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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强行赋予的神性（3）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我倒不是想说，所谓医学也是这么一种玩艺。但在眼前这个社会，可以想象的是，如果能绕开物质烦恼，医生这个职业更容易接近神性。最简单的就是，如果没有物质烦恼，谁会愿意为收一个几千块的红包坏了名声，谁会为几块钱一盒的回扣拼命开药？人之初，性本善，没有一个医生是生来就想变坏的，甚至有一部分人在年轻时，曾怀着救死扶伤的理想跨进医学院，只可惜后来在无奈的“社会化”过程中，一步步妥协变卦。
2005年，国内著名的经济学家汪丁丁也提到了医生收入问题，他给医疗改革定下的紧急之务是—将医生收入市场化。而几乎在差不多的时间，中国医师协会倡议全国的医生去学习《医师宣言》，其中涉及了三项基本原则和十条职业责任，是欧美几大医学联盟共同发起写成的，并于2002年首次发表在欧美权威医学杂志上。不同于希波克拉底誓言的是，它是新时代的宣言，希望能建立医师在新的市场经济下的行为准则，把医生和病人、医院和社会的混乱关系理清。只是这样的学习，仍旧没能回答剩下的许多问题，它也仍需建立在高度自律的基础上才能有效。
有位在美国工作的中国医生，在30多岁时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在中国做医生的选择，他不无感慨地这么对我说：“某种程度上，物质的贫乏放大了我们人性中劣根的一面。美国医生不能说都清白，但在物质到达一定基础后，他们重名誉超过金钱。现在对公务员不也提倡高薪养廉吗？中国的医生，即便是特别正规的七年、八年制毕业的，也比印度医生、东南亚医生穷多了。一届毕业的同学，在40岁之前，绝对是进公司的比当医生的挣得多。按照社会的价值体系，这些医生的价值怎么能够得到体现呢？我当时在国内就担心，自己即使想洁身自好，恐怕日后也心有余而力不足。
“要是每个医生一个上午可以慢条斯理地看十来个病人，那么在病人看来，这个医生即便医术平庸，也因为可以握着病人的手，朝病人友善地微笑，变得可亲、神圣了起来。要说中国和美国医生的道德基因有什么显著的区别，我还真不相信。但制度的不健全、不科学最后却都集中在医生身上，一并展现给了病人和舆论。”
当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以后，医生这个职业是否就能最终成就神性了呢？by hzyben from sjshu/？a=hzyben不巧的是，在每一个时代，我们会发现其中总有那么一两个问题解决不了。生活在现代，生活在中国，我们并非是最背运的病人，面对着一群最糟糕的医生。
在18世纪，人们讽刺那些医术很烂的医生为“看护尸体的家伙”。
19世纪，法国有个姓杜米埃的画家，一生以漫画作为战斗武器，医生自然也不放过。他锐利搞笑的画笔下，有自我感觉良好的医学教授，有敲诈病人钱财的黑心医生，有四处招摇撞骗的江湖大夫……他的漫画中最典型的医生形象是：看上去皮笑肉不笑，表面友好但内心冷漠。
20世纪一幅德国的漫画里说：“医学是为一等病人服务的，而三等病人是为医学服务的。”
甚至“红包”一说，也由来已久。在一些关于中医的书中这么记载：中医出诊要轿子去请，医生来家中开出处方后一般要酒饭招待，还要自觉给一红包。钱不拘多少，家境好的多给，差的少给。
关于医生带着浓重商业味道的说法，在中国则有：“打盐水一针，收大洋十元。”
……
几乎在每一个时代，总有“江湖医生”、“庸医”的说法，现在我们还经常用这些词来讽刺那些混迹在医生队伍里的“伪劣产品”。
因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着神性的期待，在遇到不符合期望的现实时，人们产生了更强烈的怀疑和愤怒。出于对生命顽强的眷恋、对疾病的恐惧，无能为力的人们只能逞口舌之欢，发泄一回特别的失望。所以这些年，对医生的刻薄话前所未有地多，也前所未有地狠。这么多年来，像白求恩、南丁格尔这样的榜样仍未过时，时不时被拿来激励着后生。榜样的存在，也说明了同类的稀少。
期望与现实的落差，其实从来就有，也并非到今天才愈演愈烈。在一个道德基因渐渐被稀释，其他诱惑纷拥而上的时代，我们对道德的幻想，能寄托的可能只有医生这个职业了。可惜，他们从来就不是上帝，也不是传教士，他们也演不好和我们美好期待相对应的那份艰难的对手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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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情”的手术刀气质（1）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几位20世纪80年代的协和医学生曾经组了个乐队，名字叫做“手术刀”。他们的“手术刀”音乐，冷静、深刻，形象地表现了医生骨子里流淌的“冷漠”气质。
冷静和深刻，可能正是医学生生活给每个医生打下的烙印。但也就是这种手术刀般的冷静和深刻，总难与人们期望的温暖、亲和力同时出现，在同一时间呈现给病人。
解剖课是开头第一步。最简单的，从对人体的模糊认识到确切分解，每个医学生都经历了这一过程。而这个过程，可能是别人永远无法经历的。解剖课的本质不仅在于积累解剖知识，更多的是赋予医学生一种“手术刀”的气质。这种气质让他们开始直视现实，直视身体的美与丑，直视那些巧夺天工的构造以及身体处处可见的恼人细节。当医学生拿着手术割下的标本一路小跑送到病理实验室，那些刚从活人身上切下的部分被福尔马林浸泡，然后经过纯粹技术的处理，成了一张张压在薄薄玻璃板之间的切片。在显微镜下，它们是一张张图，而且这些图并不美好，因为它们告诉人们的是，这具血肉之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时的医学生，开始知道如何从混沌的血肉之躯快速抵达“本质”。但是请注意，这本质，对于医生来说，是一堆包含着“问题”的本质，而他终日面对的就是这些来自身体的“问题”。
曾经是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学生的契诃夫，有人这样评论他的作品，像一把“笑与泪之间的刀子”。肖斯塔科维奇如此回忆契诃夫：“我贪婪地阅读契诃夫的著作，因为我知道一定能从中找到一些关于起始和终了的重要思想。”在他眼里，“契诃夫对生命的终了的看法很明智。他认为，‘所谓永生’也就是生命在死后的任何方式的存在完全是胡说，因为这是迷信。他说我们必须想得明白些、大胆些”。但这种明白、这种大胆，是否就是人们喜欢的明白和大胆呢？
比如，高尔基就很不喜欢契诃夫。高尔基说读他小说的时候，“人就会感到自己是在晚秋的一个忧郁的日子里，空气是明净的，裸的树，狭的房屋，灰色的人们的轮廓是尖锐的”。
在接受医学训练的年轻日子里，医学生生活就像一次去未知地区的旅行，你不能预知前面会看到什么景象。医学生在旅行过程中，不期闯入视野的那些景象是不愉悦的，是和疾病相关的，是和死亡联系的。它们撞击着你，挑战着你的感受极限，折腾着你的习惯思维。
在上学时，每个医学生都会被逼着去面对“起始”和“终了”这两个问题：新生命以各种方式诞生，曾经存在的生命以各种方式终结，还有存在于这两者之间的—从死亡线上被医学拯救回来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
2004年，林兆华重新导演契诃夫的《樱桃园》时，再现了契诃夫这位医生作家最感兴趣的话题—人在永恒的变化面前的无奈。人们说，契诃夫似乎有意地使我们在感情上无法同任何一个剧中人接近，因为他对每个人物都怀有一种戏谑—一种绝非恶意的嘲讽，一种悲悯的戏谑。虽然最终还是源自冷静的爱，但这种医学教育留下的独特“手术刀”气质，事实上可能并不招人喜欢。
除此之外，经年的医生生活，接触不同背景、不同经历的病人故事，往往让医生阅尽人间冷暖、世态炎凉。为了不让这样的故事总是对自己造成情感上的冲击，他会不得已和病人保持一定的情感距离。出于情感的自我保护，他会把自己安置在相对安全的情感地带。这可能是“手术刀”气质的另一道寒光。
一名哈佛医学生在名叫MURMUR的哈佛学生报上，写下了自己的困惑：《急诊室的故事》中，一个单身妈妈出了车祸，她的小儿子受了伤，之后她开始酗酒。孩子的父亲意欲夺回两个孩子的监护权，单身妈妈逃出了医院，用酒精浑身上下浇透，在车里点了火。等她被带回急诊室时，皮肤大面积烧伤，高达90％的面积！单身妈妈临终时对一个医学生说出了送给孩子的最后一句话：我爱你。
作者不禁问自己，要是日后自己在临床工作中碰到这样的情况，会作何反应？
这位哈佛医学生回忆，自己在几个星期前，听一个病人讲她儿时被强暴的悲惨历史，这段历史直接导致了病人日后的成瘾性疾病。在听病人讲述病史时，作者强忍着自己的眼泪，不停地告诉自己：“同理心是医生必须具备的，自打进医学院第一天起老师就这么说，要做一个体贴的、有同情心的医生。我们要学着去尊重病人，对病人循循善诱，对坏消息回以同情。”
但作者又说：“我有时想做的正相反—和病人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他的故事不会太打动我，不会从情绪上压倒我。”这位哈佛医学生的困惑是：作为医生不应该从情感上放弃病人，或者当病人需要他的温情时临阵逃脱。但是，医生怎么面对那些遭受过严重生理和心理创伤的病人？医生怎么处理自己的情绪反应，保护自己不致受影响？
“在我目前所接受的教育里，还没有有效的方法去解决病人和医生之间的这种问题，我只能自己去找一些看似无情的方法。我可能不再追问病人过去的创伤历史，而是面对病人的那些问题赋予更多的理性，这时病人不再对我情感上造成威胁冲击，而仅仅是说明X和Y之间关系的一件事而已。”这位医学生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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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情”的手术刀气质（2）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事实上，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困惑和问题。曾经有一项对临床医生的研究也表明，如果在那些类似临终关怀这样紧迫的、有压力的情境下长期工作，医生们保护自己的办法只有—和病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当病人的生存希望比较渺茫时，这些医生会变得情感疏离，很少让自己动感情，他们更多地就事论事，谈论一些和疾病相关的科学层面的问题、护理时的技术性问题，而不是情绪反应……这些看似无情的方法，只是为了不让眼前的悲剧对自己的情感造成过度的威胁和冲击。
看一场戏，如果认真地看、投入地看，心理还能承受；如果连续看、成年累月地看，起码心理上会疲惫不堪。于是我们有时走神，有时漠然。
但如果医生是观众的话，他面对的却是一个以生死为主题、悲剧居多的舞台，而作为演员的病人，每个人的身份独立而特别，但相同的是他们都脆弱、敏感、忧心忡忡，渴求着温暖感情的回应。一个温情的医生，每天要做至少8小时的观众，然后知道中间如何适度地配戏，以合适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以每个普通人的经历，这样的悲情戏，一个月一次还算深刻，天天经历，可能就会渐渐麻木了。
医生为什么做不了合格的温情使者？并不是道德沦丧四个字这么简单。作为患者，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在我们上台的那一刻，他是全神贯注的，满腔人道主义的，配合戏分的，如此这般，我们作为患病的悲剧角色才能得到些许的回应。
为什么心理医生的同理心能做得比临床医生出色？一个真正的心理医生一个星期顶多看10个病人—充分的感情交流、不停的同理心体验，然后他们的专业训练还教会他们如何校正自己的心态回到正常，以避免患上心理障碍。
而一个内心过于敏感、细腻的人，并不适合做医生。据说达尔文在医学院学习时，麻醉药还没有问世，病人做手术是拿绳子五花大绑在手术台上，一刀割下去，手术室里发出阵阵嚎叫。内心细腻敏感的达尔文，无法忍受眼前的痛苦场景，逃出手术室，再也没回头，后来他投身到生物界。
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本能保护，医生可能被迫采取的退路是站得远一点—距离上远一点，感情疏离一点，像端详一架机器那样打量眼前出错的身体。但这时，不舒服的是病人：“我在生命的舞台上上演的是悲伤的戏，你居然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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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医院，小医师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一个小医生的成长史其实充满了辛劳，就算比做旧时代学徒，也不为过。作为凡人的医生，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从住院医算起，起码最初的五年生涯是没有自主权的、黯淡无光的，同时他还必须时刻记着给自己抹上润滑剂，成为医院这个大机器上一颗不碍手碍脚的螺丝钉。医生每天的主题不像我们想象的仅仅是面对病人这么简单，但是他们专业工作之外的烦恼和困扰，似乎从来就不在我们的关注范围之内。
在医学院时，同班的一位台湾同学强力建议我们看一本叫做《大医院小医师》的书，作者是台大医院麻醉科的一位叫侯文咏的主治医生。那时，我们已经开始穿着白大褂在医院开始了见习生活，多少算是真正进入了医院的现实社会，或多或少获得了自己认为最真实的医院感受。
《大医院小医师》读过之后，我们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菜鸟”、PMP、PMPMP这几个词，平时，大家也经常高频率地使用它们自嘲一下，或是互相开玩笑。
书里的“菜鸟”说的是大医院里的一帮实习或者住院医，在医院里没有地位。主治或者教授查房时吩咐做的事，他们要拿个小本一字不漏地记下，诸如哪床病人要催化验单，哪床要推到放射科拍片子，哪床要改医嘱……一般查完房下来，起码能记上两三页纸。一天下来，把做了的事按次序划上勾，直到勾满为止，活像一只按菜单办事的鸟。“菜鸟”这个词深得人心，因为它形象地形容了小医生在医院里拿着小本本，飞奔在各个楼层和科室之间的小人物形象。
PMP和PMPMP则是书里总结的小医生在大医院里的生存之道，PMP是“拍马屁”，PMPMP是“拼命拍马屁”。对于大医院这个等级制度森严的官僚小社会来说，掌握这两条生存之道是必要条件，没有它们不行，但仅仅有它们并不够。台湾同学的先生在新西兰也是学医的，正在大医院做住院医。她感慨说：“天下的医院其实差不多，我先生看了《大医院小医师》后也深受启发，活学活用PMP和PMPMP，当然，这依旧改变不了菜鸟的命运。”她补充一句：“所以他决定自己开业。”
我在轮转妇产科的时候，有一天因为科里同时开台的手术很多，助手不够，我就被临时排上了。主刀的是一个传闻中急脾气的女教授，我本以为做完一台手术就可以结束了，结果到了12点这位完全进入状态的专家，决定紧接着开第二台手术。可怜那天，菜鸟我没吃早饭也没吃午饭，站在台上饿得头晕眼花，时时觉得头重脚轻。突然，教授拿止血钳猛地敲了一下我的手，大声说：“发什么呆呢？”我才意识到拉钩的手稍稍动了一下，手被打得生疼。
其实，类似的菜鸟挨敲的事不在少数，可能是上级医生在面对性命攸关的情况时精神往往高度紧张，另外也是因为菜鸟经历的有限常常处事不够周全。那时在换台间隙我待在手术室闲得没事，有时也会假想一下自己的未来。我发现这个图画的模式简直是一定的。如果进了手术科室，我能围着手术台马上定位出工作前三年会待在拉钩的位置，再往下几年做个二把刀，然后熬着年头做主刀。等到了教授级别，便站到了曾用止血钳敲我手的那位老师的位置。这张未来职业的图画，真是一目了然，几乎没有任何意外和偏差。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最重要的估量就是，如果进入这张带有等级和官僚色彩的图画，将要付出多大多久的忍耐和坚持。
那些最终成为医生的人，不管自愿或是情非得已，最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