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冯昭奎介绍，在1980年代中国资金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日元投资在一段时间里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曾起到了很重要的促进作用，在1980年代中期一度达到了中国国内投资总额的23％～24％。在整个1980年代，基本上主要的建设项目都有日元贷款的参与，这种低息、长期贷款促进了中国的铁路、机场、港口、道路、通讯设施的修建。
温家宝总理11月30日在老挝首都万象会见了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ODA的主要部分是日本政府的低息贷款，还包括无偿援助和技术援助。根据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周永生副教授向记者提供的资料，在1980年的对华ODA中，低息贷款是660亿日元，无偿援助是6。82亿日元，技术援助是5。64亿日元。2001年这三个部分分别是1613。66亿日元，63。33亿日元，77。77亿日元。总体来讲，需要偿还的低息贷款都占了ODA总额的90％以上。这些贷款的利息率在0。75％到2。2％之间，期限为30年，并可以延长。
66/67冯昭奎说，日本提供ODA当然也有为自身考虑的意图，它希望提高中国的基础设施来促进日本在中国投资获益，例如日元贷款帮助修建秦皇岛码头，就是为了帮助中国对日本的煤炭出口。
而且，在提供日元贷款的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附加条件。20多年来，不同的时期条件是不一样的，有时比较缓和，有时稍微苛刻一些。最常见的附带条件就是希望中国能用日元贷款购买日本企业的机械和原材料，从而会使部分资金回流到日本企业，也帮助日本企业打进中国市场，日本过去对东南亚就是这么做的。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日元贷款所发挥的作用逐渐在减少。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吸引外资的数量不断增多，现在每年有500亿～600亿美元，外资开始丰富，而且很多重大项目都是自筹资金。所以日元贷款在国内建设中的比例逐年下降，基本上不能左右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政策。
与此同时，自上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裂之后，日本经济进入了“失去的十年”，2001年还是负增长。相应地，从2001年以来，日本对华ODA数额便逐渐下降，基本以平均每年20％的速度减少。日本外交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03年只有1080亿日元，约合10。5亿美元，比2001年的一半还少。
第一部分 事件背后的迷雾第28节：25年日本对华援助走向终结背后（2）
日本国内舆论借口
然而经济因素并不是惟一的解释，梁云祥认为，ODA下降的深层次背景在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日经济实力格局的改变，中日战略上的对立面越来越多，日本开始把中国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这导致ODA的政治性越来越强。1992年日本内阁制定了新的ODA大纲，规定了要避免使ODA用于军事用途、考虑受援国的民主化和人权状况等政治原则，ODA开始被附加上了很多政治条件。1995年，日本以中国进行核试验为由，一度停止了对华无偿援助，甚至扬言减少贷款。
金熙德也同样认为，对于对华ODA的减少和取消，日本除以中国经济增长为由外，还找到了其他的借口：援助会帮助中国不断增加军费；中国在接受日本援助的同时还给其他国家提供援助；对日本的资金援助，中国从来不表示感谢。
但金熙德认为，这种把ODA这个纯粹的经济问题和其他问题挂钩的做法是毫无道理的。在军费问题上，中国的国土是日本的25倍，人口是日本的10倍，防卫需求非常大，但军费开支总额并没有日本多，而且ODA资金也没有用于军事方面。
金熙德说，在和日本人士的会谈中，他曾说过，中国过去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援助过其他国家，而且比现在的援助要多得多，进行这种援助和中国经济实力的大小并没有关系。“把ODA问题和政治问题挂钩代表了一种日本低水平的对华思维方式，反映了日本外交政策的动摇和混乱。”金熙德说。
“感谢”似乎更是一个不应成为问题的问题。曾在日本留学的周永生向记者讲述他的亲身体会。和中国人习俗中的“施恩不图报”、“为善不求赏”不同，在日本的文化和民族心态中，感谢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礼节。如果接受了日本人给予的礼物，一定要在很短时间里，向他们多次表示感谢。而日本公众所认为的中国政府对ODA问题宣传较少，就变成了中国人“不知感激”。
金熙德说，在种种误解之下，日本一些国会议员的鼓噪大成气候，给政府的决策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和影响。他说，在日本政界和学界中，在近几年的一系列研讨会和政策审议中，很多政治家发言主张，在中国举办2008年奥运会或2010年世博会后就应当停止对华ODA。现在日本政府已经将这种观点接受为确定政策，那对华ODA结束之期应当不远。
梁云祥也向记者介绍说，2003年他曾在日本亲历了日本国会对ODA的争论现场，国会议员的态度非常激烈，大部分强烈要求取消。“当时我就感到（ODA）结束是迟早的事，现在我的感觉是一两年内就会正式取消。”梁云祥说。
金熙德认为，和1970、1980年代的友好局面不同，日本政坛总体上保守化、右倾化。原来的一些和平势力和对华友好势力开始衰退，制衡作用逐渐消失。在出现一边倒的局面之后，批判中国的声音在日本政坛就形成了共鸣。68/69
ODA之牌能打多久？
冯昭奎认为，在接受日本提供长期贷款的国家中，中国的还款信用比其他国家要好，而且中国利用ODA资金的执行效率很好，建成的项目都能迅速盈利。日本提供给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贷款，最后都因为所在国政局混乱或者经济困难而不能偿还。而且日本国内目前的银行贷款利息率是零，闲置资金放在国内根本无利可图，借给中国还算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金熙德也说，在和日方人士的交流中，他也发出过这样的询问，“你们的闲置资金放在那里用不完，不借给中国，那还借给谁啊？”
然而似乎在和中国争夺俄罗斯输油管道、东盟主导权和中亚石油资源之外，最近又有迹象显示，日本开始打起了ODA这张牌来影响中国周边环境。据《印度时报》报道，从2004年起，印度将取代中国成为对日本的最大受援国。
梁云祥认为，现在日本增加对印度的援助，有战略上更加重视印度的意思。一方面印度的经济还处于中国1980年代那种大量基础设施建设的局面，被日本看作为在中国之后21世纪的另一个巨大市场。另一方面，和印度搞好关系可以在和中国的竞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
另外一个迹象是，2004年日本、印度、德国、巴西已经为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结成了“神圣同盟”，誓言共进退。日本在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过程中，可能会指望印度助一臂之力。
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是，在中日关于ODA的论争中，媒体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金熙德认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反华论调在1995～1996年达到顶点，而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之后，随着网络的出现，中国民间舆论开始形成，最近又出现了民众参与对日政策讨论的局面。过去没有受到注意的ODA问题开始成为一个热点话题，而中国在此期间出现的反日情绪其实是对此前日本反华论调的一种反弹。
金熙德说，日本媒体在ODA问题上不正确的宣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日本民众相信，20年来日本无偿送给了中国3万亿日元，而实际上大部分是贷款，而且中国都在按期还款。他告诉记者，他曾在日本做过调查，当告诉很多日本大学生ODA主要是贷款时，他们都表示惊讶和不信。
中日两国元首已经3年没有互访，最近的东海天然气事件和所谓的中国潜艇进入日本海域事件都给双方关系进一步发展蒙上阴影。对此，金熙德表示，“政冷经热”的状态还是一种磨合期，如分析深层原因，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日关系的重新定位，而且将是一个需要一定时间的痛苦过程。
他说，对日战略不应进行戏剧性的调整，必须慎重。现在的战略格局很清楚，就是中国崛起，日本不安和不满，不能接受。我们所能做的调整只是力图防止中日关系过分恶化，但也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日本幡然悔悟，理解和接受中国的崛起上。“对华ODA是一张重要的外交牌、政治牌和经济牌。这对日本有好处，至少改善了两国关系的氛围，这是很重要的战略利益。对日本来说这是对华外交的一个渠道，掐断这个渠道不是很明智的，这是一种短视行为。今后完全停止了资金合作，日本对中国将没有一点硬气起来的理由。”金熙德说。
■ 记者／刘波北京报道
第一部分 事件背后的迷雾第29节：财经公关公司生态链调查（1）
两三年前做财经公关的都知道，北京有着“三大牛人”，即三个中间人。财经公关公司虽然有很多，且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三地，但所有的公司想敲定“过会”事宜，都必须和这三位中间人联系。70/71“给我400万，我帮你搞定一切，我会里（指证监会）有人。”资深的财经公关人陈生在二三年前，经常听到他的同行对企业们这么说。
他百思不得其解，“也许真的有人，也许他什么都没做，有的企业根基很好，不需要帮助就可以过会，这个钱真好挣”。
有个真实的案例，某家公司掏了400万给财经公关公司，因为要“宁信其有”。后来这家公司真的成功过会和IPO，但在对资本市场里面的道道了解清楚后，这家公司的董秘却感叹道：“400万的当只能上一次。”
京城三大牛人
400万并不是一刀切的价格，有时候这个价格会被砍到300万，基本上在300万～400万之间浮动——价格之所以这么高，是因为这种价格有别于国外财经公关的价格，国外一般只收服务费，中间发生的杂费是要由客户自己结清，但这里的400万却囊括了一切。
在财经公关拿到400万之后，如果真的“会里有人”的话，是如何操作一切的呢？陈生以“不清楚”为由，不愿意就此问题多谈。
但是一位曾经做过财经公关、如今跻身投行界的人士却对记者抖出了其中的内幕：财经公关要把部分钱给予中间人，由中间人搞定剩下的一切，财经公关公司往往不再插手。
两年前做财经公关的都知道，北京有着“三大牛人”，即三个中间人。财经公关公司虽然有很多，且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三地，但所有的公司想敲定“过会”事宜，都必须和这三位中间人联系。
中间人索取的费用则有“硬做”和“软做”之分。
“软做”，是把即将过会的企业和几位审核该企业的发审委员联络起来聊聊天，中间人收费在10万左右；“硬做”，即保证“过会”。一般收费400万的财经公关公司都会选择“硬做”，这时，财经公关公司须一次性付予中间人80万～100万的费用。
三位牛人在拿到钱后，接下来怎么运作，包括行贿不行贿发审委员等等，也就只有这三人自知了。但从既成事实来看，三位牛人的功力不可小觑。
颐合财经是目前中国知名度非常高、2002年和2003年拉单最多的一家财经公关公司。一位原颐合财经的员工告知记者，颐合是在2001年底联络上其中一位牛人的。
2001年底，颐合遇到了一些困境，一些老员工想离职，这时候其当家人邓尉出来安慰大家说：大家别急，颐合刚找到一位姓姚的人，他和证监会关系很熟，以后做工作就容易了。
据说这位姓姚的人的真实身份为就职于某大型中央新闻机构，他即是京城财经公关界三大牛人之一。有了姚的帮助之后，颐合财经的工作在2002年盛极一时。
“金苹果”的子子孙孙
2002年同时也是财经公关公司疯狂生长的一年，众多新的公司成立并加入混战。
根据统计资料，在2004年财经公关市场份额五分天下的几家公司：夏商集团、颐合财经、奇智财经、怡桥财经、九富投资，基本上都是在2002年进入状态或加入格局的。
从2004年初到11月，包括IPO、增发、配股、发行可转债以及吸收合并等共109家上市公司，其中的八成多都聘请了财经公关公司。
区淑宜绘资料显示，2004年，夏商的份额最高，拉到了18家的业务，奇智和颐合其次，分别拉到了14单和13单，接下来是怡桥的10。5单（与其他公司合作1单）和九富的8单，但九富另外得到了中石油准备回归A股的超级大单。
其中，奇智财经属于《上海证券报》的报办产业；夏商集团由留美归来的梁正中携风险投资在2000年于上海创办，初始是做夏商网（Sinobanker），在品尝了网络泡沫的苦果之后，夏商后来转型为财经公关。
第一部分 事件背后的迷雾第30节：财经公关公司生态链调查（2）
72/73而九富投资，这家现在因急于撇清与王小石案件的干系而非常知名的公司，在2001年底创建于深圳，总经理郑海涛原属南方证券人士，最大股东为聂建雄，法定代表人却为杜欣，至于真正的幕后控制人是谁，业内鲜有人知。
九富的客户大多在福建，有人称这是因为九富的高层中有一位是福建省证管局前任某局长的女婿，但九富的副总经理周子潇却对记者解释说，“那是谬误，九富在福建名声很好”。
九富的成名在于2003年的一夕，因为在某一日忽然竞标成为了长江电力IPO时的公关公司。周子潇回忆当时的情形说，“我们准备得好辛苦，最后才竞标成功的”。
但是，市场中还流传着另一种说法，说是九富没有参加第1轮的竞标，就直接进入了第2轮竞标。另有说法认为，九富与长江电力的主承销商中金公司关系密切，目前与中金公司仍在合作几个大单业务。但无论如何，正是因为在长江电力上的成功，中石油的大单又被九富抢得。
成立于2002年的上海怡桥财经在前两年尚默默无闻，只是在今年才突然发力。知情人士称，怡桥的幕后控制人为黄怡如，和众多小的财经公关公司的控制人一样，黄早年是金苹果财经传播公司的一员。
“金苹果是财经公关领域的黄埔军校。”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据悉，金苹果创始人于小央1997年在香港创办金苹果后，1998年就移师内地，堪称内地第一家财经公关公司。
然而，稍后不久，金苹果的部分原创人员陆续离开，业务上一直走着下坡路。上述业内人士指出，金苹果在国内财经公关行业虽然开风气之先，但却始终未能主导潮流。
陈生有点不太喜欢金苹果和于小央，他说金苹果的各种子子孙孙公司的“流毒”危害着中国财经公关业。陈生认为，一些传承自金苹果血脉的弊端包括：自我宣传、包揽式的收费模式以及为拉单的不择手段。这些行为使得中国的财经公关业很不规范。
“生存，还是死亡？”
在发审不透明的那段时期内，这种“不规范”表现为利益裙带主义。每家公司都在拼命招聘一些“有关系”的人员，或试图和一些所谓高层身边的人物建立某种联系。
因而，在“京城三大牛人”之外，故事有了一个新的版本，即试图绕过三大中间人的一些尝试。这种尝试谨慎而又心照不宣。
报料人称，一些企业在将材料送交证监会准备过会的日子里，耳朵是非常灵的，有时就会听到“某某公司是一家不错的财经公关公司”的言语，而这种言语往往是不经意时才能听到的；这家企业往往就会很乖巧地聘任这家公司为自己做财经公关，为此付出的佣金（不包括各类杂费）大约在60万～70万。有些小公司，专业水准并不高，但是仍然能够拉到不少单子，正是和此有关。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财经公关之间竞争的加剧，使得这笔佣金留在自己手中的部分越来越少，发展到后来的极致，公关公司所收的六七十万中，只有二三十万才能算是自己的收入，其他都以各种方式返还支出给相关人等了。
2003年底，发审制度改革，过去黑箱的操作逐步走向透明化，过去的高利润似乎一去不复返。
74/75“现在，我们有50％～60％的业务是通过公开参加竞标会获得的。”周子潇说，“现在只有再融资业务可能拿到40万～60万的佣金，IPO只能拿到20万～30万，有的少的只有10来万，甚至几万块钱，少得可怜”。
但是，黑箱并不能完全杜绝，只不过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