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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这里的确是个安家的好地方，遮风避雨，而且无人打扰。工棚的大门平时都开着，只是入夜或者下雨，我才把门锁上。可怜的燕子，有家不能归，只得焦虑地站在树枝上，叽叽喳喳地期盼着工棚的主人让她回家。然而，粗心大意的我却只将燕子三番五次的恳求当作了儿戏。
燕子终于失望了，决定舍弃自己辛勤筑起来的小家，飞向它方，去寻找一处向她永远敞开着门的地方，去寻找一位真心实意欢迎她的主人。她不需要一个像我这样只会赞美欣赏她，而不懂得留意，不懂得关怀她的人。
成群的燕子依旧落在屋外的电线上，热闹地交谈着，而我的燕子却永远不在其中了。
Number ： 9513
Title ：60年的杂感
作者 ：王得后
出处《读者》 ： 总第 186期
Provenance ：光明日报
Date ：1996。10。16
Nation ：
Translator ：
鲁迅逝世60年了，到今年10月19日。
鲁迅有墓，在上海。当初在万国公墓，1956年10月14日迁于虹口公园。现在也改名为鲁迅公园了。
然而，鲁迅说：“死者倘不埋在活人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这60年，鲁迅没有“真真死掉”。亲近他的，信服他的，爱戴他的，利用他的，攻击他的，冷落他的，敬而远之的，谬托知己的，舐皮论骨的，和他生前一样。自然，一定有变化，不过迄今只是数量的增减而已。这不是好事情：人们纪念鲁迅，却忘记了他的遗嘱。或者根本不知道。比如：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全部遗嘱，不过七条。想得到，说得出，鲁迅的平凡在此，鲁迅的卓异也在此。
一
过了60年，鲁迅博物馆的鲁迅生平展览，在他的遗像下面才展出他的这一段自白：“自问数十年来，于自己保存之外，也时时想到中国，想到将来，愿为大家出一点微力，却可以自白的。”
这是1934年5月22日写给《集外集》编者——1976年成立鲁迅研究室经毛主席圈定出任八顾问之一的杨霁云先生的信里的话。这段话之前有“平生所做事，决不能如来示之誉”，之后还有“倘再与叭儿较，则心力更多白费，故《围剿十年》或当于暇日作之。”
这样朴素、实在地总结一生的自白，几十年为人们所不取，为研究者所讳言，只因为鲁迅说了“于自己保存之外”！
奇怪的是，人们却又铺天盖地大书特书“学习鲁迅的‘壕堑战’”、“学习鲁迅的‘韧’性战斗精神”云云。
什么是“壕堑战”呢？鲁迅说：“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这不就是“于自己保存之外”开他几枪么？
60年了，60年时间的流逝洗涤旧迹。泪揩了，血清了，后死者有时忘乎所以，想入非非，以为当时颇宽容。竟不记得鲁迅的“钻网”的法子，“自己先抽去了几根骨头”因而还留下了骨头。乃至于鲁迅用了那么多笔名也不以为意了。
的确，鲁迅是倡导“生命第一”的，他不忍用牺牲，也不劝别人去做牺牲。他说：“自己活着的人没有劝别人去死的权利，假使你自己以为死是好的，那末请你自己先去死吧。诸君中恐有钱人不多罢。那末，我们穷人唯一的资本就是生命。以生命来投资，为社会做一点事，总得多赚一点利才好；以生命来做利息小的牺牲，是不值得的。”
于是又有人嘻皮笑脸，挖苦鲁迅住“且介亭”，是“聪明人”了。可鲁迅不但说“恐怕也有时会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而且真的对付过一群流氓，几支手枪，政府的通缉，在那“中国式的法西斯开始流行”的时代。我们怎么样呢？
二
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根柢在人”，有什么错？
“在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有什么错？
“人是生物，生命便是第一义”有什么错？
鲁迅逝世前10年，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随即又补充：“可是还得附加几句话以免误解，就是：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又有什么错？
错还是错的。错就错在这些话都是鲁迅前期说的。谁叫他有个前期后期？谁叫他前期世界观错了？前期说的都错；后期说的都对，世界观一错百错；世界观对头全对。
谢谢。你看，1934年，谁都划在“后期”吧？鲁迅依然说：“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怎么样？而且，请拿儒、道、佛，还有独成一家的庄子他们的主张来比较比较吧：关于人活着做什么？怎样活着？为什么活着？谁的思想更符合人情？更具有理性？更像人样？
三
鲁迅不是讲“斗争”吗？他就是“斗争哲学”！
鲁迅还主张打落水狗；他文章的题目就公然写着：“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是万恶的激进主义！
鲁迅临死前竟表示：“我的怨敌可谓多点，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多么可怕的至死不悟呵！“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费厄泼赖”应该实行！！！
爱护鲁迅形象的人们，喜欢为鲁迅“辩诬”，常常为鲁迅“辩诬”。“斗争”不兴了，“激进主义”不好了。“宽恕”才是美德呀，于是又来辩诬，那方法不是说明事物的本身，主张的理由，而是寻找别一事物，别一主张，别一方面，“横眉冷对千夫指”是片面的，他还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一面呀！于是鲁迅总像个“十全老人”。
其实，鲁迅自己说得很清楚：“斗争呢，我倒以为是对的。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要指责鲁迅所主张的“斗争”不对，就必须直接回答鲁迅的这一提问。
在我们中国，这样的答案是早有了的：“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不过鲁迅以为这是“理想奴才”。
“一个活人，当然是总想活下去的，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隶，也还在打熬着要活下去。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就因为奴群中有这一点差别，所以使社会有平安和不平安的差别，而在文学上，就分明地显现了麻醉的和战斗的不同。”——鲁迅又这样说。
四
鲁迅逝世60年了，到今年的10月19日。
按照我们中国传统的说法，这是他的冥寿。也就是他仍然活着，不是在人间，而是在非人间，而且他已经“耳顺”了。那么，捧的，骂的，嘻皮笑脸的，什么意见他都能听得了。
按照我们中国传统的纪年，恰恰一个花甲。新一轮甲子接着就开始了。
这是真的。还是鲁迅自己说得实在：“其实我也不必多说了，我所要说，都在几十本著作里了。”
只要鲁迅的书在，而且有人读，比什么纪念都好。鲁迅早说过他“得了新的启示：凡纪念，‘礼’而已矣”。
Number ： 9514
Title ：不动道人心
作者 ：林清玄
出处《读者》 ： 总第 186期
Provenance ：海外星云
Date ：1996。30
Nation ：
Translator ：
一个朋友来喝茶聊天，突然说：“我最近常在市场跑，给出家人追。”
我大为好奇：“出家人为什么要追你呢？”
朋友说，有一阵子他失业在家，心情非常抑郁，常常在家附近的市场和公园乱走，一方面散心，一方面寻找看看有什么赚钱的机会。
失业的人对金钱特别敏感，有一天他路过市场，看到几个穿僧袍的人在托钵，那些钵里高高堆起的钞票，使他的身心受到很大的震动。他心里想着：“这个工作真不错，如果真是出家人，来托钵就没有话说，可是市场里的出家人不一定是真的，有的头上没有戒疤，有的穿着全新的袈裟，气质不像出家人，有的还搭了只有法会上才穿的缦衣。如果是假的出家人，不是会有很多人受骗吗？”
这样想着，他突然灵机一动：有什么方法可以辨识出家人是真是假呢？
他自己下了一个结论：“我来勘验勘验他们的真假吧。如果我抓起他们钵里的钞票就跑，会追上来的就是假的，如果不动的就是真的。”
说到这里，朋友自得地笑起来：“结果统统是假的，只要我抓起钵里的钞票，那些原来站着几小时不动、看起来定力高深的披着僧袍的人，都会抱着钵追着我跑。这时我就会站定，把钱放回他们的钵里说：‘呀，对不起，我不是要拿你的钱，只是算算你今天化缘化了多少钱啊。’”
向来对出家人非常崇敬的我，听到朋友的描述，脑中浮现出家人追着朋友跑的画面，也忍不住笑起来，我对朋友说：“你实在太残忍，也太无聊了。”
朋友说：“也没什么，只是好玩罢了。”
其实，世间好玩的事情很多，何苦把痛苦加在别人身上呢？如果能把心思花在一些美好有意义的事情，一个失业的人也不至失去尊严的气度，反过来做一些无知而折损福德的事，自以为好玩，伤害的则是自己的心。
出家人的真假与我们又有什么关涉呢？应该把宝贵的时间和心思用在有意义的事上。我对朋友说：“千万别再做这种愚蠢的事了，你没听过‘宁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吗？”
Number ： 9515
Title ：萧三与《国际歌》
作者 ：维佳
出处《读者》 ： 总第 186期
Provenance ：视点
Date ：1996。10
Nation ：
Translator ：
1996年10月10日是我父亲——《国际歌》中文译者——萧三诞辰100周年。重新熟悉萧三的生平和诗文，近乎翻古的感觉。好像真的回到本世纪初，跟着他重新“走”了一遍他那漫长曲折的路。事事感到揪心，常常受到心灵的震撼。对萧三和他同时代战友，对他们人格和信仰的力量，对他们追求真理的执着，心里空前地肃然起敬。
萧三那一代前辈，他们为着民族和人类解放的理想，是融化在血液中、吸进骨髓的。萧三与《国际歌》，不仅仅是中国文人翻译法国革命诗作的关系。
萧三在青少年时代受到毛泽东的深刻影响：他们是同窗好友，相处10年，他们一起发起成立“新民学会”，一起参加“五四”运动，一起通过李大钊初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一起推动留法勤工俭学高潮。1920年5月，萧三作为“新民学会”会员赴法。
1922年6月萧三与其他进步留学生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即共青团），并于9月改名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1922年秋冬之交，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和萧三等5人又加入了法共。也正在这里，在《国际歌》的祖国法国，萧三和他的战友第一次听到、唱到“原汁原味”的这首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歌。萧三为它折服、激动，那时已产生把它翻译成中文的心愿。
1922年冬，萧三怀着对十月革命圣地的向往，只身从巴黎经柏林千里迢迢来到了莫斯科。
1923年暑假，萧三约陈乔年一起把《国际歌》翻译成中文。“记得那时我们译一句词，配一句谱，积累而成三段正歌与副歌的整个译词，由当时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中国班的同志练习唱会了。”萧三后来写道。
萧、陈当时不知道，他们翻译的尝试并不是最早的，更不是唯一的。更早的有李大钊，还有另外两个我至今未查清楚人名的译者。几乎与萧、陈在国外译歌的同时，1923年6月15日国内的《新青年》第一期发表了瞿秋白的译词。然而上述译词皆未传开。萧三后来回忆道：“从秋白同志的译词来看，他完全是根据俄译再意译为汉文的。我们则主要是根据歌词的原文法文并参考俄译而意译为汉文的。”随着“东大”学会唱《国际歌》的同志们先后回国派赴各地工作，这个译词也就被带回来唱开了。这就是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起在全国各地唱出了这个译词的《国际歌》的由来。
萧三回国后，被中央派往湖南任省委委员兼共青团省委书记，并与那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毛泽东久别重逢。此后，他参加了一系列国内革命斗争，因得病后病势加重，1927年到了海参崴。
萧三这次离开灾难深重的祖国，心情十分沉重。和他并肩战斗多年、成了生死之交的许多卓越的革命家和忠贞的共产主义战士，都先后被捕，纷纷壮烈牺牲，成了他心灵上终生不愈的伤口。如谢文锦、李大钊、赵世炎、汪寿华、罗亦农、向警予，还有曾与萧三一起翻译《国际歌》的陈乔年……这个名单可以无止境地列下去。
萧三在海参崴被困一年多，此间一次严重脑震荡，给他留下终生后遗症。因误传“病故”，于1928年7月在瞿秋白、蔡和森、王若飞等同志的主持下，在莫斯科开六大的中共代表团为萧三举行了“追悼会”。后知“死而复生”，把他接到了莫斯科。萧三花了好几年工夫，才从三等残废状态中找到出路，登上国际文坛。
在苏联期间，许多在一起并肩战斗过的同志不幸牺牲的消息陆续传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是高唱着《国际歌》英勇赴死的。这一次次噩耗，像刀子一样扎在萧三的心上，也不断呼唤、激荡他心中的“国际歌”。此时《国际歌》对于萧三已不只是革命的战歌，它已被他亲密的战友和烈士的鲜血渗透、溢满，“有着红旗一样的意义”，也已经是他自己的心声，又有如自己心脏的跳动。
抗日战争爆发，萧三归心似箭。回到延安，与毛泽东等老战友重逢，使他活力倍增。他运用革命与诗人的全部经验，重新修改《国际歌》译词。在《国际歌歌词修改说明》一文中写道：“陈乔年同志为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及中国人民的利益，英勇地牺牲了。他译出的《国际歌》词至今为中国人民大众歌唱着。但是直到现在，每次开大会时，人们常常只唱歌词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很少有人知道，这是不好的。再则那时我们译得也颇不周到，如因为太少音乐常识，有些配得不妥。现在正值庆祝十月革命22周年纪念时，特将从前译的三章歌词重新按照原文修改一遍（第一章因已唱出，很少变更）。现在没有乔年同志合作了，这是很可悲痛的。我们在这里纪念他！在修改过程中，曾获得我国著名音乐家吕骥、冼星海等同志及歌词写得很好的塞克等同志的顾问与赞助……希望国人全部地、一致地唱出来！”这个译词一直唱到60年代初。
然而历史漩涡中战士的命运常常是把握不定的。也许正因为“影响之大”和“我国少有”（林默涵语），萧三在党内、国内不时遭到莫名的非难。在中苏公开分裂的60年代初，居然涉及到《国际歌》译词。萧三至死对自己的译文仍未满意，没有停止过追求完美、反复推敲和修改订正的努力。此外，他多次提出，为了纪念陈乔年，“译者”要补署他的名字，因为他毕竟最初参加过翻译的。不料，1962年间，中国音协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公布“由有关专家加以修改和订正”的新的《国际歌》中译本（从那时至今全国唱的就是这个译本）。理由是“歌词中有些字句，原来翻译得不够妥切”。修订工作没有邀请萧三，他显然连“有关专家”都不是了。此外非但未增补译者陈乔年的名字，而且把原有的萧三也去掉了。
1967年6月至1974年10月，萧三与他的中国籍德国妻子叶华“一地苦相思，人世称稀罕”，互相隔离同在秦城坐牢。萧三70岁“进去”，77岁他生日那天，俩人一起戴着“苏修特务分子”的帽子释放，又经街道管制5年后，于1979年彻底平反。而后奋力写作，直到1983年2月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