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恼火的，而且在高地走向上也是如此。如果敌手同时打击弗兰德、阿登、洛林、阿尔萨斯、勃艮第地区，那就是进行向心打击。只要在一个点上获胜，就会使整个法国防御体系垮台。这种围墙上的缺口，就是祖国的百年衰弱。”
然后，戴高乐强调巴黎的作用——“如果不是同瓦雷里一起，用巨大和奇特这些的词，来形容巴黎的作用，那又怎样来形容呢？”与此同时，坚持认为全国的财富都集中在法国东北部。这里，他重新谈到了那些从前启示过防御工事倡议者的问题，而这些防御工事应当使法兰西免遭新的入侵。戴高乐再次根据地理的首要地位，证明地理是如何逐步地导致法国将那些与各个邻国的冲突、例如与英国的冲突放在后面，将那种在不稳定的东北部使“高卢人”和“日尔曼人”永久对立的冲突放在绝对优先的地位。这对戴高乐来说，是一个将这两国人民进行比较的机会，而他肯定愿意这些章节列入书中最“有文学性”的章节，仿佛他想象到有朝一日，未来的《文选》会把它们收了进去似的。诚然，现在不能把这种比较看成是一种被阅读历史所启示的文笔练习，而是看作是一种对法德两国人民持同样尊重的态度。戴高乐在谈到这些章节时，犹如他在一战结束的第二天，在《敌人内部的倾轧》一书中赞美德国人民那样。诚然，那时赞美德国人民还不是法国的习惯作法，但也许从中可以看到一点希望——在无法预见的将来实现两国人民的某种接近的希望。戴高乐写道：
“人们可以在一起工作，但是，在某人不了解别人的价值、有时不去梦想做大事的情况下却是不可能的。可是，反应是那样不同，以致使法德两国人民永远处在不信任的状态之中。这个法国人在思想上那样井井有条，但在行动上却那样缺少章法；这个逻辑学家怀疑一切；这个勤劳的人漫不经心；这个深居简出的人在实行殖民化；这个喜欢亚历山大诗体、燕尾服、皇家花园的虔诚者，毕竟唱着歌，放荡不羁，并弄脏了草坪；这个科尔贝是卢乌瓦的同事；这个雅各宾派在呼喊‘皇帝万岁！’这个政客是神圣联盟的产物；这个沙勒罗瓦战役的失败者在马恩河畔发动攻击，简言之，法国人民是机动的、不定的、自相矛盾的的人民，日尔曼人怎么能赶上它、理解它和反对它呢？相反地，我们对德国感到担心，德国是：它最珍惜的自然力，一堆强大而混乱的本性，天生没有爱好的艺术家，继续是大地主的技术人员，好斗的父辈，作为寺庙的餐馆，森林里的工厂，用于装生活必需品的哥特式宫殿，想要得到爱戴的压迫者，看别人指头和眼色行事的分离主义者，嘴里吐出啤酒的、勿忘草的骑士，利穆赞人西格弗里看到的道路——早晨觉得它了不起，近中午时分觉得它浪漫，晚上觉得它好战——高尚的蓝色海洋，渔网从那里杂乱地打捞巨兽和珍宝，在天主教堂里，五光十色的殿堂连接着高贵的拱门，充满着细腻的声音，为了感觉、思想、灵魂，而把激情、光芒和宗教组织成一首交响乐，但那些耳堂里却一片昏暗，回响着野蛮的流言，在同眼睛、精神和心灵进行撞击。”
但是，除了这些文字的变化和传统的形象之外，还有现在的要求。戴高乐看到，地理使这个德国群体进行反对法兰西的冒险事业，向法国东北部进军，所以他要求人们不要对那种有可能用来反对自己的壁垒抱有任何幻想。比利时的中立地位在1914年并未受到尊重，在明天也不会更受尊重。英国已经表明，只要英国的基本利益不遭到损害，它就不会在欧洲大陆参加行动。无论是脆弱的小协约国联盟，还是非常靠不住的法苏联盟；任何“失败的联盟”都尚未取代1894年的法俄联盟。关于小协约国联盟和法苏联盟，有的人怀疑其有效性，许多人则深恶痛绝，加以摒弃。
“总之，象从前那样，”戴高乐写道，“没有任何合法的和有效的东西反对暴力……到处都加剧了国家的利己主义……在我们声明战争不受法律保护（。。。。。。）的同时，有人在别处欢呼暴力，宣告想到战争危险是好的和必要的，并且组成了自卫队、步兵大队、突击队。因此，急流的堤坝在哪里？（所有这种推理都导致这样一种结论——作为本书目的结论：）我们的一部分军队要永远保持警惕，能够在遭到第一次冲击时发挥其全部力量。”
第二章《技术》首先对机械主义唱一曲赞歌。然后，戴高乐阐述了兵役问题——这种兵役是根据将简单技术用于现代武装的无限复杂性的大量兵力来设计的。戴高乐认为，这种现代武装复杂性要求士兵做好专业准备，就象要求最先进的工业部门的工程师或技术员做好准备一样。更何况服兵役的期限象舆论要求的那样，变得越来越短。戴高乐写道，由此可见，建立一支从第一天起就准备达到现代战争水平的军队是当务之急。法国军队的这支“长矛”应当象海军、空军、外籍军团、机动保安队、警察、乃至消防队一样，是一个技术兵种。
这个技术兵种将是装甲军团。戴高乐在《建立职业军》第二章中，基本上说明了坦克的特点、机动性、功率、策略的可能性，以及坦克进行运动、演习和突破防线的能力。尽管戴高乐确信能使人们承认，坦克代表着了不起的革新，将坦克作为独立力量大量使用会产生巨大的效果，但他也预感到，他将同许多信念和习惯进行撞击，所以暗示这支新部队应由专业人员来服役。因此，为了预防批评意见，戴高乐愿意强调，是现在的时势强制推行这种新的变化。
“从此，这已成为既成事实：一个从极其强大和多变的军用物资中汲取最大程度的力量的优秀工作人员，在海上、陆地和空中拥有对或多或少混乱的人群的极大优势。”
《戴高乐传》 第二部分第四章 要进行武器革命（7）
但戴高乐事先承认，时势有可能发生变化。
“无疑，”戴高乐写道，“这种优势可能是暂时的。只要人们稍稍同意用现今坦克这种装备所要求的严格态度来进行组织，进行训练（。。。。。。），专业人员就会逐步失去其相对优势。”
不过，目前还不是这种情况，所以戴高乐要求人们看到这点。
“舰艇上、飞机上、坦克上的专业人员将在一个越来越长的期限里，在一个越来越广的领域里（。。。。。。），确保其主导地位。”
第三章题为《政策》。正如在前几章和后几章里所写的那样，戴高乐在这一章里想要证明，军事政策应当是国家选择的外交政策的必然结果。在戴高乐看来，这种选择纳入国家利益的、永恒的赌注之中。因为它在第三章里，丝毫没有让位于世界霸权的宏图和现代大思想对境外群众的魅力。相反地，戴高乐作为接受传统培训的人，对神话——不管它们最能动员人也罢——表示怀疑，对一切过度言行表示不信任，因而认为现代历史加强了国家集团的牢固性，未来的历史将在国家之间进行。于是，戴高乐承认法国“不思考扩大国土的事”，并认为这样做已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法国不能对欧洲的命运漠不关心，换言之，不能对保持凡尔赛条约所规定的均势，对那种有可能改变均势的威胁漠不关心。
“例如，现在突然发生的事件，”戴高乐写道，“在中东欧、丹麦、比利时、萨尔、瑞士等地突然发生的事件，主要是与我们有关。”
戴高乐不想忘记那些为了确保欧洲大陆的“集体安全”而进行的努力，但他在谈到法国裁军计划时强调指出，为了防止或粉碎任何侵略，就必须无论如何都要“汇集力量，至少是要实现平衡”。
如果必须使用武力，那还必须能够获胜。但在法国同德国的对抗中，力量均势恰恰不利于法国。这里，戴高乐从整个战后外交史中汲取了教益。历史表明，只要昔日的盟友一天不认为自己受到欧洲大陆变化的直接威胁，法国人就一天不能依靠其昔日的盟友。诚然，有些联盟可以重新建立，但如果这些联盟重建太晚或者不够，那就无法预防灾难。最好是正视法德两国之间的密谈。不过，从中得出的教益是无情的：德国比法国强大。
在关于未来战争的思考中，当时根据一战的最新情况，人们习惯于认为，归根结底，基本的问题在于“潜力”，因为这种思想和这个词汇历来是严格规定的。戴高乐在其推理的这个阶段推断说，除非法国彻底改变军事制度，否则它就是最软弱的国家。
书的最后三章先后题为《组成》、《使用》和《指挥》，描述了装甲师的结构，正如戴高乐设想的那样，一个装甲旅由一个重型坦克团和一个中型坦克团、一支侦察部队、一支摩托化步兵旅和两个炮兵团组成。戴高乐建议组建6个装甲旅。他计划招募10万名志愿者。他明确提出了使用坦克的学说：装甲部队作为“预防和镇压机器”，具有发动机所确保的机动性，并以此通过“猛烈性”和“突然性”来采取行动；多亏了这种两性装甲部队还可以“引起轰动效应”。换言之，为了考虑这种最说得通的假设，法国若作出这种选择，则可对德国发动一场进攻——如果这种进攻想要打击中东欧国家，或者仅仅对中东欧国家进行威胁，从而迫使它们放弃其事业，那就是摧毁性的打击或威胁。
这就是戴高乐现在提议建立的“职业军”。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戴高乐觉得，装甲部队——或者借用后来被强制使用的词汇，装甲力量——要由一些服役不到一年的新兵来服役，则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新武器的技术性和使用的特殊性已经说服了戴高乐。当时，法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法国大多数青年没有接受过科学、工业和技术方面的培训，主要工业部门的工人战时是“特招”进工厂的。因此，戴高乐可以认为，每年动员新兵都找不到那些在数量和质量上为组建这种装甲部队所需要的人才。从1935年起将兵役期延长至两年，也许这样做会使人们考虑别的解决办法。然而，基本的问题在于，这种装甲力量——作为行动工具或快速反应工具，在任何假设中都要求达到很高的作战能力和训练水平——要做到绝对的和长期的准备。戴高乐在《建立职业军》一书中并没有暗示，明天的法国军队应当简化为这支唯一的装甲力量。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建议要分散使用或取消其余的军事力量。有时不准确的解读使得象勃鲁姆那样的人相信，戴高乐主张用一支他所描绘的职业军，来取代业已存在的国民军。毫无疑问，这种误会来自书名。但《建立职业军》一书有一个基本目的，即说服法国相信，应当拥有一支很高火力水平的装甲部队，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只能由专业人员来服役。显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戴高乐宁可有透明度，哪怕引起误会也罢。
人们看到，戴高乐在《建立职业军》一书中，好几次把飞机同未来战争中的指挥行动结合起来。但这不是此书的中心思想。1939年和1940年战役的教益，引导戴高乐1944年在阿尔及尔发表的版本中，加进了一段关于飞机为坦克进攻服务的作用的一句话——除非那是一位过于热心的合作者或新读者的建议。这是一句引发过论战意见的、但在后来任何版本中都没有重复的、无用的话。事实上，戴高乐预见到飞机在装甲力量的地面行动中发挥的作用，但这种预见是非常笼统的。
“机群能够在远方作战，”戴高乐写道，“拥有一种闪电般的速度，在三维中进行演习，进行垂直的打击——这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打击——将在未来战争中发挥关键作用。”
飞机的作用已经成为现实。但在戴高乐撰写《建立职业军》那一年，在德国和法国尚未有象后来德国空军制造的斯图卡斯式飞机那样的、适合地面支持的战机模式。此外，对德国空军来说，以及对于今后战争中的盟军空军来说，飞机的作用将是重要的，唯独当飞机将来拥有制空权时，这种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
《建立职业军》是一次召唤。戴高乐在书中毫不犹豫地写道，人们不会料想到军队在进行自我改造。
“从本质上看，”戴高乐写道，“军队是抵制变革的。。。。。。军队以稳定、因循守旧、传统为生，（它）从本能上害怕那种倾向于改进其结构的变革。”
相反地，戴高乐感到，在新一代人的思想中，在知识界，在一个被经济萧条和失业动摇的社会里，时代是有利于提出重大置疑的。他甚至认为从中看到一种对彻底的解决办法、权威、活力和严峻的选择的新见解。戴高乐这种结论的基调能使人在很久以后相信一种间接的召唤，并且相信某种解决法国问题的权威办法是偷偷摸摸的办法。可是，当《建立职业军》一书出版时，谁都没有搞错，任何极右的路线都不能接近戴高乐，任何反共和主义政党都不能自称是戴派。更不用说，在后来的岁月里，老同学鲁斯托诺—拉戈在军队里成立的、反共行动秘密网络的组织者并未央求过戴高乐。也许戴高乐的关系和名声已经那样出名，以致谁都不能想到这点。再说，在此书的最后，戴高乐既以过分的乐观主义态度，也以对现有政治制度的、无可争辩的尊敬态度写道：
“毫无疑问，在短期内，国家机构的活动是根据需求的运动向坚定的人们开辟场地的。”
而今，戴高乐即将在“国家机构”里玩牌——哪怕输牌也罢——但他希望成为赢家。
《戴高乐传》 第三部分第五章 失败的战役（1）
《建立职业军》一发表，戴高乐就马上为他当时所谓的“装甲部队”和他申明的彻底改变战略开展了宣传运动，而这场运动是从巴黎波塞儒大街的一个座寓所的椭圆形客厅里开始的。事实上，每个星期日上午，一群朋友围绕着埃米尔·梅耶中校，在这个客厅里聚会，在戴高乐的宣传运动中发挥了关键动力作用。自从挚友吕西安·纳辛把戴高乐引进这群朋友中间，他就成为其中的一员。1908年，纳辛在《政治和议会杂志》上读过一篇题为《军队的行政管理》的文章，想要同文章的作者接触。这位作者就是埃米尔·梅耶。虽然梅耶生于1851年，纳辛生于1888年，但两人的友谊却不断发展。梅耶和纳辛在军队里都没有光辉的军人生涯，但他们彼此都表现出一种无可争辩的独特性。纳辛是一位“军人子弟”，享受国家助学金的学生，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圣梅克桑士官生学校，23岁那年成为少尉，受到部队嘉奖，战争爆发后一个月就负了伤，28岁那年被任命上尉，但在1915年9月当了战俘。战后，纳辛被分配在步兵指挥部工作，戴高乐无疑是在那里同纳辛相识的。无论如何，戴高乐也是在纳辛复员，到巴黎公共交通部门担任人事处经理之前，同纳辛相识的。⑴然而，纳辛交友目的是为了不久后恢复他对军事问题的爱好——永远不是为了重穿军服——。纳辛具名或不具名地写了许多关于军事问题的文章，特别是他应出版商贝尔热－勒弗罗——戴高乐在当战俘期间认识勒弗罗——的要求，主编了一套关于军事艺术的传统文章的丛书，并为这篇丛书写了序言。
这家出版社的文学部主任艾蒂安。雷贝塞是在阿腊斯第33步兵团认识戴高乐的。虽然雷贝塞军阶较低，但他早在凡尔登战役之前就成了戴高乐的朋友。不过，据说，戴高乐是同纳辛结成第一次深厚而持久的友谊的。除了雷贝塞之外，戴高乐似乎只同被俘中的布里亚－萨瓦兰上尉有过真正友好的关系，但布里亚－萨瓦兰已在一战结束后不久去世。戴高乐与圣西尔军校和高等军事学院同届校友的关系是一种同学关系，例如与卢斯托诺－拉戈和乔治·皮科的关系就是这样，而与未来的将军迪特和雅克·德西耶斯的关系则更多地是个人关系。戴高乐与纳辛的友谊是无可比拟的。纳辛同戴高乐相互通信，直到1952年去世时为止。根据现在剩余的信件，信中表现了一种完全的思想自由和一种出色的写作平等。不管怎样，这种将戴高乐同纳辛这位完全自学成才的前“军人子弟”连接在一起、坚持到底的友谊，对戴高乐来说是很有意义的。这种友谊毫无平庸的东西，毫无纯粹的传统的东西，毫无那种从家庭或社会环境中继承过来的东西，而是一个朋友——戴高乐只是因其人品、独特性、性格而受到纳辛这位朋友的赞赏——的坚决选择。
因此，纳辛就带着戴高乐去拜访梅耶。戴高乐在1932年从贝鲁特返回法国，此后他经常同梅耶的“圈子”走动。这是一个“奇怪的圈子”：人们在这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