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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到我时，我说我要当文学家！要写一个电影剧本，要在银幕上看到以我个人的名字编的剧。然后再写十篇小说，全要用铅字印出来。
这里面，数我的理想最“伟大”。当那块砖头被砸碎时，我的心跳得很厉害。
如今，二十二年过去了。当年名字写在砖头上的那几位战友都在一个城市里工作。有一次遇在一起，自然谈起了那场“砸砖立誓”的事，他们的理想都实现了。
存钱的，临退伍时存到三千元以上。不过他们现在并不怎么富裕，因为那些钱都花完了。
拉二胡的那位，果然在他们工厂举办的千人以上的晚会上，上过两次台，也确实得到了掌声。
早在1965年，那位搞音乐创作的战友就在《解放军歌曲》上发表了一首队列歌曲。
这其中，唯我最苦。那次砸砖起誓之后，我便一个心眼写电影了。我的工作是在远离村镇的青海高原的荒滩上看管犯人。这里没有新华书店，也没有图书馆。我手头只有一本《电影文学》，反复看了几十遍，便开始写一个《岳飞》的电影了。不久，我收到了八一厂编辑寄来的封信，告诉我《岳飞》已有人写过了，并让我从生活出发，写一写自己身边的事情。我把这封盖有公章的信象圣旨一样看了一遍又一遍。
有一天，我到监狱里去，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犯人正在画一副监狱里开晚会用的布景。那人原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因为右派问题判刑15年。我得知他有一个儿媳妇在《电影文学》当美术编辑；提笔便给她写了一封信，随后寄上了三百元。一个月后，我牵了三匹马，从40公里外的邮电所驮回了一公尺高的六叠子杂志。那些书刊杂志解开来，足足有一个立方。
我把这些书全部藏在床下边，抽出每天能够抽出的全部时间，每天看三本。把自己认为好的剧本、好的评论撕下来，另装成册。有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用自购的打号机，给《优秀电影剧本选》上打号、编目、装订时，有人叫我去接电话。临走前，我交待我旁过那个外号叫“骚鼻子”的战士，不让他翻我的东西，他答应了。赶我回来后一看，头都气昏了。他把我好不容易才整理在一起的剧本呀，评论呀，全都翻乱了。他没有什么文化，只是在里面找美人头。我一看，气不打一处来，便大声喝道：
“不让你乱翻，你手贱什么？”
“翻了怎么样，能判劳改么？”
“你再敢翻一下？！”他满不在乎，顺手拨了一下，那些单页便飘了一地。我眼睛红了，回身抓起一支枪，顺手上了刺刀，朝着他的大腿刺了过去。只听见“妈呀”一声，他倒在地上了。
这是星期天的早晨，宿舍里有一个排的战士。有的下棋，有的看书，有的洗衣服。听见这一声不是平常人喊出来的喊声，都站了起来。我背靠着枪架，顺手抓起了一颗手榴弹，并且拉出了导火索。当时我想，去他妈的，咱一块死吧！我看见所有人的脸上都失去了血色，所有的眼睛都不打闪。
在这个当口，副排长开了口，他是朝鲜战场上下来的老兵，见过大场面，他并没有看我，而是看着躺在地上的那个“骚鼻子”，高声骂道：
“这货早该枪毙了！翻，翻！打死他活该，朝他脑袋上戳！”
这明显是向着我说话，我激动的要流眼泪了。他一眼也没有看我，几大步就走到“骚鼻子”面前抬起脚去踢他。猛地，他返身抱住了我，一只手牢牢地抓住了我拿手榴弹的那只手。抓的那么有劲，我动都动不了了。他大声喊：
“快来，给我捆起来！”
据说当时最轻的处分是要打发我回家的。团政治处主任在会上说，这个战士要学习，将来想当作家，这不是坏事。过去我们没有过问这件事，干部们有责任。把他留下吧，给他点条件，说不定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呢。
第一条是我必须给“骚鼻子”道歉，求得他的原谅。我遵照执行，买了礼物，到卫生队去看他。一见到他，我哭了，他也哭了。他说：“张老兵，我再也不翻你那些宝贝了，我撕下来的那些漂亮女人像都还给你，你再不要用刺刀戳我了。”
我真是后悔极了。我恨不得碰死在他面前，求得他的原谅。我的头在床头上碰烂了，但心里面说，我一定要当文学家，只有当了文学家才能对得起他们！否则，我还活着干什么呢？
部队首长原谅了我。战友们原谅了我。只给了我一个行政警告处分。主任还风趣地说，只要你当了作家，把部队的好人好事写出来，将来我给你撤掉这个处分。
连里腾出来一个洋芋窖，支了一个床板，每月到司务长那里领三斤煤油，发给我一盏马灯，允许我早起晚睡，到洋芋窖里看书。
这件事传到师里。师宣传科每年给我参加一期创作学习班的机会。三年后，那些书看完了，等于上了一次大学的中文系。我写了七个电影剧本，虽然一个也没有被采用，但是许多制片厂都说我的剧本有点苗头。我为师团演出队写了许多节目，演出了，还得了奖。临退伍时我那个处分果真撤掉了。
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我1968年退伍，被分配到一家化工厂当了工人。我没有写出一个被采有的电影剧本来，也没有发表过一篇小说。我的名字一次也没有变成铅字。
1974年春天，区上请了一个作家，给全区的业余作者讲课，我也弄到了一张票。去得迟了些，小礼堂已经坐满了。守门的一位老兄看了看我的模样说：
“这里面是讲课，不演电影。听课的都是作者，你是作者吗？”
“我，我写过电影剧本，写过七个。”
“放映了吗？”
“没有。”
“发表过作品吗？一首诗也行。”
“没有”
“那不算作者。写过电影的人多得很，没有拍，屁都不顶！作者是见过铅字的，你连铅字都没有见过，算什么作者？”
我看着他的宽边眼镜，咽了一口唾沫。
“请你记住，十年后，我给你讲课！”说完这句话，我返身就走。
我重新给自己订了一个目标：今生要写一部电影，改编的不算。写一百个短篇小说，全部要发表。写三个中篇小说，再写一个长篇，当然也要发表。
第二年的夏天，有几位作家在我厂深入生活。他们看了我的一些习作后，认为我还有出息。有一天，我们到街上闲走，时值中午，便来到西安解放商场的一家茶馆里喝茶。闲聊时，见那茶馆全是用报纸糊着墙壁。他们说，找找看，能不能找到自己的文章？
我不动，一动也没有。他们果然都找见了自己的文章。羞愧呵！我站着和人家一样高，吃饭和人家一样多，年龄也不比人家小多少，怎么脸上这样的无光彩？
人是应该有些尊严的。要常常知道害羞才行！那天晚上，我写了一篇散文《献给母亲》，第二天又写了一篇《蚕女》。
我的小木箱里，已经有十几斤“作品”了。如今又添了两篇。放着吧，当时那一套创作方法。放着吧，当时那一套创作方法，我格格不入，文学杂志几乎没有。我还有个自己的想法：没有稿费，我绝不投稿。
为钱么？是的。我花了那么多钱，得把本捞回来才行。没有稿费，等于不承认作者的劳动，我不干。
1977年冬天的一天，我在路上碰见了作家丁树荣同志，他告诉我要实行稿费制了。
我当晚拿出了《献给母亲》和《蚕女》，久久徘徊在邮电大楼的门前。寄还是不寄呢？可怜搞了十几年创作，还没有正式投过一次稿。过去那些剧本什么的，都是通过组织寄出去的。竟不知怎么个投稿法。我想到：寄，无非是不用，又不犯法。寄给哪家呢？反正是发不出去，寄一家大的试试。
一个多月后，有天早晨，我正在车间干活，厂政治部来了一个干事让我到政治部去一下。
大家都紧张了。我镇静了一下，想想最近干什么坏事没有？两天前我曾用饭盒偷过厂里一点水泥回去做花盆，莫非被发现了？反正再也没干过什么坏事，就硬着头皮来到政治部。那干事脸上一抹平川，半天才问：“你是不是给什么报社写过文章？”
我赶忙点点头。他说：“写的什么，为什么不汇报？”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来说：“人家来函调查你，看你和‘四人帮’有没有联系？”
我这个小蚂蚱能和“四人帮”有什么联系哟？
他并不让我看那表格，只是说，把原稿拿来审查一下，党委最后定了再说。
我默写了一篇我的文章，给了他。过了一星期，问他时，他说，星期五开党委会，会上定了再说。
我第一次真地注意起厂党委会了，并且知道了那开会的地方。
散会了，他眼一瞪说：“忘了，下次再说。”
我收到了《解放军文艺》的一封来信。信上说，两篇均好，都准备采用。只是还没有收到单位的复信，问我是否可以催一催。
十五年了，我将要看到希望的曙光了。为了那块砖头，那誓言，我买了一条烟，晚上到那干事家中，随便的样儿把烟往他床上一扔，轻描淡写地说：“我有战友在烟厂工作，内部处理，一块钱一条。弄了两条，卖给你一条。”
他拿起那条烟，问我：“这么便宜，多弄几条来行么？”
我心里说，多弄几条？我一月就四百大毛，卖老婆孩子呀！嘴上却说，没问题。末了问到那表格的事。他说，算了，值不得上党委，我现在就给你盖个章子，你寄走得了。
我连夜用挂号信把这“同意发表”的盖有工厂大印的表格寄到北京去了。
1978年农历年三十晚上，有朋自工厂来，十五里路，送来了三本《解放军文艺》。《献给母亲》发表了。《蚕女》也寄来了清样。
十五年，漫长的十五年，我看着我变成铅字的名字，喝了三杯酒，流了两行泪。
有了开头，就不能让它断了。
几年来，我收到六千多元的稿费，“本”捞回来了。
今年，我改编了张贤亮的长篇《男人的风格》，西影厂已开拍。不过，改编者有三个人。我的理想是要写一个只有我一个人名字的电影。写不出来，我仍然可能“粉身碎骨”。
奋斗也许不应该有止境。我不给自己增加砝码那样就确实有止境了。我是一个渺小的人，渺小的人只能有一个渺小的理想。为着这个渺小的理想，我奋斗了二十二年；为着这个渺小的理想，我怕还要继续奋斗二十二年吧？
Number：3486
Title：震惊世界的“契留斯金”号事件
作者：赵常庆
出处《读者》：总第46期
Provenance：海洋
Date：1984。11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不寻常的航行
1933年7月12日，数千人聚集在列宁格勒涅瓦河畔的码头上，欢送即将驶往北冰洋的“契留斯金”号，人们一再握手、拥抱、彼此祝福。
“契留斯金”号是1933年丹麦建造的一艘新船。无破冰能力。“契留斯金”号此行的目的是要验证北冰洋航线的可行性。一年前，苏联轮船“西比利亚科夫”号曾经从摩尔曼斯克出发，通过北冰洋，穿过白令海峡，到达苏联东部地区。尽管如此，很多人对这条航道并不相信，认为这只是一次偶然性的成功。为了解除人们对这条航道的怀疑，苏联北方海上航路总局决定让“契留斯金”号沿着“西比利亚科夫”号驶过的航线再走一次。负责这次考察航行的是苏联著名的科学家奥托·尤利耶维奇·施米特。维·沃罗宁为该船船长。
8月10日，“契留斯金”号离开了摩尔曼斯克港。船上载有船员、科学考察队员等100多人。此外，还装有2995吨煤，500吨淡水，能维持18个月的粮食和给符兰格尔岛运去的三年给养。
8月13日在喀拉海，“契留斯金”号与浮冰相遇。巨大的冰块不时地撞击着船舷，发出吭吭的声响。第二天，舷板上出现了第一批凹陷，第一号货舱开始漏水。
8月22日，“契留斯金”号被浮冰包围，无法行进。船长乘坐袖珍水陆两用飞机，和驾驶员一道去视察冰情。问题十分严重。
冰的俘虏
“契留斯金”号被冻在冰上，随着巨大的冰块一起漂浮。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它经过了北冰洋的咯拉海、拉普帕夫海、东西伯利亚海，来到了楚科奇海。不过越接近白令海峡，处境就越加困难。冬季降临了，可怕的严寒儿乎使海面完全封住了。天气也越来越坏，时而暴风雪，时而大雾，船在冰天雪地中苦斗着。
10月6日，施米特通过无线电报向大陆报告了该船的处境。电报中说：“‘契留斯金’”号从9月22日起一直被冻在一块不动的冰上。用炸药和其它办法破冰都收效不大，冰有6米厚。在距离‘契留斯金’号两公里远的地方就有运动的浮冰，假如我们位于那里，恐怕早已抵达白令海峡。然而，这两公里简直无法逾越。我们希望风向能改变，使冰能破开。”
全体船员都在紧张地工作。他们不停地敲打船周围的冰，以便使船能掉过头。尽管做了巨大发努力，“契留斯金”号的境况并无多大的改变。船开始随着冰一道缓缓地向东运动。在离谢尔德采卡缅角不远的地方，“契留斯金”号右舷第一舱甲板处被浮冰撞了一个大洞。被冰裹挟的“契留斯金”号几次眼看就要穿过白令海峡，可都是由于风向改变，又向西北漂去了。
10月25日晚又刮起了西北风。希望之火在人们心中又一次燃起。冰裹挟着船第九次经过谢尔德采卡缅角。11月1日，船经过杰日涅夫角经线，11月3日，白令海峡已在眼前了。人们默默地祝愿，盼望这一次能成功。然而，希望又一次落空。风向忽然改变了，西北风变为东南风，冰和船以5公里的时速向北漂去。这使“契留斯金”号永远失去了穿越白令海峡的机会。
“契留斯金”号一直被吹到楚科奇海的西北角。这里长年结冰，不适于漂浮。而且，该船多处受损，已出现断裂现象。将来的情况每个人都很清楚。不过，谁也没有说出来，只是默默地做好了准备。人们秩序井然地工作，学习和娱乐，一直坚持到1934年2月中旬。
“契留斯金”号的沉没
1934年2月12日午夜，海面上掀起8米多高的冰浪，冻在冰上的“契留斯金”号突然被推动了。这一情况预示着将有险情发生。船上的人们紧急集合，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意外。过冬的一切储备都运到甲板上。人们冒着凛冽的北风和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在北极的夜色中开始从甲板往冰上卸西。
浮冰的挤压越来越厉害。人们眼看着冰块压进船体。铆钉一个个被挤掉，有的地方象罐头筒一样被挤扁，原来完好的左舷船艏部也被挤裂。
海水很快涌进了船舱。灌满了机房。船体完全断裂，“契留斯金”号的寿命只能按小时计算了。人们加快了卸东西的速度。
第二天清晨，当新的冰浪再度袭来时，“契留斯金”号的前半部开始慢慢下沉。人们急忙把前甲板上的袖珍飞机卸下来。当海水渐渐侵入上层甲板时，施米特下了命令：
“全体上冰！”
船上104人，包括10名妇女和两名吃奶的孩子都撤到冰上。只有一个人没有来得及从沉船中跑出来，不幸遇难。
船的艉部也开始下沉。2月13日15时30分，“契留斯金”号在楚科奇海的海面上永远地消失了。
营救脱险
“契留斯金”号沉没的消息，通过无线电报报告给了苏联政府。莫斯科组成了营救委员会，采取紧急措施营救冰上的人们。
“契留斯金“号的沉没也震动了世界。各国反应不一，有的同情，有的庆贺。例如，德国《柏林日报》就不怀好意地说：“他们在走向死亡……”丹麦《政治报》在谈到施米特时却说：“他象英雄一样壮烈地牺牲了，他的名字永远列在北冰洋征服者了名单中。”
施米特并没有死。他正在营地组织人们与北极的严寒搏斗。
当时，考察队和船员中的一些年轻人有些急躁，提出步行穿过冰原回到大陆，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为了避免各行其事，施米特发出严令：“谁擅自离开营地，就枪毙他！”
在施米特的组织下，帐篷加固了，简易木房搭起来了。人们安顿下来，开始了正常的生生。有的进行考察，有的拍摄电影，甚至还进行了体育比寒。人们在抓紧一切时间字习、工作。每天晚上，大爱挤在木房中，在微弱的灯光下总结一天的工作，谈论有关方面为营救他们所采取的措施，并为第二天的工作做准备。
为了营救遇险的人，人们想尽了各种办法，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