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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的这次犯罪行动分为三步走：江青先是托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说：“江青现在的地位不同了，她过去还有些信件等东西在你家里，存藏在你家不很妥当，还是交给她处理吧！”郑君里交了信件等材料，江青还不放心，第二步就是抄家。抄了材料，江青知道知情的人还在，第三步，江青下令抓人。
法庭审问时，江青供认，她认识郑君里、赵丹等人，有信件、照片在他们那里。她还供认，她曾要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郑君里给她写过信。
法庭宣读了曾经和张春桥一起找郑君里谈话的前上海市副市长梁国斌的证词（节录）和郑君里１９６６年７月１７日给江青的信（节录）。
法庭传唤同案犯江腾蛟到庭作证。江腾蛟供述了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初，叶群通过吴法宪打电话把江腾蛟叫到北京。在北京钓鱼台一座小楼里，叶群亲自接见了江腾蛟，并对他说：“江青同志有一封信落在郑君里、顾而已他们手里，现在究竟在谁手里不清楚。你可以组织些人搜查一下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童芷苓、陈鲤庭等五家，凡是书信、日记本、笔记本之类的东西都拿来。”叶群压低声音告诉他：“不要害怕”、“要绝对保密”。
江腾蛟回上海后，立即行动，由他坐镇当总指挥，他亲自挑人，由７３４１部队政治部文化处长张彪带队，组成４０多人，兵分五路，假装成“红卫兵”于９日午夜抄了五位文艺界人士的家。
江腾蛟说，他把查抄交来的一麻袋材料做了清理，第二天他把认为“非常重要”的材料带好，亲自坐飞机送到北京。吴法宪不仅亲自到招待所来看他，叶群亲自到招待所把材料拿走了。过了一天打电话给他，说：材料“已经交上面了，很满意”。江腾蛟说，紧接着他又把第二批材料送给叶群。据知叶群为了讨好江青，亲自将材料分类，开了目录单，上了封条，把材料交空军保密室保管。
江腾蛟被带下去以后，又传在押犯刘世英（林、江同伙，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原副主任）到庭作证。刘世英是抄家时带队的另一个头目，他在法庭上讲了查抄郑君里家的详细经过。
郑君里夫人黄晨出庭作证，她由于长期受迫害，身体虚弱多病，是被人搀扶着走上法庭的。
黄晨说，１９６６年夏，张春桥在上海找郑君里谈话，威胁他要把有关江青的信件和照片交出来，郑君里回家后，立即把那些信件和照片整理成一包交给了张春桥。但是，江青并不放心。后来，张春桥又找郑君里谈话，这次郑君里回到家后，闭口不谈张春桥与他谈话的内容。我感到郑君里有压力，有负担，精神也有些恍惚。第二天，郑君里早晨五点钟起床去劳动时对我说，“不知哪一天就回不来了”。他这话使我每天都为他担心。接着一天晚上（按：即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９日凌晨），一伙来历不明的人，闯进我们家来抄家，为首的就是我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人（按：即出庭作证的在押犯刘世英）。他们戴着大口罩。先对我们搜身，从头发到鞋子搜了个遍，然后就翻箱倒柜，把所有的东西都翻遍了，就连一本书也不放过。郑君里用几年心血写成的手稿，甚至连我儿子的成绩单也都给抄去了。这帮人临走时还威胁说，如果你们在北京早把你们枪毙了。
黄晨说，１９６７年９月，江青利用他们一伙控制的公安机关，把郑君里秘密拘留起来，在狱中，郑君里受尽残酷折磨，仅两年时间就冤死在狱中。黄晨控诉说，江青一伙对我的儿子也不放过，他们害怕把郑君里死前对我儿子的讲话透露出去，就诬陷我儿子是杀人嫌疑犯；为了灭口除根，他们差一点把我也搞死，害得我至今全身是病。江青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她的历史，但历史是她写的，是抹不掉的，我要求法庭对江青给予法律制裁。
黄晨的血泪控诉，闻者无不惊心、愤怒。
这时，江青歪着铁青的脸说：“阿黄，这我完全不知道。”黄晨听了这话，抑制不住心头的愤怒，指着江青：“我不跟你讲话！你没有权力跟我讲话。”黄晨说，郑君里死后，他们对我的小儿子也不放过，我也差一点被他们给整死。她怒斥江青：“蓝苹，你这个人，多么毒辣！”
法庭宣读了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７日赵丹逝世前与他的夫人黄宗英提供的证词。证词在叙述了他们被抄家的经过后说，“国恨当头，难以尽述……江青一伙抄家是怀有强烈的政治目的。”证词要求依法对江青一伙予以严惩。
这些被查抄来的所谓“保密文件”，当时遵照叶群和吴法宪的叮嘱，被送到空军保密室封存起来，那么后来又是怎样处理的呢？
原林彪办公室秘书赵根生出庭作证。他说，１９６７年１月初的一天，叶群从钓鱼台打电话告诉我，空军要把那包东西退回，你收下，我马上就回来，不一会儿，卫球（空军司令部原党委办公室科长）果然把那包材料送来交我。
赵根生说，叶群回来了，一同来的还有江青、谢富治。叶群把他们领到会客室，找我要走材料，问我：没有拆封吧？我回答没有。叶群说：你快到后院伙房捅开炉子，要销毁。我捅开炉子，江青、叶群、谢富治也来到伙房。江青离十步远，来回踱步，不时看看。谢富治亲自开封，他和叶群二人将材料一份一份扔到炉子里，我还用铁棍捅了几下。时间不长，江青和谢富治一起走了。
江青为了这些材料大动干戈，江青眼看着她自己３０年代的陈迹通过毛家湾林记火炉的烟囱化作一缕青烟消散了，她该放心了吧，可她不。她还在闹心，还在怕活人。
江青又生出一个诡计，要张春桥下令把郑君里、赵丹、顾而已等１８名３０年代在上海做过文艺工作的人，全部拘押隔离审查。这些人都遭到诬陷，被定为“特务”、“叛徒”、“历史反革命”等，身心都受到严重摧残，郑君里和顾而已被迫害致死，赵丹被关押五年之久。
最后出庭作证的是吴法宪，他除了供述叶群通过他怎样指使江腾蛟组织人员抄家之外，还揭露了江青指使他非法逮捕梁国斌、孙峻青、秦桂贞等人的反革命罪行。
第三篇 唇枪舌剑江青在庭审中的丑恶嘴脸（6）
１９６８年２月下旬，江青告诉吴法宪，说她收到上海来信，说上海市公安局把她的材料弄到社会上去了，让吴法宪去上海把这些材料收回，带回北京，要他把上海市公安局领导干部梁国斌、黄赤波、王鉴等人逮捕押送北京。吴法宪说他不了解上海的情况，怕上海没人听他的。陈伯达说，给他开个授权书。吴法宪去上海后得到张春桥的支持，把梁国斌等人抓到北京，关了起来。
１９６８年２月２３日晚，江青把吴法宪找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她手里捧着本小说，告诉吴法宪，小说的作者是孙峻青，上海的一个作家，叫吴法宪找到他就说“江青要他到北京来谈谈”。江青还告诉吴法宪，这件事不要叫张春桥和上海市革委会知道。吴法宪来到上海找到江腾蛟，由那个文化处长、抄家的头目张彪出面找到孙峻青，并把他用飞机押到北京。３月１日江青指令吴法宪给陈伯达、康生写诬陷报告，说孙峻青与萧华、陈其通等人有黑关系，要适当监护。第二天江青批示“同意”，就把孙峻青逮捕，一关就是五年！
３月２日，也就是逮捕孙峻青这天，江青又对吴法宪说，她３０年代的一个佣人叫秦桂贞，了解她的情况。她叫吴法宪找到她，请她来北京谈谈。这件事，也不要叫张春桥和上海市革委会知道。吴法宪得令后，派人在上海秘密查访了三天，终于找到了秦桂贞。江青把老人骗到北京，又是让吴法宪写诬陷报告，江青说她与上海前市委和香港有联系，江青把老人批捕投入秦城监狱。
其实秦桂贞并不是江青雇的佣人。秦桂贞老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３０年代中期在上海，我就认识蓝苹。因为她借租的亭子间的房东，正是我帮工的东家。当时，她在上海滩只是一般的演员，工资收入很低，只能在小饭馆里吃最廉价的饭菜。我经常照顾她，帮她做家务事，冲开水、拖地板、洗衣服等。每逢月底，看见她下午一两点钟才回来，我就瞒着东家给她炒饭，特为多放点油，有时还打个鸡蛋。炎热的夏天，我拿出自己帮工挣来的钱买些番茄，洗干净给她送去。她十分感激我，有事愿意找我帮忙。后来，她房里招进一个男人，他两口子打闹时，蓝苹总喊我去拉架。有一天深夜，他们又打起来了。我正在睡梦中，听她大喊：‘阿桂，快来救我！’我起身往外跑时，一脚踩空跌下楼梯，摔伤了腰背也顾不得，赶快爬起来去劝架，保护蓝苹。一年多以后，她要走了，临别时只有我一个人送她，我送她相册，她送我两张照片做纪念。”
点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按理说，秦桂贞是江青的恩人，江青不但知恩不报，反而恩将仇报，加害于她，把她投入秦城监狱，真是禽兽不如。秦桂贞在狱中受到非人折磨，关押了七年多，直到粉碎“四人帮”才得见天日。
狼心狗肺，心肠歹毒的江青，为了把知道她底细的人全部整死，杀人灭口，她以为秦桂贞早死了。在预审她时，江青矢口否认，态度极其恶劣，说她根本就不认识秦桂贞这个人。
冤有头，债有主。当秦桂贞得知江青想赖账时，非常气愤，跟着法官去对质。进了高墙铁门，老人兴奋地说：“哈，‘妖怪精’，我们‘对调’啦——那时候我住的地方，今天你来住！”
秦桂贞看见一个女人裹着件军大衣倚着墙在晒太阳，戴着眼镜，睁只眼闭只眼在养神哩。秦桂贞认识，这人正是“妖怪精”！在心中想，她江青今天的处境可比我那时好多了。
秦桂贞怒不可遏，对着“妖怪精”大声喊道：“蓝小姐，我来了！”
江青听到这熟悉的声音，浑身不由一颤，立即站起来，瞪大了眼睛，吃惊地望着她，好半天终于喊了声：“阿桂！”
江青伸出手来，恬不知耻想握手。秦桂贞怎么能跟“妖怪精”握手。这个善良的老夫人义正词严地对江青说：“我待你那样好，你把我害得那么苦！”老人的千仇万恨，只凝聚这么一句话，说完转身就走，江青脸色煞白被讪在那里。
江青不得不承认迫害秦桂贞老人的犯罪事实。
铁证如山的罪恶事实证明：江青的卑鄙恶行是为了达到卑鄙目的。她为了阴谋篡党夺权，为了幻想当“女皇”树立“尊严”，掩盖历史丑闻而不顾犯罪，成了个迫害狂，疯狂地迫害无辜。江青的一句话，就可以置人于绝境和死地。还证明：江青与林彪两个反革命集团，本是一丘之貉。江青与叶群、吴法宪之间的勾结、利用是何等的默契。
可是，在法庭被告席上的江青，面对她这许多侵犯人权、残害人命的犯罪指控，却置若罔闻，无动于衷，百般狡赖。说什么“不知道”、“不认识”，还说什么，为她的信呀，照片呀，不值得抄家啊！说得好轻松啊！
公诉人江文予以严厉驳斥。
法庭将会告诉江青：法律并非儿戏！
江青为之狡辩的当然都是谎话。据查阅有关资料得知，江青最担心骇怕的不是一封信，而是要查找两封信，可是尽管她机关算尽，还是始终没有找到这两封信。
原来，电影艺术家郑君里和江青是艺友。江青和她第二个丈夫唐纳，在杭州六合塔结婚的时候，郑君里是他们的证婚人和婚礼主持人。后来唐纳远走海外……沧海桑田，１９５７年毛泽东为怀念杨开慧，创作了《蝶恋花•；答李淑一》这首词，哪知江青得知后妒火中烧，与毛泽东大吵大闹，叫喊什么，你怀念杨开慧，我就想唐纳。于是江青写信给上海的郑君里，求他打探唐纳的信息以续旧情。这是一封信。还有一封信，那是江青在１９３６年６月写给唐纳的求爱信。这一封信飘落何方，只有天知道；江青写给郑君里的信，郑君里收到后好犯思量。郑君里是何等聪明，他知道江青是个反复无常之人，深恐日后招惹是非，当时就把那封信烧掉了，成了预付江青西去黄泉的买路钱。
第三篇 唇枪舌剑江青在庭审中的丑恶嘴脸（7）
四、江青把她的犯罪活动说成是“合法的”
第一审判庭于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１２日和２３日，第五次、第六次开庭，对江青诬陷迫害老干部的犯罪事实进行审问、调查。
审判员问江青：“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１日，康生根据你的要求，亲笔写了一封绝密信，随信附有诬陷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名单，是不是事实？”
江青承认名单是她要的，但却狡辩说：“这是正常的，合法的”。又说什么当时要开十中全会，她要“了解情况”等等。
审判员甘英当即指出，被告人江青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有什么资格为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做准备？这完全是不正常、不合法的。
公诉人江文、王振中驳斥了江青的狡辩。指出，江青、康生合谋搞的名单，是他们一伙为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策划篡党夺权的阴谋。“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江青、康生一伙到处点名批斗和点名诬陷许多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据可查者，康生直接点名诬陷了５９２人，其中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１２０名。仅据江青１９６６年底至１９７４年７月的部分讲话录音，其中就点名诬陷１７２人，其中有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２８人。这些人都遭到了迫害。
公诉人指出，江青在１９６８年９月１８日的一次讲话中，就诬陷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是“军统特务”。还诬陷胡乔木“叛变了”，诬陷周扬是“内奸”；江青还点名诬陷了齐燕铭、王昆仑、荣高棠、田汉、钱俊瑞、廖沫沙、孙泱、陈光、陈荒煤、刘白羽、阿甲、王昆等是什么“特务”、“叛徒”、“反革命”、“里通外国分子”。致使他们遭到残酷迫害，有的被关押长达六七年之久，有的含冤去世，有的老婆孩子都遭受株连，家破人亡。
审判员审问江青，这是不是事实？江青不敢正面回答问题，却胡搅蛮缠说：“可能是你们的记录搞错了吧？”
法庭当即宣读并播放了江青１９６８年９月１８日接见中国京剧团、中央乐团等单位代表时的讲话录音，播放江青１９７０年７月３日的讲话录音。
审判员问江青：“是不是你讲的？”江青不得不承认是她的声音。
被害人，原北京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昆仑由女儿王金陵扶进法庭前来作证，由女儿代他宣读控诉书。王昆仑说：“在监狱里，江青、康生、谢富治一伙指使专案人员大搞逼、供、信。强迫我招认是‘特务’，是‘反革命’。我从３０年代开始就在党和周恩来等中央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曾经跟蒋介石面对面斗争过。他们竟然诬陷我是‘特务’、是‘反革命’。我坚决抵制，他们就对我横加摧残，戴上背铐，拳打脚踢，我的牙被打断，头被打肿，双腿不能行走。同时，我的全家都受到迫害。他们一伙不仅把我爱人曹孟君看作‘特务’，还要把我的兄弟姐妹，我的女儿金陵，统统打成‘特务’及‘特务嫌疑分子’，甚至连我的第三代，当时只有十四五岁的外孙女儿也受到株连之苦”。
中共北京市委原统战部长廖沫沙今天也出庭作证。他说，江青说他是“特务”，而且是“很厉害的特务”完全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
廖沫沙说“我从十几岁在湖南当学生的时代起就参加革命工作，一直在党的教育培养下长大，几十年中一天都没有离开过党的领导和指示，一天都没有停止为党和人民工作。１９３３年，我在上海左联的时候，江青刚到上海就认识我，不久又同住在田汉的楼房里，她还多次到我住的房间来闲谈过。１９５５年初，我生病住在北京医院里，江青还到我的病房来，谈起过去上海的情况，还津津乐道，达一两个钟头之久。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完全了解。可见她是故意诬陷我，制造冤案。我被无辜关押了八年多，流放劳改了三年。挨批斗也有几百场，肉体受尽了酷刑，我的满口牙齿都被打落了……”
廖沫沙还叙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著名作家老舍等人致死的情况。他说，北京市的干部和群众受到株连迫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