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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验尸验定说，死亡时间在十一点半和十二点之间。点三八口径手枪，距离三英尺处射中心脏，立即毙命。枪被扔在床脚。枪是大卫的，上面只有大卫的指纹，有点儿污债。”
“可能是小偷找到枪，被大卫太太发现了，他就随手用了。”
他点点头说：“当大卫从前门进来的时候，他就从后门逃跑了。”
“他为什么没有带着枪跑？”
“我想是惊慌吧。”
“你查过大卫昨晚的行动没有？”
“每分钟都查到了，甚至见了他乘的那班火车的列车长。当凶案发生的时候，大卫正在外面，谁也不能否认。”
我说：“现在只剩一件事可做，就是去看看那房子，你想大卫会反对吗？”
“我陪你去，谅他不会反对。”
大卫对我们的造访很不高兴，但他又想不出理由来阻止我们进去。
他个子很高，穿一件翻领衬衫和颜色鲜明的运动裤。身为电台播音员的他，说话有一种深沉的、带点儿甜味的声音，听起来很不自然。
在我的印象里，他对妻子刚过世并不感到悲伤。
他们的房子坐落在一排同样式房子的最后，远离街道，是平房。一间起居室兼书房的房间朝向院子；靠墙有一个精致的立体音响，卧室在房子另一边。
麦尔肯警官告诉我尸体是在双人床上被发现的，左轮手枪一向是摆在床头柜里，出事后被扔在地上。
过道有明显痕迹可以看出闯入者跑出卧室就从后门逃之夭夭；而从前门进来的大卫，先得穿前门再进入过道。我推开后门走了出去，五十米外有一道天然的树墙。
“你们搜索过附近了吗？”我问麦尔肯警官。
“当然，一个人怎么能逃过我们呢？尤其是这一带，一个陌生人一出现立刻就会被发现。”
“这么说，那个撬门闯进去的入不会是陌生人。”
“目前我们正朝这一点着手。”
“为什么选这一家？大卫家里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吗？”
“好像没有。还有一件怪事，大卫说，家里没丢什么东西。”
我检查了一下门，看来不像有人撬门进去。
麦尔肯指着纱门上的一个三角破裂处说：“里面的门是开着的，他划开纱门，伸手进去打开纱门。”
“他是蓄意谋害大卫太太吗？”
“我们也这么推测。”
“门上有没有指纹？”
“哪儿都没有，他一定戴着手套。”
“那么是个职业杀手。”
警官还向我介绍说，大卫听见枪声和叫声向屋里跑的时，邻居夫妇打电话报了警，然后也进了他家。三分钟后，一辆警车就来了，十分钟内，警察就搜索了这一带。
当麦尔肯警官和我交谈时，大卫好奇地看着我，以后就不理我们了。不过，我知道布兰恩一定会在他面前提到我的名字。
他看我时那嘲弄的神色，让我感觉到塞尔玛说的话没有错。
我们回到警察局，麦尔肯问我：“你满意了吗？”
我沉思了一会儿说：“你一直认为是闯入者干的？”
他回答：“闯入者很可能是大卫雇来的，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么塞尔玛小姐的推测就正确了。”
我说：“很感激你的合作，我答应不让塞尔玛再来烦你，假如什么发现的话，你愿意通知我吗？”
“一定，一定！”
我走进办公室的时候，菲尔正在听收音机。他问我：“有什么新消息？”我把整个上午的经过情形告诉他。
菲尔听完我的汇报后说：“你没有证据证明你的预感。”
“一点儿也没有。”
“我们该怎样告诉塞尔玛小姐？”他问。
“先让她冷静下来。那个麦尔肯是个能干的警官，他发现什么线索的话，会及时通知我们。”我说，“我们先吃午饭吧。”
我有把握，塞尔玛对大卫的看法是对的，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证明它，总会有什么地方有破绽。
我边吃着三明治边听音乐。然后我灵机一动，丢掉手中的三明治，三口两口喝完咖啡，急忙赶到一个非常聪明的朋友那里。
他仔细听完我的叙述，点点头说：“不难。”然后让我等待一下午，因为这件事情并不简单。许多事情要看我怎么做，而且要尽可能的完美，丝毫不能差。
当我回到菲尔的办公室时，我的口袋里塞着一个小包裹。他正闭着两眼养神。
“我有了答案。我能找到证据。”我说。
菲尔问我：“作为一个律师，你不会做违法的事吧？”
“作为塞尔玛的朋友，我会那么做的。”我说。
他愤怒地说：“你不能让你对这个女人的感情来代替你的公正，我不许你胡作非为。”
我说：“但这是惟一能逮捕他的办法。”
菲尔噘着嘴不理我。
“你知道，”我温和地说，“大卫很聪明，他知道如果证据不存在，他就不会被判罪，你想让他逍遥法外吗？”
“宁可让他逍遥法外，也不愿让你以身试法。”
“我只要你帮我一个小忙，”我说，“愿意吗？”
“只要你不求我参与你的不法行为。”
“不会，我只要你做的是，今晚天黑后，请麦尔肯警探把大卫请出屋子，半小时就够了。”
“试试吧。”
我很感激菲尔，我知道他会让步的。
傍晚，我来到大卫住宅，我身穿黑色外套和长裤，脚蹬胶底鞋，口袋里有一副手套，另一个袋子里是一套撬锁的工具，第三个口袋是那个包裹。
我靠在大卫家后面那道树墙的一棵树后，等候麦尔肯警探把大卫请出去。但愿他能快一点儿，否则，我要是被逮住了，菲尔得花好大功夫才能为我辩白。何况，此地刚发生过凶案，我这身打扮和身上的装备，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天黑后，大卫爬上汽车，开走了。我迅速跑到后门，戴上手套，从破裂的纱门伸手进去取掉门闩，再用工具撬门。我的双手长久缺乏练习，摸索了好久，才把门打开。
我在卧室搜索着。我的猜测没错，在一件夹克衫的口袋里，我找到一根金属筒。现在我确信我的推测正确，我知道大卫如何杀害他的妻子，如何避开嫌疑。我把那支金属筒放回原来的地方。
现在还有一件事要做，然后就看麦尔肯警官的了。
我双手转弄着包裹，栽放证据不仅犯法，还会断送我的前程；如果我被发现，大卫在法官找不到措词之前就自由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是要大卫被捕，还是为塞尔玛？
假如塞尔玛没有牵涉过来，我会在这闷热有霉味的屋子里，满头大汗地像一个窃贼似的偷偷溜进来，放置证据对付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吗？
我不情愿地把包裹放回口袋，我真想放置，但不能。我不能违背菲尔教导我的一切。
我开车驶向麦尔肯警官的办公室。
大卫已经走了。
我装出一副无知的样子说：“我看见大卫刚出去，他在这里干吗？”
“一些文件需要他签字。”他只字不提菲尔打过电话的事，反而等我自招。
我说：“大卫的枪还在你这里吗？”
他点点头。
我说：“检查一下枪管是否套过消音器，可能不是个坏主意。”
他拿起电话问化验室。然后他说：“枪管的确有一些新的划痕，可能套过消音器。为什么一个普通人家需要这种东西？”
“问得好！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它被取下来？那个消音器在哪里？”其实我知道它此刻在大卫的夹克衫口袋里。
麦尔肯飞快地看了我一眼说：““我明白你的意思，走吧。”
当麦尔肯警官向大卫亮出搜索证的时候，他很烦躁。
“请便，”他说，“我不明白你要找什么，难道你认为杀我妻子的人被我藏了起来？”
“不，”麦尔肯警官说，“我们要找你枪上的消音器。大卫先生，你想不想与我们合作？”
大卫的脸一下就白了。
麦尔肯警官的两个手下进了卧室，很快就找到了，他们把那玩艺儿装在塑料袋里，交给麦尔肯警官。
“你这种人不该有这种东西，是不是，大卫先生？”麦尔肯警官和蔼地说。
趁他们都站在过道里，我溜进起居室，从口袋里掏出包裹，抽出一盒录音带，迅速装在大卫的录音机上，打开开关，然后悄然等候。我知道，这事儿必须现在做，不然永无机会。
他们走进起居室，大卫还在辩解说他对消音器的事毫不知情。
麦尔肯警官看看录音机，目光锋利地瞥我一眼，我摇了摇头。
大卫在滔滔不绝，录音机里突然爆发出一阵女人的尖叫和一声枪响。他惊愕地转过身向录音机走去，但是被麦尔肯拦住了。
“那录音带不是我的。”大卫说。我几乎可以看见他的脑筋在打转，他在回想他用过的那盒录音带，怀疑这一盒是哪儿来的。
“这难道是巧合吗？”麦尔肯说，“消音器和录音带都在你家里。”
“这是栽赃！”大卫喊道。
“枪管上留下的消音器划痕也是栽脏吗？”麦尔肯警官说，“你昨天晚上用加了消音器的手枪杀害了你的妻子，然后卸下消音器，把枪丢在地板上，划破纱门，将录有尖叫声和枪声的录音带放在录音机上，从容地走到隔壁去等候。当尖叫声和枪声响起的时候，没人能听出那是录音的，尤其是你这台精致的音响。你身为播音员，具备录音机常识，做这种事更为方便。你冲进来，关掉录音，假装刚刚发现你太太遇害。”
“这是你们带来的录音带，我可以控告你！”大卫显得十分慌乱，手指头紧张不安地动着。
我冷静地说：“我不懂，你怎么能这样有把握地说这不是你用过的那盒录音带呢？”
“因为我清清楚楚记得，我把带子洗了。”他大叫，企图说服自己，也想说服我们。
大家都沉默了。大卫嘴里喃喃地念着：“哦，上帝。”然后颓然倒在椅子上。
“他是你的了。”我对麦尔肯警官说，走出大卫家门。
我打电话告诉塞尔玛，大卫已遭逮捕，她柔声说：“诺曼，我不知道怎样感谢你。”
“我没做什么，”我说，“都是麦尔肯警官的功劳，我只是暗示他几点。”越少人知道录音带的事儿越好。
“过两天我就走了，”她说，“离开前我想再见你一面。”
我没吭声。
她只好自己接着说：“我不想再当配音演员了。”
我只对她说了一句话就很快挂上了电话。
这儿距离她的旅店只有两条街，我很快会走到她那儿。
《 完 》
老好人
富兰克林大道旁的一家小珠宝店发生了一起凶杀案。
我们迅速赶到现场。
那一带的店铺都很小，几乎全是由一人或两人经营的。珠宝店一边是当铺，另一边是理发店。
珠宝店玻璃窗上的金字写道：“珠宝商：鲍伯和贝尔特。”
店里柜台后面的地上躺着一个人。他身材瘦长，留着长长的八字胡，像旧式闹剧中的恶棍，我猜他的年纪是四十多岁。
他僵直地向左侧躺着，双膝向上蜷着，右手捂住胸口，手臂下有一道血在流，这表明那里有洞。血流得不多，我推测他几乎是立刻死亡。
一个年约六十岁的小老头，带着满脸震惊麻木的表情站在柜台旁。守候在这里的警察说他是见证人。
我看看那小老头，他身高约五英尺六英寸，一头稀薄的头发，戴一副钢边眼镜，表情如同一只吓坏的兔子。
我和颜悦色地说：“我是凶杀组的保罗警官，你是鲍伯？”
“是的．先生。”他发着抖说，“我是店东之一。”
“他呢？”我问，同时向后面点头示意。
“他就是贝尔特。这真可怕，我们合伙十年了。”
我说：“鲍伯先生，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在这里吗？”
鲍伯惊魂未定地向我叙述了事情的经过。
早晨大约九点钟，店铺刚刚开门。鲍伯结好账要去银行，一个持枪歹徒冲进来，抢走了鲍伯手中的钱袋，又把现金柜里的钱也搜刮走了。
这时，贝尔特正好从后面走进来，紧张万分的歹徒向他开枪射击，打死了他。
我问：“这个莽撞的家伙长什么样儿？”
“他大约四十岁，瘦高个子，我猜大约有六英尺高，一百七十五磅重。左路角有一道又细又白的疤痕，一直延伸到左耳垂，这里有一个大大的、长毛的痣。”他摸摸右面颊说，“他的皮肤黑黑的，像吉普赛人，黑头发，有点儿油光光的，鼻子很大，不管在哪里，只要再见到，我就能认出来。”
“有这可能。”我对他描述得那么仔细颇感惊讶，见证人很少有这样观察入微的。
我问；“他穿什么衣服？”
“茶色长裤，茶色皮夹克，茶色毡帽，前面帽沿压得低低的，后面往上翘。哦，是的，在他持枪那只手的手背……”他停顿一会儿思考着，然后用一种很惊讶的口气说：“他的左手纹有一条蓝色的蛇盘绕着一颗红心。”
“你真是个善于观察的人。”我说，然后对另一个警察说：“最好把凶手的特征通过电台广播出去，这家伙应当比较好认。”
我开始对这个案子产生兴趣了。通常，你会发现案子无从着手，但是现在，我们有这位鲍伯对歹徒的详细描述，应当好办一些。
我问鲍伯，是否注意到歹徒用的枪？他说那是一把蓝钢的左轮手枪，但是他判断不出口径，因为他对枪不熟悉。
我问警察，在我来之前，他有没有在附近的商人或店员中查问。
“西边的理发店和另一边的当铺都听到了枪声。”那警察说，“他们以为是街上的汽车打火，没有注意。”
我来到隔壁当铺。
当铺主人名叫罗伯逊。他也说只听到汽车打火的声音，那是几点过一分的时候。他解释说，他那位替他工作的二十岁侄子没来上班，老人不停地看钟，看他迟到多长时间。
“枪声响后，你有没有看见或听见什么？”我问。
老人摇摇头说：“我没有朝外看。”
好像问不出什么来了，我道谢以后朝门外走。
“可怜的鲍伯怎么样啦？”他在我背后问。
我停住脚转身说：“他有点地震惊。”
罗伯逊叹口气说：“他是一个老好人，总是乐于助人，问问这一带的人，没有一个人会说他的不是。”
“那么贝尔特呢？”我问。
“贝尔特先生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我不喜欢讲死人坏话。但是，他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他报复心极重，谁和他有点儿什么瓜葛，他事后一定忘不了。”
我做个鬼脸说：“世上什么人都有。”
“我想鲍伯也不喜欢他，假如他们不是亲戚关系的话，恐怕也不会合伙这么久。”他实实在在地补充说。
我惊讶地问：“他们是亲戚？”
“是啊，贝尔特和鲍伯的妹妹是夫妻。她比鲍伯小二十一岁，她还是婴儿的时候，他们的父母就去世了，是他把她抚养大。他自己一直没有结婚，所以，宝娜和她的两个孩子是他惟一的亲人。”
我又问了理发店老板，他也认为听见的响声是汽车打火的声音。当时他正在给人理发，没有注意时间，但肯定是九点以后，因为他刚开门营业，正在接待第一个上门的顾客。
他还说，枪响后并没有注意到有人经过，因为他一直集中精神在理发。
回到珠宝店，我问鲍伯失窃款的数目。他把账本副本拿给我看。整个被劫走的数目是：现金七百四十元，支票两百三十三元。珠宝商说，这是整个星期的收入。
我问鲍伯，打没打电话通知他妹妹。
他神色惊讶地说：“我……我想都没有想过。”
我说：“用电话通知这种消息并不是好办法，但总得有人告诉她，假如你愿意的话，我来替你办，反正我要去看她。”
他犹豫了一会儿说：“她住在城南，但最近住在北边第二十街我的公寓里，这事对她会是个很大的打击，警官，因为她和贝尔特吵了架。这时听到这种消息，你要原谅自己都很难。”
北二十街的公寓是一幢整洁的现代式砖造建筑，我按响门铃后，一位纤细美丽、年约四十岁的褐发女人开了门。
我摘下帽子说：“你是贝尔特太太吗？”
“是的。”
我亮亮警徽说：“我是警察局的保罗，夫人，我可以进来吗？”
她有些不解地说：“警察局？”然后退了一步，“当然，请进。”
我进入布置舒适的房间，她在我身后关上门。
房间里的沙发上坐着一个英俊的中年男人，怀里抱着一个可爱的两岁女孩。
贝尔特太太介绍说，男人是她的一个朋友，女孩是她的女儿。
然后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