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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逃之夭夭。
我对逃亡厌倦得要死，对终日的紧张、钻心的恐惧感到厌恶。那就是为什么我要劝戒受同样折磨的葛里高利自首，虽然我自己也缺乏勇气。
十分钟之内我收拾好行车。八个月前，当我来到这个污秽的避难所做柜台工作时，我的行李不过是身上的衣服。
汽车站在五条街外，我得加紧脚步。
《 完 》
口袋中的交易
黑猫酒吧像平日一样挤满了人，但今天却显得过分安静。麦考辛·罗德在狱中浪费了五年生命，如今出狱了。
当年，费尔南德斯警长就是在这儿逮捕他，送他入狱的，罗德发誓要报仇。
现在费尔南德斯警长正向吧台走过去，酒吧老板愁眉苦脸地向他打招呼说；“罗德在这里。”
费尔南德斯警长耸耸肩，对这消息不以为然，他说：“他只是个微不足道的人物。”
老板开了一瓶酒，放在吧台上说：“还是小心些！”
“我一直是小心的，罗德都说过什么？”
“没有关于你的。”
“除非他有所行动，否则我无能为力。”
“到那时候可能太晚了。”
“我知道。”费尔南德斯喝了一口啤酒，感到淡而无味，那不是酒的问题，问题在他自己。
这是一件叫人神经紧张的事。五年的牢狱生活并没有改变麦考辛·罗德，但却改变了他自己。
他现在两鬓皆白，腰际变肥，行动迟缓，疼痛驱之不去，身体不再灵活，整天疑神疑鬼，他想，五十五岁了，不年轻了。
这时，老板又对他耳语道：“罗德的弟弟刚刚进来。”
费尔南德斯在吧台下面摸摸他的枪，因为罗德的弟弟也立誓要报仇。两个同样血气方刚，同样心理的男人！
他喝完杯中酒，当老板询问般地看看他的时候，他说：“不要了，我要回家。”
“小心点！”
他点点头。往外走的时候，他感觉到酒吧内的紧张，每个人的眼光都集中在他身上，只有独坐在一张桌上的罗德的弟弟除外。他嘘出一口气，向前迈开步子，出了酒吧大门。
外面一片漆黑，他从没见过如此黑的夜色；一辆汽车驶过街头，一个男人在驾驶盘后面……
会不会是麦考辛·罗德？
他走了过去，同时等候射击。
没有动静。
他大汗淋漓地拐过街角，胃部紧张得打结。平安了，他爬进汽车，驱车回家，没有人跟踪。
家里很温暖，他顿时感到一阵轻松。
屋里的电话铃响起来。
当他接完电话后，女儿玛丽亚在厨房里。他说：“我要出去。”
“有什么重要事情吗？”
“没有，没什么重要的。”
“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希望很快。”他回答说，但是他并不相信自己的话。
坐进汽车时，他开始怀疑自己能否回来，因为那电话使他心惊胆颤。
电话是一位叫桑乔的人打来的，那人以前是个“眼线”，但是这种人往往会出卖别人……
桑乔在警察局附近的蓝月亮餐厅等候他，费尔南德斯在他左边的凳子上坐下来，要了一杯咖啡。
当咖啡端来的时候，他问：“什么事？”
桑乔四处扫看一下餐馆，然后举起杯子，说：“圣路易一位叫昆廷的人，他有样东西，想请你看看。”
费尔南德斯点点头，桑乔溜下凳子，朝门外走去。费尔南德斯从吧台后面的镜子里看着他拿不定主意。这是不是罗德的一个陷阱？
他急忙追上街头，想再问问桑乔，可是桑乔已不见踪影。
费尔南德斯走向他的汽车，心中反复斟酌桑乔的消息。圣路易是山里的一个小镇，可是昆廷是谁？这名字不熟悉。
除了去圣路易走一趟外，无法知道究竟。从前他喜欢冒险，现在他却犹犹豫豫。最后，他终于发动了汽车。
在没有灯光的山路中行驶了四小时，圣路易出现了。它是一个小镇，以买卖毒品而臭名昭著。
他开车来到广场，这里没有人，从附近两家酒吧传出喧哗的声音。
他下了车，点燃一支烟，走过广场，站在一家酒吧前。凛冽的山上空气驱使他入内。
一群男人倚着吧台站着。他们瞥他一眼，继续喝酒。
“梅斯卡尔酒。”他告诉酒保。
酒保倒了酒，扬起眉毛问：“先生，这就够了？”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昆廷的人？”
“你可以在‘绿鹦鹉’找到他。”
“谢谢。”费尔南德斯喝完酒，走到外面。
“绿鹦鹉”，昆廷在那里……罗德会不会也在那里？
费尔南德斯看看他的汽车，现在要回去还不太晚。他的女儿和外孙女都在等他。假如他永远不再回他们那里呢？他对这个想法沮丧极了。
他朝汽车走去，走到半途，又停住脚步。假如他回去的话，就可以结束此行了。
四个戴阔边帽的男人在“绿鹦鹉”玩牌，他们是一群粗犷的乡下人。
“先生，来点儿什么？”一位酒保招呼他。
再喝一林梅斯卡尔酒？再来一杯无伤大雅。
“梅斯卡尔。”他说。
一位老人从角落的长凳上站起来。一阵尖锐的哒哒声响起——那是盲人拐杖拄地的声音。
一只颤抖的手摸到吧台上。
“欢迎来到圣路易，先生。”
“谢谢。”费尔南德斯说。
酒保解释说：“他听见你的脚步声，知道你是一位陌生人。”
盲人微笑着说：“对于我来讲，世界永远是晚上。”他耸一下肩膀说，“圣路易是个小地方，我关心所有到这儿来的客人。”
费尔南德斯请他喝一杯。
盲人一饮而尽，然后放低声音说：“今晚镇上还有一个陌生人。”
费尔南德斯问：“他是不是自称昆廷？”
“他是那样自我介绍的。”
“我很想见见他。”
“你还是不见为好，先生，他或许是个骗子，也可能是警察。谁能肯定？”
“人总该冒险。”
“你带武器了吗，先生？’”“能够照顾我自己。”
“好极了，但是小心。”盲人说，“在圣路易这个地方，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信任的。某个人卖东西给你，然后他会报警，你在下山途中会被逮捕。”
“我愿意冒冒险。”费尔南德斯警长说。
“随你便，先生。”盲人微笑着转身离去，他用拐杖敲着水泥地，径直向大门走去。
一个玩牌的人从桌边站起，醉醺醺地走过来，一头撞进费尔南得斯怀中。他抬起阔边帽的帽沿以示歉意——他的眼睛明亮而清醒。
“你在等人吗？”他问。
费尔南德斯紧张地点点头。
“到外面来，会有人照料你。”
他来到外面，发现有一个人睡在广场的一张凳子上，酒吧里的一声口哨使那人站了起来。那人向费尔南德斯点点头。
“跟我来，先生。”费尔南德斯跟着他，绕过镇边一条迂回曲折的路，来到一幢草屋顶的粗糙房屋面前。
带路人离开了，消失在黑暗中。现在万籁俱寂。房子里既无灯光，又无声响。
费尔南德斯犹豫了一会儿，想到停留在广场上的汽车。仍有时间可以跑——可是他永远不会这样做。
屋里有一张粗陋的桌子，几把旧椅子。昆廷坐在桌子的一边，在抽烟。他向一把椅子点点头，同时注意到费尔南德斯额头上的汗珠，说：“你一定赶了很长的路。”
“是很长的路。”费尔南德斯回答说，同时瞥一眼桌子上的帆布袋，皱起眉头，心中疑窦丛生。
“我们来谈笔交易，先生。”昆廷说。
“是这口袋里的？”
“还会有别的吗？”
费尔南德斯又皱了皱眉，昆廷微笑着说：“或许你期望别的。我告诉你，这是大麻烟，如果你没有兴趣的话……”
“我有兴趣。”
“好极了。不过别光听我的，你看看，确定一下。”昆廷漫不经心地将帆布袋推过来。
但是费尔南德斯警长没有打开口袋检查，他问昆廷：“你知道我是谁吗？是谁让你等我？麦考辛·罗德？”
沉默。
“他在哪儿？”
“麦考辛·罗德是谁？”
“这么说你不认识他？口袋里是什么？”
“我发誓，我不知道。”
“那你松开绳子，打开看看。”
“我不能，先生。”
“你真的不认识麦考辛·罗德？”
“真的不认识。”昆廷说但是枪能使他说话。费尔南德斯举枪射击，两发子弹射了出去，昆廷浑身是血，倒在地上。
外面有脚步声响起，冲进屋里的是拿枪的麦考辛·罗德。费尔南德斯警长又开一枪，接着是无声无息。……
两具尸首倒在地板上，费尔南德斯用脚碰碰他们，然后转向桌子和帆布袋。
里面装的是什么？他小心地解开带子，退后一步，等候着。
没有动静。
一只空袋子？
不，里面有东西在蠕动，他屏住气。麦考辛·罗德准备了什么来对付他？
帆布袋在动，一条烈性毒蛇从袋子里探出头来，在桌子上吐信爬行，费尔肯德斯警长全身为之一震。
《 完 》
金蝉脱壳
我第一次见到那位自称雄鹿吉伦的人是在一九一六年夏末，也就是我出任箭山监狱典狱长的第二年。监狱的旧砖墙内没有生活区，我只能在两公里外的箭山村租了一间农舍，一条蜿蜒流过的小河把两处联系起来，而让我和吉伦走到一起的则是我们对吉尼斯黑啤酒和飞碟游戏的共同爱好，当地那家叫做哈拉南的小酒馆正是以这两样东西招揽生意的。
作为一个男人，他的名字多少有些名不副实：年近不惑的一个小矮个，瘦得让人痛心，有一只眼睛是假的，两撇常见于东方人的胡须留在他的脸上显得不伦不类；花呢上装的胸前佩一条带横扣的怀表表链，再加上苏格兰便帽，给人一种华而不实的感觉；这还不算，更有一册活页笔记本常在他的手边，不时鬼鬼祟祟地往上面记些东西。他的确是博览群书，知识渊博，连乡野流行的荤素段子也讲得绘声绘色，看起来手头也宽余。他住在村中央一间包伙食的宿舍里，据称是一位作家，登他的稿子的是一些通俗杂志——《大商船》、《冒险事业》、《故事周刊》、《天下奇闻》等等。也许他是，但每当触及他的创作时他总是立即改变话题，更不肯透露他用的笔名或假名。
他绝口不提个人的经历。每当问及，他无一例外地会搪塞过去。由于他说话没什么口音，我想他可能是在美国出生的。我只是从别人的只言片语中偶然得知，他周游过世界。
我就是再活一辈子，恐怕也再难碰上第二个比他更令人着迷或费解的人，他在一九一六年那短短的几周里跨越了我的生命。
雄鹿吉伦是谁？或者雄论吉伦是什么？有没有可能一个怪人是被另一个怪人所吸引或激活呢？会不会是天意或巧合甚至超自然力量的结果？这些问题在吉伦和我搅进了那次最不可思议的犯罪后的六十年里，一直深深地困扰着我。
那是一九一六年九月二十六日——箭山监狱要在那一天执行对杀人犯阿瑟·蒂斯戴尔的死刑……
那天快到中午时，突然来了一场暴风雨。密集的雨滴像斩不断的思绪从黑压压的天空倾泻下来，闪电擦着人们的头皮划过，在狱墙上方留下似有若无的幻影。这使我本已紧张的神经又增加了几分负荷，这个行刑日似乎非同寻常。午后的那段时间我就坐在桌前，凝视着窗外，一边倾听着挂钟传来的滴答声，一边祈望，但愿死刑已经执行完毕，此刻就是下班时间，那样我就可以直奔哈拉南酒馆与吉伦碰头，喝我们的黑啤酒，玩我们的飞嫖。
下午三点半，两名自愿来监督行刑的村民到了。我让他们到休息室等候并交代说到时会有人来招呼他们。然后我披上一件雨衣，路过看守长罗杰斯的办公室，叫他跟我一起去行刑室。
应该说行刑室的面积并不大，墙倒是砖砌的，但屋顶是铁皮的，位置在监狱的一角，两边各是纺织车间和铸铁车间。室内的照明灯都镶在墙上，剩下的就是一排见证人座椅和一个固定的绞刑架。北墙上的那个门与死囚室相连。按照惯例，蒂斯戴尔已于五天前住进死囚室等待这一天。
蒂斯戴尔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在发生在首府的一次未遂抢劫案中，冷酷地杀死了三个人。就是关押在箭山监狱的几个月里，他也远不是什么模范囚徒。在我的职权范围内，我可以对这些犯下死罪的人施以一定的同情，有两次，我还真向地方官请求过赦免。但是，对蒂斯戴尔，我无意挽留。
昨晚我去看他时曾问他是否想要一位神职人员来，或者最后这顿晚餐想不想吃点特别的东西，结果却听到了他最最恶毒的诅咒：他将从坟墓里诅咒我和罗杰斯以及所有在监狱工作的人。
我丝毫没有感到意外，当罗杰斯和我在四点十分进入死因牢房时，发现蒂斯戴尔完全还是老样子，只是他的躁狂症转入了忧郁期；他跪在小小的囚床上，双眼茫然地凝视着对面的墙壁。奉命守着他的两名狱警霍洛韦尔和格兰杰（后者也是官方指定的刽子手）告诉我，他像这样已经有几个小时了。我再次征求他的意见，要不要请神职人员。他不说话，身子也不动。我问他最后还有什么请求，走向绞刑架时要不要戴上头罩。他没有反应。
我把霍洛韦尔拉向一旁，“也许用头罩好些，”我说，“对我们大家也省事。”
“是，先生。”
罗杰斯和我在格兰杰的陪同下离开死囚牢房，最后一次检查绞刑架。绳索已经挂好，该打的绳结也已经打好。格兰杰再次确认无误后，我打开了平台下面的门，这里有个小小的空间，离上面的平台有八英尺高，在死囚落入活动踏板后容纳他头以下的大部分身体，这样，其痛苦挣扎的形状将不会被监刑者看到——这种做法并没有在所有的监狱推广，而我颇为此自得。
检查完这个小小的空间之后，我重新锁上门，转身上了十三级台阶，来到平台上。活动踏板的机关是由一个设在地板上的杠杆控制的，当格兰杰启动杠杆时，踏板将会向下打开。我们试用一遍之后，我宣布一切就绪，派罗杰斯把监刑人和狱医请来。这时已是四点三十五分，执行死刑的时间应该是准五点。前晚我曾收到地方官的一封电报，说最微小的减刑希望也已不存在了。
当罗杰斯陪同监刑人和医生回来后，我们在距绞刑架四十英尺的一排椅子上就座。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外面的雷声还在轰响，又大又密的雨滴砸在铁皮屋顶上，怪异的气氛一点也没有被明亮的灯光冲淡，行刑前的每时每刻都很难熬。
我打开怀表，差五分钟五点。我打了个手势，示意门口的狱警去提死囚。过了三分多钟，那扇门重新打开，格兰杰和霍洛韦尔带着蒂斯戴尔进来了。
三个走向绞刑架的人带来一股阴森之气：格兰杰穿着黑色的刽子手长衣，霍洛韦尔穿着咔叽布的狱警服和尖帽，夹在他们中间的蒂斯戴尔则一身灰色的囚衣和黑色的头罩。蒂斯戴尔拖拉着鞋走过去——身体僵硬但没有抵抗，只是开始上台阶时他本能地挣扎了一下，但格兰杰和霍洛韦尔把他紧紧抓住，架上了平台。霍洛韦尔让他站在踏板上，格兰杰则把绳索套在他的脖子上收紧。
我手上的表已经五点，按照法律的程序，格兰杰发问：“在对你执行判决前你还有最后的话要说吗？”
蒂斯戴尔无语，但身体却因恐惧而扭曲了。
格兰杰朝我这个方向看过来，我举起手表示照准。他从蒂斯戴尔身边退开，把手放在那个杠杆上。就在这时，室外传来长长的一串雷鸣，似乎要把屋顶震开。我的脖颈上感到一丝凉意，不由自主地在椅子上挪动了一下。
雷声刚刚消失，格兰杰立刻搬动了杠杆，霍洛韦尔松开了抓着蒂斯戴尔的手并退后半步，踏板轰然打开，受刑人的身体颓然落下。
同一时刻，我感觉似乎在踏板打开处闪过一道银光，但它如此短促，我只能认为那是我的错觉。我的注意力被那条绳索吸引住了：它荡摆了几下后彻底绷直了，最后变得一动不动了。我让自己轻轻地吁出一口气，往前坐坐。这时，格兰杰和霍洛韦尔正眼望别处，不出声地读秒。
约莫一分钟过去了，格兰杰转过身来，走向踏板的边缘。如果尸体松弛地挂在那里，他会示意我，狱医和我就可以进入那间小室，正式宣布蒂斯戴尔已死；假如受刑人仍在剧烈扭动，那说明他在坠落中脖子折断了——很恐怖，但我的确看到过这种情况发生——一般都是等待这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