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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身体、扭动腰部、不由自主地跳动等办法想把堵在尿道口内的凝血块移动开，或是挤出来。周恩来痛苦异常。
我真恨不得自己能代替总理生这样的病，替他来承受痛苦。
当一些小的血凝块随尿流一起比较痛快地排出来之后，总理往往会长长地嘘出一口气，他的额头已经微微地沁出了些许汗珠。此时，周恩来已受尽了病痛的折磨，精疲力竭地躺到沙发上去静养一会儿，准备下一个回合的“战斗”，因为小便并没有排出来多少。
专家、医生、护士和警卫人员都心急如焚，但就是插不上手，帮不了忙，不能为病人及时解除痛苦。专家组的医生们看到自己的病人、敬爱的领袖周恩来总理受这么大的罪，一个个都难过极了。周恩来每次解小便，不仅痛苦，且有发作心绞痛、心肌梗塞以及严重心律紊乱等生命危险。
这样的时刻，周恩来在忍受着巨大的病痛，专家们也在忍受着心灵上的煎熬。大家痛感人类的科学太落后、自己身为医生的无能，觉得惭愧之至，简直无地自容！
到了5月上旬，更加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我们送到北京医院的尿标本病理化验结果出来了，报告单上写着：“发现脱落的膀胱乳头状癌组织块！”这说明肿瘤长大较快，癌组织坏死脱落，或许是恶性肿瘤发生转移的信号。
医疗组感到情况实在太严重了，总是这样拖着不解决问题也不是一个办法。大家心里已是愤愤然了。于是，再次请求中央领导人接见我们，直接听取医疗组的口头汇报。
一天傍晚，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我们的党中央领导人有叶剑英、张春桥和汪东兴等人。医疗组长吴阶平向他们报告了周恩来的病情有了新的发展，提到排尿时的痛苦情形、发作心脏病的危险和尿病理学检查发现脱落的“膀胱乳头状癌组织块”等。这种种迹象表明，癌肿有扩散转移的可能，请求中央下决心批准总理及早住进医院采取手术治疗，避免发生意外情况。
我认为，吴阶平已充分承担了责任，把问题说得十分清楚，要求提得明确。从感情上说，吴院长尽了心；作为医生，他尽了应尽的责任。
几位领导人听完了吴阶平的汇报，他们神情严肃，相互间也不交换意见，谁也不先开口发言表态。
冷场了一会儿，张春桥呷了一口茶，他用右手食指向烟灰缸里轻轻地弹掉一点香烟灰，抬头看了一下东大厅房顶上那些熟悉的图案，用眼睛扫视了我们一遍，他语气平缓、慢条斯理地说：“你们都知道，总理是党、政、军，内政与外交工作的总管；他的工作别人无法代替。从现在起，到5月30号，有好几批外宾要来，最后一个外宾，是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他们都要求总理接见。这是执行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需要。所以，起码要到5月底以后，才能考虑怎么办的问题。你们不要急，急也没有用。我看那份病理化验报告单上写的结论，暂时不要告诉总理，以免分散他的精力，增加他思想负担。如果，你们担心总理会坚持要看化验报告单，你们可以先改一下结论嘛。”
我听了张春桥这一番话，差点儿气晕了。张春桥丝毫没有为周恩来的健康与治病着想并设法去解决问题，他说了一大堆空话，还要我们篡改病理报告单，岂非唆使我们违法，将来承担历史责任。
我们三人（吴阶平、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和我）彼此以眼神会意着，沉默了片刻。当时我认为，吴阶平的汇报已经把话讲透了。他作为医疗组长，已尽了最大的努力。考虑到他的身份，又不宜讲得太多，怕“言多必失”，若是说话豁了边，上头怪罪下来，谁也担待不起。假如别人说话过了头，还可以由吴院长出面来转圜。
我极不赞成张春桥关于修改病理报告单结论的意见，这决不是小事情。因为那是专家们的科学记录，上面写着周恩来×年×月×日尿病理学检查发现：“膀胱乳头状癌组织块”的结论，这白纸黑字，谁想要任意改动，势必要承担历史的罪责。
我坐在张春桥对面，心里拿定主意。在“大人物”面前我似乎有点忘乎所以地“放起炮来”：“春桥同志，我不大理解，为了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需要接见许多外宾，只要总理健康状况许可，本是他的工作职责。现在的问题是，总理的病情严重，他患的是癌症、冠心病、大量尿血，尿排不出来，每次解小便时不仅是痛苦，而且非常危险，很可能发生意外情况，危及生命。我真的不明白，总理迟早要住医院治病的，如果他现在就病倒了、正在医院抢救，党中央总会派人接替他的工作。可是，如今用总理的健康和生命安危作代价，去接待外国贵宾的做法，这样的代价是否太高了点？”
我一边说着话一边注视着张春桥脸上的神情变化。他大概没想到，一个小小的保健医生，好大的胆子，居然顶撞我张某人，真是胆大妄为！张春桥一脸的不高兴，眼看着他的雷霆之怒即将发作，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眼下，我不能顾忌太多。“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既不后悔也不害怕。
“春桥同志，我觉得那张病理报告单还是不要改动的好，至于跟总理怎么说，我们回去会商量妥当的……”言不尽意，不吐不快；我抢在他发作之前，赶紧补充道。
我说话时，看到张春桥脸上神色变化的瞬间，脑子里忽然冒出来我初次看见张春桥的情形。记得是在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大概是那天上午10时许，群众大会结束后，各路游行队伍经长安街由东往西行进，接受毛泽东主席的检阅。大概毛泽东感到有点累了，他进入城楼大殿内，在面向大殿正门里边的大沙发上靠着吸烟与小憩。
通常，在这种时候，除了周恩来走到毛泽东跟前谈工作，或是德高望重的朱德坐到两侧沙发上休息外，不仅我们工作人员，即便是领导干部亦很少从主席面前走来走去的晃悠。
就在这时，一个大约五十岁左右，中等个头，满头乌发，长方形脸盘，眉毛浓密的人，引起我格外的注意。他戴着棕色玳瑁边眼镜，穿着剪裁合体、熨烫得笔挺的深灰色中山装，看上去春风得意，踌躇满志。他双眼直视前方，不顾盼左右，不跟任何人打招呼，给人一种小人得志、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感觉。
这个人究竟是谁呢？有人告诉我，他就是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刚刚调来北京的“大笔杆子”、“中央文革小组”大红大紫的实力派人物张春桥。
这时，张春桥走到大殿中央大门口，正好挡住毛泽东的视线。他站在那里，用手抬了一下眼镜架，双臂交叉在胸前，目光注视着天安门广场上参加集会的、载歌载舞的百万群众和通过天安门前的游行队伍。他们或手执彩旗或捧着鲜花，向城楼上狂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张春桥好像也在大模大样地接受群众的欢呼。
此刻，坐在我对面的这位张春桥，已今非昔比，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一位权势很大的人物。他平素颐指气使，动辄训人，不可一世。今天，我这个小大夫真是吃了豹子胆，竟敢同他较真儿。我那时虽已过不惑之年，但做起事来仍有点愣头愣脑的不计后果。因为一心只想着给周总理及早住医院治病，才斗胆向首长“进言”。心想，要是真的冒犯了张春桥，到时候叶老帅和汪东兴总会帮我说几句公道话。
张春桥平常少有笑容，这时板着的面孔拉得更长了。我最后一句话还没有说完，便见他呼吸急促，不停地吸烟，眼镜玻璃片后面的那对黑珠子瞪得溜圆，向外凸起。他终于发怒了，涨红着脸，用右手在茶几上使劲地一拍，站了起来，此刻失去了平常看来有点做作的“绅士”风度，这个在沪上呆久了的山东人，以略带一点上海口音的普通话斥责道：“张医生，你不理解？你……怎么这样说话？啊？”
见他发这么大的脾气，我低着头，没有马上同他争辩。稍停片刻，待他消消气，我还是要将心里话说完。再说，让我接受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就得代表周恩来医疗组发言。我看了看叶帅和汪东兴，他们两位的脸上比较平静，我又“斗胆冲天”地发言了：“春桥同志，我是个医生，领导上把我派在总理身边做保健工作，我日夜随侍在侧，眼见着总理每次排尿时那种难以忍受的痛苦，实在着急，看不下去，心里有一种负疚感。因此，只希望中央尽早下决心让总理住院治疗。早治疗就痛苦少、危险小、康复快。总理也可以早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这件事主要是个时机的问题，我想您肯定是理解的。”
张春桥的怒气尚未完全消掉，他像是一下子被噎住了，只是狠狠地朝我干瞪眼，半晌没有吱声。
会议沉默了好一会儿，不知道是叶剑英还是汪东兴说：“你们不要急，你们的心情能理解，我们再研究一下。好吧，今天就这样吧。”大家才站起来握手告辞。
这件事，使我后怕了好长时间，周恩来故世后，我坚决要求调离中南海，得到了邓颖超大姐的理解和叶帅的帮助。此后，虽然我在解放军总医院挂名，实际是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属肿瘤医院进修。三〇一医院的领导和同仁们对我多方面的关照，迄今我依旧铭记在心。当然，那时候我并没有预料“四人帮”会这么快垮台。
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在玉泉山做第一次膀胱镜检查及电灼术，那时肿瘤较小，治疗效果显著，血尿很快消失。但治疗后只间隔七个月，即同年10月便复发了。第一次肿瘤复发，可能由于术后休息不够、化疗未能按预定方案进行，加之诸多不愉快的心境等因素，一直拖到1974年3月12日，才进行第二次膀胱镜检查与电灼术治疗。
第二次治疗的效果不理想，术后不久，肿瘤再次复发了，并伴以大量血尿。自4月份起，病情日趋严重，膀胱内每天的出血量从几十毫升至二百多毫升。周恩来的体质渐渐虚弱，冠心病加重，面部轻微苍白，走路、洗漱等活动都会使呼吸与脉搏加快。但是，周恩来的工作仍未能停下来。医疗组成员都很着急，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卞志强和我，把总理的血尿标本装在透明的玻璃瓶内直接送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政治局会议现场，让党中央领导人“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亲眼目睹血尿的严重情况。呼吁党中央尽早批准总理住进医院作进一步检查、治疗和休养。有时，也请吴阶平院长陪同我们一起到京西宾馆、钓鱼台等处见中央领导人。
我们到张春桥那儿，他面无表情，看似严肃，实际上是冷冰冰，讲几句“总理的工作实在太忙，我有机会也劝劝”等空话打发我们；那位王洪文副主席的态度好像随和一点，但也不过是哼哼哈哈，支吾其词应付着，不解决任何问题。
唯有到了叶剑英那里，就像回到了家，见到了亲人。在他面前，我们无话不说。他对总理感情至深，询问总理的病情最仔细，待我们非常亲切和热情。他不仅了解、理解、体谅和关心我们，还帮助我们出主意，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凡接触叶帅多的几位专家，都有这种感觉。
周恩来的病在一天天地加重，血尿量增多，经医疗组讨论，认为不能坐等上面的批示，决定在周恩来住院前，先在西花厅家里输血。根据小便中失血量的多少、血液化验中血红蛋白丢失的情况预定每星期输血两次，每次输血200毫升。如有必要，可以临时决定增加输一次血，也是200毫升。
1974年4月，周恩来在西花厅生平第一次接受输血，到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故，共输血89次之多，但没有发生一次哪怕是极轻微的输血反应。这样长时间、大量输血而没有发生任何反应，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还是一个奇迹。这个工作，多亏著名外科专家吴蔚然教授的亲临指导，也是中南海门诊部的同人们不辞辛劳、长期坚持、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之结果。
江青、王洪文一伙干扰周恩来治病的一个典型例子是，1974年4月的一天下午三四点钟，周恩来正躺在卧室床上接受输血治疗。房间里静悄悄的，只有吴蔚然、两个护士和我共四个人。输血大约进行了四十多分钟，输液瓶里还剩下不到1／4的血量，周恩来亦已入睡，发出轻微的鼾声。这时，忽然听到房门下边地毯上有淅淅沙沙的声音，大家注目一看，见是从门外塞进来一张纸条，我过去捡起来一看，上面写着：“王副主席的廖秘书打来电话，通知总理到大会堂去参加政治局会议。”纸条的落款是总理的秘书纪东。
纪东办事历来细心，他知道总理在输血。他写此纸条乃奉命照办，事出无奈。我同吴蔚然商量，所剩血液不多了，总理睡得正香，不忍心去叫醒他，待输完血再叫他。周恩来重病之事，上面是知道的。吴蔚然同意我的意见，我拿起一张便签，用铅笔写道：“小纪，总理睡着了，大概再过二十多分钟，输血就结束了。请你报告一下邓大姐，如果她同意，你给廖秘书打一个电话，请他报告洪文同志。”张佐良签名。
不多几分钟，房门下边又塞进来一张纸条，同吴蔚然一起看，见是邓大姐的笔迹：“王副主席处的电话已经打过了，还是要叫醒总理去参加会议。”邓颖超签名。
我与吴蔚然面面相觑，觉得连邓大姐都不便阻挡，尽管我们心里对此不高兴，可也不得不照办。
我不情愿地让护士叫醒周恩来。他以为是输血结束了。我只得向总理说明了情由。
“你们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这个血，我不输了，马上拔掉针头，我起床开会去！”周恩来不悦地说。
大家赶忙取下针头，局部贴上棉花与胶布，帮助周恩来起床更衣后，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
事后我们打听到，那次政治局会议并没有特别重要的议题非周恩来出席不可。可见江青之流明知周恩来身患绝症仍带病坚持工作，因大量血尿而在家里输血，他们就是故意进行干扰破坏，使周恩来不得安宁。这是一种非常残忍、毫无人道的迫害行为，是对周恩来肉体及精神上的双重打击。
周恩来终于告别了西花厅，住进三五医院。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住进了位于北海公园西侧的解放军三五医院。那时，他的膀胱癌已多次复发，血尿不止。血尿多时便形成凝血块堵塞尿道内口，使得排尿时痛苦异常，甚至在沙发上翻滚。我们真担心这种情况会引发心脏病而危及生命。
住院期间，由京、津、沪三地著名的内科、泌尿外科、麻醉科专家、中医专家和有经验的临床护士等组成医疗小组，吴阶平教授为医疗组组长。医疗组受毛泽东的嘱托，在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精心地制定每一项诊疗措施。人力和各种仪器设备是充足的、先进的，达到当时的国际一流水平。
全体医护人员分组日夜轮班，守护在周恩来身边。因为人人都敬重周恩来，大家都恪尽职守，渴望周恩来的生命能够延续。
1975年9月下旬，专家们确诊周恩来的肿瘤已经广泛转移，病情恶化已经到了晚期，在报请党中央批准后，进行一次重大的手术，目的只是减轻痛苦。
位于中南海大院内西北角上的西花厅，是一座旧王府式的两进四合院。整个院落尤其显得庄严、朴素、幽静和美丽，那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生前在此居住的地方。
1974年5月，周恩来因长期超负荷地工作、沉重的心理压力，致使癌症久治不愈、病情恶化。5月31日，周恩来还硬撑着同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签署了中马建交公报，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了拉扎克。他在西花厅睡了最后一个好觉。
6月1日近中午时刻起床，早餐毕，周恩来到办公室里整理了一会儿文件，向秘书交代了一些工作后，穿着中山装，披上那件深藏青色大衣，在邓颖超、身边人员、医生及护士的陪伴下走到院子里。
此时，为周恩来开车多年的司机杨金明师傅，早已将那擦得乌黑锃亮的总理座车停在了办公室外的院子里。周恩来临走时，站在汽车旁，用目光将整个院子细细地看了又看；嗣后，面对他为国为民殚精竭虑地工作过的地方伫立良久，目光注视着居住了长达26年之久的办公室，凝神不语；业已心力交瘁的周恩来，终于不得不离开他非常钟爱的、无数个日日夜夜为民操劳的办公室——西花厅，住进医院接受外科手术治疗。
以往，周恩来虽然曾经因出国访问、陪同外宾去外地参观，或是到下面视察工作等原因而多次暂时离开过西花厅，但他决没有想到，这一次，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