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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画传》前言：他的名字是一个接头暗号 王小波身后出现了一个奇特而略带神秘感的现象，那就是，有不少读者不约而同表达过这样一种感觉：王小波就像一个接头暗号，这些人从别人对王小波的喜爱程度辨别对方是否同类。我们当然知道，这些人并不是什么圣殿骑士，他们也没有什么关于圣杯的秘密盟誓，那么，这些人所感觉到的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呢？他们引为同道的是些什么样的人呢？这个问题使我陷入沉思。想来想去，想到了下面一些东西，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的正确谜底： 我首先猜测，这些人喜欢王小波的是他的自由精神。王小波一生酷爱自由，不懈追求自由的价值、自由的写作和自由的生活方式。即使在肉体最不自由的时代，他也没有放弃对精神自由的追求。自由在我们这个传统的东方国度是一种很稀少的东西，而王小波钟情于它，倾毕生精力用他美好的文字讴歌自由。因此，那些喜爱特立独行的自由价值的人当然会将他引为同道。 其次，这些人或许是喜欢王小波的平等精神。王小波最反感任何将人分为等级的事情。他的身上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平民气息。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在他的写作中，他最厌恶将人分为等级的做法。他甚至不喜欢听像“使命”、“拯救”这类堂皇的词，觉得自己完全不比任何人更高级以致有资格去拯救任何人的灵魂。在现代社会，平等是一个有教养的人的基本价值。 再次，我猜这些人喜欢王小波对智慧的热爱。他在许多场合抨击愚昧，赞美智慧。他对人类发展至今所积累的各种知识和智慧有一种真正的爱好。凡是能挑战人类智力的事业他都跃跃欲试。虽然他不可能什么都学，什么都做，但是他对反智的倾向有一种刻骨的憎恨，这一点也许引起了同样爱智慧的人们的共鸣。 还有，这些人也许喜欢王小波所创造的美。作为一个文学家，他的看家本事是创造美。对于他创造出来的美，有些人看得出来，有些人看不出来。而那些看出来的人就把它当成了一个接头暗号，以此来辨认审美上的同道。 最后，我猜有比前面几项比例要大得多的一批人是喜欢王小波的幽默、反讽和有趣。在一个无趣化倾向四处弥漫、铺天盖地的时代，王小波以他独特的幽默感引起人们的共鸣，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郁积起来的烦闷得到了一个痛快淋漓的宣泄。因此王小波的名字才成为这批快要被烦死的人寻找其他淘气鬼的接头暗号。 我常常觉得，王小波就像《皇帝的新衣》里面那个天真烂漫嘴无遮拦的孩子，他就在那个无比庄重却又无比滑稽的场合喊了那么一嗓子，使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继而露出会心的微笑。后来，这批人把这个孩子当成宠儿，并且把他当成了他们互相认出对方的接头暗号。 李银河 2005年3月23日于北京
第一部分：前言寻访“黄金时代”
王小波——一个独一无二的名字，一个特立独行的人。 在当代中国作家中，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获得过数不清的赞誉和追捧，从没有人像他那样被无数青年自愿充当 “门下走狗”。他甚至成为很多人的文学导师和精神领袖，他的反对“愚昧”和“无趣”的主张已经成为了无数青年 的生活信条，并进而成为了这个时代最广为传诵和信奉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原则。 他的小说为人们贡献了迄今为止现代汉语小说所能达到的最高的阅读快感，他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别样 的世界，他让人们明白了：哦，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他的随笔中无趣不在的幽默和闪光的智慧向人们揭示了另一 种人生境界，他让人们真正看到了通向智慧生活的路途。
在他离世八周年之际，小波的夫人李银河女士主编的《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王小波画传》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 版，北京鲁迅博物馆还举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小波生平图片展，这对当代中国作家来说将是史无前例的。《一个特立独 行的人——王小波画传》收有刘心武、周国平、张元、李银河等的回忆文章，王小波家人的文章，及小波自己最有代 表性的文章。全面展示了他的精神世界和心灵生活。
与书同时出版的还有一张名为《寻访黄金时代》的纪录片，收录了小波生前仅有的影像和录音，这将让千万小波 迷们感到莫大的喜悦和兴奋，人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小波，他就在那里，平常地说着话，谈论着关 于人生、小说、文化等问题。据说提前看到这个纪录片的人都会感到一种真切的感动和忧伤，他离世多年，以前只在 文字中想象他，现在读者们看到了活着的他，有人激动得哭了。但其实，小波是多么乐观的一个人，乐观是一种能 力，也是一种社会道德，小波一定愿意更多的人不要哭，而要活得更好些。 这本书和这张纪录片寄托着人们对他的无限热爱和真挚情感。 对于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来说，对于一个真正的有着热爱、智慧、理性，追求自由和快乐，善良而有着真实的灵魂 的人来说，黄金时代永远属于他。
第一部分：前言相信智慧是没有错的
——王小波独立记录片访谈录 采访人：安德列 安德列，意大利独立纪录片制作人 唯一为王小波拍摄过纪录片的记者 纪录片拍摄于1996年10月（纪录片的大部分内容已经丢失） 本文整理于纪录片的访谈部分，访谈影象资料收录于2005年4月出版《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王小波画传》的附赠光盘中。 整理：严小额 《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王小波画传》策划人 安德列（以下简称“安”）：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时候成为作家的？是什么原因让你成为作家？ 王小波（以下简称“王”）：92年，那时候已经40岁了，40岁突发其想要写小说，中国的作家里，没有这么晚开始写作的吧，主要原因可能是喜欢写小说吧，以前觉得没这种可能性，后来发现有这种可能性了。 安：你觉得要成为一个作家得具备什么样的因素？ 王：因素……主要看能不能靠它维生吧……维持生活，大概，我觉得当作家在中国挣的钱能够维持生活吧。所以就能当作家了。 安：这是你个人的情况，还是总的现象？ 王：总的不一定，我个人的情况是可以。 安：你最喜欢的小说家是谁？ 王：小说家？我不是奉承意大利人，我比较喜欢卡尔唯诺。 安：我听说啊，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你写的书，在国内也卖得不是特别容易？ 王：我也不太清楚，因为它都不在书店里卖，都在书摊儿上卖，书店好象不太愿意卖小说吧，也不光是我，我可能也有点个人麻烦，但是不说也好。 安：文化革命之后你做过什么事情？ 王：刚开始我是一个中学生，刚进中学一年，13岁，然后我又到云南插队去了，我干过的事太多了，经常换事，然后又回来了，做过乡村的小学教师，街道工厂里也干过，有一段时间又没有工作，无业游民。 安：有没有被抓？ 王：没有，我没有当过罪犯，因为我特别胆小。 安：你是不是认为有两种思维方式，一种东方的，一种西方的，你自己能区分吗？ 王：我觉得这种说法相当无聊，一般来说东方的思想方式跟西方的很不一样，这种说法本身就在掩饰着什么，其实，人嘛，都是同一个物种，怎么会思想的方法不同呢？ 安：我是说看世界的方法。 王：看世界的方法我不认为有多少区别，当然，我们对事物的趣味可能不一样，但我们做为一个人，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怎么看待别人，怎么看待自己，这些基本的方面是一样的。就像所谓的东方主义里说的，东方社会更注重整体，更忽视个人的尊严啊什么什么的，我不相信这种东西，而且我很反对！我觉得人活着必须要有尊严，没有个人的尊严只有整体这种生活不合理。没有享受过这种尊严的人，不知道它的可贵。 安：什么是尊严？ 王：尊严就是，你在任何地方都被当作一个人物来看待，不是一个东西来看待，一个人他过去可能在党内，在单位内，在自己家里的时候他有尊严，当他走在街上的时候他就没有尊严了，别人不认识他，就把他当作一个东西来看待，我希望在任何地方都被当作一个人物来看待，这就是我说的尊严。 安：在你心目中“文化”是什么东西？ 王：中国过去的传统是，把文化当作一种制度或者工具，用来控制人的，我自己心目中的文化当然不是这样的，我自己心目中的文化，包括艺术和科学在某种意义上是等同的，都是给人带来幸福和快乐的东西。 安：你觉得知识分子对文明社会有多重要。 王：我觉得一个社会的文明首先要存在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心里，知识分子明白以后，整个社会才会进步，我不知道其他国家怎么样，中国肯定是要这样。中国是要依赖知识分子的。中国人在过去总是被愚弄，但中国人，不论是有文化的人，还是没文化的人，都崇尚智慧，都喜欢学习。虽然知识分子并不都是干好事，但中国人崇尚智慧的心，始终没有变过。
安：你的作品，包括过去写的，主要是谈什么？ 王：恐怕很难很简单的概括出来吧，有段时间有怀疑的色彩，怀疑眼前发生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个朋友说，我的小说老在追问自己，追问自己对一些事情的理解是不是对的， 安：这种追问有什么背景吗？ 王：可能跟过去的经历有关系吧，比如说有一个小说黄金时代，在反复的怀疑什么叫做性爱，它当然是在一个特殊的时间背景下，在文化大革命里头，然后不断的追问，那个时候的人，对性爱，会有怎么样的理解。然后一重一重的盘问下去， 安：有很多人说，现在的年轻人没有自己的原则，没有生活的指导思想，甚至于没有道德观念，你觉得有这个问题吗？
王：我还是相信个人，相信个人的智慧，个人的价值观，因为我自己是个自由主义者。 安：你到目前为止写了几部小说？ 王：论书？还是论篇？ 安：书。 王：书就两本，因为中国的出版商他们觉得说一个书书就得比较厚，小册子他就不给出。 安：这两本书在谈什么？ 王：其中一个是在谈我们的生活，我所关心的生活背后的事情，生活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会是那样。另一个纯粹是想象的。想象是一件快乐的事，你想象一个东西，自己写很快乐，你给别人看也很快乐。 安：那么，你对生活发现了什么？ 王：我起初发现生活有很多虚伪的成分，像一个洋葱头一样，一层一层的皮都是假的，我剥到最后，还没剥到心呢。 安：你下一步要探索的是什么样的问题？ 王：下一步我不想写那种自问自答的小说了，我不是说想写想象的小说，快乐的小说嘛！ 安：想象的内容什么呢？ 王：等到我想到了才知道，因为在想象开始之前，那个地方是未知的，所以才有意思。 安：我听有人说你很悲观？ 王：我其实并不悲观，相反我很乐观，不知道别人怎么会这么说，我可能把一些东西否定得太厉害了，但我觉得，相信智慧是没有错的。
第二部分：不在沉默悼念王小波（图）
李慎之 我并不认识王小波，虽然我同他的老丈人和丈母娘是几十年的老相识，因此也认识了他的妻子李银河。使我不能忘怀的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的，李银河和林春两个小姑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文章，里面引用了马克思的话：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你跪着看他。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二十年过去，看过的名人名文也不少，现在大多记不得了，但是这句话始终还印在我的心里。 王小波惟一与我打过的交道是，大约六七年之前，我收到一本书，叫《王二风流史》，扉页上写着“李慎之叔叔指正”，我草草看了一遍，觉得文字清新简练、轻松活泼。内容照中国人传统的观点看，可能有点“黄”，但是我看也没有什么。因为是写知青的插队生活的，后来转送给另一个也插过队的知青了。我知道这是银河叫他送给我的。 小波逝世的时候，我因为中风躺在外国的医院里：他逝世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我因为病还没好躺在中国的医院里，零零星星看到一些追悼评论他的文章，不觉渐渐产生了一丝越来越深沉而弥漫的悲哀，因为这些文章勾起了我对小波文章的片断回忆。 小波和别人都说他是一个小说家，已经完成并且奖的作品是长篇小说《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但是，我直到前几天以前才听说过，当然谈不上阅读。事实上，我对小说的了解是很不够的，小波引起我注意的只是零零星星的一些文字。譬如，文化大革命，我总以为是当代和以后的中国人决不可以忘记的。倘说文化，这是中国博大精深的“五千年文明”结穴的杰作；倘说国耻，这才是真正的国耻，已经到了二十世纪下半期了，只有我们中国才能闹出这样的话剧来，我总以为中国人倘要在二十一世纪还能好好地活下去，就要不断地深刻反省文化大革命。（正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缘故，我已经不敢说“彻底批判”了）但是近十年来，好象大家渐渐都把它淡忘了。只有小波还念念不忘，常在文章里提醒人们。比如他谈到自己“改造思想”的经验： 当年我假装（对劳动之苦）很受用，说什么身体在受罪，思想却变好了，全是昧心话。说良心话就是：身体在受罪，思想也更坏了，变得更阴险，更奸诈……文革当然已经过去了，但是这种说“昧心话”的风气还远远没有根绝，甚至还很流行。 记得一年多以前，我在美国康桥小住，麻省理工学院的中国同学会邀我去座谈。面对着一批二三十岁的博士生，我发觉他们简直不了解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他们可都是“跨世纪的人才”啊！ 无怪乎小波还要在文章里专门解释“积代会”就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真怕即使这样解释了以后，年轻人还是不懂。 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国的所谓思想界发生了一个转折，其原因，在我看似乎是十分简单的，中国传统还在发生作用，无论是权势者还是知识者，老一套又来了。稍稍改了的一点又退回去了。十年前有许多我有幸引为同道的青年人，现在都“沈潜”了，抛开“下海”的不说，有的转向“学术”，有的转向“功业”，使我有时很感慨鲁迅先生曾有过的对青年人的慨叹。但是，我渐渐地也“理解”了他们，青年人不像我这样的老头子，总是要奔一个前程的。然而，特立独行如小波，却更使我感到可贵。 九十年代还发生了一股不可小觑的思潮——小波称之为民族主义，我则以为是借着爱国主义的名义泛滥的国家主义思潮。许多人大谈起中国文化如何“博大精深”来了，吠影吠声，很是动人可闻。但是，我有一次偶然看到一段文字：
总的说来，中国人总要以为自己有了一种超级的知识，博学得够够的、聪明得够够的；甚至巴不得要傻一些。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人以为，因为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可以坐待世界上一切寻求智能者的皈依——换言之，我们不仅足够聪明，还可以担任联合国救济总署的角色，把聪明分给别人一些。我当然不会反对说：我们中国人是全世界上最聪明、也是全宇宙最聪明的人。一种如此聪明的人，除了教育别人，简直就无事可干了。 这样痛快淋漓的讽刺，引得我再看一看文章的作者到底是谁，原来就是王小波，题目是《智能与国学》。 在目前的这股思潮中，连辜鸿铭也被捧为“学贯中西的文化怪杰”，敢于直斥之为“虐待狂”与“自虐狂”的，就我的见闻所及，也只有小波。 这两天，因为银河给我寄来了小波的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又初次看到了这样一段文字：
中国人——尤其是社会的下层——有迷信的传统，在社会动荡，生活有压力时，简直就是渴望迷信。此时有人来装神弄鬼，就会一哄而起造成大的灾难。这种流行性迷信之所以可怕，在于它会使群众变得不可理喻。这是中国文化传统里最深的隐患。宣传科学，崇尚理性，可以克制这种隐患，宣扬种种不可信的东西，是触发这种隐患。作家应该有社会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