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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金庸小说中武功起名的缘由的境界是什么？
答：刚才我讲到金庸小说中的很多细节都包含中国文化，其中就包括这些武功的名称，这些武功的名称包含了中国方方面面的哲学思想，像降龙十八掌就是从中国的《易经》中来的，无法翻译；玉女心经，也无法翻译；黯然销魂掌如果没有丰富的中国古典诗词修养也没法翻，因为它包含着人物的性格。杨过为什么一打黯然销魂掌时就威力无比？而且心情快乐时还不能打，必须是想念小龙女时打才行，这都包含着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
问：谈谈金庸个人经历与其作品的关系。
答：这是个大问题了，就是作家经历与其作品的关系。金庸早年是个武侠小说迷，本身喜欢读武侠小说，他和梁羽生在《大公报》时，每天他们俩就是下围棋，谈武侠，就是像我们现代大学生一样。梁羽生本名叫陈文统，为什么叫梁羽生呢？因为他崇拜白羽，后来很偶然的机会他们写了武侠小说，就是在澳门有一场武术比赛，非常简单，只有一分钟的时间太极派的掌门人一拳把白鹤派的掌门人鼻子打出血了，然后比武结束。但是这么一个小的擂台比赛，却给报纸很大的启示，《大公报》反应非常快，马上宣布，本报第二天开始连载武侠小说——梁羽生先生的《龙虎斗京华》。梁羽生这时还不知怎么回事呢，然后报社马上就让他写，写得很受欢迎。后来又让金庸写，这是很偶然的一个机会，他原来并不想做这个，他原来做编剧，后来一写，一发而不可收，就写下去了。他一写下去，自身的性格、兴趣、经历就在这里体现出来了。我看一本传记，他说金庸笔下写了那么多花旦，那么多女性，从中可以看出金庸对女性的偏爱来，有的人经过分析，据说金庸年轻时，他追求过夏梦而不得手，因为那时夏梦是大明星，是香港一流的影星，而金庸只不过是一个小编剧，一个毛头小伙子，看不上他，他可能把这种利弊都转移到笔下的形象上，但是金庸本人是不承认这个说法的，因为金庸现在的夫人比他小20多岁。那么后来金庸的作品越来越能看到与本人经历的关系，虽然写的是虚构的故事，但是那个境界，你看为什么“文革”时他写个人崇拜问题，写专制集团的问题，写“山呼万岁”的问题，他写了多少这些方面的问题，东方不败、任我行是一个例子，日月神教是一个例子，洪教主是一个例子，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星宿老怪是一个例子，溜须拍马，歌功颂德，这样的集团他写了不少，这都和他现实的观察有密切的关系，所以金庸虽然写武侠，但是把现实的东西融和进去，这样又不至于很局限、很具体，又超越了具体的写实小说。
（本人在各高校所作金庸小说讲座基本上大同小异，特选北广一场，取其比较全面且对话有代表性也。本文收入中国工人出版社《透视中国》一书。）
金庸与国民文学
国民文学，是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进程中，或明或暗地参与到意识形态构建、影响到民族共同体成员对于国家之想象的“现代性”文学。在中国，晚清以降，国民文学借助各种现代媒体，展现出十分多样性的格局。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学”逐渐占据文坛中心，成为国民文学的主导。然而，通俗文学长期没有消失，它们经过改良和演变，一直充当着现代中国国民的基本读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把通俗文学也逐渐纳入计划生产的轨道，形成大约30年左右的独特的雅俗合流局面。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文学解放的口号下，新文学实际上仍然充当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同谋者，而重新恢复市场独立性的通俗文学，则呈现出比较复杂的面貌。其中席卷大陆的金庸的武侠小说，被许多读者和学者从通俗文学的家族中剥离出来，成为中国当今文坛的焦点之一，引起长期的关注和争议。这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对国民文学的重新理解问题。本文试图从国民文学的角度，探讨一下金庸小说为现代中国读者所构建的中国想象。
一 文化中国
金庸小说从文化角度确立了中国的民族国家形象，建立了一个磅礴宏伟的“文化中国”，从而赢得了不同政治立场、不同价值观念的最大多数读者。这是金庸小说的决定性魅力。
金庸小说的创作时间是20世纪5070年代。与同一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下的大陆文学中那种有意否定传统的倾向相反，金庸小说大力“弘扬传统文化”，以传统中国继承者的面貌吸引了香港、澳门、台湾和东南亚等所谓“中华文化圈”的大量读者，实际上成为大陆以外的一个“中华凝聚力”中心。
金庸小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展示是在两个向度上同时进行的。一个是从大处着眼，展示中华文化的多样性、综合性、融汇性，再一个是从小处入手，展示中华文化的奇妙性、精巧性和艺术性。从大的方面来说，金庸小说广泛地涉及到儒家、墨家、道家、佛家等中国文化思想层面的各个组成部分，写出了一部“三教九流”众声喧哗的文化交响乐。同时，他还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广泛描写了中国大陆东西南北不同地域各具特色、神采各异的文化风貌。他还进一步写出了不同朝代、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起伏演变，从而构成了一幅动态的、立体的中国文化长篇画卷。
在金庸的前期作品中，儒家思想和墨家思想明显占据显要的甚至主导的地位。《书剑恩仇录》和《碧血剑》都对主人公为民请命、为民锄奸的正义行为持赞赏笔调，《射雕英雄传》更是把郭靖所代表的义无返顾、勇往直前的儒墨精神褒扬到了极致。到了金庸的中期作品，道家思想、游仙思想开始令人注目。《神雕侠侣》可以看做从前期进入中期的一座分水岭，在这部作品中既有郭靖掷地有声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以及郭靖夫妇为保卫襄阳壮烈牺牲，又有杨过蔑视宗法礼教、为个人爱情不惜与整个武林为敌以及单人独剑四方漂游。《倚天屠龙记》和《笑傲江湖》则更明确地把个人自由问题设置为主人公的第一关怀。张无忌可以放弃明教教主——实际上是放弃了大明朝开国君主的地位，但是却不能在四位年轻女性中确定哪一个是自己的最爱。令狐冲也是断然拒绝继承日月神教教主的位置而把生命、自由视为至高无上。在杨过、张无忌、令狐冲眼中，并非没有正邪善恶，但是这些对于他们已不是“第一生命指令”，自由和逍遥才是他们的“黄金世界”。到了金庸的后期作品，佛家思想的气息愈来愈浓，在《连城诀》和《侠客行》中，是非善恶已经开始变得扑朔迷离、标准难立，狄云和石破天对于究竟应该如何做人，可以说自始至终也没有找到答案，石破天连自己到底是谁也几乎不能完全肯定。《天龙八部》更是集金庸所理解的佛家思想之大成，在这部130万字的鸿篇巨制中充满了“无人不冤，有情皆孽”的大悲悯，色空观念、有无观念等佛家基本思想，都以艺术方式呈现出极大的诱惑力。以至有学者指出，金庸小说可做佛教的入门书。深沉的文化内涵，是金庸小说能够吸引大量高层次读者的关键。
金庸笔下涉及到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化分区，从《雪山飞狐》中的雪山极顶到《天龙八部》中的苍山洱海，从《书剑恩仇录》中的新疆雪莲到《笑傲江湖》中的福建山歌，他经常在一些大部头的作品中带领读者进行全方位的中国文化旅游。例如《天龙八部》从云南大理写到江南姑苏，然后又写到河南、山西、浙江、宁夏、塞北、关东。金庸不但写出了各地不同的景色、风俗以及人物语言，更写出了各地文化本质上的区别，使读者鲜明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版块构成”。例如郭靖成长于蒙古大漠，黄蓉则成长于东南海岛。萧峰成长于中原武林，韦小宝则成长于扬州妓院。这些人物身上的个性都与他们的“水土”密不可分。读这样的小说时，读者经常会觉得非常“过瘾”，他们从中感到了中国之“大”，感到了作为中国人的自豪。他们会觉得拥有如此文化格局的中国，不论政治风云怎样变化，都是具有无穷生命力的，都是不可战胜的。这种撼人胸襟的“大”的感受是从其他国家的经典作品和新文学作品中很难得到的。
金庸所写的中国文化，在时间轴上也是富有变化的。同是儒家思想，在金庸笔下，宋朝时显得博大刚健，郭靖与萧峰成为金庸小说中最高大的英雄，到了宋朝以后，则显现出气象衰弱、难克重任。《倚天屠龙记》中代表道家的武当派和《笑傲江湖》中代表道家的华山派显然压倒了代表其他思想的众多门派。到了明末清初，儒家文化更显得酸腐可笑、百无一用。《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自负文武双全，结果一事无成。《碧血剑》中的袁承志家仇国恨两难报，茫茫神州无处存身，只得远走海外，真如孔子所云“乘桴浮于海”。《鹿鼎记》中陈近南的大名天下英雄如雷贯耳，然而这位天地会的首领，外不能完成“反清复明”之大业，内不能平息台湾岛内之党争，不但被韦小宝一再蒙骗，而且最后死在一个平庸小人的手中，毫无一丝英雄的光彩。金庸所写的中国文化，并非一味“弘扬”，而是带有鲜明的分析与批判的。从时间、空间和内部组合等诸多方面，金庸从文化上写出了一个“大中国”，但这个“大中国”只是中国自身历史发展的艺术再现，与西方捏造和想象的所谓“中华主义”毫不相干。
上述金庸小说中这些“大文化”的展现是建立在细腻入微的具体描摹的基础之上的。例如关于佛家文化，金庸可以说了如指掌，从而写出来挥洒自如。《天龙八部》中一个不知名的灰衣老僧轻描淡写就制服了所有的超一流高手，他在给天下英雄们说法时，论述佛法与武功的关系说，练武功本是为了提高佛法境界，然而佛法境界达到很高时，却又不屑于练武功了。这样的话，对佛教文化没有高深研究者是很难讲出来的。再如《飞狐外传》中圆性与胡斐分别时所念佛偈：
“一切恩爱会，无常难得久。
生世多畏惧，命危于晨露。
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
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
类似这样的令读者刻骨铭心的细节非常多。《射雕英雄传》中黄蓉为洪七公做过两道菜，一道叫“二十四桥明月夜”，一道叫“好逑汤”，描写得精美绝伦，令人垂涎欲滴，而且放射出夺目的中国文化光芒。许多读者都能够记得金庸小说中一系列饶有情趣的细节，那些细节往往就是对中国文化的典型展示。就连韦小宝的骂人话中，也散发着浓郁的中国文化气息，那些骂人话是完全可以用来解剖中国的国民性的。
中国大陆5070年代的文学，出于“五四”新文学的美学惯性以及重写历史和歌颂新国家的需要，对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否定多而肯定少，竭力给读者造成一种“开天辟地”的新中国景象。这样的国民文学使读者长期处于比较紧张的心理状态，相比之下，金庸小说所建立的民族国家想象，则从容、厚重，更具长久的稳定性。“文化中国”是金庸小说作为国民文学的根本策略，在此基础上，金庸对中国的民族文化、国民性和政治文化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及批判。
二 民族大家庭的中国
金庸小说确立了中国多民族的国家形象，但同时大力批判了汉族中心主义。
据笔者统计，金庸15部小说中，至少有12部涉及到两个以上民族的人物和关系，只有《笑傲江湖》、《侠客行》、《越女剑》三部作品不曾涉及或语焉不详。涉及民族人物最为众多、民族关系最为复杂的当数130万字的巨著《天龙八部》，该书描写了大宋（汉）、大理（南诏）、吐蕃（藏）、大辽（契丹）、西夏（党项）、大燕（鲜卑）、女真等众多民族区域，加上摆夷人（刀白凤）、天竺人（哲罗星）等，涉及民族种类将近10个。金庸小说所涉中国古今民族共有汉、蒙、回、藏、满、苗、维吾尔、哈萨克、契丹、党项、女真、鲜卑、摆夷、高昌、焉耆等十几个，加上外国民族如俄罗斯、波斯、葡萄牙、荷兰、比利时、天竺、勃泥、瑞典、通古斯等，共计二十余个中外民族。
金庸所写的多民族中国虽然仍以汉族文化为中心，但他有意塑造了一系列少数民族的男女英雄形象，以此表达了他的民族国家观。
金庸小说对“少数民族”表现出与大多数中国作家不同的偏爱，在他所涉笔的每个少数民族中，都塑造出一至数个不同凡响的人物，或则胸襟博大，或则武功神奇，或则侠肝义胆，或则深谋远虑。仅从纯粹正面的意义讲，就有木卓伦、霍青桐、喀丝丽、阿凡提、哲别、九难、何铁手、萧峰、段誉、完颜阿骨打、赵敏、小昭等十几个。其中金庸笔下的第一英雄——萧峰，第一美女——香香公主喀丝丽，便都是纯粹的少数民族血统。
《天龙八部》中的萧峰，本来是中原丐帮帮主乔峰，他武功盖世，义薄云天，是江湖上人人仰慕的英雄好汉，把丐帮治理得井井有条，成为江湖上最兴旺的第一大帮。然而祸起萧墙，突然有人拉出最权威的证据和证人揭发他不是汉人，而是契丹人，于是他被逐出了丐帮，此后受到一连串的阴谋诬陷，落下“杀父、杀母、杀师”的罪名，和“忘恩负义、残忍好色”的考语，被视为魔鬼一般的“大恶人”。在查寻自己身世、洗雪自己冤屈的过程中，乔峰经历了数不清的身心痛苦。后来他得知自己确是契丹人的后代，本来姓萧。萧峰为给阿紫治伤，流落到女真部落，在打虎时结识了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后又义释契丹贵族耶律基，与之结为兄弟。而耶律基原来竟是大辽国皇帝耶律洪基，在萧峰又一次助他平定叛乱、化险为夷后，他封萧峰为南院大王，负责攻打大宋。萧峰虽忠于祖国大辽，但对养育他的大宋怀有深厚的感情，尤其从自己的悲惨身世和所见所闻出发，不忍眼看两族人民互相残杀。耶律洪基见萧峰抗旨，便将他囚禁。中原及其他各族群雄救出萧峰，在雁门关下，萧峰逼迫被俘获的耶律洪基折箭立誓，终其一生，不许辽兵侵犯大宋。萧峰然后以箭穿心，自杀以谢天下，用自己的生命换得了民族之间的和平。
萧峰这一顶天立地的英雄形象，可说是全部中国文学史中最伟大的少数民族人物形象。这一形象足以改变传统文化中对于少数民族的文化偏见，使人超越到民族界限之上，对一切民族的英雄豪杰给予崇高的敬仰。
《书剑恩仇录》中的香香公主喀丝丽，是木卓伦的小女儿，美貌盖世，天生异香。回族青年男子视她若天仙，清军数万官兵见了她，“无数长矛都掉下地来”，以至大将军不得不下令退兵数十里。香香公主是天生的“和平女神”。她与红花会舵主陈家洛相亲相爱，多少次共同出生入死。木卓伦兵败后，喀丝丽被俘入宫，献给乾隆，但她不论威逼诱骗，宁死不从。后来陈家洛为了策动乾隆——他本是汉人后代、陈家洛的亲哥哥——驱除鞑虏，恢复汉家河山，忍痛劝香香公主顺从乾隆，喀丝丽为了陈家洛所说的“天下大事”，含泪答应。但她发现奸险的乾隆是在骗陈家洛，就借口到清真寺做祈祷，用短剑在地下暗划了“不可相信皇帝”几个字，然后“将短剑刺进了世上那最纯洁最美丽的胸膛”。她用鲜血向心爱的人发出了最后的警示。当她的姐姐和陈家洛等人血战突围之后，去移葬她的遗体时，却发现坟中空空如也，只有阵阵幽香，众人都道香香公主必是仙子下凡，现今又回到了天上。香香公主和萧峰一样，都是为了千万百姓的幸福安宁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他们成为金庸笔下少数民族英雄儿女中最杰出的代表。
金庸认识到中国的多民族格局是历史斗争的结果，他如实描写了激烈的民族斗争，描写了宋金战争、宋辽战争、女真崛起与周边民族的战争，成吉思汗祖孙数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