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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欧洲正在不可阻挡地走向1914年爆发的战争悲剧。各国都在备战，其目的不是为了避免战争，就是必要时获得战争胜利。1911年至1912年期间，德国主动地发动了大规模竞赛。1912年底，德军总参谋长冯·毛奇的合作者鲁登道夫将军在一份报告中，强调继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希腊取得第二次巴尔干战争胜利之后，奥匈帝国在军事上遭到了削弱，并且预见到德国要在两条线上进行战争。施利芬伯爵领导德军大参谋部以来，作出了下述决定：优先发动西部攻势，以便通过比利时的迂回运动，包围法军，在西部取得决定性胜利。这份作战计划是建立在德军占有无可争辩的最初优势的假设之上的。因此，一项新法律规定，要在1914年，将和平时期的武装力量增至82万人（其中不包括军官人数）。奥匈帝国则将每年动员的兵力从10万3千人增至16万人。意大利从12万人增至15万人，以便拥有常规军37万5千人，而不是27万5千人，换言之，增至34个前线师，而不是24个前线师。法国则通过1913年8月7日法律作出了回答，该法律将服兵役期确定为三年，而不是两年，这样就使得法国拥有75万军队（其中不包括军官人数）。俄国军队在1914年，从130万人增至142万3千人。英国在殖民地只有11万人驻军，在本国拥有17万人兵力——而这17万军队即将乘船去法国——因而将其军事努力用于加强海军。这是因为，在海军上将冯·蒂皮茨的启示下，德国深信一支海军力量是增加其对外贸易和海外经济存在所必要的伴随者，并决定部署一支“能够在埃力格兰岛和英国海岸之间采取行动”，在必要时对英国施加“压力”，迫使英国“处处尊重德国利益的”巡洋舰舰队。伦敦迟迟才发现，制海权关系到英国及其帝国的安全本身，但现在都成了问题。由于基尔运河水浅，不能让类似的船只经过，从波罗的海驶向北海，英国决定让一艘18000吨、超过所有的德国船只、新的装甲舰《无畏号》下水，但是，德国人挖深了基尔运河，建设了与英国《无畏号》同吨位的船只。而今，军备竞赛也在海上进行。
《戴高乐传》 第一部分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12）
当时，在这个和平时期的最后几年，在欧洲出现了战争不可避免的感觉。诚然，经济竞争还让位于许多妥协，资本主义经济的普遍发展使人们希望一些国家的繁荣不会损害另一些国家的繁荣。这种看法在商界最为普遍。诺尔芒·安热尔在1912年发表了《大幻想》，以他的方式表达了这种意见，并预言战争爆发对资本主义将是一场灾难，会使社会和经济的运转遭到危险。然而，这种呼声是孤立无援的，即使它表达了一部分欧洲资产阶级的害怕也罢。军备竞赛体现了国际紧张局势，并使紧张局势变得更加严重，但它是紧张局势的结果，而不是紧张局势的根源。正是那种在瓜分世界的最后地盘问题上进行的对抗和动乱的威胁——它们都来自民族权利要求的爆——把人们引到了战争的边缘。人们是那样强烈地感到战争逼近，以致某些人专心于预见战争，描述战争的状况和进程，并猜测战争的出路。对此，最敏锐的人们感到头晕一般。其中，最明智的是圣彼得堡的一位商人伊凡·布洛克，他的名字后来被遗忘了，这是不公正的。布洛克在1898年发表了一本题为《未来战争的政治、经济和技术方面》的书，在书中预言军队在漫长边界上的发展，在堑壕里的灭亡，战争的延长，战争在经济和人力方面的昂贵费用，以及可能由此而来的社会革命……但是，其他人感到厄运不可避免的临近，因而在忧郁和失望中听天由命。如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认为看到“整个欧洲的明灯都已熄灭”，便在英国对德宣战的那天晚上叹息道：“我们有生之年是再也不会看到明灯重亮了。”
对于戴高乐来说，他的青少年时代，他所选择的前途，就是在走向战争这种精神和这种气氛中形成的。就象人们看到的那样，假如排除那种促使亨利·戴高乐在“国民别动队”中服役和在1870年同普鲁士兵打仗的、非常自然的爱国激情迸发的情况，那么，志愿当军官并不是戴高乐家族的传统。智力和文学方面的爱好也有可能促使戴高乐走别的道路。然而，戴高乐立志于行动。他将来成为军官是为了行动。除非是伴随、阐述或报告行动，否则，戴高乐将不是一个评论家、分析家、现代的历史学家。在戴高乐作出其前途选择的时刻，在他的身上，没有任何想法比这种行动、参与和对未来的历史施加影响——如果可能的话——的意愿更加强烈的了。但戴高乐在20世纪初，在青少年时代就知道，他的生活前景是什么。他不只是猜测这种前景，而是事先将命运纳入其生活前景之中。
“尤其是因为”，戴高乐后来写道，“在本世纪初出现了战争问题。”
因此，为了跟随戴高乐的青少年时期，说到底，为了理解他人生的其他阶段，就必须始终追忆那些后来的阶段。尽管人们已经作了引证，但还必须不断地加以参照。戴高乐写道：
“我应当说明，我在少年时代，是无恐惧心理地想象这种未知的冒险，并且事先赞扬过它。总之，我不怀疑，法兰西被迫经历巨大的考验；生活的意义在于，有朝一日为法兰西作出重大的服务；而我将有这个机遇。”
当戴高乐结束他在维姆厄的暑假生活时，他于1909年9月30日获悉，他在高考中被圣西尔军校录取了。在近800名考生中录取了221名，戴高乐排在第119名。这是戴高乐第一次报考圣西尔军校，虽然他的排名比较靠后，但这并不预示着他一旦入学，他的学业也比较差。眼下，戴高乐必须下部队一年，以二等兵的身份来开始其军人生涯。1905年3月21日法律要求这样做。当3月21日法律颁布时，历届共和政府还在德雷福斯案件的影响下，怀疑军队，以致在政府看来，强制性地让未来的军官先到在普通新兵中间体验生活一年，这种办法是可取的。戴高乐在部队生活了一年，既无热情，也无太多的不便。后来，他在通信中认为这种体验是无用的和缺乏说服力的军人，并把它看作是浪费——这对于一支军队来说，是浪费时间和人力——军队该更好地使用一些通过招募进来的军人，能够更加有效地培养他们。⒂是年，戴高乐在部队上，转入了驻阿腊斯的第33步兵团。无疑，戴高乐之所以选择这个团，只是因为它驻扎在离他传统的度假地不远的地方，而且有一班连接阿腊斯和巴黎的火车。不管怎样，这又一次是扎根在法国北方，因而是同“北方人民”关系的一次新体验——在戴高乐的思想里，北方人民或多或少地等同于法国人民。与戴高乐同寝室的战友中，有一些来自加莱海峡省的矿工，还有来自拉蒂埃拉什、阿韦纳、瓦朗西纳等地的农民。也是在转入第33步兵团时，戴高乐第一次练习在大庭广众面前发言，而这次听众是第33团的第三营。看来戴高乐的发言获得了成功，相当不错，因为现在他的名声传到了上司那里。显然，戴高乐不是一个与众相同的士兵。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破格晋升。1910年，戴高乐被任命为下士，而当时有可能援予他中士军阶。当有人向连长德·蒂格涅上尉询问戴高乐晋升原因时，蒂格涅作了一次回答——这种回答很早进入传说，成为正式的说法，但它始终赋予戴高乐一种称号——在戴高乐的朋友、赞赏者和传记作家看来，这种称号继续属于他。蒂格涅答道：“你们是否想要让我任命这个小伙子当中士？但他在现在的位子上，只觉得自己是个陆军统帅呢！”这种回答肯定是恭维加生气。无疑，士兵戴高乐对上司说话的声调和方式不完全符合惯例，即使人们承认他的人品也罢。
戴高乐在驻阿腊斯的第33步兵团的兵营——“施拉姆街区”里，找到了相当多的独居时间，来创作他的第二篇作品，后来发表时用了夏尔·德·吕加尔的笔名。第二篇象第一篇一样，是个中篇小说，但写法却已经大不一样。小说取名为《斯帕伊的秘密》，其副标题是《阿加的女儿》。戴高乐对这篇小说是不会不满意的，因为他将小说寄给了《地球和海洋之旅游和冒险日报》，该报在1910年1月30日一期上予以发表。小说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斯帕伊族的中尉同抢劫该地区的罪犯阿加的支持者打仗，但他却爱上了阿加的女儿。这个中尉为了避免让他的部下逮捕她，就自杀身亡了。小说具有当时法国小说家的风格，其主题却是极端的浪漫主义。在戴高乐创作其第一部名叫《扎莱纳》的浪漫主义笔调的随笔后几年，这篇在19岁时创作、文笔更好的小说再次证明了那种在戴高乐身上长期存在、后来被人们重新发现的、秘密的诱惑——文学诱惑。不管怎样，北非的异国情调是第二次成为戴高乐小说的环境，彷佛他只把法国海外领土看作是同年青美丽的主人公相连、通过他们的耽于声色和诱惑来导致男人死亡的地方。这是否年青时代的戴高乐对殖民世界，对地中海地区的另一端的写照吗？不管怎样，戴高乐后来就没有重新写过这种题材。
人们从戴高乐的通信中知道，1910年10月14日，他在“滂沱大雨”中走进了圣西尔军校。当时处于法军深入摩洛哥的时期，就象人们看到的那样，这种深入不久后将导致国际危机的发生，其结局是认可摩洛哥为法国保护国。所以，人们把戴高乐所属的那一届同学命名为“非斯届”校友。戴高乐在家信中报告了他每天的作息时间：早晨5时30分起床，然后吃早餐，上早操、击剑课、骑术课和德语课，打扫军营卫生，午餐，军事训练，学习，晚餐，“自由时间”，直到晚上10时熄灯……同学们对戴高乐的身材高大印象特别深刻，给他起了各种使人联想的传统绰号。但他却不抱怨那些“老校友”对“新校友”所持的态度，因为他认为他们的态度“不怀恶意”。实际上，戴高乐热情地投身到圣西尔军校的课目学习之中，以致他有时象在第33步兵团时那样，有机会向上司表明，他可以知道得象老校友一样多。这年，在校报上刊登的一副漫画证明了这点。漫画上有一位身材高大的圣西尔军校学生在恐吓一名教官，其文字说明是：“圣西尔军校学生戴高乐在进行一次历史‘测验’，主考官却不敢吭声。”其结果，戴高乐在圣西尔军校第一学年的排名，从进校时的第119名上升到了第45名。
《戴高乐传》 第一部分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13）
戴高乐在圣西尔军校的第二学年，并未松懈努力。相反地，他把军校的生活当作一种苦修，其意义是从维克托·雨果的一段语录得到很好启示的。戴高乐把这段语录抄在记事本上，当作自己的座右铭：“风格简洁，思想准确，生活坚定”。在第二学年结束时，对戴高乐的评语是这样总结其学习情况的：行为“无可指摘”，举止“非常端正”，智力“非常敏捷”，教养“注意”，品格“正直”，态度“非常和蔼”，热情“非常持久”，军人精神“非常昂扬”，相貌“讨人喜欢”，“行进”能力“很强”，能耐“大”劳。对戴高乐“整体素质”的评价是“该准尉很有天赋，学习自觉和认真，思想状态很好，生性安静和坚强有力，将会成为一名优秀军官。”除了连长的评语之外，还加上营长的评语：“很有军人风度，很有天赋，很自觉，指挥若定和坚强有力，将会成为一名优秀军官。”最后，校长作出了这样的总评价：“进校以来，不断取得进步，才能很高，精力充沛，工作勤奋，待人热情，富有指挥和决策能力。必定能成为一名优秀军官。”戴高乐的成绩证实了上司对他的赞扬：他多次获20分，特别是军事训练得到满分，“防御工事”和“军用地图训练”得19分，地理18，5分，历史17，7分，骑术和击剑仅得10分，射击不到10分，得满分20分中的8，6分。1912年，戴高乐从圣西尔军校毕业，这次获得同届校友的第13名。
圣西尔军校的士官生是在第一学年结束时晋升准尉，选择其专业兵种的。当时作为同届的第45名，戴高乐还可以选择那个被认为是最有魅力的兵种骑兵，这是大多数贵族子弟在其军阶允许的情况下荟萃的地方。但戴高乐却选择了步兵——正如同届的未来第一名、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宪兵子弟阿尔封斯·朱安也选择步兵一样。当戴高乐担任朱安的参谋长时，皮埃尔·比约特问他选择步兵的理由是什么。据比约特的证词，戴高乐答道：“因为这更有军人气派！”显然，这种回答只是开玩笑。在这20世纪初期，选择步兵比过去其他任何时期更加具有一种——如果可能的话——强烈的意义：步兵是打近战的兵种。就打仗的准确含义来说，谁愿意打仗，谁就会选择步兵。尽管当时对未来战争的发展态势看法不定，但人们可以预见到，军队使用速射炮兵和新的自动化兵种，尤其是使用机关枪——即使法军的机关枪配备不如德军好——将会使骑兵的使用变成未定之天。主要的战斗任务将由步兵来承担。不管怎样，这在当时是普遍的看法，最明智者的看法，由此产生了全部军种的组成；此后，战争的经验增加了炮兵的重要性，它比人们预见的还要大得多。戴高乐肯定在那些知道步兵将是主要作战兵种的人之列，所以他选择了步兵。也许在戴高乐身上，还加上一种苦行者的欲望，人们在他的好几个人生阶段都发现过这种欲望。因为步兵也是永远遭到失败最严重的兵种。这后来证实，“自由法兰西”的战士、在戴高乐时期担任国防部长长达九年的皮埃尔·梅斯梅尔所说的话是正确的。他说，必须称步兵是“战役的无产者”，而不是“战役的王后”。
有些人甚至暗暗思量，为什么当时戴高乐没有选择参加殖民军的步兵、它所属的土著步兵、轻步兵、“陆战队”或外籍军团呢？其时，这些部队正在海外领土作战，特别是在摩洛哥作战，赢得其名声和光荣。然而，戴高乐恰恰选择了法国本土的军队，而且除了在驻中东地区国家的军队参谋部里有过短暂的逗留之外，他始终留在法国本土。毫无疑问，这种选择是由戴高乐对其未来前途的期望所决定的。他的书信和报告都证实了这点。戴高乐认为，同德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不会拖延下去的。他想要准备打这场战争，但殖民战争行动的异国情调却无助于这种准备。归根结底，是历史决定了戴高乐的选择，也许已经决定了他的关于法兰西优先、法兰西基本思想和非基本思想的某些观念：不是占领这块或那块海外领地，而是法兰西同德国的决斗将要决定一切。这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其他的一切则是次要的。人们将要看到，这种信念将继续引导戴高乐的人生、职业生涯、探索，以及他将来采取的某些最重要的决定。
戴高乐在圣西尔军校毕业后，选择了重返第33步兵团。有好几位传记作家对此感到惊讶，因为在戴高乐发表文稿和记事之后，他们知道，戴高乐对其在第33团的最初逗留只作一般的评价。那么，怎样来解释这种选择呢？首先是三年前业已起作用的、同样的理由：靠近其度假地维姆厄和里尔外祖母家族住宅，同巴黎联系方便。其次，阿腊斯接近法国北方边界，但离东北部驻军不远，因此毫无疑问，一旦爆发战争，第33团将在首批参战团之列。第三，无疑戴高乐喜欢阿腊斯这座城市，这些令人赞赏的大广场，居民的精神，喜欢这些现在受他指挥的士兵——这些他为之服务的北方人。
是否应当再加上一条理由，即他愿意在贝当上校手下工作呢？有几部戴高乐的传记都作出这种暗示。确实，人们可以相信，在圣西尔军校，人们谈论那些能使戴高乐的服役引人注目的军队首领，而贝当确实给军校留下的印象是一位杰出的、使人振奋的和有独特见解的教授。不过，并非贝当一人当之无愧地享有这种声誉。再说，贝当的军人生涯并无任何光彩夺目之处。相反地，贝当担任上校，已经接近退休年龄，以致人们可以怀疑，他是否能够晋升将军，或者继续长期保持其指挥权。也许是因为贝当的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