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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人是这个传单案的后台，并说要“很认真地穷追，追到哪个就是哪个”。阴谋把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诬陷为现行反革命。陈伯达还利用他主管“陆定一专案”之机，对陆定一横加了“叛徒、内奸”等莫须有的罪名，并从生活上、精神上、肉体上对陆定一进行残酷迫害。
公诉人还指出陈伯达无中生有制造“冀东惨案”所犯的罪行，充分说明，被告陈伯达积极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篡党篡国、祸国殃民，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为目的的犯罪活动，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其罪行是严重的。建议特别法庭对被告陈伯达根据其罪行及认罪态度，依法予以应得的惩处。
陈伯达用他那令人很难听得懂的福建话，为自己做了一个小时的辩护。
在陈伯达辩护之后，他的辩护律师甘雨沛为他做了三点辩护。
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我们接受委托，作为被告陈伯达的辩护人（另一位辩护律师为傅志仁）。我们接受委托之后，认真查阅和研究了本案的案卷材料，多次会见了陈伯达……
第二篇 短兵相接大奸似忠的陈伯达（4）
我们对本案已经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特提出以下几点辩护意见：
（一）被告陈伯达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被告陈伯达在诬陷、迫害刘少奇这一共同犯罪活动中，他负一定罪责，但他的地位和作用不同于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被告陈伯达早在1970年庐山会议时就已被揭露，同年10月即被隔离审查……而事实上，江青反革命集团在陈伯达被揭露后，还继续进行犯罪活动长达6年之久……他不能对这些罪行负责。
（二）关于被告陈伯达在“冀东事件”中应负的罪责问题……他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但是，成千上万人被诬陷、迫害，数千人死伤的后果，也并非仅仅由于被告陈伯达的话所能造成的，实际上还存在一些其他因素……因此，陈伯达对此严重后果，应负一定罪责，而不能负全部责任。
（三）关于被告陈伯达的态度问题。被告陈伯达在庭审过程中，承认了全部犯罪事实和所造成的后果，承认他的“罪恶是重大的”，并一再向法庭表示他承担罪责，接受应得的惩罚，态度是比较好的。
以上三点辩护意见，请法庭在评议本案，确定被告陈伯达的刑罚时，作为从轻的理由予以考虑。
在辩护律师结束发言后，陈伯达再度要求陈述，说了三点意见：
批判刘少奇这个问题我负有大罪，我只说一句。
对陆定一同志，在专案组上我写了那个三条，也是有罪的。
第三，冀东的问题，我说了那些话是有罪的……
至此，主持法庭辩论的审判长曾汉周宣告：“现在宣布辩论终结。陈伯达，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陈伯达第三次在法庭上发言。他请求法庭对他宽大处理。他说“整个案子可以判处死刑”，但是“不一定采取这个措施”，当然，如果“不能平民愤，那么杀掉也可以”。
陈伯达陈述完毕，审判长对他说道：“被告人陈伯达，法庭要进行评议，你等候宣判。听懂了吗？”
陈伯达答道：“听懂了。”
法庭辩论至此结束。
第三篇 唇枪舌剑叛徒江青其人（1）（图）
赖着不肯离开法庭的江青被强制拖出去。
江青，女，又名李云鹤、李鹤、李云古、蓝苹等。江青对李云鹤这个名字很欣赏，她曾说：“蓝色的云彩，鹤是轻盈的鸟，飞在天空是很美的，鹤立鸡群吗！”据知她在演《娜拉》时改名蓝苹，寓意“青出于蓝，更胜于蓝”。江青１９１４年出生于山东省诸城县一个地主家庭。江青出生时，其父李德文６０岁，是他的小老婆所生。１９２６年江青到天津，在他姐夫、奉系军阀部队军官王克铭家中，仍过着剥削阶级生活。１９２９年春，在济南加入山东省实验剧院，深得该院院长国民党山东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赵太侔的赏识。１９３１年春，江青由赵太侔资助进青岛大学当旁听生，后来与青岛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赵太侔的内侄俞启威（黄敬）结识并同居，１９３３年２月由俞启威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７月，因叛徒出卖，俞启威被秘密逮捕，江青出逃上海，失掉了组织关系。１９３３年秋，江青由上海左翼“剧联”介绍进入“晨更工学团”，分配在店员识字班里当教员，教唱歌、辅导识字、读书。 “晨更工学团”原是１９３１年春，陶行知从日本潜回上海后组织的各种工学团之一。“工学团”，“工就是做工，工以养学；学就是学科学，学以明生；团就是团结保生”。当时即１９３２年，工学团在上海西郊北新泾镇陈更村成立，故名“晨更”。“晨更工学团”负责人为徐明清，当时为左翼教联常委，她把晨更工学团的教员２０多人中的共青团员组织起来，成立了共青团支部，支部书记为陈企霞。不久吸收江青加入共青团。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下旬，共青团中央交通员、青岛地下党员乐若在上海兆丰公园（即今日的中山公园）与江青见面时，发现有人跟踪，乐若因熟悉地理环境，及时逃出，江青被捕。敌人原来是抓乐若的，是碰上了江青。 江青被关押在伪上海市公安局，由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审讯组赵耀珊（绰号黑大汉）在公安局特务股楼上审问，训练股编审组长朱大启参加了审讯。 特务股的这些人看江青长得漂亮，优待她住小号（监房），夜里常被叫去陪几个头头喝酒，清唱戏段，说她“很乐观，很活泼，京剧唱得怪好听的……”江青不久便填了登记表、保证书、自首书，说反对共产主义，拥护三民主义，于１２月出狱，成了可耻的叛徒。 江青出狱后不久，正赶上徐明清的母亲从山东乡下打电报来说，有病想念女儿，徐明清的父亲是中医，她借此机会带江青到临海老家躲风头和调养身体。 １９３５年，江青又回到上海，以艺名蓝苹进入话剧界、电影界。正赶上由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一群热心戏剧的左翼文化人组织筹备排演易卜生的名剧《娜拉》。经熟人介绍，江青得演《娜拉》。名剧还未上演，江青就引起了国民党文化特务分子，也就是张春桥（狄克）的上级—— 《大晚报》文艺副刊《火炬》主编崔万秋的重视，他们又都是山东人同乡，二人很快就结识了，并且交往频繁。１９３５年６月２７日《娜拉》在金城大戏院首次演出，“蓝苹”的大名出现在报端。崔万秋在他主编的副刊上经常发表文章，刊登剧照，大肆吹捧江青是什么“典型”的北国女性，“山东戏剧运动的功臣”等等。 江青曾积极参加１９３６年９月国民党反动当局为蒋介石５０岁生日祝寿的“购机祝寿活动”的“祝寿游艺大会”活动，从事拥蒋，为国民党效劳…… １９３７年７月江青到达西安找到徐明清。 徐明清先于江青到达延安，这是因为徐明清于１９３５年４月２０日，由于叛徒的出卖，在女工夜校里被捕。她在被捕时急中生智把情况设法转告给她的领导人——她１９３３年入党的介绍人王洞若。经过党组织和陶行知先生的多方营救，徐明清于１９３６年６月被保释出狱。因为她在上海为敌人所熟悉而不便于工作，为加强东北军中地下党的工作，于１９３６年７月调来西安，先任东北军中共妇女支部书记，后来担任中共西安市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公开职业是陕西省立西安北大街幼稚园主任。江青在上海得到徐明清的地址，来到西安。 徐明清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先向叶剑英夫人危拱之汇报了江青的情况，又领着江青见到了邓颖超同志。 江青来西安没带任何组织手续，只有本相册拿给大家看，可以证明她是个左翼演员的身份。而这个相册还是曾经照顾过她的女友秦桂贞看她在收拾行装时有许多照片无处放，花掉了一个月的工钱买来送她的临别赠品。江青临走时，也只有这位女人为她炒了一碗木须饭送行。 江青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经过博古（秦邦宪）面谈考核准许她去延安。 江青到达延安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审查她的党籍问题。据各方面有关材料分析，是通过黄敬证明了江青的党籍，即江青在１９３３年１９岁时，由黄敬介绍在青岛加入中国共产党，使她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于１９３７年１１月进入中共中央党校第十二班学习。
第三篇 唇枪舌剑叛徒江青其人（2）（图）
30年代的江青
江青入学不久，康生就于１１月２９日由莫斯科回到延安。担任中央党校的校长，江青是学员。“他乡遇故知”，江青找到了康生这座“靠山”。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中旬，江青要同毛泽东结婚时，党组织审查江青的历史，尽管康生做了手脚，中共中央政治局还是对江青做出了限制性规定：“江青只能以一个家庭主妇和事务助手的身分，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与健康，将不在党内机关担任职务，不干涉政治。” １９４２年２月，延安开始整风，即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又是审查干部、清除内奸。江青受到审查。康生又一次保护了江青…… 直到十几年以后，江青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的职务。这个不安分的女人，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批判影片《清宫秘史》。正是： 江上有奇峰， 锁在云雾中。 寻常看不见， 偶尔露峥嵘。 江青这一“露峥嵘”非同小可，恰似灾星降临：造孽天下，祸国殃民，兴风作浪，十年不宁。 江青还是个以自我为中心忌妒成性的女人，她可以把贺子珍、毛泽东的女儿、女婿赶出家门；她可以把毛岸英烈士的遗孀和后来毛泽东为她物色的继夫投进监狱；她还能把恩人、好心照顾过她的秦桂贞骗到京城，关入监牢押了七年多…… 然而，她对反革命的哥哥却百般呵护、包庇： 江青哥哥李干卿，充当过日伪和国民党的警长、巡官、局员、津浦铁路防奸组组员。１９３９年在日本宪兵队特务指使下，李干卿两次写信对江青进行策反，是个有历史罪恶的特务、反革命分子。解放后，江青和李干卿从北京到济南往来多次探望。１９５９年李干卿去北京，住了４０天，江青接他到中南海谈话。江青在同年去济南告诉她哥哥李干卿，济南铁路局审查他的历史问题，“你要稳住，不要害怕，还有上边嘛！”１９６０年江青又告诉李干卿，“有人找你的麻烦，你可以完全不理。”１９７３年李干卿又去北京住了１６天，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送他茶叶和照相机等礼品。１９６９年江青通过叶群、王效禹，把李干卿提为干部，工资由６４．５元提到８３元，住房由两间增加到六间，享受特殊照顾。 江青长期隐瞒地主家庭出身。江青在“小传”中说，我是生在一个已经走向没落的小资产阶级的家庭里，在我的记忆里，童年的生活是充满了恐怖、凄凉的情调。这完全是欺骗。 据中共山东省委调查组１９７６年１２月２５日《关于江青家庭情况的调查报告》证实：江青出身于山东省诸城县的一个地主家庭。其父李德文在城关经营旅店和木匠铺，有房屋１４间，敞棚６间，雇长工一人，还有两个盲人专为他家推磨，忙时雇有季节工若干人。其后又将店房出卖，典入本县大地主的土地１２０亩，全部出租，每年收租一万多斤粮食，全家不劳动，以剥削为生，江青从小就过着寄生生活。
第三篇 唇枪舌剑江青、康生勾结，作恶多端（1）
一、欺世盗名的康生，是个政治骗子
康生，１８９８年出生于山东省胶县一个地主家庭。小名张旺，幼时读过五年私塾。据《人民的审判》书中记载，１９１４年张旺因在乡里打架斗殴，被其父禁闭在家中，由把兄弟陈舜庭带出到青岛礼贤中学读书，改名张宗可，１９１７年夏，中学毕业，这年秋天，因为家里遭到土匪抢劫，全家迁居诸城，康生又改名为张裕先，入诸城教师讲习所学习。这时的康生才成为李云鹤（江青）的同乡。不过康生当年在诸城高等小学当小学校长时，江青才只有四岁，还是个孩子，他们谈不上什么相识。
１９２４年夏，康生到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读书，又改名为张耘。当时上海大学总务长是全国闻名的工人领袖邓中夏，而社会系的主任就是著名的共产党员瞿秋白。张耘于１９２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化名张容，后改名康生。
康生在１９３０年，中共江苏省委改组后，调到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组织部任秘书长，１９３１年初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３０年代参加中共中央的特种领导工作。曾出任中共驻莫斯科国际代表团副团长，１９３３年，在斯大林领导苏共进行镇反肃托运动时，康生学习斯大林的做法，在旅居苏联的中共党员中，抓所谓托派分子和外国特务，处决了一批，逮捕了一批，流放了一批，大肆制造冤案，包括李立三、陈郁、杨秀峰、何一鸣等同志都被康生陷害过。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发现有国民党特务和日本特务潜入延安，为了肃清敌人，纯洁组织，１９４３年，中共中央做出审查干部的决定，由当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负责肃反工作。康生在审干中任意夸大敌情，掀起所谓“抢救运动”，运用车轮战、疲劳战、假枪毙等恶劣手段，大搞逼供信。康生在陕北公学搞试点，一手制造了“红旗党”大冤案，使一大批来自国统区的地下党员被打成“充当特务、内奸”的“红旗党”党员，将甘肃、河南、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陕西等十多个省的地下党组织诬蔑为“红旗党”，使大批干部受诬陷迫害，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１９４３年８月１５日，党中央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提出了审查干部的九条具体方针，特别强调严禁逼供信，基本上制止了“抢救运动”扩大化的“左”的严重错误。但是，一贯以“左派”著称的康生在甄别“抢救运动”受害者为他们平反时，竟阳奉阴违，玩弄花招，在结论中“留辫子”、“留尾巴”，为日后继续整人埋下伏笔。直到粉碎“四人帮”，“红旗党”的问题，才得到彻底平反，“抢救运动”的流毒才被彻底肃清。
康生，从历史上看就不是个好人，素以性格阴险、整人残酷著称，他这人和他的名字一样善于随机应变，一遇到适宜的政治气候，便以大“左”派面目出现，玩弄权术，搞阴谋诡计，兴风作浪，大肆栽赃陷害忠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同林彪、江青沆瀣一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进行了一系列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他是诬陷、迫害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元凶祸首。事实证明，康生是个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是个血债累累的刽子手、政治骗子。
康生与江青同乡，但相识还是从１９３７年１０月以后。康生在江青到达延安三个月时，从莫斯科飞到延安。康生到中共中央党校，接替李维汉任党校校长，江青正好在中央党校第十二班学习。因为是同乡，江青又很会巴结，康生就成了她的“靠山”。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中旬，江青和毛泽东结婚，最反对这件事的是张闻天，最支持的人就是康生。江青和毛泽东结合，面临第二次审查她的历史问题，是康生保了她；１９４２年延安整风审查干部时，康生正好任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他扣压下揭发和怀疑江青历史问题的材料，又一次保江青过关；１９４７年“三查、三整运动”中，康生再一次保护江青过关。这就是著名的“肃反专家”康生之所为！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说，康生成了江青的“护身符”。
康生出于不可告人的卑鄙目的，知道有这样一个女人在毛泽东身边，对他的好处。
就是这个政治投机分子康生，“文化大革命”伊始，嗅到他的机遇到了，于是派他老婆曹轶欧窜到北京大学，鼓动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全国第一张大字报”，从此全国高校陷入混乱。就是这个康生，把在延安时是谁告发江青的，告发她一些什么问题，全部告诉了江青。而那些向党中央反映过江青历史问题的人，没有一个不遭受江青迫害的；就是这个康生，在他临死的时候，特意向王海容、唐闻生告知“江青、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我希望你们俩把我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