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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这位起自民军的民军领袖，当过湘西护法军第五军第五团第一营营长、团长、湘西巡防军第二支队支队长、四川讨贼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兼第九混成旅旅长、建国川军第一师中将师长、澧州镇守使、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
六师师长、第一师（后改编为独立第十五师）师长、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军长。然而，就在共产党处境最为艰难的时候，贺龙参加了共产党。
1927年7 月28日，贺龙在南昌第二十军军部热情地迎接了前来领导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一见面，周恩来就紧紧握住贺龙的手说：“我来拜访你，不是礼节性的，开门见山吧！我是找你商量起义计划的。我们立刻谈行吗？”
贺龙连连点头说：“好极了，我洗耳恭听。”
周恩来笑了：“洗耳恭听是不够的。你是大将军，光动耳朵怎么成，还要动手动脚动枪炮呢！”
周恩来对贺龙说，昨天根据中央决定成立了中共前敌委员会，成员有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决定7 月30日晚举行武装起义。周恩来详细讲述了前敌委员会讨论过的起义计划。讲完后，周恩来问：“贺龙同志，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贺龙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
周恩来点点头说：“共产党对你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前委任命你为起义军总指挥。”
贺龙一怔，这怎么行？他知道来南昌参加起义的部队，除二十军外，还有叶挺领导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等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而他……
他有些坐不住了，呐呐地说：“我还没有入党……”
周恩来说：“党是相信你的。你看，刚刚你还讲过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怎么第一个命令就……”
“好，我服从。”贺龙马上表态。
“这就对了。”周恩来说：“南昌守军有三千多人，朱培德的第五路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很有战斗力。我们决定由叶挺同志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团团长。想请你和伯承同志一起订一个具体作战计划。我想，起义军总指挥部和参谋团就设在你的军部，你看可以吗？”
贺龙说：“很好，一切服从命令。只是要快，我们这出戏是杨排风上阵，连烧带打呢！”
就这样，贺龙和周恩来、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领导了推迟至8 月1 日凌晨的南昌武装起义。在起义军南下途中，贺龙加入了共产党。
很多人对贺龙在革命低潮时期抛弃高官厚禄，冒着杀头的危险，跟共产党闹革命很不理解。其实他早就下了决定，不论起义成功还是失败，都要跟着共产党同国民党反动派干到底。在起义遭受挫折时，他说：“现在情况很严重，我只有两句话：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第二，宁可站着死，不能跪着活。”因为贺龙投靠共产党，国民党悬赏十万大洋捉拿贺龙，周恩来曾风趣地说：“贺龙同志，你的头很值钱哟！”
而贺龙则说：“我这颗头早交给党喽！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跟着党走。”
贺龙曾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红二军团总指挥兼红二军军长、红三军军长、红二军团军团长、红二方面军总指挥，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是“用兵多诈”的杰出指挥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作为八路军第一二○师师长，挥师抗日，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 1940 年1 月，阎锡山制造反共的“十二月事变”，根据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指示，贺龙与关向应率一二○师主力
紧急回师晋西北，2 月任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书记。他指挥了1940年夏季反“扫荡”，指挥晋西北部队参加了“百团大战”。11月成立晋西北军区时，任司令员。
“贺龙、林枫速来延安！”
贺龙正在与指挥员们讨论如何做好反“扫荡”的扫尾工作时，接到了中共中央的指示。
贺龙心想，此时召我和林枫去延安，一定有新的重大的任务。当时，贺龙在晋西北指挥部队在敌占区和交通线上四处出击，取得了反“扫荡”的重大胜利。接到电报后，他把反“扫荡”的扫尾工作向其他同志做了交待，即同林枫赶往延安。
出乎贺龙意料的是，延安用极大的热情欢迎他。1942年3 月2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边区政府、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举行盛大欢迎会，欢迎一二○师师长贺龙、刚从苏联养病回来的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和去绥德、米脂视察归来的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主持了会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也参加了会议。
谢老先请林彪讲话，林彪忙客气地说：“该受欢迎的不是我，而是从前方归来的贺师长和我们的李副主席，还是请他们先讲吧！”
谢老忙看了看贺龙，风趣地对大家说：“我们的贺师长是一条龙，转战华北，日本鬼子没奈何他，能降服这条龙的只有纯阳老祖，可是，纯阳老祖又在我们这边。贺师长，你就先说几句吧！”
谢老说这番话，意思是说贺龙这位战将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只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服从中国人民的意志，别的什么力量都奈何他不得。
贺龙在热烈的掌声中站起来，对大家说：“我是个普通党员，现在回家来了，是不该受到这样盛大的欢迎的。”
接着，他简要汇报了一下晋西北春季反“扫荡”和晋西北根据地建设的情况，最后，他深情地说：“晋西北根据地能建立起来，主要是我们忠实执行了党中央的正确政策，执行了我们的领袖毛主席的指示。”
毛主席调贺龙来延安，是想让他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但他没有将这一想法马上告诉他，而是先让贺龙参加由朱德领导的军委考察团，检查八路军留守兵团的工作，熟悉陕甘宁边区部队的情况。
八路军留守兵团是为保卫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于1937年8 月25日决定建立的，由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七一八团，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旅部和第七七○团及3 个师的部分直属营共9000人组成，当时称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萧劲光任主任。1937年12月改称八路军留守兵团，萧劲光任司令员，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所属部队除第三八五旅旅部和第七七○团外，其余部队统一编为警备第一至第八团。1938年4 月，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归留守兵团指挥。1939年7 月，中央军委炮兵团归留守兵团建制；8 月，成立关中警备司令部；10月，第三五九旅担负绥德警备区防务；12月，成立警备第一旅。至1941年底，留守兵团辖第三八五旅、第三五九旅、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一团、警备第五团、骑兵团、关中警备司令部、保安司令部等，共3。4 万人。
贺龙接受检查留守兵团工作的任务后，同留守兵团的领导人萧劲光、曹里怀、莫文骅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交谈，了解留守兵团的情况，并深入群众，听取了一些旅、团干部和部分战士的反映。1942年3 月下旬，贺龙在中央军
委检查留守兵团工作的会议上对留守兵团的工作作了总结发言。他肯定了留守兵团在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军队建设上的成绩，但也严肃批评了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对留守兵团在处理与中共中央西北局关系上存在的问题，作了中肯的批评，希望留守兵团今后更好地服从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领导，更加尊重陕甘宁边区政府。朱德同志肯定了贺龙的看法。
1942年5 月13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的决定，任命贺龙为司令员，徐向前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关向应为政委（关在休养，高岗代政委），林枫为副政委。联防司令部下辖一二○师、留守兵团、晋西北新军、三五九旅、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炮兵团。
毛泽东主席要求贺龙解决三项任务：第一，统一晋西北与陕甘宁边区两个区的军事指挥及军事建设；第二，统一两个区的财政经济建设；第三，统一两个区的党政军民领导。
贺龙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按照中央统一军事指挥的要求，对边区部队进行整编。他同副司令员徐向前、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商量以后，决定把留守兵团所属的各独立团及保安司令部所属的四个团统一编成两个警备旅，同三八五旅、三五九旅一道置于联防军统一指挥之下。这一方案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 1942年10月，留守兵团领导机关并入联防军机关，萧劲光为联防军副司令员。贺龙还根据保卫边区的需要，重新划分和调整了部队的防区，成立了军分区，建议由地委书记兼任军分区政治委员，以实现各地区的一元化领导。
理顺边区部队指挥关系后，贺龙带着参谋人员深入各防区视察，了解战备情况。当时，国民党军在陕甘宁边区周围驻有50万大军，对边区实行封锁。
贺龙觉得联防军四个多旅的部队要担负抵抗日寇和防范国民党军的任务，兵力实在不足。因此，他想增加边区军事力量，然而当时正是抗战最困难的年月，边区要扩兵显然行不通，于是，他想起了晋西北，可以调一部分过来。
他把这一想法报告了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得到批准。1942年11月26日，一二○师独一旅旅部及一个团调到陕北，全旅配置在绥德地区。三五九旅全部调往延安东南作为机动部队，以便随时应付国民党顽固派可能发动的突然进攻。1943年6 月，中央军委根据贺龙的建议将三五八旅调到陕甘宁边区，进驻富县以西地区，增强关中地区的纵深防御。
部署完毕后，他又亲自到关中军分区检查了一遍。
由于中共中央及时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阴谋，以及边区军民作好了充分的准备，所以，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蒋介石没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然而，国民党顽固派却组织了一些土匪、特务潜入边区，进行破坏。土匪活动猖獗时，平均每天要发生一次抢案。1943年，贺龙乘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在延安召开的机会，召开了军政干部联席会议，讨论剿匪工作。会后，贺龙连续两次签发剿匪令，确定了“剿抚兼施，军民协力”的方针，制定了对土匪的处理办法和有关政策。经过三个月的努力，陕甘宁边区的8 股土匪被全部肃清，进一步巩固了边区政权，安定了人民生活。
打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后，贺龙针对部队训练中存在的
一些问题，决定重点解决部队训练问题，提高部队战斗力。他对联防军参谋长张经武说：“现在要解决一下部队训练问题。要开一个会，把同志们的不同想法摆出来认真讨论一番，争取今年把陕甘宁和晋绥两个区的部队训练统一起来。”
1943年6 月，联防军召开了陕甘宁边区和晋绥军区团以上参谋长会议，讨论部队训练问题。贺龙在会上提出了一些指导性意见，要求训练为战争服务，部队训练的要求在于能对付两倍到三倍兵力的敌人，做到“一个打三个”。
他打破以往坐在一起讨论的老一套办法，让参谋长们穿上草鞋，去当几天兵，到操场上做做动作，学习切实可行的教育方法，以便回去统一部队的训练。
三个月训练以后，贺龙又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定了“以兵为主，人人皆兵，个个都练，士兵教育应以技术为主”
的冬季训练方针，侧重学习射击、投弹、刺杀三大技术。在这次冬季练兵中，两个区的部队普遍开展了争当“朱德射击手”、“贺龙投弹手”的竞赛。
说起这两个竞赛，还有一个故事。那是一年前，即1942年春，贺龙到陕甘宁边区不久。有一天，贺龙到三五九旅视察。旅长王震见师长来了，十分高兴，为贺龙组织了一次投弹、刺杀和射击表演。有个叫齐巨洲的战士一下子将手榴弹投了50米。贺龙看后，高兴地鼓起掌来。王震兴奋起来，脱口大喊：好一个贺龙投弹手！
表演后，贺龙对部队说：“你们是保卫党中央的卫队，你们要保卫边区每一寸土地。你们练兵练得很好，投弹投得远。你们还要好好练习射击。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一二○师是个大学校嘛！”
王震接着说：“师长号召我们生产、学文化、练武艺，特别是打手榴弹、射击。我们旅要创造出无数的贺龙投弹手、贺龙射击手。”
旅政治部抓住旅长的这一讲话，很快在部队掀起了争当“贺龙投弹手”
的竞赛。后来这一竞赛从三五九旅推广开来，变成了全边区部队的群众性活动，并且发展为争当“朱德射击手”、“贺龙投弹手”的运动。
冬季大练兵到1944年3 月结束，取得了很大成绩。贺龙在1944年9 月联防军司令部召开的模范学习者代表会议上，总结了大练兵的成果。他说：“我们现在有了投掷72米的投弹手，（发射六发步枪子弹）打60环的神枪手，部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了，但是，为了反攻，仅仅这样还是不够的，我们应当继续求进步。”
9 月25日，模范学习者代表大会在延安东关操场举行军事表演。贺龙、徐向前、萧劲光等陪同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前往观看。毛主席看到个个投弹手出手不凡，非常高兴地对贺龙说：“老总，你练兵练得不错哪！这些同志了不起，真是‘贺龙投弹手’。今后每个战斗员都练成这样的投弹手，那就无敌于天下了。”
正在这时，独一旅投弹手张兆信打了一个精彩的空中爆炸。会场上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主席对贺龙说：“这颗手榴弹打得很巧妙嘛！叫它在哪里炸，就在哪里炸，这很有用处，更能发挥手榴弹的威力了。”贺龙说：“是呀，本领是练出来的，只要苦练，就会越练越精。”毛主席点头说：“是这样的。”
贺龙带了一辈子的兵，而主席还交给他一个理财的任务，一开始真没有想到。但他也深深了解当时根据地的经济困难。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困难最突出的问题是政府收支不平衡，入不敷出，边区政府穷得无法负担必要的开
支。
贺龙上任后，采取了一项临时性应急措施，给边区各军分区拨款五百万元，让军分区自行包干本区的经济支出。这实际上是让军队负担政府的开支，当时有部分军队干部想不通，部队中议论也不少。针对这一情况，贺龙召来军分区的领导，对他们说：“过去，水是顺流的，由上往下。四三年，要由下往上流，上面向下面要饭吃，因为你们有生产力量啊！不找你们找谁？……
从我们延安来看，北门外住的是中央、军委，南门外住的是边区政府、西北局，他们有什么东西？而我们军队却开了许多商店，有西北商店、河口商店、恒丰商店、金隆商店、大生客栈等等。所以，靠上头是没有办法的，相反，要靠你们养活，靠你们吃饭。……包干办法就是军队吃什么，地方干部吃什么；军队穿什么，地方干部穿什么。过去上面养活你们，现在有困难，你们要挑这副担子，而且要挑好。“贺龙下令各分区成立财经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地方的财经工作，以集中财力，分区包干，渡过困难。
不过，贺龙心里明白，从长远看，这只能是权宜之计。要解决经济困难，最根本的是要增加边区政府的收入，大力发展生产。
他通过调查发现，边区政府入不敷出的原因，在于收入没有保证。陕甘宁和晋西北根据地当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向国民党统治区输出食盐和其他土特产，但由于领导不统一，管理不善和各自为政，各做各的生意，只管小单位赢利，不管政府受损，政府得不到应有的收益。因此，贺龙向财经委员会建议，成立边区政府物资局，统一领导境外贸易，对食盐和土特产实行统销政策，这样，边区政府的收入逐渐有了保证。
贺龙一直大力提倡发展生产。1942年底，贺龙受毛泽东的委托，向正在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发展经济，保证供给”
的方针。他在发言中指出：“毛主席把发展生产看成解决一切问题的中心环节，这个想法很正确。如果不生产，让天上往下落吗？天上也落不下来，落下来的是雨，而雨有时候也不落；靠我们的国家？国家一个饷也不发，子弹也不发，什么也不发。那靠什么呢？就靠自己。我们边区政府是穷的，只有靠自己生产。”
为了发展生产，贺龙找到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对他说：“今天的问题是要发展生产，你应当把银行的票子投到生产上去，你说对不对？”
“老总啊，我们银行是抵押贷款，没有抵押，放出去的资金收不回来就麻烦了。”朱理治面露难色。
“你不给他票子，他没有资金来扩大生产，哪来抵押？你帮他发展了生产，他就有了钱，不就可以还你？何况，生产发展了，政府收入多了，你银行的资金不也多了吗？”贺龙耐心地做朱理治的工作，最后朱同意了贺龙的意见。
银行从1943年起向生产单位发放信贷。贺龙为了支持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