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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给他讲讲你都干了些什么。”
“我一把揪了那家伙,”马克咬牙说,“左右开弓把他俩眼揍了个乌青,又往他太阳穴补了一拳。报钱也追回来了。”说着,把一枚硬币放在比尔的手中。
“孩子,你听我说,”梅欧文对比尔说,“你不要碰到这种坏蛋就把人都看坏了。世上坏蛋是不少,但大多数都是好人像你,像我,我们都是好人,是不是?”
好多年后,比尔又一次品味马克痛快的描述时,猛然怀疑起来:只那么一会儿,来得及追着那家伙,还痛痛快快揍一顿吗?
不错,马车甚至连电车的影子也没追着,它在前面街角拐个弯,掉过头,便又径直向孩子赶来,向一颗受了伤充满恨的心赶来。而马克那想象丰富的虚伪描述,倒也真不失为一剂安慰小心灵的良药,让小比尔觉得人间还有正义,还有爱。
比尔后来还经历过千万种辛苦。他没有正规上过学,只凭自学当了记者,又成了编辑,还赢得了新闻界的声誉。他的弟弟妹妹们后来也团聚了。
比尔向他的老报人同仁说:
“谢谢上帝,艰难困苦是好东西,我感激它。不过我更要感激梅欧文小组,感激她那天的火气,她眼里的泪花,和她手中的玫瑰。靠了这些,我才没有沉沦,一味地把世界连同自己恨死。”
助人助己
《圣经》上说,有个人招待了一群客人,等客人离去,才发现他们原来是上帝派来的使者。从此做父母的就教导孩子们说,碰到衣衫破烂或长相丑陋的人,切不可怠慢,而要帮助他,因为他可能是天上的仙人。
这常常使我想起多年前我在费城亲身经历过的一件事,每想起这件事,我心里便觉得快慰。
那是一个刮风的雨夜,我投宿的旅店来了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他们行李简陋身无长物。那男的对旅店伙计说:
“别的旅店全客满了,我俩在贵处借住行吗?”
年轻的伙计解释说,“城里同时在开三个会,所以全城到处客满。”不过我也不忍心看你们二位没个落脚处。这样吧:我把自己的床让给你们,我自己?不碍事,在柜上搭个铺。
第二天早上,老人付房钱时,对伙计说:
“年轻人,你当得了美国第一流旅馆的经理,兴许过些日子我要给你盖个大旅馆。”
伙计听了,畅怀大笑。
两年过去了。一天,年轻人收到了一封信,信里附着一张到纽约去的双程飞机票,约请他回访他两年前那个雨夜里的客人。
年轻人来到了车水马龙的纽约,老人把他带到第五大街和三十四街交汇处,指着一幢巍然大观的高楼说:
“年轻人,这就是为你盖的旅馆,请你当经理。”
不错,这位当年的年轻人就是如今大家都熟识的纽约首屈一指的奥斯多利亚大饭店的经理乔治·波尔特,那位老人则是威廉·奥斯多先生。
所以你瞧,父母们说得对:我们该好生帮助那些向我们求助的陌生人,因为褴褛衣衫的后边可能有一对天使的翅膀呢!
活着为的什么
生活的真谛并不神秘,幸福的源泉大家也都知道,只是常常忘了,这才真有点奥妙。
故事是由一个守墓人亲身经历、亲眼看到的。一连好几年,这位温和的小个子守墓人每星期都收到一个不相识的妇人的来信,信里附着钞票,要他每周给她儿子的墓地放一束鲜花。后来,有一天,他们照面了。那天,一辆小车开来停在公墓大门口,司机匆匆来到守墓人的小屋,说:
“夫人在门口车上,她病得走不动,请你去一下。”
一位上了年纪的孱弱的妇人坐在车上,表情有几分高贵,但眼神已哀伤得毫无光采。她怀抱着一大束鲜花。
“我就是亚当夫人,”她说,“这几年我每礼拜给你寄钱……”
“买花。”守墓人叫道。
“对,给我儿子。”
“我一次也没忘了放花,夫人。”
“今天我亲自来,”亚当夫人温存地说,“因为医生说我活不了几个礼拜了。死了倒好,活着也没意思了。我只是想再看一眼我儿子,亲手来放这些花。”
小个子守墓人眨巴着眼睛,没了主意。他苦笑了一下,决定再讲几句。
“我说,夫人,这几年您老寄钱来买花,我总觉得可惜。”
“可惜?”
“鲜花搁在那儿,几天就干了。无人闻,无人看,太可惜了!”
“你真这么想?”
“是的,夫人,您别见怪。我是想起来自己常跑医院孤儿院,那儿的人可爱花了。他们爱看花、闻花。那儿都是活人。可这儿墓里哪个活着?”
老妇人没有作答。她只是又小坐了一会儿,默默祷告了一阵,没留话便走了。守墓人后悔自己一番话太率直、太欠考虑,这会使她受不了。
可是几个月后,这位老妇人又忽然来访,把守墓人惊得目瞪口呆:她这回是自己开车来的。
“我把花都送给那儿的人们了,”她友好地向守墓人微笑着,“你说得对,他们看到花可高兴了,这真叫我快活!我病好了,医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可我自己明白,我觉得活着还有些用处!”
不错,她发现了我们大家都懂得却又常常忘记的道理:活着要对别人有些用处才能快活。
Number:1679
Title:一点人情味
作者:艾伯特·P·豪特
出处《读者》:总第6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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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未遇见到一个我不喜欢的人,”威尔·罗吉士说。这位幽默大师能说出这么一句话,大概是因为不喜欢他的人绝无仅有。罗吉士年轻时有过这样一件事,可为佐证。
一八九八年冬天,罗吉士继承了一个牧场。有一天,他养的一头牛,因冲破附近农家的篱笆去啮食嫩玉米,被农夫杀死了。按照牧场规矩,农夫应该通知罗吉士,说明原因。农夫没这样做。罗吉士发现了这件事,非常生气,便叫一名佣工陪他骑马去和农夫论理。
他们半路上遇到寒流,人身马身都挂满冰霜,两人差点冻僵了。抵达木屋的时候,农夫不在家。农夫的妻子热情地邀请两位客人进去烤火,等她丈夫回来。罗吉士烤火时,看见那女人消瘦憔悴。也发觉五个躲在桌椅后面对他窥探的孩子瘦得象猴儿。
农夫回来了,妻子告诉他罗吉士和佣工是冒着狂风严寒来的。罗吉士刚要开口跟农夫论理,忽然决定不说了。他伸出了手。农夫不晓得罗吉士的来意,便和他握手,留他们吃晚饭。“二位只好吃些豆子,”他抱歉地说,“因为刚刚在宰牛,忽然起了风,没能宰好。”
盛情难却,两人便留下了。
在吃饭的时候,佣工一直等待罗吉士开口讲起杀牛的事;但是罗吉士只跟这家人说说笑笑,看着孩子一听说从明天起几个星期都有牛肉吃,便高兴得眼睛发亮。
饭后,朔风仍在怒号,主人夫妇一定要两位客人住下。两人于是又在那里过夜。
第二天早上,两人喝了黑咖啡,吃了热豆子和面包,肚子饱饱的上路了。罗吉士对此行来意依然闭口不提。佣工就责备他:“我还以为你为了那头牛大兴问罪之师呢。”
罗吉士半晌不作声,然后回答:“我本来有这个念头,但是我后来又盘算了一下。你知道吗,我实际上并未白白失掉一头牛。我换到了一点人情味。世界上的牛何止千万,人情味却希罕。”
Number:1680
Title:怕见阳光的人
作者:沈晓亚
出处《读者》:总第62期
Provenance:读者文摘
Date: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夜深了,酒精灯里的酒精不太多,当我从高高的架上拿出一瓶酒精想给灯里添加时,不料绊到椅子脚,整个人倒在桌上。霎时,酒精火焰在我头上、脸上、颈上和大腿上猛烧。
一种求生的本能,使我推开小房间的门。我由楼上滚下来,晕了过去。
清醒是在灼伤后的第三天。我在医院里。我没有眼睛,没有嘴,没有鼻子;唯一可以发出的声音,只是“呜”的一声,不像人声,倒像一只将要受屠宰的猪发出的尖叫。我烧伤了很多处,最严重的地方在脸、颈、手臂和大腿上。
唯一能动的,只有双脚。我学会在需要止痛药时就蹬一蹬脚。然而我很清醒,乐观,一点也不害怕。“灼伤的地方好了,那就一切都没问题,”我想,“最坏也不过是以后不能穿裙子或游泳衣吧。”
每次医务人员给我换纱布,我便痛得整个脑袋都快要爆了。一直到5个星期后我能张嘴时,只能靠手上吊着的葡萄糖和盐水针活命。
一个半月后的一天,我半睡半醒时,听见姐姐轻声说:“她的眼睛好多了,但她照过镜子,恐怕又会希望永远不再睁开眼睛了。”
那是我第一次听我真正损容程度的暗示。当晚,我临睡饮泣,不能自制。
“要是我,一定去死”
医生割去我脸上、颈上和右腿上的死肉,从左腿上割下一层层皮,移植上去。
此后做过6次类似的手术,情况没有多大好转,父母为了付我那笔6万元医疗费,已经债台高筑。他们带了我出院,让我在姐姐家休养,然后再转到台北一家较好的医院。
在姐姐家,我第一件事就是找镜子,不料他们早已将所有的镜子和能照人的东西全收藏起来了,连金属的羹匙都换了塑胶的。于是有一晚我偷偷溜到楼下房客的浴室。
映在眼帘的简直不堪入目,可怕得几乎使我将头撞在镜上:前半个脑袋光秃秃的,只剩下一小撮头发在脑袋后面;脸部缠着纱布,还渗着斑斑的血渍。我冲到街上,想找一把刀将纱布割开,看看自己的真面目。才走出门口第一步,就遇到一个小男孩,指着我大叫:“鬼啊!有鬼啊!”我连忙窜回家,心跳得很厉害。
一星期之后,爸爸妈妈带着向亲友借来的两万块钱,送我到台大医院做整形手术。此时,伤口还没痊愈,随时都可能引起并发症。医生暂时只能给我打针,希望伤口愈合时不会太凸起。我右眼旁的肌肉收缩了,所以要从脖子割两小块皮肤,移植为新的眼皮。手术后一星期,纱布揭开的时候,我向护士要了一面镜子。我的脸简直怪异,象月球表面凹凸不平,尽是坑坑疤疤的伤痕。用指甲刮一下,不痛,用劲挖一下,稍有感觉。真正的痛,痛在心里。我活下去干什么?我爬上病床哭得死去活来。
主治医生安慰我:“等伤都治好时,我们会给你介绍个好的整形医生。”
我把被拉下,把头探出来:“那要花多少钱?”
“很难说,”他说,“差不多20万元左右”
我哪来这么多钱?家里已负债了。我又哭起来,越哭越伤心。
日子在沉默与绝望中消失,此刻我已了无生趣。我用睡不着的藉口骗取一粒粒的镇静剂,只想积少成多,然后一古脑儿吞下去。有天妈在我旁边一头栽在地上。医生们说她心力交瘁,营养不良。我又知道爸爸给我捐血太多,渐渐不支了。我请求他们回家,决定自己照顾自己,生存下去。
1976年4月,我出院了。医生对我说:“等整形后,还会更好的,只要你有信心。”医院的社会服务部一位员工送了一本《圣经》给我,要我信从上帝的安排。“神的旨意不能避免,”他说,“只有全心全意地去达成。”
这真是上帝的安排吗?太残忍了。我只是个20岁的女孩子啊!戴着一顶阔边帽子、一副大墨镜和一个纱布面罩,回到了家。
“你心中的信仰”
回到家里,我一直不敢出门见人,父母也怕让别人看见我。家里有客访,我便赶紧躲起来。邻人都在说闲话,绘影绘声地说我一定是做了什么坏事,毁容是报应。妈痛苦极了。爸爸建议我到山上的姑姑家小住,那里人烟少,可与山胞为伴。我不肯,我不甘心做个影子,一辈子见不到阳光。
我把我的决定告诉爸爸。我说要回到台北,赚够钱去整形,在太阳下找个容身之所。
我走的那天,爸爸很难过的望着我。“晓亚,你太倔强了。”他说,“如果熬不下去,就回来吧。”
我望着他,露出艰涩的笑容。
我在台北好不容易租到一个房间,三个月后,房东太太因为我没付房租,要将我撵走,我只好出去找工作。
一个女人看见我,“哇”的一声惨叫。当我跨上计程车时,司机惊吓地说:“小姐,另坐一辆吧!”我跑回寓所时,一群小孩子吓得直喊:“鬼来了!”顿时我才发现,我忘了戴头巾和墨镜。
那天晚上,我买了一根绳和安眠药。在结束我的生命之前,我将墙上的十字架和圣像用力摔在地上,装圣像的玻璃盒破碎一地,但盒里的圣像安然无恙,在柔柔的月光下,它以无限的慈悲向我招手。一个启示闪进脑海里:“基督宽恕了辱骂、诅咒他的人,为什么我却没有勇气生存下去?”
第二天房东太太将我撵出去。坐在公园里,我玩弄着我一直佩戴的金项链那是我还是婴孩时妈给我的。那天我当了它换得2500元。
不久,我找到一份在教会主办的儿童院当校役的临时工作。看着修女们照顾生病和受伤的儿童有的烧伤得和我一般严重我深受感动。修女们忘我的热诚,使我懂得怎样才是坚强,于是我决定再尝试投入社会。
1976年秋,我在一家咖啡店找到洗碗的工作。第一月后,老板可怜我,给我4000元薪金,“那妖妇一定在老板身上施了邪术!”一个同事埋怨道。但我已经学会对别人的侮辱逆来顺受。听说马偕医院整形手术的水准很高,我决定去那里做手术。
在马偕医院,手术将我大腿的皮肤移植到脸上。虽然院方已经减收一半以上的费用,但仍要付1。5万元,于是我又身无一文了。为了使新植的皮肤能长得好,身体象只龙吓倒弓着。我两肩扎着两个两公斤的沙包;一个重重的枕头绑在背部,使它屈曲。
除下纱布了。但医生告诉我,要我戴一个治疗用的面罩,盖着面和头,最少要戴半年。面罩戴起来很不舒服。我很颓丧,简直不想下床。
有一天,护士说服我坐轮椅去医院的花园里,我把轮椅停在电梯门口。电梯门开了,里面走出一个少妇牵着个小男孩。她一见我,“哇”的一声抱起男孩就往楼下奔。这突来的举动引起很多人围看,我只想赶快逃回病房躲起来,情急之下整个轮椅却翻倒了。我忍着刺骨的痛爬回病房。
“沈晓亚,我是林医生,来看你。”
“给我滚!”我大嚷,“我不要任何人看我。”我疯狂地要除下面罩。
后来社会服务部的郑小姐来看我。“我已经问过林医生详情,”她告诉我,“就是为了这个面罩,你拒绝所有关心你的人,更拒绝你自己的信心。”
“拒绝的我信心?”
“你是一个不肯向环境低头的人。我记得头次见面时,你说为了不愿生活在阳光的夹缝里而要奋斗。难道你现在就为这面罩把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一炬吗?”她表情严肃,“想想看,爸爸为你不辞劳苦,想想看,你为了这次手术所付出的代价,还有林医生帮你开了一天的刀。难道你想前功尽弃吗?”
她走后,我静静地想着她的每一句话。我已失去外在的美丽,但毕竟还活着,一定还有希望,有快乐,能鼓起勇气去接受事实的考验。
爸爸来接我出院。
“回家吧,”爸爸说,“让爸妈来照顾你。”
“不,”我说,“我要自己照顾自己。”
林医生伸手向我道贺。“保重吧,”他说,“美德比容貌更加重要。耐心的照顾,慢慢就会恢复得更好的。”
我心里默默地说着:“半年后,我们再见面。我一定会回来做第二次手术的。”
“你是一个不平凡的人”
我留在台北,继续洗盘子、送报,拿些零活回家里做。有时也动笔写些稿,可是一封封的退稿使我失去提笔的信心。在工作上,仍会遇到一些取笑我的人,有故意的,也有无心的,我只有尽量忍耐,不断的鼓励自己,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第二次整形手术上。我省吃俭用,积下了我需要的1万元。
入医院的前一天,我在楼梯上见邻居张美夏在痛苦呻吟。“小姐,我能帮忙吗?”我叫道,意忘记了自己。那次意外后我因为自惭形秽,从未主动接触过任何人。
“我胃痛。”她吃力地说。我招呼计程车送她去一家私人诊所。经过治疗就好了。
张美夏再三感谢我。“我注意你很久,”她说,“非常佩服你,只是没机会认识你。”
我觉得惊奇。
“不要怀疑我的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