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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否戴高乐试图对其爱好——对文学有一种隐秘而持久的爱好——所作的让步呢？肯定是这样。这是否反映了戴高乐青年时代对博絮埃、沃弗纳尔格和维涅的作品的偏爱，体现了杰出的学生对历史的激情呢？那时，戴高乐学到了，路易十四实行的长久的和强有力的统治——它也是建筑师芒萨尔的时代——来自征服，它同在短短几年入侵中建立起来的拿破仑帝国的突然崩溃形成了对比。这是否据戴高乐自述，对他在因戈尔施塔特集中营里重读过的、希腊和拉美国家历史学家的课文所作的遥远反响呢？肯定也是这样。但是，更加肯定的是，这里是戴高乐对社会作出的一个判断，拒绝那些过分的、冒险的或者怪诞的东西，显示其对独裁、内战和极端主义的深恶痛绝，就象对某种传统主义所谴责的那么多的暴行表示强烈反感一样。
戴高乐的军人生涯在继续下去。1927年9月25日，戴高乐被任命为少校。恰好，戴高乐对他的朋友吕西安·纳辛——纳辛向他表示了祝贺——写道：“晋升是愉快的事情。但是，问题不在晋升，而是在于引人注目。”于是，戴高乐去特雷夫指挥第19轻步兵营。他在那里，将是一个要求严格的、肯定是苛求的、被普遍认为是严厉的长官。但是，一旦结束指挥期，戴高乐就马上希望到高等军事学院去教书，或者回到贝当身边工作。戴高乐被调到了叙利亚。与其说他热情地接受这个分配，到不如说他逆来顺受。不管怎样，戴高乐并没有表示希望去叙利亚。从军人生涯开始以来，甚至从成年以来，戴高乐想要献身于捍卫法兰西。是昔日的、现在的或者未来的欧洲战争使戴高乐满腔热情；显然，对他来说，所有的赌注都在这里，而不是其他任何地方。眼下，从戴高乐的工作调动中，只能得出这样的结果：他同伊冯少校一道，撰写了一部关于法国驻中东国家部队1916年至1930年期间开展行动的、非常讲事实的历史，并于1931年8月发表。但实际上，在叙利亚工作是一次经历新经验的机会，特别是一次当时相当罕见的、接近这个世界一角命运的机会。驻中东国家部队司令迪·格朗吕将军任命戴高乐为第二局和第三局的局长，即情报局和行动局的局长。戴高乐住在贝鲁特，穿梭于在黎巴嫩和叙利亚这两个供职地点。当戴高乐采取主动行动，发现中东地区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现实，却来不及形成其看法时，他不太审慎地触犯了地方军事当局。显然，由此产生了从这封1930年6月来信中可以找到的矛盾。
“中东地区是个包括宗教、军队、帝国、商品在内的一切都要经过的、并非毫无变化的交通要道。我们在这里，已经驻守十年之久了。我的印象是我们没有深入进去，我们感到当地的人就象从前一样陌生（反之亦然）。确实，为了行动，我们在这个国家通过了最坏的制度，换言之，挑动当地人自我反抗，哪怕怂恿他们也罢。与此同时，人们在这里从未完成过任何成就，没有尼罗河的运河，没有帕尔米尔的引水渠，没有罗马的道路，没有油橄榄种植地——而没有约束。在我看来，我们的命运是完成这些事情，或者说从这里开始工作。也许怀疑派会加上第三种解决方法，换言之，继续今天的探索。因为时间在这里无足轻重，因为象桥梁和房子这样的建筑物，很容易找到继续歪着、歪上若干个世纪的办法。有一个男人——我相信，他是单身汉——非常理解叙利亚，并且‘懂得在那里做什么’。这就是卡特鲁上校。所以，他就离开了。”
《戴高乐传》 第二部分第三章 和平的考验（8）
自从这封信公开发表以来，人们经常注意到信里面的矛盾。因为，暗示只有实行权威才能使近东社会发生真正的变化，与同时把卡特鲁当作唯一理解该地区问题的人来加以欢迎，这样做是自相矛盾的。卡特鲁恰恰是最好地代表那种旨在民众内部激起争取解放、进步、逐步地掌握其自身命运意愿的政策的人。但是，就象矛盾一样，这里正在出现一些反应，即一位观察家的反应，他虽不是专家，但已经对其耳听目睹的事情发生兴趣的。戴高乐观察着一个看来几乎停滞不前、但在过去曾经接受过那么多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和旨在改革的的援助的国家，看到一个没有远大计划和不大明确其意愿的委任统治地机构。戴高乐也听说，卡特鲁这个人——从表面上看，他是独自一人——在必须做什么的问题上有一种新颖的和连贯的观念；卡特鲁的思想观点在中东地区产生了反响；但是，他也遭到了当地行政机构信奉的有限的保守主义的反对，而这个行政机构并未从法国政府那里接受过明确的政治推动，并且出于本能，怀疑那些届时能对委任统治提出置疑的新事。归根结底，是这种保守主义使戴高乐作出了反应。戴高乐不加区别地把保守主义归咎于民众的麻木不仁和行政机构的惰性，只是表现了他对这种缺乏进步、变化和前途感的状况的急躁情绪。这是一种在戴高乐身上占主导地位的、很能说明他的性格和气质的反应。但与此同时出现了另一种反应。戴高乐暗示说，如果人们毫无作为，那就会有同样多的人“离开这里”。这肯定不是一种平常的反应。当时，崇拜法兰西帝国达到了顶点，并在两年后通过在巴黎举办殖民地展览的盛况，达到了鼎盛时期。人们至少可以说，戴高乐不是因此而调到那里去的。他表面上没有流露出慌乱的情绪，而是预料到，由于在中东地区没有做那种应该做的事，最好是“一走了之”。换言之，戴高乐并不认为，在行政管理和军事方面，法国在大马士革和贝鲁特的存在对法国来说，具有生命攸关的重要意义。
可是，戴高乐在中东地区的短暂逗留，并不仅仅给他留下这些反应。1931年7月，戴高乐在一个不大重要的和出乎意料的机会里，突然披露了他从此次逗留中得出的结论。当时，贝鲁特的圣约瑟夫大学举行发奖学金的仪式，耶稣会会士作为大学主人，邀请了法国高级专员出席。由于军衔最高的人拒绝发表讲话，戴高乐便奉命代表法国高级专员讲话。诗人、文学院教授加布里埃尔·布努尔对戴高乐的传记作家让·拉库迪尔写道：“当时，所有的沉闷空气都暂时消失了。我们听到了那些在每分钟里都得到发明的、罕见的新思想。由戴高乐操纵的语言机器上升到偶然和便利之上，广泛地开辟了自由意志的领域，以及那种能够改变历史伟大力量的、人类能力的领域。”⑩为了在象让·拉库迪尔这样的出版者那里，毫无疑问，在所有戴高乐与之谈话的人那里，造成这样的冲击，他必须特别地同常用的套话实行决裂。因此，戴高乐选择了同黎巴嫩青年进行对话，谈论黎巴嫩青年的前途问题。
“献身于公益事业，”戴高乐说，“这是必要的，因为重建国家的时刻已经来到。对你们黎巴嫩青年来说，这项伟大的义务恰恰具有一种立即的和急迫的意义，因为这是你们必须建设的祖国。在这片神奇而富有历史底蕴的土地上，建设国家的重任是属于你们的，你们依靠大山这些坚强后盾，通过大海同西方国家的活动相连，并得到法兰西智慧和力量的帮助。这就是说，不仅要分享国家的职位，实行其职责，而且要向国家奉献这种高尚的人生，这种心灵的力量，否则，国家机构就会空空如也。你们必须树立和培养公共精神，换言之，人人都自愿服从于全局，这是政府实行权威、法院实行真正的公正、街道井然有序、公务员自觉工作的必要条件。没有牺牲，就没有国家。再说，黎巴嫩国家是从许许多多的牺牲中诞生的……是的，黎巴嫩的青年，明天将从这里毕业出去，准备完成国家的任务。沿着他们的父辈（其中有黎巴嫩共和国总统，我们首先要向他致敬）的足迹前进，决心执行纪律和发扬无私精神，通过一切心灵之路同法兰西相连，这样做的精英就将是一国人民——从此，它承担着自由的重大义务——的中流砥柱。”
这里的一切都会使那些聆听戴高乐讲话的人感到震撼。甚至戴高乐使用了“祖国”、“公共精神”、“国家”、“国家的任务”、“自由”等词汇，乃至同法兰西的关系这些被确定为应是“精神和心灵”的联系等，每个词都无不具有其爆炸性的词义。不过，事隔多年来看，没有任何字句只是显得明智的和有远见的，形式上是大度的，内容上是合理的。但是，人们不能搞错这个问题。当时，这种语言不是人们在法国的委托统治地叙利亚和黎巴嫩，在法兰西帝国的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以及在世界上任何一块欧洲殖民地里使用的语言。戴高乐在中东地区的逗留即将结束，并从中汲取了教益。对戴高乐来说，在那里有着数国人民，其中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有着它自己的历史，它自己的前途；当然，这些国家与法国人民不同，因此，它们有着与法国人民不同的命运；简言之，法兰西应当承认这些民族的存在。当时，这种思想在军队中并未占主导地位，远未如此，甚至在行政机构中也不是如此。
但是，这种情况却未能使迪·格朗吕将军在戴高乐即将动身返回法兰西的时刻，放弃对这位部下的赞不绝口。格朗吕在对戴高乐的最后一次评语中写道：“两年来，我可以赞赏戴高乐作为我的参谋部第三局局长的工作。对于他在智力和道德方面拥有的全部品质，我不断地有一种与赞赏交织在一起的敬佩之情……迅速地把他推进到一个使他充分施展才能、不辜负众望的高级岗位，对于他的武器和整个军队来说，是有所裨益的，他将是一名优秀的军官。”然而，当戴高乐结束其逗留中东地区时，一次新的失望在等待他。尽管戴高乐在贝当身边进行了活动，但他没有争取他所希冀的高等军事学院教授的职位，再次遭到了排挤。戴高乐向贝当建议，要对领导战争的教学科目实行改革，暗示对民事机关干部和军队干部进行这方面的教育。但他看到，贝当的回答是，但愿“这种思想观点是有趣的……现在没有仓促实行的理由”。因此，戴高乐调到最高国防委员会的总秘书处。也许他一开始就没有看到这项新工作的全部好处——他将处于关于防务政策辩论和会议的中心地位。戴高乐以此为新的起点，在充分了解事实的情况下，将为法兰西设计一个防御体系和一个军事工具。这样，戴高乐将第一次进入公共生活。
这时发表了戴高乐的一部著作，它比其他任何一部著作都更加显示出他个人关于人、领袖、权力、统帅部和行动的观念。这部著作收集了戴高乐从其发表过的讲演出发，逐步加以明确和修改，并长期审阅和重写过的一些文章。1932年，该书以一个暗示军事文学著作的题目《剑刃》出版。这时，西方世界已经感觉到，大动荡已经产生了首批效应，将要使它卷入战争。繁荣业已土崩瓦解了。1929年10月24日，华尔街的股市破产拉开了资本主义制度总危机的序幕。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英镑贬值了。中日战争在满洲国开辟了武装冲突的纪元。在这种纷乱的局势中，《剑刃》的出版不仅是一种严格的和孤独的思考，对过去那些期待、悲伤和惊慌不安的岁月的追忆，而且是未来风暴将要引发的、未来行动的序曲，对社会——社会摆脱了军人，因为它只想到和平，但尚不知道和平已经失去——内部军人的奇特命运所做的分析。
《戴高乐传》 第二部分第三章 和平的考验（9）
戴高乐谈到了他生活的时代，以便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来确定书中的“人物”——军人。军人是奉献给行动的思想家，是被迫等待的行动家。戴高乐在书中，首先提及军队在战争时期进行前所未有的努力之后，对和平时期放弃其所有活力所产生的忧郁情绪。但是，戴高乐想要使人们知道，这种“忧郁情绪”也可以用在一种深刻思潮的影响下排挤军事问题来加以解释。
“此外，在这种时代氛围中，”戴高乐写道，“看来一切都结合起来，以便扰乱人们的职业良心。群众在经过战争暴行后，作出了热情的反应。到处都流行着一种神秘主义，它不仅倾向于诅咒战争，而且倾向于认为战争已经灭亡，因为人们想要战争灭亡。虔诚，肯定是与驱魔同行的……”
戴高乐对词汇的选择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他明确地暗示说，时代精神正在拼命地进行努力，要发现那些认为战争从此灭亡的最好理由，但这种发现却没有严格的推理和信念。戴高乐担心自己囿于军人职业的骄傲，从此对各国人民的不安和希望漠不关心。
“看见一个病人向死亡伸手的情景，”戴高乐写道，“这是不能让任何人无动于衷的。”
戴高乐还站在那些寻求怎样确保和平的人一边，意识到下述问题：
“怎样去建立这种由各国人民——它们暂时得到了平静，不用激动万分的集体的帮助——向往的国际秩序呢？”
不过，戴高乐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马上预言：那些创造历史进程的不断的变化，正在排除瓜分世界的国家和强国享有持久稳定的可能性。
“人们是否认为，只要弱者想要变成强者，强者想要实行统治，老者想要幸存下去，就能使今日的平衡变成最终的平衡呢？如果这种演变继续下去，那么怎样才能使边界和强国稳定呢？”
关于怎样回答1932年在日内瓦举行的、关于裁军组织问题的争论，戴高乐补充说：“如果人们不能强制性地实行权利，那么光说权利是否是够呢？”他还引证了雷兹的红衣主教的话：“军队的法律遭到了人们的蔑视。”
这里，戴高乐无保留地揭露了一种关于人的悲观主义观念，即认为人本身带有一切冲突的萌芽。
“人们在哪里看得见，那些制造武装冲突的热情和利益正在放弃其要求，某个大人物自愿放弃其所有的和他想要的东西，人们最终不再是人的情况呢？”
因此，戴高乐得出了对武力念咒的结论。与此同时，戴高乐在树立一种与其文化不可分离的人道主义，并且揭露德国帝国主义的野心和方法的“无度”。如果人们不知道这点，那么这种对武力的念咒就会变成一种辩护。不管怎样，武力是与历史共存的，没有武力，历史就会变得不可设想。
“其实，没有武力，人们是否能设想生活吗？但愿人们阻止生命的诞生，但愿人们使精神不结果实，但愿人们冻结武器，但愿人们使需求昏睡，届时，无疑，没有任何东西会使得武力继续必不可少。作为思想的方法，行动的工具，运动的条件，必须有武力这个稳婆来分娩整个进步。无论是主人的彩旗，还是金銮殿的城墙，或者革命的铁锤，都轮番地把秩序和自由归功于武力。作为城市的摇篮，帝国的幽灵，没落世界的掘墓人，武力在对各国人民发号施令，支配各国人民。”
当戴高乐发表了《剑刃》这些文字时，20世纪的前三分之一刚刚结束。这个发表日期具有一种几乎动人心弦的象征主义。欧洲即将摆脱其还在含情脉脉地抱有的幻想：长期的和平前景，作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无限暴行的自然代替。正是在此时，戴高乐变成了挑战者和卡桑德拉神。作为挑战者，他彻底地——那怕以极端的方式——否定了任何和平解决冲突的希望，冲突正在出现。作为卡桑德拉神，他宣布这些冲突正在逼近，必须抬起头来，看着冲突。有关系，戴高乐已经决定进行撞击。与此同时，他要求让那些想要正视世界前途可能性人，拥有一种分析使用武力问题的权利和义务。现在还不是打仗的时代，但至少是进行思考和写作的时代。
“现在是，”戴高乐写道，“军队的精英们要重新意识到他们卓越的作用，将时间精力集中在战争这个唯一的目标上，高瞻远瞩的时候了。现在是他们重建那种适合其状态的哲学，以便归还剑刃的时候了。”
戴高乐的《剑刃》包含着一种关于人、行动、社会的哲学，在法国思想和观点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这种关于人、行动、社会的哲学发端于20世纪初，并表明它转向后来岁月所发生的大灾难。在第一章《战争的行动》的描述中，戴高乐明确地印证了他在青年时代偏爱的那位哲学家，也许这是他偏爱的唯一的一位哲学家——可以不夸张地说，他在智力方面，确实接受了这位哲学家的影响。
“柏格森业已指出，”戴高乐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