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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他说：“其实如果我真的掉下去，这带子不一定能承受住我的重量。但起码我的鞋子还会在那儿。”
一路艰辛一路险
“快速地为第二架相机换上高感光度片……爬上廊桥后面的树。手臂被树枝刮伤，‘可恶’，他低声抱怨了一句继续往上爬。”实际的野外拍摄显然比刮伤胳膊要凶险得多。
史蒂夫·麦克瑞在拍摄中，他所乘坐的一架小型飞机翻着跟头栽进南斯拉夫境内的一个高山湖。毫发无伤的领航员自顾自逃命去了，留下无助的史蒂夫在结冰的水中上下沉浮。他竭尽全力拼命抓住一块残骸才幸免于难，但却要忍受视网膜脱落的痛苦。
乔·谢斯切尔险些成了尼罗河大河马的一顿美餐；洛伦·麦金太尔在委内瑞拉被囚禁；迪 安·康格在大马士革亦遭此厄运；在约旦，乔迪·科布被贝督因人劫持，幸亏同事以一大把第纳尔（货币名称）为其赎身；米歇尔·尼科尔斯则败在卢旺达黑猩猩的拳下，被一掌推下山坡……
但这一切现实的灾难似乎还不是最糟的。几乎每一个摄影师都感觉到他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最无形的威胁是对自我的怀疑。那种黑色的抑郁就像一股冰冷的寒气，让人不寒而栗。似乎永远有一种低语，徘徊在摄影师们的心中：这20年来的成功也许只是一时的运气，下一次上帝是否依旧仁慈？！“那是一些总让人冒冷汗的日子，仿佛有一天运气会离开自己，我一下子成了一个骗子。”
摄影是瞬间的艺术，它会因摄影者的一丝疏忽而充满遗憾。发生故障的相机、不正确的镜头、不合时宜的光线、甚至没有了胶卷。就在那些不可挽回的瞬间，一张好的照片已经失去。
感情的历程
《廊桥遗梦》的浓情与浪漫也许只是现实生活的一件奢侈品。但对比尔·阿拉德来说，它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当时我正站在教堂的台阶上，一个年轻的女子从我身边经过，她有着一张十分迷人的脸。”比尔回忆道，那是1982年，他正在秘鲁拍片。“那年我43岁，刚刚同我的妻子分手，除了恶劣的家庭关系我一无所有。然而事情就这样开始了。我来到千里之遥的一个国度，与一个不同语言的女子相爱。”两年之后他们结了婚，同7岁的儿子住在弗吉尼亚。
类似的浪漫故事仍然在摄影师的旅途中演绎。然而更典型、更现实、更令人心酸的事实却是长时间的离家拍摄（一般一次需要4个月）使家庭关系濒临崩溃。1964年，当布鲁斯第一次来到《国家地理》杂志时，12个摄影师中的8个已经离异。B·安托尼·斯图尔特在他退休的那天说：“……这42年绝对是美妙的42年，……但是如果再来一次，我将不再接受。……我有一个儿子，我却没有见过他，甚至不知道他的存在。”
用心拍摄
“人们总是喜欢问我照片的光圈和快门速度，我告诉他们，这张照片的曝光是43年又1／30秒。”这是弗兰斯·兰廷对拍摄的理解。
是的，如果仅仅是快门速度，也许你和我都可能申请到《国家地理》杂志的拍摄机会。一张成功的照片更多地是依靠观察能力，真正的观察和投入。
吉姆·斯坦菲尔德，摄影对他而言简直是一种诱惑。他执迷其间，拒绝失败。在梵蒂冈，为报道彼得大街塑像前的朝圣者，他先后44次反复拍摄，终于在最后一次获得成功。在伊斯坦布尔，为寻找一个高处的拍摄点，他不辞辛劳，44次登上伊斯兰教寺院大塔的200级台阶，“最后，他们终于给了我钥匙。”
水下摄影师菲利普·尼克林，拍摄海洋动物时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名猎手。为拍摄一角鲸，他和他的履带式雪地车在冰层上穿梭了整整三天。“不仅仅是找到它们那么简单，”他说，“要观察它们，与它们交流，直到能足够近地接近它们。”
做一个目击者
到底是什么鼓舞着这些摄影师们，使他们在这个充满艰辛的领域中永不退缩呢？唤起人们的关心是尼克·尼科尔森的愿望，“让人们去关心那些正在消失的森林，或者类人猿。对此，我有一种使命感。”
“为了经验，在那儿，你是事件的目击者。”罗伯特·马登说，“告诉人们，当航空母舰把阿波罗11号拖出水面时，你在那儿。”邱吉尔的葬礼、玛雅的墓穴，每一个历史事件，摄影记者都在那儿，做一个目击者。
信守让人们彼此了解的宗旨，乔迪·科布喜欢拍摄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世界和故事，不论是日本的艺妓还是沙特的妇女。她希望通过自己的拍摄展示出人与人之间的共通之处：相同的需要，相同的喜、怒、哀、乐，希望与恐惧。走的地方越多，她越深切地感受到这种相通。是的，此即是彼，彼即是此。他们和我们共同繁衍生息，维系创造着伟大的人类，和花、鸟、鱼、兽构成了五彩缤纷的世界。寻一些光亮，让世人彼此认识，这是一种快乐。
“供水已经停止，邮路和长途电话也被切断，国内的罢工正在持续，市长已提出辞职……我们的新闻采访进展顺利。”这是嗜酒且总是一支接一支吸烟、42岁就离开人世的摄影师温·帕克斯从罗马发回总部的一段消息。可能所有的摄影师发回的消息都大同小异。也许这就是他们可以用文字表现出的生活与工作：新奇与危险、快乐与悲伤、平凡与使命共存。
罗伯特·金凯的故事将悄悄淡去，廊桥的遗梦也将渐渐远离。也许，能留在人们心里的只是比尔·阿拉德的那句话：在这里，真正的浪漫，是工作。
（赵小东摘自《中国摄影》
1995年第10期） *~1@177
一个作家，对自己的作品，往往不能作出公正的评价，但是对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来说，这个惯例显然并不存在。有一次谈到自己的著作时，这位英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含蓄地说：“如同许多慈祥的父母一样，我也有我所偏爱的孩子，他就叫《大卫·科波菲尔》。”狄更斯“偏爱”他的这部小说，的确有他充分的理由：不只是由于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成就，更在于他在写这部小说时溶进了他的血肉——他少年时代的苦难经历，还有他与几个女性之间的感情经历。这几位女性都被作为主人翁的原型写进了作品。写作时，狄更斯又一次重温了10年前的这些感情生活，既有快乐和狂喜，也有烦恼和痛苦。
初恋惆怅
说到狄更斯最早的爱情，一些传记都提到他童年时的一位“小情人”。那是1821年他随父母迁居伦敦之后的事。当时，他的家居住在大伦敦东南查塔姆的一个叫奥特南斯·特拉斯的地方。住在他隔壁的一个小孩子乔治·斯特朗希尔是经常与他一起玩耍的伙伴。乔治有一个妹妹叫露西·斯特朗希尔，根据狄更斯后来在作品中的描绘猜测，她大概是一个桃色脸蛋、头发卷曲而光洁的小美人。狄更斯整天跟着她，与她形影不离，还参加过一次她的生日晚会，他非常喜欢她。在《大卫·科波菲尔》中写到大卫爱上爱弥丽的时候狄更斯曾经说到，他这种童年时代的爱，比后来进入他生活中的最美好的爱，都要纯洁、无私。不过这一段情感毕竟还不能算是真正的爱情。狄更斯真正的初恋要在差不多10年以后。
狄更斯的童年非常凄苦。那时，因为父亲负债入狱，全家被迫迁往狱中同住，狄更斯也承担起了繁重的家务；随后他就去了鞋油厂做学徒。他只上过几年学，16岁就进了法律事务所做缮写员，后来又去一家报社担任采访记者。他第一次爱情就发生在他开始记者生涯不久。
玛丽亚·比德内尔是伦敦伦巴德大街一位银行家的女儿，她身材娇小，容貌秀美，但却非常轻浮。她喜欢对男人卖弄风情，喜欢有男人恭维她、追求她。她常常就在这种男人的包围中得到乐趣、获得狂喜。
狄更斯是经他的朋友介绍认识玛丽亚的。见狄更斯是一位相貌堂堂、风度优雅的年轻人，玛丽亚很乐意、也很喜欢跟他调情，她为此感到骄傲。可是从狄更斯当时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来看，玛丽亚又并没有把他看成一个合格的求婚者，她的父母亲也这样认为。她完全把爱情当成了游戏。可狄更斯却是全身心地沉湎于对她的爱中了。当她穿着一身紫红色的衣服坐在竖琴跟前弹奏时，狄更斯就感到自己犹如一只被逮住的蝴蝶，被紧紧地别在她的衣裙上逃脱不得，根本无法看清她的感情游戏。玛丽亚在狄更斯的眼里，就像他在《大卫·科波菲尔》中描写的朵拉，她简直就是一位天仙，而不是一个人间的普通女子。狄更斯给玛丽亚送去手套等小礼品，又给她写信，还为她写了诗。玛丽亚曾出国去过巴黎几个月，她回来后，狄更斯发现自己已不受欢迎了。
痛失玛丽
记者的工作有助于狄更斯深入、细致地了解现实生活，这使他写出了一系列的随笔；在投身于《晨报》之后，他已经开始创作连载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了。他的才华得到原来《晨报》里的一位同事、后来改任《晚报》首席编辑的乔治·霍格思的赏识，后来狄更斯就成了他家的一位很受欢迎的客人。
乔治·霍格思有好几个女儿：凯瑟琳已经20多岁了，玛丽16岁，乔治娜还很小。霍格思全家都很器重狄更斯。狄更斯在这个家庭里也感到非常愉快，觉得又找到了以前与玛丽亚在一起时曾经有过的快乐。于是很快，他似乎已经爱上了已达结婚年龄的凯瑟琳，并在不久后与她结了婚。结婚以后狄更斯才意识到，自己真正爱的实际上并不是凯瑟琳，而是玛丽。
玛丽·霍格思在狄更斯与她姐姐结婚那年还是一个16岁的少女。当时她做她姐姐的伴娘，并按照当地的习俗，陪伴新婚夫妇去度蜜月。狄更斯与凯瑟琳在外地过了一个星期回来后，玛丽仍旧跟随他们，为他们打点家务，并在一起住了一个多月；此后她也仍然是他们家的常客。狄更斯十分喜欢玛丽：他们经常一起交谈，还一起去购买物品。只要有玛丽在身边，狄更斯就感到愉快，感到全身充满活力。可惜的是命运好像专门在跟他作对，这种幸福和快乐的时间实在太短了。
1837年5月的一个晚上，狄更斯夫妇和玛丽3人一起去看戏，看完回家的路上，玛丽心脏病突然发作，虽经医生尽力抢救，也全然无效，几个小时之后，她就死在了狄更斯的臂上。狄更斯感到无比悲痛，他摘下玛丽手上的一枚戒指戴到自己的手指上。后来，这件极其珍贵的纪念品，就一直留在狄更斯的身上，直到他去世。
狄更斯对玛丽的感情实在太深了。玛丽的死带给他的打击也实在太沉重了。他整天陷于无限的悲痛之中难以自拔，以至一连好几个星期都无法继续写作，竟使原来就边写边在报上连载的《匹克威克外传》中断了两个月。他珍惜玛丽留下的每一件物品，保存下她的衣物，并特别珍藏好她赠送给他的纪念饰盒，因为盒里放有一绺玛丽的青丝。他忘不了玛丽，更无法摆脱她的死带给他的巨大悲痛。他觉得像玛丽这样一个能够理解他的感情、分担他的忧愁、与他心连着心的人，过去没有见到过，今后也不会再遇上了。多年来，他没有别的愿望，只求能永远保持这种幸福。他觉得，若是没有玛丽，不管他的事业如何成功，他都不会感到幸福。可是这个人现在真的已经走了，永远离开他了，因此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自己将来死后，能够葬在她的墓旁永远跟她在一起。
一段时间之后，狄更斯虽然能够回到写字台前，拿起笔写作，但是他仍旧忘不掉玛丽，时刻思念她；也常常梦见自己与玛丽生活在一起，以至如果玛丽不进入梦中来看他，他就无法平静，无法入睡。狄更斯在梦中见到的玛丽总是安宁、恬静的，有时简直成了圣母。1844年9月底的一个晚上，狄更斯梦见自己受到了一位神灵的拜访。他没有看清她的脸，只见她披了一身像拉斐尔画的圣母所穿的那种蓝色的丝绸，但从她的佩戴来看，又不像他所看到的任何一幅画中的圣母。他只觉得自己还能听得出她的声音。“总之，”他在9月30日写给好友约翰·福斯特的信中说，“我知道，这是可怜的玛丽的幽灵。我一点也不害怕，反而感到快乐，快乐得流下了很多眼泪，向它伸出双臂，叫了她一声‘亲爱的’。就在这时，我觉得她往后退回去了。于是，我立刻意识到，她并不是像我一样的世俗之躯，我不该那么亲密地称呼她……”
狄更斯对玛丽的感情是非常真挚的。这种感情在他以后的创作中曾多次得到表达。在《大 卫·科波菲尔》的“真正的女主人公”阿格尼斯·威克菲尔德身上，在《老古玩店》的女主人公小耐尔和《小杜丽》中的小杜丽等的身上，都可以看到玛丽·霍格思的影子；特别是最终成为大卫第二个妻子的阿格尼斯，更是玛丽不朽灵魂的再现。她，狄更斯说，像“天上的光芒，在上面照耀着我”……不幸夫妻
凯瑟琳是一个娇小的女子，稍微有点漂亮。她鼻子向上翘起，圆圆的、红润的嘴唇，绽出愉快的微笑；一双蓝色的眼睛，看起来睡眼朦胧的样子，也另有一种迷人的风韵。
作家、艺术家往往有些神经质，难以与人相处；做作家、艺术家的妻子也就很不容易。凯瑟琳有许多优点：态度温和，举止文静；心灵手巧，擅长刺绣女红；又精通音乐，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等等。但她动作有些笨拙，也不善于照顾自己和家人。这样，在凯瑟琳还年轻娇嫩、小巧可爱的时候，她对狄更斯还有一些吸引力，俩人还能凑合共处。两人分开一段时间后，狄更斯也要定期给她写信，表达思念之情。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对狄更斯来说，妻子已不再具有新鲜感；尤其在他年纪大了、健康已不如前的情况下，他神经更加敏感，心情更加烦躁，脾气越来越坏，看到身旁这位早就不再年轻、行动十分迟缓、已经生过多个孩子却仍经常怀孕的妻子，即使是一点点小事，他也就不再能容忍，而只有怨恨和愤怒。特别是当有别的女性的感情掺入之后，两人就更加无法理解、无法沟通了，尽管已经有了10个子女，他们仍旧是一对不幸的夫妻。
1855年2月，已为人妇的玛丽亚·比德内尔突然给原来被她抛弃、如今已成大名的狄更斯来了一封信。“朵拉”的重新出现，使狄更斯十分激动。他在给玛丽亚的信中说，他希望收信人告诉她的孩子们，当他自己也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就以最最真切、最最诚挚的情感“爱着他们的母亲了”。他还希望单独与玛丽亚见面，虽然他表示，未来的这次会面将是纯洁的，但是他的狂热的感情是可以想象的。两人真的见了面之后，出现在狄更斯面前的那个女人，与作家心目中的“朵拉”完全没有共同之处，岁月已经把她变成了一个成熟的胖妇人，不再具有丝毫浪漫的情调，这使狄更斯极为沮丧。
对玛丽亚的从热情到失望虽然让狄更斯避免了一次婚姻危机，但是两年后与女演员爱伦·特南的关系，又给他和凯瑟琳的婚姻蒙上了一层阴影，加速了这个家庭的解体。
先是狄更斯毫无顾忌地把自己对爱伦·特南的感情告诉妻子，并逼着妻子去看望爱伦，目的显然是要借此来向人们表示这两个女人之间的友好，以掩盖他与爱伦间的暧昧关系，平息外界一直流传着的关于他和爱伦的绯闻。不久，他便用书架把他和凯瑟琳两人共同的卧室隔开，来暗示他们的关系已不能继续。经过一段时间的周折，经中间人调停，双方终于达成了分居的协议：两人于1858年分开——是分居而不是离婚，凯瑟琳与大儿子一起生活，每年获大约600英镑的抚养金。
从这次分开，直到十多年后去世，狄更斯与凯瑟琳·霍格思仅仅通过两次信。狄更斯曾这样评说他们的婚姻：“可怜的凯瑟琳和我生来就不是一对，这是毫无希望的……上帝知道，她若嫁给别人，会比现在幸福一千倍。我经常十分痛苦地想到，她遇到了我，是多么不幸啊！……她和我的气质大相径庭，没有人能帮助她理解我。”
另觅新欢
到1857年，狄更斯已先后以他的《匹克威克外传》、《奥列弗·特维斯特》、《老古玩店》、《马丁·朱述尔维特》、《董贝父子》和《大卫·科波菲尔》等小说被公认为是英国在世的最伟大的作家。不过除小说外，戏剧也是狄更斯的爱好。他组织业余剧团，还喜欢亲自参加演出和导演。他们的剧团曾为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和比利时国王演出过，演出期间他结识了漂亮的女演员爱伦小姐。
爱伦·劳利斯·特南是爱尔兰演员托马斯·特地三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爱伦这年18岁，长得非常漂亮，就像他在小说《双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