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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表看来是暗淡的，第一天赫鲁晓夫将在美国大使馆与总统共进午餐。这天晚上，奥地利政府设盛宴招待美苏贵宾，宴会后在华丽的申布龙宫招待观看芭蕾舞。第二天的午餐将在苏联大使馆进行，由赫鲁晓夫作东。
第一天的午餐是杰奎琳（肯尼迪夫人）向赫鲁晓夫施展魅力的唯一机会，而她也做得尽善尽美。有一次，赫鲁晓夫列举乌克兰目前按人口计算的教师数量，并把它与沙皇时期的数字比较。总统夫人轻柔地说：“哦，主席先生，不要用统计资料使我厌烦。”他笑了起来，接着对她说，俄国的太空狗“斯特列尔卡”刚刚生了一窝幼犬。
在肯尼迪和赫鲁晓夫进行首次会谈时，杰奎琳起润滑作用的魅力就用不着了。这位主席尽管身材矮小，在这儿给人的印象却更深刻。他浑身透出一种粗鲁的活力，他目光锋利、敏锐，给人的印象是对他的侮辱能立即作出愤怒的反应。在紧张的小范围会谈开始后，冷若冰霜的气氛终于逐渐消失。赫鲁晓夫询问肯尼迪对葛罗米柯的看法。杰克（肯尼迪）说：“我的妻子认为他的微笑很美。为什么您问这个？”“噢，”赫鲁晓夫说，“许多人认为，葛罗米柯看上去象尼克松。”
会谈渐渐变得严肃起来，赫鲁晓夫的举止变得粗鲁蛮横，说话也粗声粗气了。肯尼迪坐在那儿听着，等候开口的机会。“我们承认我们的错误，”肯尼迪终于说话了，“你们什么时候承认过你们也有不对的地方？”赫鲁晓夫答道，他承认过斯大林的全部错误。在肯尼迪指责他支持“解放战争”时，他答道，它们是历史必然性的结果。肯尼迪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不接受历史必然性检验的，他举了一个又一个例子，说明共产主义少数派如何试图推翻在自由选举中受到人民支持的政权。
可是，赫鲁晓夫寸步不让。如果他想不出适当的答话，就坐在那儿，保持缄默。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引起他狂怒的事来。肯尼迪说，判断错误可能引起核战争的危险。用总统的话来说，赫鲁晓夫“勃然大怒起来。他叫嚷说，‘判断错误！判断错误！判断错误！’我总是听到你们的人、你们的记者、你们在欧洲和其他每个地方的朋友说这个该死的‘判断错误’！你们应该收起这个词，把它藏在冷库中，永远也不要再使用！我厌恶这个词！”
在座的人都局促不安起来，接着就休会共进午餐。在午餐时，总统伸出手摸了一下赫鲁晓夫的一枚勋章。他问：“这是什么勋章？”赫鲁晓夫吃了一惊，接着得意地说：“这是列宁和平勋章。”肯尼迪温和地说：“我希望这些勋章能使您保持和平。”
杰克后来说，与这位俄国人的那些会谈是“世上最艰难的差使”。当他们由译员陪同分开坐着时，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的过去，赫鲁晓夫的僵硬态度变得越来越明显，肯尼迪也越来越感到不自在。不过，最终还是找到了双方都能接受的某种东西，达成了某种妥协，得出了某种一致意见。
可是，在这些会谈中，肯尼迪找不出“和解的领域”，他事后说。杰克本想指出会产生灾难性后果的某种不正常的东西数百万美国军队，数百万苏联军队。实际上，赫鲁晓夫也有这种忧虑。不过，在这儿，他拒绝接受无论如何有助于防止一次大屠杀的任何让步，任何修正，甚至最小的修正。只要总统一提到这件事，赫鲁晓夫就会再次宣称，他准备与东德签订和平条约。
肯尼迪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感谢他的坦率，并回答说，他将报以同样的坦率。盟军留在柏林不是由于什么人的默许而是战斗的结果。在波茨坦，苏联承认这个事实，签订了给西方盟国占领军合法地位的协议。后来盟军根据那项协议才作出了某些正式的、有约束力的保证。如果美国同意从柏林被赶出来，它今后的承诺就会受到蔑视。因此，美国拒绝俄国的最后通牒。
赫鲁晓夫的回答是很典型的。他说，肯尼迪把国家安全作为美军留在柏林的借口；或许肯尼迪的下一步行动还将占领莫斯科，因为这也将改进美国的战略地位。总统严肃地说，美国人不想到任何地方去，他们只是决心留在他们所在的地方。
两天的会谈如期结束，最后在俄国大使馆共进午餐。肯尼迪郁闷地坐着，拨弄着食物。有人提醒他，该是离开的时候了。“不，”他怒气冲冲地说，“我们不按时走。在我知道更多的情况以前，我不走。”他把赫鲁晓夫拉到一边，再次议论柏林形势。赫鲁晓夫仍然坚持原来的立场。在12月，他将同东德签订条约。签订条约后，他将不承认美国有权留在西柏林。如果美国对此选择发动战争，“那是你们的问题”。肯尼迪严厉地说：“希望强行作出改变的是您，不是我。”赫鲁晓夫耸了耸肩。他再次声称，他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肯尼迪怒气冲冲地说：“那将是一个严冬。”
肯尼迪在维也纳认识到言行一致不是俄国人的长处。他得出结论：苏联人会置世界舆论于度外，毫不犹疑地改变他们原来的立场。
维也纳会晤后不久，苏联大使带着两个人拜访白宫，随身带着一条毛绒绒的白色幼犬。大使递交了赫鲁晓夫的一封信。信中说：“为了满足肯尼迪夫人的愿望，特把小‘普辛卡’带给您和您的家人，它是知名的宇宙旅行者‘斯特列尔卡’的直系后裔。‘斯特列尔卡’于1960年8月19日搭乘宇宙飞船作了一次旅行，并成功地回到了地球。”肯尼迪对这条狗凝视了一会，然后目不转晴地看着杰奎琳。她用手掩住嘴，小声说：“当时我只是想使谈话……”
俄国人的下一步行动是由葛罗米柯拜访宾夕法尼亚大街600号。葛罗米柯没有说出多少新东西。杰克听着，抽着雪咖烟，没有作出让步。葛罗米柯提出，让西柏林成为国际区，包括建立西方和共产党的联合警察部队。肯尼迪摇了摇头。“为了取得一个果园，您给我们一个苹果，”他说，“我们不在这个国家作这种事。”
不管怎样，这次拜访是值得注意的，这至少是一种迹象：赫鲁晓夫已开始逐渐后退。有次，他对比利时外交官保罗·亨利·斯帕克说：“我认识到，与我所希望的相反，西方大国不会签订和平条约……我不想使你们处于一种叫人受不了的地位；我清楚地知道，你们不可能逼着自己走这一步。”看来，喉咙口的这块骨头不是真正无法忍受的。“您知道，”他继续对这个比利时人说，“对我来说，柏林不是什么大问题。在亿万共产党人中间，两百万人算什么！”
Number：3287
Title：你的判断是否公正
作者：
出处《读者》：总第42期
Provenance：
Date：
Nation：
Translator：李一朋
一个名叫格洛伊尔①的姑娘是否比一个名叫贝莎②的姑娘更使人感兴趣？在电话里短时间听到的一个人的声音，能否作为辨别他主要性格的根据？凭一张像片是否就能准确地说出这个人的国籍？黑皮肤的罪犯是否比金发碧眼的罪犯更常见？
显而易见，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但是从掌握的材料来看，相信这些事情的大有人在。你可以去问一个大学里的男孩子，他是愿意在第一次互未见面的约会中碰到一个叫格洛伊尔的姑娘呢，还是一个叫贝莎的姑娘？或是去问一个姑娘，她愿意遇见一个叫理查德③的男孩子呢，还是一个叫卡斯贝特④的男孩子？在人们的头脑里正如你也是这样名字总是同一定的形象联系在一起的，而站得住脚的理由几乎没有。
“意大利人”一词会在人们头脑中唤起一个肤色黝黑、易冲动的人的形象；“知识分子”一词则会使你眼前出现一个瘦长、安静、戴一副玳瑁边眼镜的人。“罪犯”似乎是指一个皮肤棕黑、面孔陌生、衣衫不整的人；而“婆婆”一词会使你联想起一个冷酷女人的脸。
这样一来，我们只需听到一个词，就已经准备好现成的解释了。我们能够不假思索地想象出爱说话的爱尔兰人，节俭的苏格兰人，吝啬的犹太人，不动感情的瑞典人，高大而富有的得克萨斯人，爱激动的拉丁族人，易动怒的银行职员，粗俗的卡车司机，头脑简单的警察及举止笨拙的女驾驶员。但是忽然间，我们会遇上一个能干利索的女驾驶员，或是一个在爵士乐厅里消磨傍晚的银行家；我们还会碰到一个获得硕士学位的警察和一个穷困潦倒的、矮小的得克萨斯人；一个花钱如流水的苏格兰人和一个性情沉稳的拉丁族人。那么，我们会不会因此而放弃头脑里的那些模型呢？恰恰相反，我们有意无意地把这些事实作为“例外”而搁置一旁，然后等待那些能套入我们模型中的人出现。
一些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和巴那德大学的学生们曾被叫去看三十张吸引人的陌生姑娘的照片，并被要求按照“喜欢”、“漂亮”和“聪明”这样的分类分别写出自己对每个姑娘的评语。两个月之后，这些学生又被叫去看这些照片，但这次每张照片都给起了一个虚构的爱尔兰、意大利和美国名字。把两次评语拿到一块儿进行比较时发现，在那些名字代表着某些民族的面孔中，被评为“漂亮”的减少了，被“喜欢”的就更少了；与此同时，有美国名字的姑娘突然间似乎都变得更好看，更令人喜欢了。
为什么我们总要坚持这种对世界草率下定义的做法呢？这起源于我们的童年：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已学会一眼看出电视中“好人”与“坏人”的区别。小孩能很快就掌握一份他们喜欢和不喜欢人的一目了然的名单，而这些定了型的看法是很难被抹掉的。
我们带着这些标准的形象告别了童年，以后这些形象又不断地被电影、书籍和其他娱乐手段反复加强。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美国人口中的百分之四十是由不同种族、不同宗教和少数民族团体的人组成，可是只有百分之十的美国杂志小说中的主人公是属于这些人的。在我们听到的和不断重复的笑话里，有各种一成不变的角色，这是证明我们用定型法思维的另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
除了这些外在的使我们产生僵化思维或偏见的力量之外，我们自己也常常主动地求助于它：当我们要给一个扑朔迷离的世界下定义时，我们只简单地把各种复杂的人们分成几个类型，然后就习以为常地按这准则行事了。我们没有勇气逐渐地了解人，而情愿作思维上的懒汉。
年长日久，这种思维习惯就很难抛弃了。虽然在被我们定了型的世界里的人们要比一个蹩脚电影里的人物有趣得多，可我们却满足于事先预料他们应有的样子。
避免这种定型化思维，你才能真正领略到世界的丰富多采。
①英文中Gloria与Glory的音相近，有光荣、荣誉、灿烂辉煌的意思。
②贝莎（Bertha），法兰克国王“矮子丕平”的妻子。
③理查德，英王一、二、三世的名字。
④卡斯贝特，英国一僧侣和主教的名字。
Number：3288
Title：神奇的圣诞节
作者：罗尔·特恩雷
出处《读者》：总第42期
Provenance：
Date：
Nation：英国
Translator：唐若水
吉姆·帕林斯急不可待地加入了北斯坦福特夏军团。这个十八岁的小伙子长得高大魁伟，爱踢足球，因而他将战争看做是另一种比赛。那是1914年，他第一天呆在比利时耶泼勒斯的前线战壕里。他递给某同伴几块面包当对方正起身来接时，一颗子弹击中了同伴裸露出战壕的脑瓜，一个德国狙击手送他上了天堂。帕林斯这才明白：战争是场残酷的屠杀，而决不像一场足球赛。
在那年秋天长达一月的耶泼勒斯战役中，伤亡的盟军、德军士兵约有二十五万。“从来没有这么多鲜血洒在这么一块弹丸之地上。”一位前线观察员这么写道。在此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便陷入僵局，相持双方都躲进了从英吉利海峡延伸至瑞士边境的冰冷、潮湿的漫长战壕中。
圣诞前夜，一轮圆月在耶泼勒斯升起。冰原闪烁着白光。伦敦步枪旅二十一岁的格拉蒙·威廉斯从战壕上方窥伺着德军阵地。以往的此时此刻，在这前沿的重要阵地“无人地”上，到处都有朦胧的身影在穿梭奔忙：有的在侦察敌情，有的在抢运死伤者。在一片奇异的寂寞中，这块围有铁丝网的平坦、肮脏的萝卜地不时被信号弹照得通亮。然而今晚，空气中却渗透着一种神秘的寂静。
就在德军战壕之上，他看见亮起了一星光点星星不会这么低的。使威廉斯吃惊的是：竟然没人向光点射击。他又看见了另一星光点，接着又是一星。突然，放眼望去，敌军战壕里无数灯火在闪亮！
“老天呀，这是德国兵的圣诞树！”威廉斯大嚷。跟着，在离他不足五十码的德军战壕里，响起了几个男中音异常柔和的德语合唱“寂静的夜，圣洁的夜”。歌毕，威廉斯这边却响起了一阵欢呼，并唱起了“第一个圣诞节”和“忠实人儿快过来”……对唱持续了一小时，其间还夹杂着“来吧，英国人”或“来吧，德国人”的叫喊声，不过双方都没动。
在吉姆·帕林斯这段，一个德国兵在战壕上方高唱“寂静的夜”作靶子可太妙了！而帕林斯他们则唱起了“晚上，当牧人看守着羊群”作回赠。然后，令人吃惊的事发生了：有个德国人开始向英军阵地走了过来，身后跟随着十来个德国兵全都没带武器，双手插在口袋中，乍一看还以为他们是来投诚的，但英国兵也开始爬出战壕，其中也有帕林斯。在离某个德国兵五码之处他停住了步他记得他的枪口曾瞄准过这个德国兵。只听见德国兵在说：“我是撒克逊人，您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我们干吗要打仗呢？”
“无人地”上一片和平气氛。在某个地段，当德国人走向苏格兰军团并高呼“圣诞快乐”时，苏格兰人要他们回去，并冲他们头顶上方发了一阵排枪，于是德国人退了回去。但在其他地段，双方的兵士又握手又大喊，重申“互相无敌意”，并保证第二天“决不开火”。一切是如此奇妙，因而人们不禁想到：是否有一种比战神更为强大的精灵在起作用？
圣诞节来到了，那是寒冷、晴朗、晶莹又宁静的一天。“无人地”上很快挤满了数千名双方的士兵他们手挽手地散步，一起摄影留念，还举行了好几场足球赛。足球大多用空罐头“充伍”，两只帽子则架起了球门，一位苏格兰人想法试制了一只“真正”的足球，于是一场较为“正规”的足球赛揭开了战幕。比赛结果，3：2，德国人胜。赛中，如果一方队员被撞倒了，另一方就过去扶起他。……
有的士兵从自己军大衣上割下钮扣赠送对方权做“圣诞礼品”。有手艺的士兵纷纷献技有个英国兵曾当过理发师，于是德国兵一个个跪倒在地请他理发。一位德国兵擅长魔术，他的表演使英国兵看呆了。
与此同时，这也是一个埋葬阵亡战士的大好时机。双方都在挖墓穴。最后，一位学过神学的德国兵为两边主持了一次“联合葬礼”。
圣诞节早上，吉姆·帕林斯比平时起身稍晚。当他来到“无人地”时，遇到了一位与他同龄的莱比锡大学的大学生。这位德国兵带来了一只“圣诞包裹”他俩坐在上头，一边分享着包裹中的糖果糕点和一盒香烟，一枚莱比锡大学的邮戳还留在包裹上头呢。
不过，在漫长的战线上，媾和仅在德、英两军之间。由于德国侵占了法国领土，法军对停火并不感“兴趣”。在艾森河战区，当数名德国兵在圣诞早晨高呼着“停火两天”跳出战壕向法军阵地奔来时，冷静的法军却开枪叫他们不要轻举妄动。不过，强大的“圣诞精神”还是感动了一位担任过音乐家的法军上尉。他决定为对面德军指挥官谱写一曲。就在圣诞节下午，他亲自在战壕上指挥演奏他的即兴之作，乐师有数名小号手、手风琴手和一名小提琴手。曲终后，德军指挥官站起身鞠了一躬，全场一片掌声。
双方都知道：只要最高统帅部得悉此事，重新开战便在所难免。因而都心照不宣：在上司面前一定得保密。当下午有消息传来，称英军旅长将来视察某营时，两军士兵都像顽童似地跳回自己的战壕里。旅长来了，英国兵演出了一场“战斗剧”：哨兵们通过观察孔在了望，机枪手们在机枪旁严阵以待。正当旅长走马看花后准备离去时，他却发现了一个目标：对面一个德国兵的肩膀和头部露出了战壕。
“班长，”旅长高声说，“干掉他！”
“遵命！”班长边答应边向身旁一个士兵指了指目标，并向他使了个眼色。那士兵打了一枪，却偏离目标甚远，那德国兵无动于衷。“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