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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桓武在玻恩教授的指导下，研究固体理论和量子场论，并在这两个领域中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获得了两个博士学位，这在那时的中国留学生中是独一无二的。
在这里还必须提到另一位先驱者，那就是德高望重的赵忠尧先生。他是第一个亲眼看到核爆炸的中国物理学家。1946年6月30日，美国在太平洋小岛比基尼岛上又爆炸了一颗原子弹。距该岛25公里远的“潘敏娜”号驱逐舰上，有应美国政府之邀前来观“战”的英、法、苏、中四个同盟国的代表，其中那位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代表就是物理学家赵忠尧。他一面仔细观看着冉冉升起的蘑菇云，一面将目测现场算出的数据默默牢记在自己的脑海中。这次演习完毕代表们回到美国。当美国国防部代表在机场欢送盟国参观团回国时，他们发现那个黑头发的中国代表“失踪”了。这是怎么回事？原来，赵忠尧此次出国负有当时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物理学家萨本栋托付的重任：尽可能多地了解美国在核物理方面新的进展，并设法购买核物理研究设备，萨在国内设法筹款再给他汇去。
就这样，赵忠尧神秘地“失踪”了。他设法回到加州理工学院，这是他1927~1930年间在美攻读博士学位的地方。他常周旋于原先的老师和同事之间，利用机会在加速器的操作台和零部件上爬来爬去，以获取加速器设计和制造的细节知识。回旋加速器的发明者、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劳伦斯敬佩赵忠尧的爱国之心，出重金聘用他，还有意安排他多接触实验设备和有关图纸。萨本栋如期秘密汇来12。5万美元，作为赵忠尧购买实验设备及个人生活之用。赵仔细核算一下，订购一台加速器起码要40万美元，还不能拿到出口许可证，因为美国政府严禁此尖端技术出口。因此，唯一的办法是自己回国设计制造，一些国内无法制造的精密部件则在美国秘密定制。从此，赵忠尧成了“临时工”，他经常到几个熟悉的物理实验室去签订“换工协议”，以替实验室完成某些科研项目上来换取有关加速器制造的技术资料和零件。每天，他工作平均在16个小时以上，一日三餐多数是开水、面包加咸菜，为是的节省12。5万美元中的每分钱。1950初，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早就传遍了在美国的华裔科学家。赵忠尧在完成了预定的计划准备回国了。当年8月29日，他和钱学森夫妇等一起登上美国“威尔逊总统号”轮船，正要启航时，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突然上船搜查。钱学森的800多公斤的书籍和笔记本被扣下来；他本人也被说成是“毛的间谍”被关到特米那岛上。赵忠尧的几十箱东西也遭到翻查。其实，他早在一个月前已将其中的重要资料和器材托人带回中国，而把其余的零部件拆散打乱了任意堆放，为的是迷惑搜查官员。尽管如此，当轮船途经日本横滨时，赵忠尧还是被驻日美军最高司令部关进巢鸭监狱。消息一经走漏，立即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并引起美国国内科学界的质问和抗议。美国政府迫于国内外压力，不得不放行。1950年年底，赵忠尧带着大批加速器资料和关键设备，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1955年，赵忠尧用带回器材和零部件，主持建成了我国第一台加速器，开展了原子核物理的研究。就是这时，被美国海军次长说成“抵得上五个师”的钱学森也回到了中国。五角大楼忘了估算一下，赵忠尧及其带回中国的技术资料和仪器设备能抵得上多少个师。
第一幕（19491959）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1950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建立，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彭桓武为副所长。大批有造诣、有理想、有实干精神的原子核科学家，从美、英、法、德等国回国，来到原子能所。只经过十年，该所就发展到4000多人，在20个学科及其60个分支学科上开展研究，成为中国原子能研究的主力军。
1955年1月15日，在中南海一间会议室里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研究中国原子能发展问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彭真、李富春、陈毅、聂荣臻、薄一波等中共最高层围坐在一起，听钱三强、李四光等介绍原子能的情况。新中国的领导人一个一个传着看李四光带来的铀矿标本，对这种看似普通实为重要的石头感到惊奇。
中国研制原子弹关键的一步是在1957年夏天迈出的：在二机部下面成立了一个核武器局，对外称九局，后来又改称九院。出任局长的是原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觉少将。他的三位副手是：吴际霖，他原是学化学的：朱光亚，毕业于西南联大，并获得美国密执安大学博士学位；郭英会，他是周总理的科研秘书，在九局负责与各方面的组织协调工作。
随着九局的组建，大批风华正茂的中青年科学家被调到这个研制原子弹的第一线，其中就有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
1958年8月，邓稼先被调到九局任理论部主任。新上任的邓稼先到几所名牌大学招募了28名新毕业的大学生，开始了他的“战斗”。谁也没有见过原子弹是什么样子的，更不用说搞原子弹的理论设计了。邓稼先办起了“原子理论扫盲班”，他们找来了与此有关的外文原版经典著作，边阅读，边翻译，边油印。这就么，邓稼先和他的“28宿”很快进入了角色。他们的攻坚战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验证苏联专家提出的一个关键数字：原子弹爆炸时其中心压力将达到几百万个大气压。他们一周工作7天，每天三班制，动用手摇计算机和算盘这样的古老计算工具，进行最现代的理论计算。每算一次要花费1个月；而他们总共计算了9次！最后，邓稼先他们否定了苏联专家的这个数据，又经过刚刚应召回国的周光召的验算，证明他们的计算是严谨周密、无懈可击的。否定了错误的不等于找到了正确的，邓稼先马不停蹄，又率领一批青年人继续寻找这个神秘的数据。经过艰苦卓绝的繁复计算，他们用百分之九十九的血汗加百分之一的灵感，终于在一天深夜找到了这关系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败的关键数据！
“596工程”
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工程叫“596工程”，这与中苏两国的关系密切相连。从1953年1月到1956年8月，中苏两国政府在原子能领域共签订了四个协定。1957年10月，两国政府又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里面列有苏联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条款，主要包括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数学模型和图纸资料。
随着中苏分歧的扩大，苏联决定，提前终止1957年10月15日苏中双方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中断若干援助项目，不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激怒了中国人。中共中央马上在1959年7月作出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把原子弹造出来。为了记住1959年6月发生的这段“国耻”事，中国领导人特意将研制自己的原子弹的工程定名为“596工程”。
从1959年到1962年正值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在这样的极端困难时期要研制原子武器，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当时主持国防科委工作的聂荣臻元帅指出，“靠人家靠不住，也靠不起，党和国家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本国科学家身上。”1961年春中央调王淦昌、武桓武、郭永怀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三位中国顶尖科学家内心思潮翻滚。王淦昌当时迸出了这样一句话：
“我愿以身许国！”
王淦昌说出了当时参加“596工程”所有科学家的心声，在这个关系到国家民族存亡的严峻时刻，他们责无旁贷挑起了历史的重任。原子弹工程是国家最高机密，参加研制工作的人都必须断绝同国外的一切联系。因此，王淦昌等人从那时起就神秘地“失踪”了，他化名为“王京”。为了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这批高级科学家隐姓埋名十几年，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巨大的牺牲。
在中国的高级科学家中，恐怕只有郭永怀一人跟“两弹一箭”都打过交道。他是学空气动力学出身的，从1941年起，郭永怀、钱学森、钱伟长、林家翘（后来是美国科学院院士）一起当上了世界空气动力学权威冯·卡门的博士研究生，并且深得导师赏识，都取得了博士学位，在美国航空和火箭界享有盛誉。在钱学森的带动下，他紧随其后于1956年回到祖国。第二年，他就在钱学森任所长的中科院力学研究所任副所长，负责抓“高速空气动力学”、“爆炸力学”等尖端课题。
王、彭、郭三位大师的到来大大加强了核武器研究院的力量。与此同时，经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批准，从全国选调了程开甲、陈能宽等105名高、中级科技骨干参加到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中来。从1960年春天开始，全部由中国人自己组织的，全是中国人参加的原子弹研制的攻坚战开始了。
Number：5345
Title：感悟浮生
作者：堀秀彦
出处《读者》：总第165期
Provenance：星光
Date：1995。1
Nation：日本
Translator：小竹
何谓人生？
人生是由许多小事聚集而成的。
霍姆斯
人生的小事，乍看起来，披此并没有很深的联系。吃饭和读书不相干，写信和去银行之间也无联系，工作，下棋，聊天，这些事情更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仔细想想，人生的小事不正是这样杂乱无章吗？
只是尽管杂乱无章，但这些小事一旦落实到我们生活之中，成为我们每个人的一部分，就自然显示出统一性来了。
人生就像一间摆满了各式各样货品的杂货店。有位诗人说过：“唯此一途，贯彻始终”，让我们抛开他的话，假装自己是这间杂货店的主人，照顾着各式杂货，由生至死，不也很有趣味吗？
生活的标记是不安
精神上的不安，便是生活之证明。
麦尼夏
人拥有未来，可是无法由自己保证未来的发展，所以会过得不安。
晚上睡觉时，你松一口气，心想终于平安地过了一天。
其实，在安心的背后，还隐藏着忧虑。
有了铁饭碗，就可以安心了吗？
有家庭医生和常备药，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
就算能拥有一切，也无法摆脱生的不安。
因为不安是生命的基本精神，是生活的标记。
经验并非一定是好老师
经验是人们为自己所犯的过错取的代名词
华德
“反正有经验了，不妨做做看。”“求个经验嘛。”“不做不知道。”
人们常把这些话挂在嘴边。可是要等到全身浴火，才知道灼伤的可怕，代价未免太高。
二次大战后，人们特别赞扬“尝试错误”，并且把它看成是一种教育。经验确实是一种教育。可是由经验的导师所教的却不全是好事。
例如，对不会喝酒的人而言，喝一杯是个经验，可是它会使人变成酒钣。
欲言又止的话最重要
人们请你批评时，其实是希望获得赞赏
毛姆
我常在席间遇到那种三杯黄汤下肚，就马上跑过来找我“批评指教”的人。
他们口里说：“你认为我哪里做得不对，请尽管说，没关系！”
可千万别信以为真哟！
因为世间没有一个人能坦然面对别人的喋喋不休，在被批评后，仍能心平气和的。
俗话说：“忠言逆耳。”但是人们仍然由于听到以阿谀的话而喜不自禁；听到率直的批评而恼羞成怒。
今生比来世更美好
如果有罪，不是因为你对生命感到绝望，而是因为他把希望寄托在来世，放弃今生无可取代的美好。
卡缪
卡缪的主张，正好与宗教家们提倡的“期待来生”唱反调。
卡缪认为，今生无论多么悲惨，都比来世美好。
因为有生就有死。
死亡等于归零。
人死了，就不存在了。
但是，人若活着，就存在着，并不是一无所有。所以，无论活得多么悲惨，也比死亡好。
Number：5346
Title：中国城市青年眼中的外国
作者：
出处《读者》：总第165期
Provenance：北京青年报
Date：
Nation：
Translator：
西方一些国家每年都要做一次诸如“你最喜欢哪个国家”、“你最不喜欢哪个国家”之类的民意调查，且各大报纸都会登载调查结果，足见其对于这类调查的重视程度。然而，在我国，这方面的民意却很少有人进行调查（有些民意调查涉及了这方面的问题，但很少直截了当地指明具体国家，往往笼统地称“西方国家”）。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不久前完成的《中国青年发展状况调查》城市问卷（1994年）中，首次设置了“您最喜欢的国家、您最不喜欢的国家、您认为对中国最友好的国家、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这样一些问题，以期对中国青年这方面的观念有所了解。从调查结果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意义的结论。有些结论与我们一般的直观感觉很不相同。
一、中国青年中的大多数仍旧最喜爱自己的国家
在回答哪个是最喜爱的国家时，相当多的中国城市青年（46。1％）选择了中国，排名第一，比率高达67。79。这也是一个令人吃惊和高度一致的加答。在中国城市青年最喜欢的国家排名表上，相当于排名第二的新加坡（14。1％）的3倍多。从这次调查的另一个问题的回答中，我们也看到：绝大多数的中国城市青年对作为一名中国人感到很自豪。在另一处回答”美国很富裕，我要是美国人就好了“符不符合自己的想法时，69。8％的人回答很不符合。这些结果说明，无论如何，爱国主义感情在中国青年中仍占有主流地位。
二、中国城市青年高度重视中美关系，但占压倒多数接受调查的中国青年认为美国是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
美国在中国城市青年最喜爱的国家中排名第三（12。1％）；在最不喜欢的国家中排名第一（39。8％；3。9％的中国城市青年认为美国是对中国最友好的国家，排名第三。71。9％的中国青年认为美国是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排名第一。
在对4个问题的回答中，美国均名列前三位，说明中国城市青年对于中美关系最关注，感触最深，但占压倒多数的中国城市青年对于美国的印象是负面的，有39。8％的中国青年把美国列为他们最不喜欢的国家。
在问卷中我们发现，有些喜爱美国的青年也把美国列为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
三、新加坡在不少青年心目中是理想国，反映了他们对于中国前途的期望
在接受调查的中国城市青年最喜欢的国家的排名表上，新加坡在除中国以外的国家中排名第一，只有0。19％的人不喜欢新加坡。3。9％的人认为新加坡是对中国最友好的国家，排名第四；只有0。29％的人认为新加坡是对中国不友好的国家。
新加坡是个小国，但在中国人心目中，新加坡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既富裕又廉洁、安定的国家。新加坡占据了中国城市青年最喜爱的外国的首位。
在中国城市青年最喜欢的国家的排名表上，瑞士这个远离中国、与中国关系比新加坡更少的国家排名第五（6。6％）。
四、在“谁对我们最友好”这个问题上一些中国青年感受复杂
在对中国最友好的国家的排名表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排名第一，比率高达67。7％。这也是一个令人吃惊和高度一致的回答。在中国城市青年最喜欢的国家排名表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排名第六，虽然也比较高，但得标率仅为3。1％，与上述67。7％的比率无法相比。
在对中国最友好的国家的排名表上，日本排名第二（8。4％），美国排名第三，新加坡与巴基斯坦并列第四（3。9％）。而在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排名表上，美国排名第；日本仍旧排名第二，比率略高于认为日本是对中国最友好的国家者，为9。1％，这表明中国城市青年对中日关系的感知分歧较大；越南第三（7。3％）；英国第四（6。4％）。
五、从总体上说，中国青年不喜欢世界上的大国，并认为大国对中国不友好
在中国城市青年最不喜欢的国家的排名表中，美国第一、日本第二、越南第三（9。7％）、俄罗斯（含独联体）第四（5。1％）。除了越南因与中国在70年代末发生过战争而排名第三外，其余名列前茅的国家恰恰是一些世界大国：美国、日本、俄罗斯。英国排名也较高（排名第七）。
中国青年中虽然有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