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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会主办者在最后的一天为与会者组织了一个垂钓活动。那天晴空如洗，我们在午餐后每人擎着一根钓竿来到湖边。格非蹲在湖畔，安静地等鱼上钩。然而每每听到鱼在湖面跳水了，他就恍然大悟地叫道：“噢——鱼在那里——”于是急急收竿奔响声处而去，甩下丝线，等待收获。然而鱼戏弄了他，它跳过水，给了他一份喜悦的激动，又游到别处去了。我在遥遥的对岸为格非拍了一张照片。照片出来后，叶兆言指着那上面的格非说：“格老师怎么跟鱼一样小？”的确，湖水和青山占满了画面，格非小得就像一条跳出水面的青鱼。
对方方的一次写生
方方，现在轮到你坐在窗前当静物了。你的周围，聚了一些手持画板的人，他们坐在不同的位置，从各自的角度要仔细审视你，准备勾勒你了。这时你是气定神凝还是脸热心跳？这些人中，有的是绘画高手，他们深谙你的气质和秉性，因而画起来肯定得心应手。而我，只是一个毛手毛脚的初次拿起画笔的学生，若是把你画歪了，或者因为要认真打量你而走到你面前，意外淋到你脸上几滴油彩，你权且把它们当做幸福的鸟粪，千万不要恼。
第一次见方方，是在一九八五年的青创会上。那是个灰蒙蒙的冬日。我们在昏暗的楼道里经人介绍相识，记得方方穿一件鲜艳的毛衣，背着个精致的黑皮包，齐肩的头发微微鬈曲，她笑吟吟转身的一刻让人觉得格外明媚。在此之前，我只是从作品中认识方方。
这之后的十年中，我们没有任何交往，因为彼此实在是不熟，从来没有交谈过。只是不断见方方的作品四处开花，朵朵灿烂。经常在报纸上读到有关她的消息，方方红透了大江南北。
一九九五年，“红罂粟”丛书首发式在北京举行。作为丛书作者之一，我也参加了那个活动。主办者在会议之后组织女作家们到驼梁和五台山游玩。有很多人因为有种种事情难以脱身，纷纷走了。最后到了五台山，只剩下叶文玲老师、方方和我了。由于我和方方年龄相仿，我们自然同住一屋，这样便有充裕的时间聊天。我总以为，人和人的沟通，聊天是最好的方式，轻松、自由、随意，这时很容易就能认识一个人。与方方住在一起，聊天其乐无穷。她开朗、大度，与我一样贪玩，且也是口无遮拦，笑起来像东北姑娘一样不秀气，张着嘴，哈哈哈的，哈哈得脸上的红晕像朝霞一般艳丽（描绘方方，必须用一个最俗气的比喻，好让她能找到一点笑料）。几天疯玩下来，彼此“没有理由不成朋友”（方方语）。从这以后，只要有见面的机会，我就会兴高采烈去赴会，为的是能和方方胡侃一通。方方说话机智、幽默，有一次与她住在北京的一家旅馆里，我们住在一楼，夜间老有老鼠出没。我这个人贪吃，零食不离身，因而老鼠在我的床的这一侧闹得凶。偏偏我是个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鼠的人。上高中二年级时，我曾在宿舍压死过一只老鼠。那间宿舍也常有老鼠跑过，有一日清晨起床，我叠被子时发现一只老鼠在我被窝里，它已经死了，想必是深夜蹿上我的床铺，溜进我被窝后被我翻身给压死的。这段经历每次重温都令我毛骨悚然。为了求得方方的同情，我把这经历对她讲了，希望与她调换床位，不料方方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都压死过一次老鼠了，再压一次就是了。”坚决不与我调换床位。
方方衣着随意，与她自然洒脱的气质极为吻合。她爱睡懒觉，上午十点若给她打电话，她准会恹恹无力地责备你扰了她的美梦。而午夜十一时以后，只要我的电话叫了起来，很可能就是方方，这时候的她声音洪亮，就像清晨刚起床似的精力充沛。我想她那洋洋洒洒的文字，多半是在更深人静之时完成的。
方方的作品很耐读，品位高，但很奇怪的是她的作品并不畅销。方方对此并不以为然。她对自己的作品是否得奖、是否畅销、是否转载、是否有人评价都看得极淡，确确实实是一个少见名利心、散淡之极的人。而我以为，这种作家往往更能成为大家。她的长篇《乌泥湖年谱》，我虽只读了部分章节，已然嗅到了一个成熟作家具有风范意味的文学表达气息。
方方有些“洁癖”，与她同屋住，我不敢随意去她的床上坐，怕她“训斥”。所以她说她家并不很整洁时，我一直不太相信。方方具有一副唱民歌的好嗓子。方方喜欢吃三文鱼，喜欢喝茶，也爱吃辣椒，但脾气不“辣”，很宽厚温和。与她交往，不必担心哪一句话会刺伤了她，你会觉得很放松和自由。方方最好的朋友就是蒋子丹，我与蒋子丹并不很熟时，她竭力对我说蒋子丹如何优秀，后来交往多了，觉得方方说的果然如此。在海南岛的某一天，蒋子丹有天说要到我和方方的房间小憩一会，方方说：“那你可别睡我的床。”蒋子丹很生气，说：“那如果迟子建也有洁癖，我去你们房间岂不要睡在了地上？”针尖对麦芒，我真希望她们狠狠“掐”一通，好从中看热闹。岂料她们转身就和好了，让我觉得有些失落。我知道她们的友谊可以用一句俗话来形容：地久天长。
方方很能干，写作，带孩子，做家务，外出开会，办《今日名流》。她常常头疼，我说她是太累的缘故。她有个宝贝女儿毛妹，方方每次外出回武汉，总不忘给毛妹带回一堆吃的东西。一旦讲起毛妹，便满面幸福。我也很喜欢毛妹，她聪明伶俐，小小年纪却常出“惊人之语”。
当然，我说的这些都是阳光下的方方。在黑夜，在星光闪烁的时分，我想方方一定有另一种不为朋友所知的情怀，也会有忧伤和惆怅，也会有隐隐的孤独感伴她左右。好在她有一支笔（确切地说是电脑），有开朗的性情，这一切会像遮住月亮的云彩，转瞬而逝。
方方如今住在一套舒适的住房里。据说楼下有个小花园，栽种了一些桃树和花草。我想黄昏时方方若是放一张藤椅在小花园里，一边饮茶，一边看落日，一边听花园虫子的鸣叫，一定非常惬意。
对方方的一次写生就要结束了，当静物的方方已经从窗前的椅子上站起来了。她走到我面前，看了一眼我画夹上她的素描，突然哈哈笑了起来，说，就你这水平，还不如我们家毛妹！
我建议何镇邦老师请毛妹画画方方，一定格外精彩。
素面朝天毕淑敏
齐耳短发，白皙红润的脸色，善意的双眸，黑色圆口拉带布鞋，白底带着蚕丝一样细的黑纹棉布夹克，这就是毕淑敏就读鲁迅文学院时留给我的印象。她在装束上那么普通，走在大街上，你确实很难想象她就是以《昆仑殇》享誉文坛的作家毕淑敏。她钻入菜摊儿，站在公共汽车站牌下，跻身于商场等等，确实与别的妇女相差无二。这也就是毕淑敏的平常，同时也是不平常之处。我常常觉得，那些装束上很前卫，言谈举止很新潮的女性，其骨子往往却是计较、琐碎、世俗的；而装束庄重、言语谦和的知识女性，其灵魂深处才真正拥有对世俗生活的批判力量，对艺术探索的执著和标新立异。
谦和的毕淑敏在研究生班里是一个热心肠的人。身为医生的她，对待同学们各种身体不适的咨询总是显得那么有耐心，而且还积极地带一些药送给同学。她总是笑微微的，雍容大度，从未听说她与谁隔阂或者给谁难堪过，可以想见她良好的修养和出色的心理素质。我曾暗自勾勒过毕淑敏的晚年形象，一个慈祥的胖老太太坐在环绕着花草的庭院里，她是坐在藤椅里的，眯缝着眼，在享受滋润的太阳。她膝下儿孙满堂。毕淑敏是个有福之人，因而会有这么理想的晚年。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让我们能联想到晚年的，而你一望毕淑敏，便知这个来自雪域高原的人会有一个洗尽铅华、归于平淡的美好晚年。
算起来，与毕淑敏在研究生班三年同窗的交往是极为有限的。真正交往却是在毕业之后。虽然这时也较少见面，但电话却成了联络情感、交换创作想法的好方式。我只要去北京开会，总要和她联系一下，彼此聊天，谈身体，谈现状，谈未来，谈创作，等等等等，总有说不完的话题。记得一九九七年盛夏我从美国回到北京，当夜毕淑敏来看我，惊呼美利坚的太阳把我晒得又黑又瘦，我便趁机说美国的物质文明实在高得难以攀比，但它们的山水，却是不敢恭维，没有国内的有味道，科罗拉多河和大峡谷实在没有在美国西部片中看到的那么壮观。毕淑敏便提起不久前有一个国际性学术会议在纽约召开，邀她前往，而会期只有三天。毕淑敏说她决定不去了，理由是刚到那里时差还没倒过来，就得登机返程。毕淑敏笑言：“美国搁在那儿，又跑不了，以后再说吧。”这是我印象中的毕淑敏说过的最豪迈最幽默最有寓意的话了。把它套用她的文学观，我想也一样适合。那便是从容、不急不躁、自信和有耐性。
毕淑敏的生活经历我想很多热爱她的读者比我还要熟悉。她出身于一个高干家庭，青年时代到了西藏当兵。毕淑敏是个飒爽英姿的女兵。然而在雪域高原上，恶劣的气候对女兵来讲怎么来说都是一种摧残。然而她挺下来了，不仅挺了下来，还将这种苦难变成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使经过了净化的灵魂得以在京城无边的烟尘和喧嚣之中，流淌出那么多有关西藏、有关生与死的凄美故事。苦难之于人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一种是对生活永久的怨艾和变本加厉的报复，一种则是对生活的珍惜和积极的不遗余力的创造。毕淑敏属于后一种，她用自己的笔，使那片雪域成为我们心中永远的梦想和圣地，而不是埋葬之地。
毕淑敏的创作是勤奋的。她有一些脍炙人口的中短篇小说为我们所熟悉，最近她的长篇处女作《红处方》又引起轰动，我打心眼里为她高兴。我婚后在大兴安岭休闲的一段日子里，正赶上各有线台在播放《红处方》，于是每日很守时很积极地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可惜的是电视剧的《红处方》拍得不尽如人意，还是读原作的感觉更好。这也就是很多作家在把自己喜爱的作品改编权交与影视单位后，总有些惴惴不安。那滋味就像把爱子送人了，不知道他摊得摊不上个好人家而牵肠挂肚。好在连最普通的读者都知道这个简单的道理：要想真正了解和判断一个作家，还是去读她的作品。
毕淑敏曾有一篇名为《素面朝天》的散文，惹恼了不少对化妆情有独钟的女人。我一直以为毕淑敏其动机并非是反对化妆，而是强调女性的天然美和朴素美。结果强调得太过分，惹怒红颜无数。毕淑敏无疑以她个人的好恶犯了个善良的错误，她太坦诚和认真了。其实无论是生活还是艺术，完全素面朝天是不可能的。这也就是最近我在报上看到毕淑敏去大学攻读心理学硕士的消息时会心一笑的原因了。毕淑敏毕竟已经悟到了文学靠天然的东西很难走到极致，因而开始下决心充电。素面朝天，我更愿意理解为是毕淑敏与人交往的坦诚方式，而非化妆，非艺术的范畴。
毕淑敏有一年从俄罗斯归来途经哈尔滨时，我们聚在一起聊天。她说住在海参崴的两天实在太美了，海鸥一群群地不分白天黑夜地在旅馆周围飞来飞去，站在窗前就可以看见湛蓝的海，听见海鸥的叫声。我想那一瞬间的毕淑敏的确为生活的美好所深深打动了。愿这样的人间美景与她常相随，愿懂得这美景并且珍惜这美景的人能够到达创作更为至善至美的风景区。
“白水青菜”潘向黎
上海是个国际大都市。在海外，外国人提起中国的城市，第一是北京，其次就是上海了。而我个人更偏爱上海，一条沧桑的黄浦江，让上海显得风情万种———没有风情的城市是不可爱的。
潘向黎生活在上海，是个报人。她年轻、漂亮，像一株含着露珠的青草，淡淡的，闲闲的，有一种清爽的妖娆，一如她的作品。
由于生活在大都市，又由于潘向黎接触的大都是知识分子，所以她的小说很自然地把笔触伸向了都市中她所熟悉的生活。比如《我爱小丸子》《缅桂花》《一路芬芳》《倾听夜色》中的报社的各色人等，《小妖》中的白领，《奇迹乘着雪橇来》的中学图书管理员等等，他们都属于衣食无忧、追求精神生活质量的人。所以潘向黎的笔下演绎的，多是这样一些有着某种“优越感”的人的爱恨情仇。
潘向黎的小说很好读，这首先得益于她良好的文字素养。她的语言的姿态是那种一点也不让人觉得沉重的轻歌曼舞，有如一阵徐徐吹来的晚风，沁人心扉。当然，其中也会夹杂着一丝丝俏皮、一缕缕“樱桃小丸子”式的可爱的乖张，为小说添加了绚丽的注脚。她似乎是不那么愤世嫉俗的，也不那么像某些标榜用身体写作的女作家那么“另类”，她笔下的人不吸毒，不搞同性恋，不在情海之中“大打出手”，他们虽然也喝着蓝山咖啡、用刀叉挑起必胜客的比萨，但他们骨子里流淌着的却是中国人的血液。对爱情永远的渴望，对婚姻忠诚的思考，构成了潘向黎小说的精神内核，所以她的故事很好读。她有着出色的驾驭人物对话的能力，更善于描绘被我们所忽略了的“衣食住行”，在这样一个看似平凡的天地中，她的小说质朴、优雅的品性悄然生成了。
群众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我爱小丸子》，大体反映了近些年潘向黎小说的创作风貌。也许是因为她是个很阳光的人，所以她的笔下呈现的也都是我们所熟知的健康的生活。不在创作上投机取巧，又有着对芸芸众生寻常琐事的莫大兴趣，我相信她会赢得众多的读者。不久，又读了她的近作《白水青菜》，我觉得潘向黎比以往更加的成熟了，她在描写情爱上又靠着一锅精心煨过的白水青菜，向前跨了一大步。我曾担心她生活视野的狭窄，会使她在写作这一类题材时不知不觉遁入“窘境”，看来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了。但是作为她的一个朋友和读者，我还是希望她的写作视野能更开阔一些，希望她还能有建构“虚构”世界的能力，能把目光放得更广博一些。
戴妮与吉安拉
一九九六年底，我接到一封来自德国的信。发信人是洪堡大学的一名研究生，叫戴妮。戴妮说她读了我的一些小说，很喜欢，想以我的创作作为她硕士毕业论文的选题。她同时附寄了一份她整理的有关我作品的目录。她在信中很自信地说：“我送给你我找到的你的小说表，我以为你没有这样的小说表，所以希望它对你有用。”的确，我没有这样的“小说表”。令我吃惊的是，有一些我已经淡忘的作品，譬如八十年代初期刊登在《花溪》等杂志的小说，也赫然列在目录中。据她后来在电话中讲，德国图书馆的中文杂志很多，小说表就是她搜集了图书馆有关我的资料后列制出来的。在那个小说表上，我的小说作品很少有遗漏的。这之后不久，我的日文小说的翻译者、东京都立大学的土屋肇枝也寄来了我的另一份作品目录，它涉及的更广泛一些，连我发表在报纸副刊上的散文以及有关我作品的一些评论，都搜集到了，他希望我能修订这个目录。这两份表使我受益匪浅。前年《小说评论》做我的一个作品专题，主持这个栏目的武汉大学中文系的於可训教授让我提供一份详尽的作品发表目录，我就把这两份表格翻出来，让它们互相“补充”，整理了一份较为完备的“小说表”，如今它就存在我的电脑中，需要时，打印一份即是。在国内，我也曾接到过北大、中山大学等学生寄来的信，他们一样也是要以我的小说创作为题，做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他们向我求助，希望我提供创作年表、作品目录等资料。这时候我就会感慨，同样是做论文，我们的学生就不会自己“吃苦”去图书馆做扎扎实实的资料准备，虽然他们在国内有着更多的便利条件。
一份小说表，比一张精美的圣诞卡更让我欣喜，虽然未曾谋面，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