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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从我们的行走路线上，很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大体状况。这是80年代后期的南方沿海，一片沸腾的土地。这里正在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全球各大新闻社争相报道，有预言说，下个世纪的经济重心将转向中国。这绝不是空话，有数据为证。关于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收入，经济增长指数，出口量……都有连篇累牍的报道。
而我记得的就是跟随着阿姐，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走过。在离开她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梦见自己背着行囊，走在火车站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我茫然极了，不知道要去哪里。况且我身无分文，得忍饥挨饿。身边的人走丢了，可我并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任是怎样想也想不起来。我在煌煌的太阳底下坐下来，泪水打湿了脸颊。
这几乎成了我永恒的梦境。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竟如此伤感，事实不是这样子的。事实上我们很快乐，我坚定地跟着她走。在1986—1989两年多时间里，我从未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错事。我不后悔，虽然我们常吵架，可是吵完以后又上路了。而且，那两年我们挥霍无度，用阿姐的话说，是“大把大把地花钱，大口大口地吃肉”。
现在我对于那段时光的回忆，首先就是火车站。火车站的候车大厅或者出站口。出站口外的红铁护栏。青白或者烈日下的天。一对男女走在摩肩接踵的人群里。他们衣着摩登，表情恬淡自然，你很容易就把他们与周遭的环境区别开来。你也许会着意看他们两眼，心思稍稍动了一下。
你也许会猜他们的身份，这是枉然的。仅从衣着上看，他们是有钱人，在过上等生活，且很有修养。底下你也许会猜他们的关系，女的看不出年纪来，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男的几乎还是个孩子——肯定是个孩子，但是一双眼睛冷峻而木然，你也可以认为这是审慎。
只能认为这是一对姐弟，如果年龄差距再大一些，有可能是母子；再小一些，则可能是夫妻。总而言之，他们看上去很相爱，女的挽上男的胳膊，低声说着什么，笑了笑，很是亲密无间。
多年来，我一直记着这样的画面：一个少年跟着他的女人，走出火车站。那一瞬，出站口的风扑面而来；在他们的周围，是第一次进城的农民工，身穿劣质西服的小推销员，镶着金牙的暴发户，艳装的暗娼，朴素的知识分子……还有许多不明身份、神情暧昧的陌生人。——这是80年代末期的中国：巨幅广告牌，骑自行车下班的人群，汽车的噪声和尾气，正在崛起的高楼……这个少年就走在这其中，消消停停地随便看看。他不太去注意什么，因为他在恋爱。他并不知道，他走进的是一个高速运转的时代，他和他的爱情、他周围形形色色的人群是构成这个时代最形象贴切的一部分。
有一件事我必须说一下，这就是阿姐的工作。事实上，这工作在我们来广州的途中就开始了。车过天津的时候，阿姐稍事休息，开始和我闲聊。只三两句话，我就知道她意不在聊天，而是在扯谎。她说的是，到广州以后她的日程安排。先护送我回家，顺便看望一下我的父母，即她的姑父姑母，看他们能否托一下关系，因为她手里有一笔木材生意要做；当然了，她纯粹是帮朋友忙。
“你不懂，”她对我说，“我在机关，根本没有可能去做生意。想想真是心不甘，整个一清水衙门。哼，说起来倒是好听，是在部里工作。有个鬼用！一星点好处也沾不着。这些年，经我手发财的人不知有多少个，自己却只能拿一份死工资，你说这心态能平衡吗？——也不是没想过下海，可当真要丢掉这份铁饭碗，又不是我这种性格的人能做得出的。”她摇了摇头，“唉”一声叹道：“这难道就是时代的困惑吗？”说完苦涩地笑。
“早几年下海的人都发了，像张小军。——你还记得吗？常去我们家的，你小时候见过，长着络腮胡子，你还叫过他小军叔叔。把一家人都乐坏了。”说完送一个眼风过来，示意我说话。
对于这个莫须有的小军叔叔，我只能说我记得，印象中确实有这么一个人，常来家里玩的，追过她。“他是你的同学吧？可看上去真显老——”
“你不懂。”她笑道，暗里感激地踢了我一脚。“他只比我大两岁，都是那胡子害的。现在他可是百万资产。”
我说，他是做什么生意的。
什么生意都做。先是卖服装，后来又和人合伙开饭店，现在深圳开一家贸易商行。说是贸易商行，她笑道，我看也是个幌子，当真做什么就不知道了。
我说，倒空卖空？
她抿嘴一乐道，没准。这次有空倒是要见见他，估计又得挨骂，什么“舍不得孩子打不着狼。都什么年代了”这一类的话，我听都听烦了。——她把手一扬。
话说到此，我大概理出个头绪来了。她是大学毕业，现在外经贸部工作，出身世家，关系直通中央。这次她是护送我回广州，我父亲是广州市委秘书长，母亲在物资局工作。我是来北京过暑假的。
我只能认为，这时的阿姐已经完全进入角色了。她话不多，神情极为斯文，虽身处高职，出身显赫，可看不出半点炫耀之意。她有苦楚，还有这个年纪的女人一点天真烂漫的想法。唔，也许她容易受骗。首先，她在火车上就不应该暴露身份，这样会被人利用。她会栽跟头的
。
我躺下来，拿手枕着头，很注意去打量一下对床男人的反应。显然，阿姐的这些话是说给他听的。他也确实在听，架着腿，把一张报纸翻来覆去地看得簌簌直响。他大约三十六七岁，戴着眼镜，格子衬衫牛仔裤，然而气质上我更相信他是个港商。看上去是有些阅历了，一副精明世故的样子。很含蓄，而且谨慎。也许这是他第一次来大陆，看看投资环境，找找机会。
我忘了他们是怎么搭上话的。两天后我们走出火车站时，他们已谈成了一笔生意。在阿姐没能轻易拿到他包的情况下，他们交换了名片。（阿姐预备了各式各样的名片和身份证。她曾经告诉过我，这次她南下想做一番大事业。）
第二天下午，他们又约见面，是在中国大饭店。阿姐笑道，他要和我谈投资。她弯下腰朝镜子拍拍脸颊道，唔，这听起来不错。也许我会答应他，给他找几个下家，收取——广东话叫做佣金。或者拉几笔业务来，我拿提成。看起来，我们开了个好头。她拍拍我的肩膀道，祝我好运吧，小伙子。起身欲走。
我叫住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本应该放心她，这么多年来跌打滚爬惯了的，什么场面不能应付？可这是异地他乡，她的第一次。我想跟她一起去。
她站下来，脸色郑重地说，你不能去。第一，只会添麻烦；第二，不都说好了吗？这是我的工作，我不想让你掺和我的工作，这是规矩。
而我要说的是，在跟随她的两年多时间里，我确实没能破坏这规矩。她不允许。我是她身后的小男人。吃她的饭，花她的钱。后来我们在广州租房而居，她出去“工作”了，我便上街逛逛，打打桌球，看看闲景。天知道那段时间我有多无聊，我郁闷至极，闲得骨头都散了。
老实说，我不喜欢这种生活。我是个二流子，无赖，吃软饭的无用的家伙。有一阵子，我想去打工。这个阿姐倒是赞成的，她考虑到了我的自尊心，也想锻造我自食其力的能力。
她常说，你还是个孩子，我养你是应该的。可总有一天你会长大成人，那时候你就得养活自己，不管有多辛苦。
就这样，我在麦当劳做过三个月的收银员，又在一家合资企业做过业务员。在广州近两年时间里，我跑过推销，做过宣传员，也就是散发广告传单的。当我骑着自行车，穿行于广州的大街小巷，偶尔吹吹口哨，掉头看看姑娘，我觉得自己是快乐的。我为工作而工作，没什么压力。挣钱于我来说纯粹是为了挣面子。某一瞬间，我可以忘掉很多忧愁，不再为一个女人去担惊受怕，不再想她的所作所为是对还是错，不再有羞耻心……这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快乐的。
这是我在广州的另一种生活。事实上，正是这样的生活为我以后做了铺垫，它让我变成一个适应性很强的人，能吃苦。这是阿姐带给我生活的积极性的一面。
而且我开始攒钱了，我喜欢这种感觉，因为阿姐不攒钱，我们两个人中必须有一个人得学会过日子。每月我抽取工资的一部分，还有她给我的零花钱一并存在银行，和她一起出门，我总是抢先埋单。我的这种做派虽有点孩子气，慢慢地她也接受了，并且很愉快。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送她礼物的事。那是我十七岁那年，用平生挣的第一份工资买的。我去商店挑了一只戒指，五百多块钱，这是我能付得起的最昂贵的价钱了。我想象着自己送她礼物时的情景，很慢很慢地替她戴上戒指，眼睛并不看她，说道，戴了我的戒指，以后可就是我的人了。虽是笑着说的，可是很认真。或者单膝下脆，就像电影里的那样，把戒指套在她的无名指上，向她求婚。
当然这只是我的想象，我是不会这样做的，因为太傻，也不合适。那天晚上回家时，我只是把戒指盒放在床头柜上，轻描淡写地说了句，这是给你的。我想我脸稍稍红了一下，这是我第一次送女人礼物，我不知道是否合适，太轻抑或太重？我没有经验。后来我又掘宝似的从纸袋里掏出别的东西，那是我给自己买的剃须刀，给家里买的牙膏牙刷，还有洗涤剂，当最后我把一包卫生巾拿出来时，她大笑了。
我也笑了，解释道，临时想起来的，日子就在这两天吧，怕万一……她一下子抱住我。似乎隔了很长时间，她把嘴唇贴在我耳边说，我很喜欢。钱都花光了吧？
我点头，很骄傲。我十七岁了，能挣钱了，能任性去买很多东西，并有快感。而我的同龄人用的还是家长的钱呢。
阿姐并不是每天都去“工作”，很多时候她闲滞在家，养养花睡睡觉，收拾一下屋子。晚上我下班回家了，见她在厨房里忙碌，满屋子的油烟，遮得灯光也暗淡了许多。我凑上前去像狗一样地嗅了嗅。这是我的幸福时光。
我的工作之所以时断时续，还是因为我上过两次美术班，这是阿姐给报的名。她一直没有忘记这件事。第一次是广州美院的暑假班，第二次是她从报纸上看来的一幅招生广告。我学了有半年多，也没能坚持下去。我想主要是心态变了，我沉不下来，很浮躁。更重要的一点是，学画得花很多钱。她确实有钱，可这是她的钱，不是我父亲的，我想这是最根本的区别。
第三部太岁头上动土
在火车上遇见的那个香港人的事还没有结束。我没能参加他们的谈判，我对其中的细节一无所知，我也不知道阿姐怎样博取了他的好感和信任，怎样扯谎又不担心谎言被拆穿，这确实需要技术。后来他们又见过几次面，那阵子，阿姐似乎特别地忙碌，她竟开始找门面房，还去工商局打听办营业执照的事。这听起来确实可笑，她跟我说起时，自己也乐不可支。我只佩服她的胆量，她怎么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事实上，这是我所见过的阿姐最沉得住气的一场骗局。那个香港人答应给她投资，大约三个月后，他汇十万港币进她的账户，作为第一笔资金注入。如果阿姐再耐心一点的话，她还会等来第二笔，第三笔，可是没有。她是个见好就收的人，这十万块钱对她来说已经足够了，相对于以前的小本经营，这是一笔巨款，而这仅仅才是开始。
就这样，这个化名叫做钱菲菲的女人有一天突然从地球上消失了，那个香港人将死无对证。如果他想起诉的话，他会发现，连那张营业执照也是假的。
我还记得她第一天拿到这笔钱时的情景。是在晚饭后，她推开碗筷就要走进卧室时，突然站住了，把手搭在门框上，悠悠地说了句，今天我挣了一点小钱。是那个香港人的。
我抬头看她，噢了一声道，多少钱？
她说，不多。就十几万。
我愣了一下。她俯身大笑，算是达到了预期效果。这方面，你得承认她是孩子气的，她很天真。那天晚上她确实烂漫至极，她抱住我又是叫又是笑，又是亲。她说，我忍了很长时间没告诉你，都快憋死了。
她把我拉到客厅里，盘腿坐下来，就地开始数钱。她不是一沓一沓地数，而是一张一张地数，一五，一十，三五，二十……她笑了，俯身躺下来，做了个拿钱抵住下颏儿的造型。她说，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钱哩。
我知道这话不准确，她一定见过。可她愿意这么说，就让她说吧。她找不到更好的表达快乐的方式了。她和我商量这笔钱的用途，我知道这只是她的虚招；她未尝不想存留一部分钱，有计划去生活。可在金钱上她一向信马由缰惯了的，只消到百货店走一遭，一切就由不得她了。
她从不吝惜钱财，因为她没有明天。有时我觉得她是病态的，可是立马又会为她辩护，她只是比别人更沉迷于钱罢了，这没什么错。纵然，她的钱来得容易了些，可是她也付出了风险。她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出事。如果有一天她一宿未归，我就得去公安局问问，或者等人来领我去荒郊野岭认尸。
有一次，我们因事外出，走至广州站附近的天桥时，看见一对盲人祖孙在卖唱，老人八十多岁的样子，穿着破旧绒衣，一张雕刻时光的脸，瘦削，败落。他拉得一手好二胡，幽怨悲怆的琴声在晴空的天底下像是一个孩子在哭泣。他一旁的小孙女十岁光景吧，拖着鼻涕，双手交握放在胸前，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相信从那脆生生的喉咙里唱出的竟是《小寡妇哭坟》。
这场景里不知有什么东西打动了阿姐，她立在一旁听了很久。是冬天，刚下过一场雨，新晴的天气，然而空气清寒凛冽，使人鼻子一阵阵发酸。天桥上的一汪积水还未干，从这汪积水里
能看见蓝天，枯树的剪影，卖唱的小姑娘和她的瞎爷爷……还有我的阿姐。她看上去那么傻，不时有行人从她身边走过，冷漠地扭头看看她，又看看对面的祖孙俩，裹紧衣衫像风一样
地跑过了。
阿姐数出钱让我送过去，自己也跟过来说，老爷爷，你拉得一手好琴呀。又顺手摸摸小姑娘的脸颊道，冷不冷？小姑娘摇摇头。她蹲下身来替小姑娘拉拉衣袂，从皮包里又抽出两百块钱道，喏，这钱是阿姨给你买新衣裳的，你歌唱得好，可是记住，以后别唱《小寡妇哭坟》了。
我们离开的时候，天色已近傍晚。阿姐裹紧风衣只是一个人走着，异常地沉默。遍地的黄叶，风一吹，漫天飞舞。后来她常常想起这天傍晚，一对祖孙俩。爷爷是个瞎子，小姑娘有副好嗓子。她不能忘记那个十岁女孩的蓝花布袄，穿得邋遢，破棉絮从衣袖里探出头来。
这是80年代末的中国，贫富不均现象已初显端倪。广州站附近，一面是拔地而起的高楼。西装革履的商人。各类外资企业像蚂蚁一样纷纷进驻中国。据说这里每天都要诞生一个百万
富翁。另一方面，穷人们出来讨饭了，就此形成数以万计的乞丐群，俗称丐帮的，有组织和严密的管理。
阿姐见不得穷人，她自己也不能解释这是为什么。看见他们，她总会想起自己。她说，我本来没觉得自己是在犯罪，我花自己的钱，我一掷千金，我又没碍着谁。可是她有愧疚感，这是显而易见的。
我说，这不关你的事。这是社会。她笑道，你别跟我说这些，我不懂。想了一会儿又说道，真奇怪，我竟良心未泯。我在其他方面倒没什么良心，你说是不是？
我点头不语。这方面她确实头脑简单，太过轻信。事实上，类似盲人祖孙的事发生过多起，每次她都出手大方，这个我不反对，我反对的是她对这件事混沌不清的态度。我不是没告诉过她，丐帮是一个机构，你给穷人的钱，最后穷人是拿不到的，他得上交。就是这样，你帮不了他们。
她说，这不是帮，谁也帮不了谁。再说了，他们不是乞丐，他们是卖艺的。她摇摇头，不再说下去了，隔了一会儿嘟囔道，反正我这也是不义之财，就当是劫富济贫吧。
还有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