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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确实也是这样说了。但我姐姐头次发现这家伙的脸皮就像结冰的河面，没一丝笑的微波漾动。
我姐姐沉住气，打衣兜里掏出礼物，还尽量装得挺高兴，说：
“给你，自己打开看吧！”
如果这家伙看见小肥猪再不笑，完了！世界上一副最不可思议的面孔就叫我姐姐拿命运撞上了。
后来我姐姐告诉我，当时她的心提到嗓子眼儿，好像他打开那包里装的是颗定时炸弹。难以想象的事终于出现了这家伙剥开那美丽的花纸时，神气好比在拆一个陌生人寄来的信封。小肥猪露出来，他手一捏，“吱”的一叫，任何人都会给这玩意逗得大笑，但这家伙只是连连说：“嘿嘿，嘿嘿，太逗人了，逗极了。”那张死脸就像两扇关得严严的门，一动不动，门上还挂把大锁，贴封条，千真万确是表情的残疾人！
我姐姐回家大哭一场。
我姐夫人很实在这是没说的了。他是个孤儿。孤儿的感情世界好比一块荒地。上大学时赶上五七年的鸣放，据说他惹点麻烦，但那时政治决定人的一切，哪个姑娘肯沾他这块地又碱了。要不是因为他出身没问题，决不会分配到外贸公司工作。他是到我姐姐学校教英语补习班时，无意中和我姐姐碰上的，两人之间一下就爱上了。这爱，就好比一颗种子落到他这块光秃秃、遭殃的大碱地里，他便把所有的劲儿都使出来。他对我姐姐的感情好像是种感激报答的激情；我姐姐在这家伙身上得到的便是双倍的爱，双倍的关心和体贴。
我姐姐发现他不会笑之后，几次想和他分手，但每次下了决心，不出三天就坐不住了，鬼使神差地打电话找他，约他。当两个人下狠心也离不开时，那就必有真正的爱情存在。我悄悄问那家伙：“我怎么很少见你笑呢？”我问很很巧妙。
不料他惊奇地一扬眼皮，没笑，却说：“嘿嘿，你问得真有趣。”
二
六八年文革大揭发时，各单位不都在搞“忆、摆、查”吗？“忆”叫“忆怪事”，就是发动所有的人回忆平时遇到过什么值得怀疑的人和事，揭出来，好抓住线索，“深挖隐藏最深的反革命分子”。浆糊厂有个老工人平时跟人打招呼，习惯将手斜举到额前，很像旧军官行见面礼的姿势，被人“忆”了出来，再经专案组调查，真的查出是个一直隐瞒身份的伪满军官。这事被当做先进经验在全市传达，一时人们的精神头儿全提起来了，大忆怪事，掀起高潮，人人恨不得都能从自己床铺下面挖出颗炸弹。忽然一天，我姐夫单位有人给他贴张大字报，题目是《他为什么从来不笑？》。祸找到头上来了！
这张大字报比一宗上百万美元的出口买卖更强烈震动了整个公司。全公司二百多人一同从记忆里搜寻我姐夫平时给他们的印象，果然，没人见他笑过。专案组悄悄出动，查遍我姐夫的朋友和邻居，也没人能证明他笑过。问题就大了。后来他们专案组还来找我，我说：“我也没见过他笑，他在家里也从来不笑，可能不会笑吧！”专案组的人说：“你别包庇他，不会笑的除非是死人。他不是不会笑，这里边有政治原因！”
专案组以他五七年留在档案的右倾言论为根据，断言他不笑的根由是对新社会怀有刻骨仇恨。但他们必须有现实依据，才好把他定成反革命分子。可是从他日常的工作和言论中找不出新的问题，看来他真属于“隐蔽很深”的那种，便把他列为运动重点关在单位里，逼他交待思想，同时抄家。把他家里的私人信件、工作笔记，连同我姐姐的数学教案都搬去，派一批人从中查找。但他的所有文字除去记事就是谈事，连一句谈感情甚至谈天气的话也没有。最后只好用压力挤他的口供。他呢，居然不承认自己不会笑。他们叫他笑，他还是我见过的那样，咧开嘴，“嘿嘿”两声，根本不能叫做笑！一到批斗会上叫他笑，他就这样。他没笑，反而逗得大伙想笑，成滑稽剧了。眼看着运动搞不下去。专案组里有个机灵鬼儿，想出个挺绝的法子，问他：“你对党和毛主席的感情怎么样？”他说他从小是孤儿，党把他养大，从小学到大学都拿助学金，当然对党和毛主席充满感激之情。那机灵鬼儿就指着墙上的毛主席像说：
“你对他老人家应该笑，还是应该哭！”
“当然应该笑了。”
“好，你笑吧！我们看看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姐夫面对着毛主席像要笑，大概他自己也不知自己怎么笑的。听说他当时一咧嘴，牙花子都龇出来，样子像很疼，很痛苦，又像吓唬人。专案组的人朝他唬起来：“你就这样对待伟大领袖？这是笑吗？是哭！是刻骨仇恨！”罪证这就有了。现行反革命，批斗，批判，运动也就推向了高潮。人人义愤填膺，恨不得吃了他。
那一年多里，我姐姐成了反革命家属。我姐夫单位还总去人到她学校，逼她揭发我姐夫。学校待她还不错，虽然尽量保护她，但她也饱尝了世态炎凉、人情饶薄的滋味，整天灰头灰脑，回家做饭都没心气儿。一次我去看她。儿子问她：“我爸爸为什么不笑，呵，妈妈？”她突然“啪”地给儿子一个耳光。然后她娘俩全哭了。这是我见她第一次打她心爱的儿子。
等到落实政策时，我姐夫这案子成了难题。写材料的人说，单凭一个表情怎么好作为反革命罪证上报，又不能叫他再表演一次，拍张照片放进档案，又不是杀人现场照片。过了半年多，上边派一支工宣队帮助他们公司搞政策落实。专案组就把我姐夫这案子作为“老大难”推给工宣队解决。
工人比干部有办法。琢磨个办法，土法上马。把我姐夫叫去，进门就叫他脱衣服，直脱得只剩一条三角裤衩，我姐夫以为要挨揍，吓坏了。谁知他们上来一个人，让我姐夫举起双手，像投降的姿势，然后拿根扫帚苗子，搔我姐夫的胳肢窝，脖子和脚心，只见我姐夫嘴一咧一咧，嘿嘿出声，胳膊腿乱摇乱蹬，叫着：“不行了，我不行了，痒痒死了，痒痒……”可是他一点不笑。这工宣队员把扫帚苗子一扔，说：“专案组怎么搞的，这人哪是不笑，他根本不会笑！”
经过这次鉴定，罪证被否，我姐夫被被平反落实。由于不能否定前一段运动的成绩，结论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政治上平反了，可是他又从“不笑的敌人”变为“不会笑的人”，成为全公司人好奇和注目的对象。一个不笑的人，反成了人们的笑料。他依然不动声色，内心却变得十分敏感，时时觉得有人不客气地拿根针刺他，那张脸就更无表情，有时看上去像块冰冷的岩石。一天，他忽然对我姐姐说：
“你能教我笑一笑吗？”
我姐姐流泪了，对他说：
“你就这样吧，我喜欢……”
从此，我姐姐自己也很少有笑容了。大概她有意控制住自己的笑，怕引起姐夫的自卑。
三
自从文革被历史一脚踢开，生活又换了一套新解释，包括对我姐夫的不笑。
领导们的能耐，从过去表现在揪出多少人，改为现在能赚多少钱。外贸公司的书记兼任起经理来，还要干个外向型“子公司”，搞引进、出口、合资和海外投资。这子公司需要一名能干的人挂帅。原先那帮红人都过时了。人到用时方恨少，于是想到了我姐夫。第一他精通业务，第二他外语呱呱叫，跟外商交往得心应手。
我姐夫走马上任，没一年，天知道这公司怎么就叫他干得热火朝天。原来跟外商谈生意并不需要笑，需要本领。外商也不管你笑不笑，有生意可做就行了。
几年里，我姐夫已经俨然一个大老板。企业创汇相当于全公司的两倍。我姐夫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报纸头版上，被选为市人大代表，天天出入各大豪华宾馆和市领导的高宅深院。时不时出国一趟兜生意。在公司里人人都投之以赔笑。因为人人想求他出国捎洋货，更因为他是个有钱的大经理、有权的领导；领导就不能总笑，愈不笑，下边的人就要愈哄他笑。他像上帝一样活在人间，可是恐怕连上帝也不知道这个人怎么一下子如此显赫！
下边就要讲到昨天晚上发生的那件怪诞的事了
昨天晚上他和我姐姐，我外甥在客厅里看电视。24寸大屏幕上是两个人说相声，相声说得平平，并不特别可笑。可是忽然间他喉咙里“咕”的一声，就像母鸡下蛋前，受身体里什么东西惊动时那一声。跟着“咕、咕、咕”连着响起来，好似有东西在他喉咙里憋着，很难受。我那傻外甥一叫：
“瞧我爸爸多像唐老鸭！”
这话像引爆物。我姐夫像死火山，一下子爆发了似的，大笑起来。他竟然笑了！而且不是以前那种怪样，而是真正开怀大笑！我姐姐说，当时他脸上的五官就像花开那样，所有花瓣都和谐地张开……更是不可思议。但这真的笑了，反而把我姐姐吓傻，以为他疯了，问他到底出了什么事，我姐夫摇着手，笑得不能回答，而且只要他看电视上那两个相声演员一眼，笑就会加剧一阵，直笑得捂着肚子，眼泪鼻涕流下来。我姐姐扶他上床，赶紧打电话给我，我赶去了，只见我姐夫蒙头裹着被子咯咯地笑，整个身子在抖，摇得床架子嘎吱嘎吱响，好像得了寒热病。我掀开被子看他，确实在笑，但枕头上泪湿了一片。我问他：
“你怎么了，难受吗？”
我姐夫一边咯咯笑一边告我说：
“我止不住了。”
我给他吃了两片镇静剂才平静下来，呼呼大睡。今天早上姐姐告诉我一个奇迹，他脸上竟然出现很自然的笑容。怪不怪，简直不可想象。
绝顶聪明的人
1969年15岁男B省S市某中学学生
人都说，“文革”中人的才智受压抑，其实不尽然，险中弄险显才能嘛！
六九年不是备战备荒、全民皆兵吗？毛主席一声令下，全国搞拉练。那时我在上中学。拉练那天同学都很兴奋，人人都穿上草绿色军装，穿军鞋戴军帽，真像战士，像新兵。女同学们都把头发塞在帽子里边，皮腰带一扎，斜挎入绿帆布军包，包上绣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包里放着《毛主席语录》和干粮。那时代人真行，有这两样活着就蛮带劲儿；不像现在，彩电冰箱录音机洗衣机缺一样心里就空一块。对了，人人胸前还别一个毛主席像章。我把自己珍藏的顶漂亮的一枚别在当胸，直径八十毫米，跟烧饼大小差不多，这算特大号的，愈大愈忠，愈大愈震人。
这天，学校里请来一连解放军战士，带我们一起去拉练，学军嘛。我一眼就瞧见连长，而且第一眼就挺喜欢他，这是种含着敬意的喜欢。他的气质与众不同。顶多三十岁吧，高高个儿，腰板挺挺，很有军人风度。他姓白。连部把战士一分为二，把我们学生也一分为二，掺进去，变成两连人。由白连长带一连人，指导员带另一连人，分两路出发，走不同路线。
我们一连分做三排，排长是军人，走在每排队伍的前边，还有个战士打着一面红旗。我在一排，一排最威风，红旗前面，一个大个子战士捧着一尊挺大的毛主席半身像，最常见的白瓷的那种，走在队伍最前头。我们一路齐声喊口号，喊毛主席语录，喊唱革命歌，雄赳赳气昂昂走入乡野。大红旗的旗光旗影映在脸上，那感觉真像当年红军转战南北一样。
一排长怕捧毛主席像的大个子累了，便想找人替他，立时战士们都争先恐后要承担这光荣任务，我们学生也争着要做。谁争在先、谁对毛主席忠。可那大个子不干，后来他急了，大叫：“我要保卫毛主席，重走两万五千里长征路！”这大个子是山东人，他的誓言真叫我们既感动又钦佩，这忠诚使我佩戴大像章的那忠诚，就显得太一般了。我们学生马上呼起口号：“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战士们立刻用宏亮的口号应答：“向革命小将学习！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我们一呼一应，愈喊愈使劲，为了使喊声响彻原野，让人听见，压倒敌人。这一鼓劲，一直走到天黑地黑，深更半夜，人可就累了，不知不觉没人再喊口号，黑糊糊只响着脚步声。
部队好一通走，终于翻过一片高地，还是不见村庄，前头一片黑暗，根本没灯火。忽听队伍前面有人惊慌地“哎哟”一叫，同时啪啦一声，稀里哗啦，好像个大瓷盆摔在地上粉粉碎。大伙一瞧，原来前头那捧毛主席像的大个子脚底一滑，天塌地陷般要命的事出现了：毛主席大瓷像摔碎了！一下子全惊呆了！把毛主席像打碎，杀头的罪过呀！没等大伙清醒一下，那大个子忽然两条腿一弯，“扑通”给毛主席像跪下，请罪！一排长给这意外的事弄得魂飞魄散，身不由己“扑通”也跪下，请罪！我们一排人不用任何人发命令全都跪下来，请罪！
紧跟着二排队伍上来，一看我们一排全跪在道上，不知出了什么事了。二排长问，没人说，都指指前面，二排长过去一看毛主席像被摔碎，二话没说也跪下，二排人跟着“刷”地全都跪下。等天三排上来，白连长一看全明白，没等他想出办法，没等他发话，三排长和三排人全跪下了。人们都是抢着跪，谁先跪下谁就忠得最彻底，最坚决，最不犹豫。白连长也跪下。但这一跪就麻烦，没法起来呀，谁先站起来谁就是不忠。可也不能总这么跪着，跪到什么时候才算完？跪到天亮也没辙。在这星月之下，荒郊野外，大土道上，黑压压，不知是傻是疯，跪着这一大片人，可没人吭声，没人敢动，谁也不敢看谁。都以一种悔罪心情面对着前边，地上，那片给月光照得白花花，不成任何形象的碎瓷片儿。
时间一秒一秒过去，跪得愈久愈没有理由站起来。可就在这时，只见白连长突然刷地站起身，好像出了什么事，使他清亮的嗓子急迫地说：
“不好！前边村里有响动！敌情！可能是反动地主分子搞破坏！一排、二排、三排，全体集合，迅速跑步，目标左前方百各村。保卫贫下中农！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党中央毛主席！”
跪在地上的上百人唿喇喇一下站起来。要说军队动作真快，眨眼间集合好，在白连长带领下疾速前奔。奔出去十多分钟，往右拐过一道桥，又奔跑了十来分钟，就听见前边传来狗叫，苍苍茫茫、夜雾重重的原野出现灯火，前方正是村庄。原来刚才村里人入睡了，都熄了灯。这一闹，灯火愈来愈多亮起来，狗也愈叫愈凶，气氛真有些紧张，人打仗吗？我的心嘣嘣直跳。战士们都把背枪摘下来握在手里，飞快扑到村前。白连长下令，叫三排人分三路，战士在前，我们学生在后。
一进村，就见一片火把人影，还有手电光在眼前晃，影影绰绰那些人影拿着大杆枪。是搞破坏的反革命吗？白连长马上喊话：
“不要开枪，我们是拉练的解放军！你们是谁！村里是不是有情况？”
对方一个大嗓门喊道：
“俺们是大队民兵。听人喊狗叫的，俺们也不知有啥情况！”
白连长：“你们村里的四类分子呢？”
对方：“都老实在家待着呢，夜里不准他们出来。”
白连长带队走上去说：“我们拉练路过这里，听见动静，以为有情况，怕四类分子搞破坏，赶来支援你们。没事就好！”
大队民兵队长说：“感谢亲人解放军为俺们贫下中农操心。村里有所小学校闹革命，不上课，房子都空着，快进村歇歇脚，我们去给你们烧水喝……”
我们一连人就进入小学校，喝水，吃干粮，休息。白连长对一排长说：
“有件事，刚才路上打碎的那主席像，不能扔在地上，我去请回来。”
那个大个子山东大汉耷拉着脑袋，心情沉重，上来对白连长说：“我跟您去。”
白连长什么话也没说，只看他一眼，扭头拿着手电筒独个去了。过了一阵子白连长回来，手里空空：“怪事了，我怎么找了半天，地上什么也没有。”一排长说：“怎么可能，深更半夜，还会有人拾去？您是不是找错了地方？”白连长说：“哪会错。要不多去几个人找找，必须找到！”
我们靠几束手电筒光，穿过漆黑原野，返回那道上，按照大家共同的记忆找到那地方。可令人奇怪的是，在白连长手电筒扫来扫去的雪白光圈里，根本没有那些白瓷片，蹲下来细看，竟然连一个小瓷碴也没有。东望望，高粱地一片如墨的漆黑，西望望，河水银光闪烁，流动着迷幻的波光，真叫人百思莫解。再望望白连长，那张白白、英俊而冷漠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天亮队伍起程继续拉练，白连长向大队革委会又借了一尊毛主席像。红旗，喊口号，唱革命歌，谁也不提昨夜那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