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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求英法两个盟国在一起，共同讨论和平条件问题。张伯伦试图缩小意见分歧，但他不同丘吉尔分手，丘吉尔再次获得两位工党部长的明确支持。于是，丘吉尔采取了一个主动行动，这是他在开会之前就已想到的、即将改变一切、使之对他有利的一个主动行动。一旦会议结束，丘吉尔就马上让其他部长进来，并且当着他们的面，用反对任何谈判的激烈言词表态，他只是下结论说：“当然，我们将继续战斗下去。”丘吉尔立即获得其政府成员嘈杂的、完全的和几乎热烈的赞同。毫无疑问，他们的赞成说明了英国议会的心态，以及多半是绝大多数英国人的心态。不管怎样，这足于使丘吉尔在张伯伦的支持下，在晚7时许召开的战时内阁会议上占了上风。英国将不会（同德国）举行谈判。
此后，人们从来也没有如此接近过英国态度的重大变化。从来也没有出现过英国同德国实行妥协的另一个机会。然而，希特勒却希望英德两国妥协。在英国远征军在敦刻尔克的袋形阵地上
被围困的时刻，希特勒在龙德斯泰特元帅的大本营里说了一些话，布吕蒙里特立即将这些话记录下来。“希特勒使我们感到惊呆，”布吕蒙里特写道，“他以赞赏的口吻谈论大英帝国、大英帝国存在的必要性和英国业已对世界贡献的文明（……）他对英国人的全部想法，就是要求他们承认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地位。让德国殖民地失而复得，这是可取的，但不是主要的，他甚至会建议用德国部队来支持英国，如果英国在世界某个地方遇到困难的话（……）希特勒下结论说，他的目标是在一个英国认为与其荣誉相容的基础上，同英国实现和平。”希特勒在5月20日对德军参谋部的作战局局长若达尔将军，在6月2日对冯·利布将军都说过同样的话。（55）
然而，在6月18日戴高乐作出抗战选择的时刻，战时内阁的辩论作出了决断：英国继续进行抗战。因此，现在具备了法兰西采取同样决定的首要条件。戴高乐在这个决定性问题上是有理的。
《戴高乐传》 第四部分第七章 入阁（12）
戴高乐是否能相信，法兰西殖民帝国在法国舰队的保护下，处于继续斗争的状态呢？这不仅是戴高乐的看法，而且是殖民地、托管地、委托统治地和阿尔及利亚各省的所有领导人的看法。（56）对此，印度支那总督卡特鲁将军毫不犹疑地持肯定态度，并且象其后来所写的那样，他“不难让印度支那的法国人、以及同样让本地的精英们赞同（其选择）”。（56）在阿尔及利亚，勒博总督向贝当政府的内政部长夏尔·波马雷多次发电报，要求在北非继续斗争，恳请法国政府撤退到阿尔及利亚，以此来满足包括各种派别的退伍军人在内的绝大多数法国人和土著人、以及阿尔及利亚议员的期望。法国驻中东地区国家的高级专员加布里埃尔·皮奥向政府表达了法国当局在叙利亚和黎巴嫩这两大委任统治地、继续进行斗争的意志，并在获悉政府签署停战协议后，在电台上宣布，“在事关中东地区国家问题上不考虑任何屈膝投降”。东地中海军区总司令密特洛泽将军，也站在皮奥一边，明确地表示其继续斗争的意愿。在达喀尔，凯拉总督于6月18日，对西非法兰西共同体的代表声明说：“如果祖国不再能进行战斗，那么对法兰西帝国来说，回报祖国的滴水之恩和继续斗争的时候已经到来。”凯拉的声明立即获得这些代表的赞成。西非部队最高司令于松将军、赤道非洲总督布瓦松、马达加斯加总督德科佩、驻喀麦隆高级专员布吕诺、驻守吉布提的勒让迪洛姆将军也作了这种选择，甚至常驻突尼斯总代表佩鲁东在前期也是选择继续斗争的。不管怎样，即使这种一致的选择是暂时的，它也符合分布在帝国各地的法兰西共同体的行为表现，以及它们通过各种手段表达出来的愿望。再说，人们不会忘记，这种选择也符合雷诺政府的大多数部长直至6月16日最后一次内阁会议所持立场。除了佩鲁东一人的特例之外，这种选择坚持到政府提出停战要求之后。
但是，上述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驻摩洛哥总代表诺盖将军——他率领北非法国军队，指挥着能够继续斗争的陆军和空军——将要作出的选择。诺盖同政府和同魏刚所交换的电报表明，在政府要求停战之前，他是坚决主张继续斗争的。于是，诺盖不断地要求加强他的部队，向他派遣新的师，向北非运送尽量多的军事物资。对于贝当宣布的停战要求，诺盖立即作出明确的反应，表示根本敌视停战要求。他直截了当地发电报给魏刚，在后来的日子里继续重申其立场。当波尔多政府召见诺盖时，他避而不去。在回答人们提出的关于在北非继续存在的军事行动手段问题时，诺盖起草了一份具有基本的历史意义文告，因为它在阐述关于不签停战协议和继续抗战的理由方面，是一篇最全面的和最令人信服的文告。
“北非拥有其现有的自然资源，”诺盖写道，“目前具有极关键意义的、对空军的加强，以及舰队的支持，因而它能长期抵抗敌人的战争行动。来自西班牙方面的威胁——在我看来，这是主要危险——应该通过预防性行动来加以消除，应当在意大利军队或德国军队侵入西班牙领土时发起这种预防性行动。我可以用我掌握的军队，在突尼斯——我在那里将暂时保持防御状态——抽调某些部队，来着手开始此次行动，它将以一次对本地土著人群众开展的政治和宗教行动为主要王牌。”接着，诺盖还列举了他最需要的增援，预见到不管怎样，对的黎波里泰纳省采取的行动规模将受到盛夏的限制，但他考虑在9月同英军联合行动，对利比亚的意大利军队阵地展开深入的进攻。（58）
6月23日，当诺盖获悉德国人的停战条件时，他并没有改弦易张。在致波尔多的电报中，诺盖还最后一次反对法兰西及其帝国实行的政治和军事投降。然而，他决定听任这种投降。为了解释这种改变——诺盖写道，他对这种改变感到“可耻”——他追述了达尔朗的选择。诺盖解释道，没有舰队的支援，北非的防御就会变得胜负未卜。这种论据本身并不是决定性的。诚然，没有法国舰队的支援，法兰西帝国就会变得更加软弱。但是，如果诺盖决定继续抗战，亲自带领全体总代表和总督，那他就能争取到那些海军上将——人们将会看到，其中大多数反对停战——而英国舰队也会有助于马格里布的防卫，并且毫无疑问，将会挫败意大利舰队，就象它马上做到的那样。
事实上，达尔朗的选择具有堪与诺盖的选择相比的重大意义，即使他没有完全进行解释也罢。但这种选择也不是事先作出的。（59）5月28日，当魏刚已经开始其停战宣传运动时，达尔朗就在一项对其参谋长、海军上将勒吕克下达的指示中，考虑到不服从于一种会要求法国投降的停战行动；假如意大利参战，那他就发动“一次对意大利舰队或港口的殊死行动”；如果政府下令停战，那他就派战舰到英国港口，甚至到哈利法克斯和加拿大。达尔朗在6月16日之前就已摇摆不定，但是，当达尔朗担任海军部长和人们可以进一步认为德国不希望扣押法国舰队时，他在16日这天改变了立场。然而，6月22日，达尔朗在一份致那些统帅海军军区和舰队的海军上将的电报中询问他们的“感受”，并收到了他们基本上一致支持继续抗战的复电。在这个日子，没有一位海军上将是屈从于投降的，无论是驻中东地区国家的海军师师长、海军上将德卡尔邦迪埃，还是驻印度支那的海军上将德库（他写道，“同陆海空三军在一起继续斗争（……）同英国紧密联合和促进美国加强援助，这是与法兰西的荣誉和利益相容的、唯一的（解决办法）”），驻突尼斯舰队司令、海军上将埃斯特瓦（同意大利战斗的意愿激发了他的热情）。这种海军上将拥护抗战的一致反应，是同殖民地、托管地、委任统治地和阿尔及利亚各省的所有领导人的反应相一致的。它表明，同法国舰队和法兰西帝国一道继续抗战，远未象维希政府在停战后所说的那样，只是某几个孤立无援的、殊死进行抗战的狂人的想法而已。
然而，魏刚和贝当将停战的选择强加于人，达尔朗在亲自率领法国舰队的同时，一举将法国舰队引到了屈从停战的地步。尽管诺盖感到“可耻”，但他转而赞同了停战，也将停战的选择强加于海外领地。这样，诺盖选择了投降。是否军事上的理由证明这种投降是正确的呢？（60）投降派历来认为投降是正确的。戴高乐却持相反的观点。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担任驻北非法军总司令一职的诺盖在6月23日还肯定说，北非可以“长期抵抗敌人的战争行动”。6月底，驻守马格里布的兵力有41万人——其中有36000人是补充部队——再加上6月底从法国本土调来的几千名新兵。7月初，两名将军、280名军官、5132名士官和士兵从英国来到北非。以摩洛哥为基地的海军部队在两周内从3000人增至24600人，并且有5000架波兰飞机在原地待命。中东地区国家的陆军兵力计有2500名军官、81000名士官和士兵。此外，还要加上一个波兰旅，①个以塞浦路斯为基地的分队，4个拥有老式飞机波泰式25型飞机的空军大队，以及①个配备美国柯蒂斯式飞机的现代战斗机大队。在别地，在法兰西帝国，法军只限于确保国内安全，但可以构成一支兵力更加多得多的军队核心。1940年6月24日，殖民军总巡视员比雷将军制定了这支军队组成的图表：西非有122320人，赤道非洲有15500人，马达加斯加有34000人，印度支那有88900人，吉布提有7900人，安的列斯群岛有4080人，在中国的法租界有1469人，太平洋地区有1265人——补充部队不包括在内。事实上，已有146000名黑非洲籍的士兵离开原籍国，驻扎在别地，其中许多人驻守在法国本土。此外还有72000人正在待命，要立即在非洲港口登陆。海外的师和部队的素质，无论在合编成师的团的数量上，还是在现役军官的比例上，都达到平均水平，或者高于平均水平。这些海外部队自然从本土撤离的部队那里得到了加强，达尔朗在停战前估计其兵力为10万人——不过，这个数字比人们从敦刻尔克撤退一事中假设的数字要低得多。在敦刻尔克撤退中，在德国飞机的轰炸下，几天内有35万法英军队上了船。其实，军队就数量、士气和干部而言，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就装备而言，黑非洲的法军，特别是北非的法军，都普遍等同于驻利比亚或埃塞厄比亚的任何一个意大利师。
《戴高乐传》 第四部分第七章 入阁（13）
事实上，法兰西帝国不是为了进行大规模的战争而组建军队，特别是它没有真正的军火工业。不过，眼下，法国军队在等待美国军事物资的到来——如果要继续斗争，那当然要加速这些美国军火的到来——之时，在北非拥有300辆现代坦克，约200辆轻型坦克和装甲车，在叙利亚大约拥有100辆坦克。这些法国现代坦克的数量远远高于意大利和西班牙，大大地超过驻埃及的英军少量坦克——几个月以后，这些驻埃及英军几乎截获了所有在利比亚的意大利坦克。1940年6月底，空军拥有被意大利停战委员会誉为“现代飞机”的2468架飞机，其中1817架飞机立即待命。空军参谋部指示将16个轰炸机大队和18个战斗机大队转移到北非，此外还加上所谓“过渡”的和可用于教练的780架飞机，刚刚抵达达喀尔、与其会合的26架柯蒂斯式战斗机和26架格伦－马丁式轰炸机，以及摩洛哥的海军航空兵及其78架飞机，其中有42架格伦－马丁式飞机。至于海军，它在1940年的继续抗战中，在运输那些从（法国）本土撤离的部队、禁止其他军队登陆试图和控制地中海地区等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而今，尽管在敦刻尔克失去了几艘鱼雷艇和轻型巡航舰，但它拥有245艘几乎全部现代的舰艇，其中11艘战列舰、2艘航空母舰、29艘巡洋舰、36艘反鱼雷艇、64艘鱼雷艇和101艘潜水艇，仍然是法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海军之一。因此，不能对法英两国舰队在1940年6月对意大利海军所占的压倒性优势产生任何怀疑。当时，地中海的出口都由盟军把守，德国舰队无法进入。
人们可以从上述情况出发，来估量法国决定同法兰西帝国和法国舰队一道继续进行抗战所导致的战略假设。盟军的海军优势，排除了任何敌军从法国和意大利海岸登陆的可能性。无疑，意大利舰队的劣势甚至会导致它在或多或少的短期内遭到毁灭，至少是遭到部分的毁灭。英法两国的海军可以通过马耳他和比塞大，禁止意大利将大量增援部队派往利比亚，它们从埃及和突尼斯发动的联合进攻多半能在或多或少的短期内征服意大利殖民地。实际上，风险来自别的地方。德军的大量投入是必须惧怕的。盟军的海军优势会使德军的任务难于完成，动用德国空军来为德军经过利比亚提供方便则是不够的。德军不得不取道西班牙，才有最大的成功机会。但届时，德国必须施加很大的压力，来获得西班牙政府的同意或支持。法国人可以在德国人到达西属摩洛哥之前，在那里采取行动。美国——西班牙人需要的食品，大多是由美国供应的——会使用所有的影响和压力手段，来使佛朗哥放弃借路给德军的做法。因此，西班牙继续保持中立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不过，西班牙向希特勒这个在欧洲大陆几乎权势无比强大的人物的压力作出让步，是不容置疑的。
于是就会提出两种主要的假设。德国可以决定深入到地中海地区的战场。它会动员所有的影响和行动手段，来使佛朗哥赞同德国的战争，占领直布罗陀海峡，将其军队主力先后派到摩洛哥和整个马格里布地区。德国必须从中投入其大部分装甲部队和空军。德国多半有能力在战争第一阶段占上风。但是，由于在非洲大陆开展军事行动的错综复杂的形势，以及预防反攻危险的义务，德国会走向达喀尔和西南非洲，走向埃及和东非。简言之，如果德国在地中海和非洲大陆不能取得决定性效果，不能制止英国的抵抗斗争，不能使美国放弃无限地增加其对盟国的援助，不能主要排除在东欧国家边界不断加强苏联军队的、可怕的危险，以及那种会否定其以往一切胜利的、未来战争的威胁，那它就要赋予一次大量的、持久的、不定期的、走向地中海地区和非洲大陆的战争行动以绝对优先的地位。但是，希特勒能够这样去做他实际上所做的事：不赋予地中海地区舞台以优先地位，甚至不将其大部兵力投入地中海地区。1940年夏秋两季的决定性月份的大事记表明，即使在法国投降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的情况下，希特勒也不愿意在地中海地区开展行动，以便首先考虑在英国登陆，然后马上将其兵力、努力和计划引向东线战争。因此，戴高乐希望作出的、使法兰西及其帝国和舰队坚持战争的决定，多半会导致在1940年，在地中海地区开创一种新的战略局面，一种只是在1943年、当盟国最终削弱在突尼斯的德军和意大利军队时才会显现出来的战略局面。对此，戴高乐的6月18日的选择也是有道理的。
此外，戴高乐总是用明确的言语表示认为，6月18日的选择是一种合理的选择，不能光用荣誉感、尊重诺言、关注法兰西的自由和尊严来解释这种选择，即使它们足以解释这种选择也罢。对此，没有任何谈话比戴高乐在许多年之后，同最勇敢的国内抵抗斗争创始人之一克洛德·布尔代的谈话更有意义的了。（61）“我们转入了对回忆录问题的讨论，”布尔代叙述道。“当时，我指出——我自以为说了一件既准确、又讨好的事情——由于纯粹的伦理学的理由，戴高乐将军在1940年，象我们一样选择了正确的阵营，同时他知道自己当时很少有机会加入胜利者阵营。使我吃惊的是，戴高乐听了几乎发怒了。戴高乐觉得，我的猜想是荒谬的，因为他在投奔伦敦时就‘知道’盟国将获得战争胜利。当然，我是一句话也不相信的——除了象戴高乐这样不能允许自己在任何问题上弄错的人，在作出其选择的时刻，被迫在一瞬间实实在在地制造一种盟国胜利的理论。让盟军胜利理论来证实以后的事件是正确的，我想，这与其说是一种预见天赋，倒不如说是一种机遇。”
布尔代曾经担任《法兰西－观察家》周刊的社长，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我曾长期和努力地为他工作。这是我的一位朋友。当布尔代在回忆录里发表上述证词时，我向他提醒说，戴高乐为了证明其选择正确而提及的、使它变得合理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