但他就是不明白如何才可以表达出他的愤怒。十八岁那年奉我的奶奶之命结婚生子，但是他的老婆第一胎就生了一个傻女儿，取了个名字叫美娥，现在已经二十五岁，还徽业饺思摇５诙胎生了田沾沾，瘦得像只猴，已经在小学二年级读了两年还没升上三年级，还是一只典型的文盲猴子。他的老婆跟着二伯砖窑上的工头私奔了两年，去了东北的冰天雪地差点儿冻死饿死，最后在一个夜里又悄悄地回来了；她回来的第二天，美娥姐就傻上加疯，变成了神经病，因为这一天她又经历了一场失败的相亲。她挥舞着手跑到了村中央的大坑边上，又跳又唱，说着疯话，骂她的爹娘。几十人围着她观赏。二伯跟了去，想拉她回家，被她一把推进了河里。
真是不幸啊——村里的人都这么说，任谁摊上了这样的事儿，都会气死的，气不死也得窝囊死。但是二伯每天都乐呵呵地串东走西，从不放在心上。只是对我的婶子程玉芬，他是说不尽的厌恶，具体的原因，我也不清楚，到现在也不清楚，我只知道，二伯田仲木每次见到了程玉芬，嘴里就嘟嘟哝哝，用一些谁也听不清的脏话来暗算她。
二伯凶恶地问程玉芬那五个人的钱跑哪儿去了，程玉芬面不改色心不跳，反问二伯道：“你挨个儿地数了没有，院子里坐了多少客人？我和仲秋亲手数过的，是一百二十个，不信你再去数吧！”仲秋说：“是的。”二伯用手扯着自己下巴上的胡茬，气得嘴唇直哆嗦，他说：“你以为我没看到？仲秋的小舅子老早就推着洋车子跑了，玉芬，你娘家人来了四五个呢，怎么现在连人影都没一个？就算他们不留下来吃饭，但是礼金最后总是得大家平均分开的。是不是，仲水？”二伯见程玉芬拉了田仲秋的衣服，明显是两个人合谋，他也开始向我父亲寻求援助。
父亲点上一支烟，说道：“咱也不缺那几十块钱，咱不放在心上，就算有，就当让狗吃了吧。”
二伯怒气未消，又对我的母亲徐梅英说道：“不行，咱娘的丧事大家都出了不少钱，对吧梅英？为啥子要使这种坏心眼，总之那个人我一定得找出来，扇她的臭脸。”
我的母亲说道：“玉芬可能是眼花了吧，要不就是这两天太累，自己收了多少钱哪能不知道，我也看到仲秋的小舅子提前走了，连咱娘的坟都没去。走就走了吧，人家不差乎咱这顿饭，再说了，人家是国家干部，说不准吃了咱这饭要拉肚子的。”又说：“每个人一百块的礼钱，五个人就有五百哪，不过咱可不办这种缺德的事儿，是不是石头他娘？”
程玉芬的脸皮就像抹上了一层辣椒酱，烧得红透了像要化成肉水从她的头上流下来。她的双眼皮乱蹦，四下地撒逛了一阵，叫唤道：“哎呀，家国早就说让我到厨房里帮他的忙，我倒是给忘了。”说完，她抡开了两条稍有些罗圈的腿儿，奔回了院子。只剩了大伯、二伯，小叔，我的父亲以及我田小站在院子外面，大门口还堆着我前天摔碎的尿盆子，几片碎盆钗上沾了一块狗屎，狗屎上面还有一个脚印。我特意过去看了一下这个脚印，在心里和程玉芬脚上的鞋印证了一下，盼着这脚印就是程玉芬的，盼着她天天踩狗屎。程玉芬灰溜溜地窜进院子以后，我对我的母亲佩服有加，她的这几句话说得简直杀人不见血。不但二伯听了笑逐颜开，小叔听了也只能把苦朝肚子里咽，即便他是个大学毕业生，此时，也蹦不出一个字儿来反驳我的母亲。
这时已经是下午的五点钟，天气凉快了一些，有一阵风从村西的田野里吹过来，带来几片草叶和一股子粪味。在大伯二伯和小叔争论着回了屋之后，我的父亲吐一个烟圈，看着它很快被微风吹散，说道：“一帮败家子。”不知道他骂谁。
开饭的时间终于到了，忙活了三天丧事的人们为了这顿饭已经等了很久。
参加奶奶的丧事的人，除了田仲秋的小舅子他们，全部都在。大家伙儿各抄了筷子，在十张大桌子旁准备就绪，只等辈份最大的田老爷子一声令下。
田老爷子老得已经掉光了牙齿，他坐在我大伯的身边，拿起筷子，对大伯说：“大孙子，你娘呢，已经走了，虽说她得的是个癌，但也活到了七十多岁，啊——有你们这些子孙孝顺着，她也就知足啦，大孙子别伤心了，大家伙都吃饭吧。”说完他首先挟了一块鸡大腿塞进嘴里，用他的牙床再加上腮帮子使劲儿地嚼起来。他这一席话说得我大伯又掉下了眼泪，奶奶死了之后，大伯的确是最伤心的一个人，打了一辈子光棍了，没亲没故，只能和奶奶相依为命。奶奶活着的时候，小叔和程玉芬对他还好一点，不断吃不断喝，但是以后，这种皇帝一般的日子恐怕就是永远再见了。大伯越想越伤心，干脆扔了筷子抹起了眼泪，哭出了声。但是接着我就看到这一百多口人手脚并用地开始吃饭——小孩子们够不到的，就爬到了桌子上，伸着小手哇哇地叫。田老爷子说完了这番话，再不理大伯，他瞪了一眼坐他另一面的老娘们，像是嫌她不懂规矩，筷子乱捣，侵犯了他田老爷子的地盘。老娘儿们的手最快，不但要满足自己的嘴巴，还要援助身旁的孩子，总之，这副场景非常像我在书本上看到的那副插图，图上的那些非洲小朋友，长得就像猴子一样的小孩儿，围在几块破布旁，拼命地抢一箱子发放的面包。又像动物园里的猴子们，用手捧着食物，咯咯吱吱地吃。
这顿饭，也是我迄今为止吃得最满意的一顿饭，不但饱，而且丰盛。我看到田桐桐高兴地坐在我的母亲身边，——他终于又吃上了一顿肉，这肉是现成的，是盘子里好好地安静地等着他来吃，不会逃走，更不会掉到地上的。他也不必再钻进面缸，让程玉芬揪着头发给拎出来了。程玉芬自然是忙得不得了，搂着田石头，把他的嘴撑得像个足球，小叔一旁推她的腰，说道：“你慌什么，桌子上有的是菜，为什么都拿到你前面，人家怎么吃？”看来小叔还是一个比较爱面子的人，毕竟读过大学，知道在饭桌上的礼仪的重要。这话让我对他的态度转好了一点儿，不再翻着白眼儿钉着他。我的父亲只是喝酒，很少吃菜，只捡清淡的蔬菜来吃，他喝了许多，喝红了眼，把田老爷子和大伯都灌到了桌子底下。大伯是个伤心人，自然醉得快。
再后来，田老爷子被他的两个儿子抬走了，没过几个月就死掉了。我怀疑他的死就是父亲在今天用酒盍子间接造成的，是父亲看他不顺眼，故意想干掉他，于是就借用这种世上最绝妙的谋杀方法。父亲喝酒的时候，总是心事重重，他谁也不理，只顾低着头喝，碰上几个酒量大的，不服气就会和他拼酒，但无一不是大败而归。
这顿饭足足吃了有两个钟头，一直吃到肚饱腰圆并且盘碗皆空。在太阳要下山的时候，人们喝了用来消化胃肠的茶水，抽着烟离去。就像这院子里的酒气，随着风，一晃就消无了，留下来的，是一地残埂剩骨。我和田石头被指派打扫院子，不高兴地互相对视着，恨不得把对方踹到水沟去里。一块儿里里外外弄了半个小时。地上全是骨头和酒水，还有肮脏的呕吐物。整个院子里，都散发着一股子霉味，就像煮熟的肉在炎热的夏天放得久了一样，这些肉在人的肚子里放得久了，未及消化就被酒水逼了出来，落到地上，不用多长时间，就开始发霉发臭了。
父亲和小叔摆好了桌子，又将厨房里的碗筷分开，父亲说道：“除了俺的十个碗二十双筷子，都是你们的了。”母亲早就抢先找了出来，用一块大包袱裹上，先背着回了家。
夜色降临的时候，我再看一眼奶奶的黑白的大相片，在堂屋里的桌子上摆着。是那么孤独，那么安静。在她的面前，象征性地放着几个苹果，一只光屁股的鸡，还有一杯酒，三柱香。我说：“今天真热闹，可是奶奶，她什么都没看到。”
但是二伯可不管奶奶看没看到，他低着头，和程玉芬在一个大盆里分着碗筷，手脚麻利，“这是你的，这是我的。”嘴里呜呜哝哝地说着，突然就喊了起来，“拿过来，拿过来！这是俺家的！”我听到二伯母也叉着腰叫道：“玉芬妹妹，抢啥呀？你睁大眼睛再瞧瞧，这碗上面的缺口，是俺家沾沾前天刚打破的。你看看，这个缺口是四个角，没错的，我记得很清楚！”
这个早晨的天空特别阴暗，我从没见过这么阴暗的天空，就像黄昏即将到来一样。好像坐在这里不是为了等待日出，而是刚刚欣赏了一出凄凉悲壮的日落。在一阵稍有些凉爽的风吹过之后，小女孩开始变得焦躁不安起来——也许是因为等不到奶奶来叫她回家吃饭，也许是因为害怕奶奶来叫她回家吃饭，她从花丛里面钻出来，坐到了外面，看着地上的一只爬虫慢慢悠悠、大摇大摆地从道左的草丛爬向道右的草丛。它爬得非常慢，四条细线一般的小腿有节奏地摆动着，支撑着背上花花斑斑的壳，壳下露出了两页薄如蝉翼的小翅，看上去它满怀自信，为了一个人类不可理解的目的，它要到道路的对面去，那草丛里或许有它的子女，或许有它的父母。我看不出它的年纪，因为虫子们总是长得一模一样，儿女们和父母们都是一个样子。但是小女孩看上去与它心有灵犀。她称它为可爱的虫宝宝，你要到哪里去啊，是不是被别的虫虫欺负了？不要怕，我帮你报仇，她扔掉了手中的花枝，到草丛里拔开了寻找，从湿润的泥土里掐出一只个头较大的甲壳虫。这甲壳虫惊恐万分，在她的指间拼命挣扎，意图逃脱这突然降临的天灾，小女孩并没有一掌将它拍死，或是放在脚底下踩死，而是将它与刚才的那只虫放在了一块儿。两只虫子一见面，互相退后了几步，突然就扑上去对咬起来——我看不出它们是在咬架，充其量，我只看见了它们绞杀成一团的八条腿，还有藏在它们心中的那一股腥风血雨，它们是为了什么而咬架呢，我不知道。小女孩说它们是咬架，她说：你们真的开始咬架了呀，还咬得这么厉害呢！你们不怕痛吗，你们的妈妈呢？说着，她就用一根手指，轻轻地一触，这两只虫就各自陡地翻了一个蛋儿，但它们爬起来，抖擞精神，又扑到了一起。
小屁孩也有童年两个虫子
程玉芬对二伯母一向都敬让三分，就算有什么事儿吃了亏，当着面也不敢反抗。因为二伯母天生是个爱打架的老女人，在我们这个田家村远近闻名。当年和砖窑上的工头私奔时，虽然是在一个深夜出走的，但二伯对他们的这个策划其实是早就知道的，并且眼看着她翻出了院子，背着一个包非常利索地和墙外接应的那个男人跑掉了。二伯一声未吭，就因为二伯母打起架来不要命，不管身边有什么东西，抓到就朝头上狠砸，而且合着眼睛看都不看。她在东北受了冻受了饿跑了回来，第二天就赶上美娥姐发疯，将二伯推进了河里。但是二伯母不怕，上去就揪住了美娥姐的头发，扯下来一大把，鲜血直流，又扭住脖子，把美娥姐摞在地上，就像一位出色的特警队员。她还痛骂趴在河里直哆嗦的二伯道：“真是个没用的东西，我要是不回来，你就被咱闰女整死啦！”她现在插进来，嗷嗷叫着跟程玉芬抢这些碗，程玉芬自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畏惧。
“这些碗，是前天我刚从集市上买来的，二嫂！不信？我拿发票给你看。”小叔看不惯了，见二伯老两口儿合起伙来欺负他媳妇，用手拉二伯母说道。
二伯母摇头晃脑地说道：“不看！不看！你坐车用来报销的车票一大堆呢，随便拿一张出来是吧，俺也不懂，想唬俺不识字？我告诉你仲秋，这碗就是俺家的，别想着借咱娘的丧事儿来欺负俺。你不要脸俺还要脸呢。”
在这种大战一触即发的形势下，需要有外界力量介入的时候，我的父亲这时却悠闲自若，掏出一个空烟盒来，揉巴烂了使劲儿地摔到地上，说了一句：“这狗日的烟，一点劲儿都没有，一天两盒都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