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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曾发豪语说：“我的恋爱信条是既粗且短。”事实上，他和每个情人的关系，也的确不曾持续到7个月以上。
慢板萧邦的暗恋
萧邦也体验过多次恋爱。他的初恋情人，就是华沙音乐学院音乐系的女生康丝丹彩·葛拉特柯夫丝卡。
萧邦24岁时，在华沙观赏歌剧后，认识了这位少女，而且一见钟情。但羞怯的萧邦却一直不敢向她吐露爱意，只是独自悄悄地爱慕、苦恼着，甚至有一次茫然地走在街头，差点就撞上马车。
这时期他曾在给朋友的信中表示：
“这半年来，我夜夜梦见她，但我还是不曾跟她说过一言半语。我一边想着她，一边写作协奏曲中的慢板乐章。”
这首协奏曲就是世人熟悉的F小调第二号钢琴协奏曲（作品21）。
后来，萧邦为了学习与演奏，只好离开华沙，前往维也纳，不久定居巴黎。此后他便逐渐把康丝丹彩淡忘了。
25岁时，萧邦遇见了玛丽亚·沃金斯基，两人在卡尔斯巴特度过一个甜蜜的暑假，在即将分手时，萧邦为玛丽亚即兴弹奏出一首圆舞曲，这就是作品69之一的降A大调圆舞曲，俗称《告别圆舞曲》。
经李斯特的介绍，萧邦在巴黎又认识了另一个女人。她是名作家乔治桑，比萧邦大5岁。
这位行止奇特的女人，喜欢女扮男装，起初萧邦对她无甚好感，但慢慢震慑于她的魅力，最后与她同居了9年之久。
9年中，萧邦因她谱写出许多名曲。
象降B小调第二号奏鸣曲和B小调第三号奏鸣曲，全是在乔治桑诺昂乡间别墅的生活反映。
大家所熟悉的《小狗圆舞曲》，是看到乔治桑养的小狗，不停地转来转去，追咬自己的尾巴时，应乔治桑的请求而作成的。
另外，《雨滴前奏曲》的24首前奏曲，也是跟乔治桑一起到马约卡岛养病的前后，陆陆续续谱写的。
萧邦和乔治桑的邂逅，可说是命运的转机，因为当时乔治桑已是有钱的名作家，乔治桑的关怀激励，与她那一群朋友的影响，促成萧邦卓越的才华开花结果。
后来，萧邦和乔治桑因情感破裂而分手后，萧邦便不曾再谱写出重要的作品了。
重唱门德尔松的初恋
门德尔松是古今众多音乐家中家境与经济方面都是最幸福富裕的一位。他27岁时，在法兰克福认识赛西尔，才开始初恋。
为冷静判断这件爱情，他曾独自到海水浴场静思默想。后来，返回法兰克福向赛西尔求婚。订下婚约后，便接连写出数首《无言歌》，其中作品38的第六曲题为《二重唱》，恰如情侣窃窃私语，以音符细致的旋律，和曲线大方的节奏交织而成。
李斯特的创作生涯，也有一件与女人有关的事令人津津乐道。
1848年，李斯特在俄国基辅开演奏会时，认识了卡洛琳，两人后来在威玛同居。
卡洛琳曾力建李斯特停止只有表面上灿烂的演奏家生活，而走向能保有永久生命的乐曲创作，自此李斯特进入音乐生命的第二个阶段。于是，《但丁交响曲》、《浮士德交响曲》、《骸骨之舞》、《流浪人幻想曲》等深邃的作品相继问世。
在华格纳身上，也可以看到奔放的热情，但后世大都批评他的许多次恋爱，充其量不过是色情之爱，除了与玛蒂黛·威森东克间的感情外。
华格纳在苏黎世认识玛蒂黛和她的丈夫。玛蒂黛能写诗，又雅好音乐，华格纳曾以她的诗谱曲，写下热情洋溢的歌剧《崔斯坦与伊索笛》。
由于爱慕华格纳的才华，玛蒂黛后来在苏黎世府邸近郊的绿色山坡上，为他新建了一栋精致的小别墅，供他居住。
耐人寻味的是，歌颂玛蒂黛身影的《崔斯坦与伊索笛》谱好后，却冷冻了大约十年，直到1865年才正式演出。那时，华格纳和柯西玛陷入热恋，柯西玛并为华格纳生下一女，命名为“伊索笛”。而担任这部歌剧指挥的，却是柯西玛的丈夫毕罗。玛蒂黛夫妇则没有观看此剧的演出。
独唱柴可夫斯基的单身
提起柴可夫斯基，便不能不提到俄国著名的铁路大企业家卡尔·杰奥克·冯梅克的遗孀娜德朱塔。
1876年，丈夫去世后，娜德朱塔成为无比富有的寡妇。她因欣赏柴可夫斯基的音乐而开始与柴可夫斯基通信，彼此交往长达13年，并按期给柴可夫斯基生活费用。
柴可夫斯基曾在信中对她说道：“我笔尖下的每一个音符，全都是呈献给你的。我对工作的热爱得以再次苏醒，完全是你的功劳。”
娜德朱塔曾委托柴可夫斯基作曲，在柴可夫斯基经济困难时，还给予特别的酬劳。柴可夫斯基为感激她，写成一首第四交响曲，这首作品后来在他和娜德朱塔的信件中，昵称为“我们两人的交响曲”。
俄国国民主义音乐的创始者格林卡的许多作品都和女人有密切的关联，即使是受俄皇旨意谱写的歌剧，也是以妹妹的丫环，一位乡下姑娘作为对象才完成的。
可见，女人的音乐创作虽不多见，但在许多音乐创作中，都可以嗅闻到她们奇特的芳香。
Number：1331
Title：贝利亚死亡之谜
作者：
出处《读者》：总第85期
Provenance：海外星云
Date：
Nation：
Translator：夏道源
1953年7月12月《真理报》、《消息报》宣称：贝利亚为“共产党和苏联的敌人……
贝利亚·拉夫连迪·巴夫洛维奇，1899年3月29日出生在俄国格鲁吉亚的墨克哈里村。青年时代在巴库技术学院学工程技术。1917年参加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从1921年开始，参加苏俄肃反非常委员会工作。1931年任格鲁吉亚和外高加索联共（布）第一书记，1938年以后主持内务部工作。1941年，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1945年负责执行苏联制造原子弹的工程计划。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长。
1953年7月10日，苏联《真理报》突然发表了苏共中央全会公报，宣称“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决定将贝利亚作为共产党和苏联的敌人清除出党……”
1953年12月17日的《真理报》和《消息报》公布了《贝利亚罪行调查报告》，宣称：“贝利亚利用他的职位，组织阴谋家集团，仇视苏联政府。他的罪恶企图是利用内务部的中央机构和地方机构为外国资本的利益服务，他们的阴谋计划是妄图使内务部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夺取政权，废除苏联工农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和建立资本主义的统治。”“破坏集体农庄制度，给国家的粮食供应造成困难。”“进行暗害活动，杀害许多忠于党的老布尔什维克。”“在国内战争期间已经同外国特务机关建立了联系。”……
1953年6月27日晚，莫斯科大剧院即将开演，贝利亚驱车前往，被坦克挡住去路。轿车不能驶向大剧院，只能通向监狱。
1953年6月27日晚上八时，莫斯科国家大剧院首次隆重上演著名新歌剧《十二月党人》，苏联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这天晚上将亲临剧场观剧。
贝利亚是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按照惯例，他要在开演前半小时到达，以便紧随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后面出现在剧场。但是，他这天破例了。重要公务缠身，不能像往常那样早去剧场。十天前东柏林发生骚乱，情况紧急，他今天必须提出果断的处理方案。更使他感到头痛的是卫兵枪击马林科夫小轿车的事件。1953年5月31日，马林科夫离开克里姆林宫，车过史帕斯基大门时，两名卫兵朝他的小轿车开枪。幸好他没有被击中，但他的司机被打伤了。卫兵报告说：司机在车过大门时，既未答口令，又不停车出示证件，按照规定，开枪是他们的责任。但是，这两名卫兵是贝利亚的安全警察。这种行为也可以解释为有组织的谋杀。马林科夫如果死了，贝利亚作为第一副主席，就可以接替他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这个事件的后果太严重了。贝利亚一直感到焦急不安。为了消除任何嫌疑和误解，他立即下令逮捕了两名卫兵。
这两件案子必须尽快处理。贝利亚这天留在他专用的鲁比卡监狱办公室，埋头审阅案卷，足足忙了一整天，当他将卷宗放入防火保险箱以后，一看手表，才发现离开演时间很近了，立即驱车前往。
国家歌剧院坐落在靠近红场和紧接斯维尔德洛夫广场的地方。这天晚上，剧场门前灯光通明，宛如白昼。接待人员穿黑制服，戴白手套，彬彬有礼查看来人的请柬。
在剧院附近的街道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名警察站岗。路边停着几辆大卡车，还有几辆坦克在街头慢慢行驶。这种景象给剧院的隆重场面显然增添了一种紧张气氛。行人用惊讶的目光看着这一切，但都匆匆而去，不敢停留。
大剧院的时钟正指八点，演出正式开始。但是，人们偶尔张望领导人观剧的特等包厢，却看不到苏联大名鼎鼎的第二号人物贝利亚。
贝利亚的防弹轿车开到剧场附近的街道时遇到了麻烦。迎面驶来一辆大卡车。街道拥挤，无法行车。司机急得不断按喇叭，示意对方让路，这才勉强通过。但当轿车驶到一个十字街口时又被坦克挡住去路，司机只好向离他最近的一辆坦克的指挥员出示证件，要求让路。其他坦克似乎得到了暗示，立即开动，让出一条刚够轿车开过的通路。这时只要稍微加快车速，贝利亚本来可以及时入场观看演出。但是，他的防弹车被围在两辆坦克之间，进退两难，只能徐徐向前行驶，就像一条小轮船被两艘战舰护航一样。不过，坦克不是将他护送到大剧院去，而是挟持它驶得更远，开到莫斯科郊外去了。那里是列沃托窝监狱所在地，防卫森严。贝利亚就是在那天（6月27日）晚上被枪杀在那所监狱的一间囚室里。
第二天，1953年6月28日，一个明朗的星期日早晨，莫斯科人从《真理报》和《消息报》上读到了大剧院隆重上演《十二月党人》歌剧的报道。但从报上发表的观剧领导人名单中没有看到贝利亚的名字。在苏联人看来，这决不是排字工人出了差错。可以肯定：在莫斯科国家大剧院附近街头上出现的坦克，也决不是偶然现象。
贝利亚的名字从这一天起，在苏联党政领导人名单中永远勾销了。
1953年6月26日，贝利亚从公文皮包里拿出来的不是文件，而是一支乌黑的手枪。赫鲁晓夫坐在他身旁，竭力将他的手按在桌上……
1953年6月26日下午4时左右，苏联共产党主席团在克里姆林宫举行重要会议。它由马林科夫主持。莫洛托夫坐在他的右边，贝利亚坐在左边，以下依次坐着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等等。马林科夫的神色看来异常严峻。他在斯大林逝世后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贝利亚的支持。但是今天的会议是专门处理贝利亚问题，确实有点出人意料之外。
马林科夫在这次会上建议讨论两个重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最近澄清的“犹太人医生阴谋”案件。马林科夫说，这个在六个月以前震惊全世界的医生案件，现在成了在苏联存在着极端强烈反亲犹太人主义的证据。它损害了人人享有平等权利的苏联国家的名誉。可是，在事隔半年，全世界几乎已忘记了它的时候，贝利亚最近却公开宣布被告人无罪，决定释放全部在押人员，认为他们是严刑逼供、屈打成招的受害者。贝利亚当时不是国家安全部长，他为什么要在4月4日在苏联报刊上发表这样一种平反通告呢？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贝利亚用这个通告公开谴责了前国家安全部的活动，是为了使苏联法院和苏联共产党的法律制度名誉扫地。
马林科夫说，第二个问题甚至更加严重。它涉及到东柏林事件。在这次会议的前十天，即1953年6月17日，东柏林爆发了一次骚动，持续了好几天才平息下去。贝利亚作为国家安全部长，必须对这个事件承担责任。由于贝利亚玩忽职守，结果使苏联在全世界面前丢丑，名誉扫地。
马林科夫继续说：这是不是仅仅由于不称职而产生的麻烦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怀疑的问题。像贝利亚这样一个经验丰富和精明过人的国务活动家，几乎很难用不称职来解释他的过错。大家知道，在东柏林发生骚动期间，东德警察局总监察长是泽塞尔。他是贝利亚的下级。在骚动平息以后，贝利亚不但没有将他逮捕，反而让他继续留在那里工作……
最后，马林科夫用一种低沉的语气，斩钉截铁地说，所有这一切都证明：贝利亚没有真心为国家服务。刚好相反，他的活动自觉地损害祖国利益，而为苏联敌人的利益服务，特别是为实现美国的目标服务。毫无疑问，他同美国建立了联系，贝利亚是一个为美元而进行颠覆活动的代理人。严格地说，贝利亚是一个叛徒。他应当作为苏联人民的敌人而受到控告，并且作为犯有叛国罪的外国间谍而受审判。
赫鲁晓夫趁马林科夫讲话稍停时刻插话说：“贝利亚，你不是共产党员，你甚至从来就没有参加过党组织。”
贝利亚在答话时，打开了公文皮包，像是伸手进去取出为自己辩白的文件。但是，他拿出来的不是文件，而是一支乌黑的手枪。坐在他身旁的赫鲁晓夫非常机警，立即用左手竭力将贝利亚的手按在桌上，同时用一只手将枪管扳向天花板。就在这一瞬间，马林科夫急按桌下电铃，门扉大开，莫斯卡连科将军手持冲锋枪，领着几名高级军官冲了进来。当他看准开枪不会伤害别人时，就对着贝利亚来了一个齐射，结束了贝利亚的生命。
1953年6月，司机将黑皮大衣领子放下。贝利亚朝他脸上一看，才知道开车的不是他常用的贴身警卫员……
1953年6月的一个傍晚，贝利亚和莫洛托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朱可夫以及其他许多高级官员正在波兰驻苏使馆参加宴会。应邀前来的还有各人民民主国家使馆的许多代表。
宴会结束后举行舞会。贝利亚这晚多喝了一点波兰名酒，微带醉意，舞兴颇浓。他请大使夫人陪着跳了几次舞。
布尔加宁和伏罗希洛夫见时间不早，便建议贝利亚及时告退。他们两人来时是乘贝利亚的防弹轿车，现在当然仍是同车返家。贝利亚的车子驶离使馆以后，其他苏联官员也分乘两辆轿车紧跟在后，尾随而去。当车到红场附近时，贝利亚的司机不向左拐车，先送布尔加宁元帅回高尔基大街的官邸，而是急忙直奔捷尔任斯基广场附近的鲁比卡大监狱。那里设有贝利亚专用的办公室。他平时常在那里工作到深夜。贝利亚有个习惯，每当参加晚会或宴会使工作受到干扰后，晚上便回鲁比卡监狱办公室继续进行工作。但是，这天晚上，他喝酒较多，有点醉意，不想再到那里去了。他本来已经主动告诉过司机：先送布尔加宁元帅回去，再送伏罗希洛夫元帅，然后他本人也回家休息。可是，他发现司机没有照他所说的路线行车。他感到纳闷，暗自猜想：也许是司机听错了话而送他到办公室来了；也许是他的亲密战友和同事对他开玩笑，是他们要司机开车来鲁比卡监狱。这显然是恶作剧。当车子开到监狱围墙跟前，他在探照灯的亮光照射下，看见其它两辆载着苏联官员的车子也跟上来了的时候，他更加肯定了自己的判断：一定是开玩笑。
司机将轿车开到监狱大院当中停了下来。贝利亚幽默地问他为什么开玩笑。司机为了答话，便将黑皮大衣领子放下，再转过身来。贝利亚朝他脸上一看，这才知道开车的不是常用的贴身警卫员，而是换了一个不大熟悉的高级军官。贝利亚仍然认为这证实了自己的猜测：周密安排的恶作剧。
伏罗希洛夫拉着贝利亚的手先下车，布尔加宁紧抓住他的另一只手跟出来，另外两辆车上的军官们早已下来等着他们，但无一人发笑。贝利亚同这两位元帅手挽着手，安然自得地向监狱后门走去。这是去贝利亚办公室必由之路。他想领两位元帅进去看看或休息一会儿。但是，门口站着监狱长和两名军官，不让入内，却领他们走向监狱大院正厅，那里是经常由三名陪审员对罪犯宣布即席判决的地方。
贝利亚这时才突然感到不妙，脸色顿变，不知所措。他被强行拉到在那里设立的临时法庭面前受审。这个法庭同往常的陪审团不一样。它不包括三名法官，而是由以苏军总监察长伊万·斯戈涅夫为首的八名高级将领组成。他们今晚奉命在鲁比卡监狱将贝利亚作为叛国犯进行审判。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