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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思维方式，完全可以得出相反的论点。但这样的双方论点，都是没有多少学理价值的。即便它在否定“四人帮”，它的历史观也跟“四人帮”是一致的。“四人帮”的最大错误就是犯了“改写历史狂”，结果在虚幻的改写历史中，既淆乱了别人的也淆乱了自己的现实。
所以，对历史的态度无论是直面，尊重，怀疑，消解，否定，都没有本质上太大的不同。不同的是对现实能不能、敢不敢直面，尊重，怀疑，消解，否定。告别革命也好，告别反革命也好，都如同悼词中的套语废话，反正告不告别它都不存在了。只有对现实生活充满关爱的人，才会写出诚挚的悼词。学术研究也是一样，首先保持了对现实的感悟，才会不执著于对“五四”的或褒或贬。“五四”是难追的，我们能够追上的，是我们眼前的这个随时可能脱缰的时代。
（此文系为纪念“五四”运动研讨会而作）
评头踩足篇
评论家都标榜君子动口不动手。其实，当你指点人家的青丝时，就可能已经踩到人家的玉足了。意识到自己对别人命运的影响，才能更好地保持职业道德。
平原下有海
读陈平原的著作，想写书评，难写书评。想写是因为有感慨，难写是因为感慨太多，如面对满汉全席，不知从何处下箸。
《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一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3月版），是陈平原“七八年间关于文学史与学术史部分文章的结集”（小引）。所收文章一方面基本代表了陈平原目前的学术格局和学术“野心”，另一方面也基本代表了陈平原的学风和文风，因此这本论文集倒似乎比其他专著更“陈平原”一些。或许就是这个内在原因，使作者在后记中写下：“惟一聊以自慰的是，思路还算连贯。”
陈平原素以博闻强记，融会贯通著称于学界。若从这个角度来评价该书，自然也是当之无愧。不过我想这一点既是公论，就无须我再来多吹一竽。我想说说这本书所集中体现出的一点陈平原的“思想矛盾”。
陈平原姓陈，所以他是“陈述大师”。他不抒情，少描绘，又吝于议论，他以“陈述”作为看家本领。然而他的陈述却好像并不“老实”，字缝里总闪烁着一些抒情议论的影子，仿佛是一套陈家洛的“百花错拳”，里面融合了许多门派的东西，令人一当真就会出错。他爱用“坐实”一词，常常在陈述一通之后，又告诉读者“不可坐实”。可如果你真的不去坐实，则可能恰恰中了他的计，他本来是希望读者坐实的。例如书中的力作《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以厚重的“陈述”向读者昭示了鲁迅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和才华，但在涉及鲁迅的学术与文学的关系时，则陈述得相当“复杂”。开头借蔡元培和周作人的文字说“鲁迅的学术成就起码不比其文学创作逊色”，之所以学问家的鲁迅不彰，一是因为中国人重文学而轻学术，二是“鲁迅的研究计划没能真正完成”，他不如王国维等人对学术“忠诚”。中间说鲁迅在学术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靠的正是这重考据而又不囿于考据，或者说承清学而又不囿于清学”。结尾从鲁迅的晚年生活环境，对“名人学者”的傲慢不恭，以及更看重“战斗的文章”，得出鲁迅的思路“近杂感而远学术，重现实而轻历史。这种心态，其实不大适合从事文学史著述”。最后又云“君子求仁得仁，后人无权妄加评说；只是少了一部很有特色的《中国文学史》，总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回想全文，你说陈平原对此事到底是什么态度？可以说，是一种矛盾的态度。然而陈平原似乎棘手于这种矛盾，他竭力企图把矛盾“统一”起来。陈平原文章所特有的那股“涩味”，恐怕相当程度上来自于这种努力。
以这种努力写出的大量文章，使陈平原以“学者形象”面世。然而陈平原一有机会，就要对“学者问题”加以陈述，这提醒人们注意，陈平原是不是真的喜欢做一个“学者”。陈平原提到章太炎把文人分为通人、学者和文士三类，显然，陈平原是企望做一个通人的，即“有专业但不为专业所限，能文辞但不以文辞为高，甚至兼及古今之变家国兴亡”。以这本《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为例，有关文学史、小说史的专业文章是书中的重头戏，但陈平原“不为专业所限”，他要谈考古学，教育学，文化学，处处显露着一种大家气象。实际上那些文章与所谓“专业文章”同样精彩，但陈平原每到此处，便要发挥他的陈述功夫，左一个不敢确定，右一个不能坐实，好像特别害怕谁似的。他怕什么？他怕的就是学术界那股嫉贤妒能，自己做不了通人，也决不相信、决不允许别人去做通人的歪风瘟气。颇有一些在“四人帮”时代人不人鬼不鬼地混过来的学者，会做几只小板凳，就决不容许别人会做组合柜，他们不承认世上有通人，而是说你“没学问”，“不扎实”，人家十年才做了三只小板凳，你一年就做了六套组合柜，这不充分证明人家的刻苦扎实忠诚和你的肤浅马虎浮躁吗？面对这股强大的妖风，博学如陈平原辈，也只好竭力举出两只小板凳，“看，我是学者，不是通人。”读着陈平原这样的陈述：“除非不穷根究源，否则无法不跨越原有的学科边界；可一旦越界追击，并非通人的我辈，往往捉襟见肘。”就可见出陈平原有多么艰难。原来会做组合柜之后，不但意味着比做小板凳低了一个层次，而且还失去了做小板凳的权利，那叫做“越界”。
通人做不成，还包含着被贬为“文士”的危险。文士指“能文辞，且兼及古今兴亡家国之变”。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文士成了备受讥讽蔑视的人，文章必须写得枯燥乃至不通，才算是有学问，面对人民疾苦世风国运必须脸不变色心不跳才算是有修养有道德。陈平原的文辞功夫属于上佳，而且经常有“人间情怀”，即他自己所说的：“有历史的感慨，也有现实的忧思”。于是，他就必须时时小心学者们把他由通人的楼头推下文士的地牢。所以，他一直声称自己是“两副笔墨”，一副是“正经规范的学术文章”，这证明他不是通人，是老实的学者；另一副是“学者散文”，他叫做“学者的人间情怀”，这证明他不是文士，但可以做文士的朋友。陈平原如此自定的学者立场显然与那些“学者们”是不同的。人家那些学者，从来不用这么费事地解释自己，只需要不说话，说废话，然后说某某和某某没学问即可。
这本《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若非刻苦读书30年以上而又才学识兼备的开放性学者，是写不出来的，它属于陈平原所讲的比专著更值得咀嚼的“厚积薄发的论文集”，但陈平原却特意标明——“可惜本书不在此列”。他左遮右挡，弄得上下都很平坦，绝对不给人“木秀于林，堆土于岸”之感，所以他名叫平原。当今官场有几句护身口诀：“上面要趟平，下面要踩平，左右要摆平，自己要端平。”然而我想说一句：“可惜陈平原不在此列。”因为他书中的每篇文章都让人读后意绪难平，他谈中古研究的魅力，他考察科普读物中的飞车，他论人文景观与大学精神，都透露着许多意在言外的神采，甚至有时令人觉得，那些神采是他的真正鹄的，而苦心陈述的材料，借前人之口代言，不过是一种“平原策略”。所以我称他是“名士其外，侠士其内”。张岱《陶庵梦忆》云：“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陈平原本是怀有深情和真气之人，但他看见东边高了，就在西边隆起一下，南边陡了，就在北边拉扯一下，这种造山运动恰恰给人又一个意在言外的坐实：平原不平，平原下有海。
（本文深受众多陈平原崇拜者好评）
坚强的脆弱
上一个千年的最后一片红叶飘落的时候，我把一本书稿交给了中国电影出版社，取名《空山疯语》。有人问：“这是什么意思？”我说：“就是特别脆弱的意思。你想，连疯话都得跑到空山里头说去，还不脆弱吗？”没想到，话音未落，中国电影出版社就公然剽窃了我的创意，堂而皇之地出版了一本怪书，名字就叫《脆弱》，作者是“橡子”，含义为“像你”，意思就是公开剽窃你、气死你的意思。
本人深受武侠小说之害，每遇冤屈，不喜欢对簿公堂，而是喜欢暗中报复。窦尔敦在《坐寨》中唱道：“大丈夫仇不报枉在世上，岂不被天下人耻笑一场！”于是，就仔细阅读这本怪书，希图搜剔出一二反动言论，把它一家伙告进衙门，给它个满门抄斩，嚓！嚓！何其快活乎哉也么哥！
然而一篇读罢，却发现这家伙并不值得报复。这本书号称是“融合了思辩、叙事和梦的诗体小说”，但我们革命人民都知道，“思辩”、“梦”，还有“诗”，都早已经定格成20世纪80年代的化石，用书里的话说，“被时代屙在边缘上了”。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叙事”，紧握住时代的马尾巴，在20世纪90年代的戈壁上被拖得皮开肉绽，奄奄一息。
《脆弱》的阅读过程，对20世纪80年代上大学的人来说，是充满忧伤的回忆。那种弥漫在宿舍楼道里的诗情画意的情欲，那种“仰天大笑出门去”的高贵，那种对未来和理想的自信，还有那辽阔的蓝天，那草坪上的吉他，那无处不在的现代派……但如果对20世纪90年代上大学的人来说，则可能就是一个傻冒的自伤自怜。一事无成还道貌岸然、自作自受还伪装先锋、秋天的知了冒充大尾巴狼、离美女20米就早泄愣夸口是“采花大虫”……所谓“脆弱”，就在这两个时代的对比中凸显了出来。
作者是20世纪80年代北大颇有名气的校园诗人，他把80年代北大所赐予他的全部功夫都竭力演示在这里了：九死不悔的追求，敏锐的意象捕捉，对语言和生命的双重探索。如果出版在1989年以前，此书极有可能成为轰动的时代经典。然而在中华世纪坛巍然屹立的今日，任何思考和探索都已被当作消费形式之一种。业已被中产阶级学者野蛮霸占的大学校园，把橡子这样的“小资产阶级”诗人驱赶到了风沙扑面的大街上。曾经有一个时代，思想者被迫自己发现“我有罪”。现在，则是思想者主动承认“我脆弱”。在这样的心态下，《脆弱》的笔调颇有几分不自信，经常流露出由20世纪90年代处境所产生的自嘲。作者在书后的访谈中乐观地觉得：“当我说出脆弱的时候，我已经被拯救了。”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80年代的思维表达。而我倒是从作者的脆弱中，看出了一份脆弱的反面——坚强。因为作者对于所谓的“脆弱”，显然并没有采取认同和欣赏的姿态。在交出了这份脆弱的自白之后，他留下了自己的底色，那就是，对初始信仰的毫不动摇。
金庸《天龙八部》里有个信仰坚定的年轻和尚虚竹，他在遭受暴力劫持的情况下，连破了荤戒、酒戒、色戒、杀戒，他对自己的“脆弱”很恼怒、很无奈，但他没有因为破了戒就动摇对佛的信仰，他仍然以一名优秀和尚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正是在这里，金庸写出了人性真正的坚强。《脆弱》的作者也是一样，80年代的戒律，他恐怕也有意无意破了不少了，所以他坦白了自己的脆弱。但是戒律本来就不是永恒的，戒律从来就不是目的。在一个只讲戒律、不讲信仰的时代，小心地收藏好自己的信仰，这虽然谈不上伟大，但这实在是一种坚强。
当然，坚强是没有必要炫耀的。找一座空山，吼几句疯语，就足够了。读到最后，忽然发现《脆弱》一书原来的名字叫做《近似深渊的无边蔚蓝》，这不就是“空山”的意思吗？好，橡子，你又欠我一回！
（本文颇受橡子当年同学好评）
更上一层天
一不留神，张天天已经长成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了。照俺们东北的习惯，这就算拳头上立人、肩膀上跑马的“大人”了。谁像北京人脸皮那么厚，三十五六了还脆生生地愣管自己叫“女孩儿”，吓得俺们东北老爷们儿成宿成宿做噩梦。可在我脑子里，张天天这丫头还是个没上初中的小破孩。其实我头一回见到张天天，她就已经初二了，跟着父母来北京做个电视节目。可我怎么瞅怎么觉得这孩子顶多小学四年级，瘦瘦小小，老实巴交，不疯不闹不时髦，父母说句话她乖乖地听，是个大人她就叫叔叔阿姨，这哪像个中学生啊？你瞧我们伟大首都的中学生，一个个都圆滚滚肥嘟嘟的，张口哇噻闭口丫挺，说句话父母就必须乖乖地听，是个大人他们就敢叫老不死的。我之所以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市井黑话，多一半是在公共汽车上跟这些胖弟肥妹学的。故此我一听说张天天因为写作受到媒体的伤害时，就特同情、特义愤。老夫也是从小就有几分写作歪才，也是因此从小就饱受打击摧残。幸亏那时候没写出《真心英雄》这样的名噪天下之作，否则那会儿还是“四人帮”时代，万一被什么“石一歌”、“丁学雷”之流咬两口，老夫可就没法接好革命先辈班，闪闪红星传万代了。
看张天天的《真心英雄》，是不能用我们这些专门吃文学饭的“老不死”的眼光去看的。北大的戴锦华教授说：咱们都是上不了天堂的，因为咱们看什么作品都是看人家的毛病。但是我想，我们看“老不死”的作品时不妨多看他们的毛病，因为这是文学研究者的职责。可当我看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用满腔的真诚写出的文字时，我首先想到的是，俺自己十几岁时，写得出这样的文字不？我们应该依据一个人达到了什么标准来评价他，还是依据他没有达到什么标准来评价他？假如我们发现鲁迅的手稿里有一个错别字，我们还承认不承认他是文学巨匠？假如我们得知爱因斯坦不会修理灯泡，我们还承认不承认他是物理大师？我们许多“老不死”的专家学者，自己年轻时，拼命鼓吹宽容，撒娇撒谎带撒泼，可爱极了。一朝成为“老不死的”，则对孩子们百般挑剔，万般压制，说是严格要求，规范管理，说穿了，不过是嫉贤妒能，借刀杀人。少年作家生活阅历少，也就是说看过和干过的缺德事不如我们大人多，这先天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一出手就写出个《红楼梦》或《人间喜剧》来。所以我看他们的文字，第一看是不是真心，第二看是不是有才。是真心就等于路线对了头，是有才就说明孺子可教，其他问题时间自会解决。最近上海出了个名叫韩寒的少年作家，别人告诉我这后生骂了不少大小名人，连我也骂了。我在书店里翻了翻韩寒的书，觉得虽然是“小小黄雀才出窝，不骂几声不快活”，但第一是出自真心，没有宗派私见，第二文字流畅，开口一骂语成河，况且他为了骂得尽量有理，还真读了不少书。这样的后生就值得培养。我见过的少年作家已经有十来个，共同特点是有才，但由于心术各异，道路便也殊归。有的昙花一现，泯然众人矣；有的骄狂不可一世，结果连众人也不如。只有那些真心热爱文学而不是文学之外的虚名浮利者，才能去掉“少年”，还是“作家”。
我就是以这样的心态来读张天天的《真心英雄》的。我当时还想，也许就是由于她的瘦小，她才拥有如此丰厚的想像力，还有她那会儿有一种后背很疼的什么病，不能经常到外面去疯跑，因此日以继夜地圈在斗室里，构建起一个天马行空的世界。从那一行行带着热气儿的文字中，我感到张天天所代表的祖国的花朵们，对世界、对生活是何等的充满热望、纯情和挚爱。我们这些“老不死的”，虽然有责任告诉他们世界的“另一面”，但是我们能够面对他们所展示的“这一面”无动于衷吗？从那时起，小作家张天天就以一个瘦小、朴素、文静的东北小丫头抱着一本厚重、华美、热闹的大部头的形象定格在我的印象里。
未曾想隔了不到两年，张天天以一部《玛雅王朝》毅然走出了《真心英雄》所代表的卡通迷宫。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直接描写玛雅文明的长篇小说。多少文坛高手都未敢染指这一素材，不是他们笔力孱弱，而是他们的想像力不够浩大。张天天作为一个亚洲少女，选择了一个欧洲主人公的眼睛去凝视一个美洲的古老文明，她所搭建的这一叙事陷阱，即使对于我们这些专业的文学解剖师也不乏吸引力。书中体现出的作者对于玛雅文化资料的熟稔或许并不值得讶异——读书破万卷乃文人当行本色，没啥可吹嘘的——值得肯定的是作者驾御这些资料的游刃有余，使扑朔的情节、鲜明的人物与奇特的风俗、诱人的传说结合得水乳交融。尽管书中仍然闪烁着“少年写作”的影子，如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