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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颖超对周恩来医疗组的专家们都非常熟悉。如吴阶平、吴蔚然，天津的虞颂庭教授等，不只都为她看过病，是她的健康顾问，更是她的老朋友。她对这些专家是绝对信任和尊重的。再说，周恩来医疗组的设立及成员都是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的。
邓颖超对周恩来所患膀胱癌及其可能发生的后果，三年多来听医生介绍过许多次，有一定的了解和思想准备。但是，今天，她听了吴阶平的情况介绍后，依然感到有点“突然”，她在心理上似乎一下子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她只是面无表情的默默忍受着，不置一言。
1975年9月20日膀胱癌手术前，医疗组请求中央领导人接见，直接听取汇报。一天晚上，我们接到通知，要医疗组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等候召见。经过商量，确定医疗组若干成员参加接见。那天，由党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主持接见周恩来医疗组成员，党中央部分领导人出席听取汇报。
吴阶平向中央领导人报告了周恩来所患膀胱癌已经到了晚期，癌的性质发生了严重的变化，已成为恶性程度很高的“鳞癌”，不可能再进行手术切除治疗，经医疗组研究，确定只作内科保守治疗。
邓小平听完了吴阶平的汇报，心情沉重地说：“好嘛，看来只能这个样子了。你们要尽量做到减少痛苦，延长生命就是了。”
邓小平的讲话真是简明扼要，一字千金。
邓小平说完后，身体稍微向前欠了一下，面向其他几位政治局委员，以征询意见的口吻说道：“你们还有什么意见？”
“……”
大家沉默了片刻，没有人表示不同的意见。
邓小平宣布散会，领导人跟医疗组成员握手告辞。
周恩来最后的重托：“小平同志，你比我强得多！”
1975年9月20日，邓小平、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和汪东兴等党中央领导人到了三五医院，看望周恩来和邓颖超之后，到客厅休息等候，以便随时知道手术进展情况，了解手术结果。
如果发生意外情形，他们可以随时作出决定，代表毛泽东主席下决心。
中央领导人在休息室等候，专家已进了手术室，穿上手术衣、戴上手术帽子和口罩。各科专家分别站到自己的工作位置或仪器旁。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静候周恩来尽快进入手术室。
这个时候，周恩来正坐在卧室旁的卫生间里伏案写东西，门虚掩着，护士在门外等候。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过了三十多分钟，仍不见他到手术室去。在门外走廊里等候的人们开始焦急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他，大家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中央领导也有人问道：“怎么还不进手术室啊？”
在手术室里的专家们也着急，有点耐不住性子了。吴阶平从手术室来到走廊里，问：“怎么还没有完事？还要等多久能进手术室？”
“……”
谁也回答不了吴院长的问题。
站在走廊里的邓颖超，早已看出大家着急的样子。她当然理解大家的心情。她未说什么话，便向周恩来的卫生间走去。
“总理还趴在桌上写呢。”不一会儿，邓颖超回到走廊里跟我们说。
“佐良，你是大夫，你进去一下，催催他，告诉他，时间不早了，领导同志和专家们都在外面等着呢。”邓颖超看了我一眼，轻轻地跟我说道。
此时，已近下午两点多钟。虽说我跟大家一样急，但我心里想，您老大姐进去没有能够劝动他离开卫生间到手术室去，现在叫我进去催，这会有用吗？周恩来可不讲情面。搞不好，我不但是请他不出来，很可能把我克一顿。但此刻，老大姐已经发了话，我不好不听。再说，走廊里许多只眼睛在盯着我呢。出于无奈，我只好硬着头皮进去一趟，见机行事吧。
我一边往里走，一边心里在琢磨着面对周恩来时的“对策”。
当我走到卫生间门口时，值班护士站起身来，微笑着跟我努努嘴，向我示意：你来了，看你有没有本事请总理放下手中笔，离开卫生间。她肯定在想，邓大姐来了都没能请得动，你能行？她正等着看我的洋相呢。
我到了卫生间门口，轻轻地将门开得大一点，见到周恩来仍在埋头写东西，我用身体在门框上蹭了一下，想故意弄出点声音来，希望他能听到响声，抬起头来看见我。我会乘机说：“现在两点多钟了。”意思是该去手术室了。
可是，我白费心机。他老人家根本就没有抬头，继续写他的东西。只见一张通常的办公用纸上，他又写了大约三分之一。我离他较远，当然不知道他在写什么。见他如此认真地写着，我哪敢斗胆去打扰他。只得“退却”出来，回到走廊上。
“你跟他说了？大伙儿都等着他进手术室呢。”邓大姐问。人们都以期待的眼神看着我。
我只好老老实实地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向大家“坦白”一遍。告诉大姐，我没有敢催总理。她亦理解，并没有责怪我。她向中央领导同志说明情况去了。
我做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工作已有多年，得到吴阶平院长的教益甚多。他对我是了解的，他也了解周恩来。可以说，“我办事，他放心。”大家没有多说，只好继续等候。
大约又过了二十分钟，周恩来房间的电铃声响了，说明他的事情已经办完了，呼叫我们进去接送他到手术室去。
警卫、医护人员急忙赶到卫生间门口，邓大姐也进来了。只见周恩来将一个密封好的牛皮纸大信封交给邓颖超。
周恩来，已经病得不成样子了。他身上的毒瘤每时每刻都在消耗掉他体内的营养物质、噬啮掉他的肌肤。此时看来，尽管他的头脑清晰，思维敏捷，但见他已经明显地消瘦了，面部不再丰腴红润。他已经好几个月没有理发，看到的只是白发多黑发少，头发更加稀疏了；胡子拉碴的样子，若是几个月没有同他见过面的熟人，一旦看见他，会吓一跳。
周恩来临进手术室之前，医生已经给他使用了“麻醉前药品”，主要是镇静剂与止痛剂。这些药物本会引起无力和困倦。但周恩来却仍能坚持伏案写了近一个小时，亲自将密封好的函件交给邓颖超转呈毛泽东，可见这件事情在他心目中的分量，其重要意义非同一般。这就是前面交代过的关于所谓“伍豪事件”的材料。
我们听到电铃声，立即将平车推到周恩来床边，大家扶他躺到平车上，给他盖上薄被子。我在周恩来头侧，便于听他说话——我想此时，周恩来要说的话必定跟治病有关。比如，他临时提出什么问题或要求，我可以解释或转达。我向前推车，警卫员在脚侧拉车。我们缓缓地将平车推向走廊。
这时，吴阶平和几位专家、医生及护士到走廊里来迎接总理进手术室。其他人员站在走廊两侧，以紧张、激动、担心及不安的心情，目送周恩来走向手术室，祝他平安。这时，中央领导人也从会客室来到平车旁看望总理，请他放心，祝他手术顺利。
当平车行进到距离手术室门口大约几米远处，周恩来忽然微微地向右边侧过头去，以低沉而沙哑的声音问道：“小平同志在哪儿？请他过来一下。”
“小平同志，总理请您过来。”我即高声向后面传话。
邓小平的听力向来不大好，经后面人转告，他急走几步，来到周恩来平车右侧。周恩来一见到邓小平，立刻从被子里哆哆嗦嗦伸出手来，用他仅有的气力握住邓小平的手。“小平同志，你这一年多来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
显然，周恩来的这句话并不是只讲给邓小平听的，更主要的是说给王洪文、张春桥之流听的。
这一句话，是年届八旬高龄的周恩来在得知自己的病情非常严重，到了药石不医、来日无多的最后阶段，生命的历程已是不会很长了的时刻，作此非凡之举。像他那样具有丰富阅历、智慧、地位和事业心极重的领袖人物，在这种情况下，他在每一次进手术室前，无论是作检查或是手术治疗，他都会理智地考虑到能否过得了这一关，再顺利地从手术室里出来。这也是绝对正常的心理状态。
所以，他在这次进手术室之前，为了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为他在青年时代立下的“为中华之崛起”的宏愿，经过深思熟虑后，找到了这样一个机会，不顾一切地再一次向党中央表明自己坚定地支持邓小平的决心，以及他对邓小平的深情、厚望与重托。这当然亦是周恩来最后的嘱托。
邓小平听罢周恩来的话，面部神情严肃而带激动，他紧紧地握了一下周恩来的手，未说什么话。
邓小平是一位著名的军事家，也是一位老练的政治家，平常少言寡语，外表不露声色，其实他成竹在胸，人说“小平肚里百万兵”嘛。他静静地站在一旁，向周恩来挥手致意，含泪目送周恩来进了手术室，祝他一路平安！
专家们都担心周恩来不要在临进手术室前，因过分激动，而发生节外生枝的事，故催促他快些进手术室。我们推着平车，加快速度朝手术室方向去。当平车往手术室门里拐弯时，我向右侧过头去，见到邓小平眼里含着泪水站在那里，嘴巴在微微翕动着，我没有听清他在说些什么，大概是向周恩来祝福吧。
周恩来在临进手术室之前，以如此激动的情绪说了这几句铿锵有力的话，显然是他在思想上早已准备好了的，是专门说给张春桥他们听的。因为，那时的“四人帮”正在全国上下大造声势，企图掀起一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浪潮，其目的就是要打倒邓小平。
重病中的周恩来说：“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的脸上打叉叉！”
恶性肿瘤病人的死亡率很高，至今仍未见有多大改观，但膀胱癌的恶性程度并不很高。从全身恶性肿瘤的发病率来看，膀胱癌的发病率也不高。据有关医学统计资料表明，其发病率与全身其他恶性肿瘤相比，还不到2％。可是，就这个区区不足2％比例的膀胱癌，偏偏摊在周恩来的身上。前面说到膀胱癌的恶性程度并不高，那是指最常见的“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周恩来开头患的也是“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可到了1975年8月，它却“恶变”为“膀胱鳞状细胞癌”，这是膀胱癌中恶性程度最厉害的一种！又偏偏落在周总理身上，这究竟是为什么？谁亦说不清道不明，这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1972年5月，在为周恩来总理作常规体格检查时，发现并确诊他患膀胱癌。于1973年3月10日在玉泉山做了第一次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治疗后，他先后经受了大小手术共13次！
这就是说，周恩来自1974年6月1日住进三〇五医院后，直至1976年1月8日逝世为止，他住院19个月期间，平均不到两个月就要经受一次手术治疗。
1975年秋天，膀胱癌有了新的发展，即由原来的“移行上皮细胞癌”“恶变”为“鳞状细胞癌”之后，因肿瘤的恶性程度高，很快扩散到盆腔内临近器官、腹腔内脏、并转移到全身重要器官。
至此，专家们便一致认为：周恩来的癌病已经到了晚期，属于“不治之症”，乃是回天乏术，已成定局。
从此，周恩来的病情每况愈下，1975年10月下旬后，周恩来基本上处于卧床不起状态。偶尔在病床上喝一点汤汁及茶水；大小便已开始在床上解决；进食靠鼻饲；11月下旬起，身体已十分虚弱，他连躺在床上大小便，自己也没有力气，要依靠别人将他身体托起来把便盆塞进身体下面去才行；后来，消化道发生部分梗阻，由鼻饲管通过“蠕动泵”输入胃肠道的营养物质不能往下运转，引起腹部胀满不适，只得改为每天静脉输入抗菌素治疗药物外，同时输入必要的营养物质以维持生命活动最基本的热量需要。但是，大剂量的各种广谱抗菌素的反复使用，造成肠道菌群失调引起腹泻，大便量与次数明显增加，进而发生全身性霉菌病。导致持续高热不退，心脏和肾脏功能衰竭，使本已十分复杂的治疗工作变得更加艰难了。
由于全身免疫系统功能已面临崩溃，抵抗力极度下降，癌细胞在体内更加肆虐。它们每时每刻都在吞噬着总理的五脏六腑、骨骼与肌肉，由此引起全身各处难以忍受的疼痛；镇静药物和止痛药品几乎都已失去了作用；致使他的身体愈来愈消瘦，原先丰腴的面颊塌陷了下去、颧骨高高的凸起，满脸胡碴，更显出虚弱憔悴的病容。那双令敌人望而丧胆、使同志倍感亲切的眼睛不再炯炯有神。他的体力非常差，呼吸与脉搏也很弱；说话声音轻微，生命处在垂危之中。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受痛苦、被折磨、强忍煎熬；医生们的心里也感到酸楚，很不是滋味儿。
尽管如此，周恩来始终头脑清楚、思维敏捷，他依旧关注国家大事。他对“四人帮”掀起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狂潮更是痛惜、痛心，却又无奈。这亦增加了他心灵上的伤痛。
但是，没有几天，又一件意想不到却又在预料之中，即属于那些垂危病人中常常能见到的病情变化发生了——“麻痹性肠梗阻”。这对危重病人及医生来说，都是个很挠头的事情。
1976年1月5日，尽管周恩来不进饮食已有两个多月，并且连水也不喝，要是口渴了，便用少许茶水含在嘴里漱漱口。他的胃肠道早已空虚，但肠道内仍有自身分泌的液体，留下的少许残渣、细菌发酵和肠菌群失调等，加之全身抵抗力极度低下，几乎到了“油干灯草尽”的地步。体内恶性肿瘤细胞和各类致病菌在迅速地生长繁殖过程中，不停地进行新陈代谢而产生毒素。这些复杂而有害的物质造成肠道发生麻痹，即肠管不会蠕动，肠道内的“残渣余孽”不能排泄出去，肠腔内存有大量气体使肚子明显地鼓了起来，本已处在高热状态的周恩来又增加了“肠麻痹”，真是雪上加霜，使得他腹部胀满及疼痛难耐。
专家们想尽了各种各样办法，西医、中医、中西医结合的各种通大便方法，能采用的都试过了，但均不见效。为此，我们曾请当时天津著名的外科胃肠道疾病专家到北京来。他到三五医院呆了几天，使用了他觉得是“拿手”的办法，同样无效——医生们用听诊器在鼓胀的肚子上听腹腔内肠道的蠕动声，其结果，竟然是“寂静一片”，听不到一个肠蠕动音！至此，专家们已无良策。
京、津、沪三地专家商讨的一致意见是，作最后一次努力，即做“结肠造瘘术”，就是在左下腹部开一个口子，解决大便不通问题，将肠道里的“残渣余孽”尽量清除出去。这是周恩来病故前三天经受的最后一次手术，在他的腹部又增加了一个口子，肚子上共有五个“洞”！
正如1971年隆冬季节的一个深夜里，周恩来和叶剑英一起到日坛医院去看望身患结肠癌，且已到了晚期的陈毅时，我所见到陈老总身上的情形同现在的周总理竟然如此相似。
我清晰地记得，那时陈老总依然幽默而风趣地说道：“你们看，我在这里大会餐哩！”那时，跟随周总理与叶帅去的随员们，见到此种情形，无不痛心、掩面流泪。
我站在总理床边，眼睛凝视着他，心中禁不住想起陈老总生前说过的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可眼下恶人当道，好人遭殃的局面何时了？！
当然，陈毅的这种“善恶报应”之说，并没有错。1976年10月6日，中国共产党终于将猖狂地迫害干部与群众长达十年之久的、万恶的“四人帮”一举粉碎了！陈老总的话得到了应验；九泉之下的周总理和陈老总们的英灵得到了安慰。伟大的祖国，迎来了第二个“春天”！尽管这是后话。
周恩来因患癌症所经受的痛苦是难以想象的；加之，当时政坛风云突变对他的冲击与伤害，使他心灵上深受折磨，更不是我辈能用语言能说得明白的。
时间还在1975年夏季，周恩来在三五医院已经住了一年多时间，他带病坚持工作，一批又一批地会见中外宾客。医疗组和陪同周恩来在医院的工作人员都想找机会同总理合影留念，可总找不到合适的时机。
机会终于来了，一次，周恩来总理接见泰国贵宾，由李先念和乔冠华陪同。这件事情，事先有人已“谋划”好了，由乔冠华出面请求周总理同大家合影留念。
事情说妥以后，大家按新华社派来专为中央领导人拍照的摄影师杜修贤的安排，将人们分成两排站好了队，李先念和乔冠华站在前排中间，他们两人当中留给周恩来一个空位置。周总理在值班护士的搀扶下，微笑着缓步走到大家面前。当摄影师正要举起相机拍照时，突然间，一个叫人听了心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