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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欢茹过于善良了。
应该提醒王欢茹一句：凶手杨小民的父亲是青海省办公厅的副主任。
四
1979年12月12日。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终于下来了：判处杨小民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这是一个错误的判决。完全不顾市、区两级法院秉公执法的正确判决，处以杨小民死刑立即执行。
缓期二年意味着什么，王家父母清楚地懂得。这无异于亮起绿灯。缓期死刑便可以变为无期，无期又可以变有期，有期又可以一缩再缩……法律，在有些人手里是小孩家玩的猴皮筋，可以任他们拉长、缩短。
12月14日。王家先找到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杨树芳回答：“这事我们不知道，你们去找市里和区里……
他们找到市法院。答复：“我们的态度是很坚决的。这你们是知道的……”
他们找到区法院。答复：“我们哪儿有那么大的权？……”
次日。他们又溜溜跑了一整天。区、市、省，法院、检察院……答复同昨天一样。
当天晚上，王欢茹回到家，对爸爸、妈妈说：“谁也不用找了！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全家人连夜把案情经过详详细细地抄在纸上。第二天清晨，把它们贴在西门口大十字街道的墙上。王欢茹把弟弟的血衣也挂在墙上。这里是西宁市最繁华、热闹的中心，过往行人最多。乾坤朗朗，日月昭昭，让老百姓们去评说吧！
呼啦啦！一下子，像涨潮一样涌上来那么些的人。人群走了一批，又来了一批，一遍遍询问着，母亲一遍遍哭诉着，一直到嗓子喑哑了，说不出话来了。王欢茹不知从哪儿借来一条凳子，不知从哪儿来了一股勇气，“腾”地跳上凳子，扯起弟弟的血衣，大声向群众们申诉着。在这一刹那，她瘦弱的身躯里注入了神奇的力量。
一位身穿黄棉袄的妇女，一直站在人群外面，一直静静地听，一直悄悄地哭。待王欢茹陈情哭诉完后，她忿忿不平地喊道：“太不像话了！旧社会的衙门就朝南开，有理无钱不能来。现在的衙门朝天开，有理无权不能来吗？”
人群中炸了营。有人喊道：“有权人家的孩子杀人就可以这样吗？”
有人提议：“我们大家给你们凑钱，你们去告状！青海省不管，到北京去告！……”
王欢茹感动了。她和她的全家需要的就是这股子正义。弟弟死后，他们家里说客盈门。这些人与杨家有着并不干净的关系，或有求于杨家，或受利于杨家。他们替杨家游说，或愿出几千元将此案私了：“你们说吧，七千？八千？一万？”或以调动工作为诱饵：“可以把王欢茹从大通县调回城里，调到绒毛加工厂多好！把她姐姐调到毛纺厂医务室……”或干脆明火执杖，晓以利害：“人家杨家是大干部，你们要和杨家搞好关系呀！以后，人家……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更让人蹊跷的是，竟连续四天，有一对女人每天到王家“上班”，早八点来，晚六点走，只有中午吃饭休息两小时，弄得王家连个商量的空儿都没有……
一切，都过去了。一切，他们都不需要。只需要一个简单而又简单的道理：杀人者偿命。
连续三天，王欢茹领着母亲来到这里，向人们哭诉着。十二月西宁的街头，寒风凛冽，只见血衣飘飘，哭声阵阵，一缕缕被风撕碎，散落在天空那沉沉的云中……
不远处，便是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墙之隔。法院关闭了前门，只开后门。人不敢从前门出入……
12月19日。她又到省高院。在传达室一填表，见她的名字便不让进。她扬着血衣，二话没说，闯了进去。几天下来，她俨然变成另一个人。她要进去问问清楚。
结果：没有结果。
五
第二年1月2日，王欢茹带着母亲和大弟进京告状了。
6月，王欢茹一家三口便找到了最高人民法院接待站。站前已经排了一溜长长的队伍。上告的表格发完了。隔天，王欢茹和母亲起了个大早，六点钟就赶到了接待站。等呵！等呵！等到开门，等到叫号。好不容易叫到她了。她进去说。弟弟的死，她不知说了多少遍。她练出来了。她不怕。不管在什么人面前，不管人们爱听还是不爱听，她都要说，而且，每一次诉说中，都止不住泪痕满面。
正在她向接待员倾诉着的时候，一位披着件呢大衣的老头进了屋。他站在一旁静静地听完，把接待员叫了出去。过了一会儿，接待员回来，对王欢茹讲：“刚才来的是我们首长，他让我先对你进行慰问，保重好身体。你先回，我们给你写封信，你去找省高院。”说罢，他立即写下一封信，要求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杨小民案件认真复查，严肃处理。最后，盖上一枚朱红的大印，像跳跃起一朵火苗苗。
王欢茹带领着母亲和弟弟连夜兼程，直奔西宁。他们满怀希望找到省高院，一位高高个子的工作人员看看他们，又看看那封信，用纤长的手指轻轻在信纸上一弹，漫不经心地说道
“这种信我们一天不知接到多少封！”这便是往返奔波几千里，倾囊而尽九百元，冻坏了手脚，望穿了眼睛而得到的回答！
全家人先后找了省高院院长杨树芳一共十一次，都被接待室人员挡驾。最后，母亲独自一人去了，她苦苦哀求，几乎要下跪：“同志，你看我这么大年纪，就让我进去见一见杨院长吧！”
院长大人高坐公堂，气宇轩昂，义正辞严：“这个案是我判的，我负责！”
“杨院长，为什么要这样判，你也和我说说清楚呀！”
“那好，我对你讲，有五条原因：一，起因是小事；二，案子发生时房子里的事复杂，谁也说不上来；三、你说儿子死在床上，据我们了解不是死在床上的；四，你说儿子被捅了21刀，我们了解是14刀；五、你儿子王强平常表现不好，杨小民表现好……”
母亲急了，立即反驳：“是小事，杀人就可以吗？房子的事复杂？那么说，杨小民倒受冤枉了？就是十四刀，难道还少吗？难道杀人就可以不偿命吗？……”
院长不耐烦地打断了母亲的话：“你不要再讲了！这是我判的，我负责！”
王欢茹回到家，听说辛辛苦苦进京一趟是这样的结局，便说：“我去找一趟杨树芳！文化大革命时他倒霉的时候，就下放在我们水泥厂。我认识他。”
凭着以往的患难之情，王欢茹找到杨树芳。落难之际，杨树芳曾受到水泥厂工人们的保护。谁知现在一阔脸就变，他假装不认识王欢茹，翘着腿，翻着文件，连眼皮眨都不眨一下。
“杨树芳，你别装不认识我！你倒霉的时候还不如我呢！人民相信你，才让你现在当法院的院长！你不要这么神气！”
气坏了！王欢茹冲杨树芳嚷嚷一通之后，出够了气。跑了出来。走在大街上，一边走，一边止不住哭。
与此同时，污水和威胁正向她和全家袭来。她家的人死了。罪人反倒成了自己。
最甚不过的是，有一个自称姓刘的人跑到家里，把王欢茹叫出屋，挟胁道：“你听着！你弟弟死了，也不能活了。你要和杨家搞好关系，彼此以后也有个照应。你把眼光要往远里看，别再告了！”
别再告了？既然告了，就破釜沉舟，豁出个鱼死网破！她和全家人连着给全国各大报纸、各大司法机关发出的告状的挂号信就有一百余封，平信就更不计其数。告！告杨家！
父亲只好提前退休了。拿了二千元的退休费。还清了第一次进京告状借的九百元钱，其余的全部交给王欢茹。王欢茹带着这一笔沾有父亲体温的血汗钱，领着母亲，第二次进京！
六
五十多天过去了。一千多元打了水漂儿。这次告状还不如第一次收效大。王欢茹曾十几次到高级人民法院申诉：“你们说的话，发的信也不算，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谁能告诉她？
她坐上西去的列车，怏怏归回她的工作单位，她哪里会料到，另一个意外的打击正在前面虎视眈眈地等待着她呢。
丈夫离去了。家里的东西，除了剩下一张单人床的空床板和两把凳子以外，全部搬得空空如也。就连她换洗的衣服也没有留下一件。房间一下子显得空荡荡的，她一时觉得头晕目眩。
他们是自由恋爱，自由结婚的。婚后，逐渐产生了矛盾和摩擦。王欢茹自弟弟死后，与丈夫的裂痕加深了。老公公与法院院长杨树芳是老关系，起初好言相劝：“欢茹呀，你不要再到处乱告了，人家是当官的。”王欢茹没有听，丈夫不大满意。以后，当王欢茹站在大十字中心，抖动着弟弟的血衣，向众人陈情哭诉时，丈夫的不满加重了：“你一个人在大十字张牙舞爪，丢尽了我们家的脸！”
再以后，王欢茹第一次进京告状回来，没有得到丈夫的一点儿安慰，相反却是一张冷若冰霜的面孔。半年多，他没有回家，把王欢茹和才三岁的女儿孤零零地抛在家中，独守空房，面对孤灯冷壁，与高原上刮来的干燥的寒风厮守相伴。
一切，应该有个预料。可是，王欢茹没有往这样的坏处想。连自己的丈夫都可以和自己同床异梦，她还能相信谁呢？屋里，都搬空了，连墙上的画都摘掉了。甚至连铺在窗台上的瓷砖，一块块都被取了下来，一块块摔碎在地上。王欢茹的心也碎了。
孩子，他不要，她要。抚养费，她一分不要。她只领到了一次性的补助损失费五十元，一分钱没剩，给小女儿买了两套衣服。刚结婚时，她曾向他家借了二百元买了辆风凰牌自行车。她攒齐了钱，抱着孩子去了他家一趟，把这二百元钱还给他。一切旧账便了结了。她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家庭，却也像失去了羁绊，浑身轻松了。她不会退却。她还要告！为了弟弟！为了正义！为了一个最简单的真理！
七
当一个人把生死与荣辱都置之度外，弱小的心便会激起巨大的力量！凡是省里召开任何大的会议，或是中央来了任何首长，王欢茹都要带领全家去胜利公园，找他们告状。
胜利公园的服务员几乎都认识了王欢茹，都格外同情她，也佩服她。只要是有会议召开，服务员都为她开放绿灯，让她进去，并且告诉她各代表团住在哪个房间。她便先进去观察一遍，认清房间，摸准时间，然后带领全家破门而入，不管人家是否正在开会，开会更好！她和年迈的父母，和姐姐，和大弟，“扑通”，全都跪在各位代表面前。她再把打印好的材料发给大家。最后，由她抖动着弟弟的血衣，向代表们控诉弟弟被害经过。长到这么大，第一次屈膝，心里的滋味是难以言说的。看着年龄比自己大三十岁的父母也给这么多人下跪，她心里更是如火焚烧。她想哭，又竭力克制自己不让眼泪滚落出来。
代表们无不义愤填膺。一个青春正茂的弱女子，若不是走投无路、哭诉无门，怎么会带领全家人跑到这里跪告呼冤？但有一分天理良心的人，都感动了。
在这期间，王欢茹一家又一连进京告了两次状。前后四次，车费、房费，北京东西又奇贵，前后已经花了近八千元。卖掉了一辆凤凰车，两块准备给弟弟娶亲用的英纳格手表，还有一台星球牌收录机和一台红灯牌收音机。家里家外，值钱的东西就是这些了。该变卖的，都送进了委托商店。父亲因此事患了胆囊炎和高血压，母亲得心绞痛。王欢茹一家为了告状，真真是闹得家破人亡。立在北京新华门前，她真想冲着飞驰的小轿车奔过去，给他们跪下来，拦车告个御状。细想想，她压下了心头的火。她告诫自己要冷静。这毕竟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影子再黑再大，阳光一出来了，就会没有了。
就在王欢茹和她的全家呼天抢地耗费精力与财力四处告状期间，她告的对手凶手杨小民，这个没学过一天医的人，竟穿起白大褂，在监狱里大摇大摆地当上大夫。而他家竟派小车几次把他从狱中接回家中去住。仿佛是为了嘉奖，他的父亲杨国英却连升三级工资，连提两级职务：一下子从省办公厅副主任升为正主任，继而又荣任省委副秘书长。
八
从什么时候，也许，从那个时候，1983年，全家进京第四次告状之后？……
在西宁的街头，王欢茹意外碰见了市武术队的一位教练员。十几年前，王欢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曾经是市体委业余体校的小乒乓球队队员。到体委训练时，她常常见到他，他比自己大十岁，那时候，她管他叫叔叔。
“欢茹，听说你弟弟被害了。我以前见过你弟弟，真太惨了！”
伫立在街头，风柔和阳光柔和。教练员同情地说，话也分外柔和。想尽力安慰她。他们两人闲谈起来。几乎是无意之中，教练员问起她：“你家里现在好吧？”
“家？”王欢茹叹了口气，“我已经离婚了，带着个小女儿。”
教练员也感叹一声：“哟！我也离婚了！”
他带着两个孩子，一个十五，一个十三。王欢茹望了一眼他。同是天涯沦落人，彼此的目光流露出深深的悲哀与同情。
同情的心和同样的命运，有时是一面斜坡，能使感情急剧下滑。
他们结婚了。
第二年，1984年8月，王欢茹第五次进京告状，他和她一起上路了。身旁多了一个会武术的男人，壮了她的胆，如同一棵枝繁叶茂的树，为她遮下浓密的树荫。她借了二百元，他借了二百四十元，两人又带上这个月刚刚发下来的工资。小女儿，她把她放在父母那里。两个男孩子，他托付给运动员替他照料。有着心心相印的感情，告状再苦，也有了甜味。
连续十天，白天到处找，找最高人民法院，找检察院，找中纪委……像上紧发条的钟，在不停地奔波。真是太累了！太累了！晚上，他对她说“今天，我陪你到景山公园坐坐，松弛一下！”他们去了。八月的星空下晚风送来醉人的花香和游人们的欢声笑语，交织起来，化作温馨而湿润的氤氲，在他们四周弥漫着。呵，这个世界是多么美好！这个世界原本就应该这样美好！为非作歹的人，日子是不会长久的。
九
1984年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发现了这桩案情。这里，应该指出，在王欢茹一家人背后，有无数正义的人在做他们坚强的后盾。新华社、中国青年报和光明日报的记者便是这其中的几员力将，为他们写了报告。尤其应该指出的光明日报驻青海记者站记者陈宗立同志，从1980年起，顶着种种压力，仗义执言，曾连续三次向中央写下报告，为王家呼冤呜屈。胡耀邦为此有十六个字的重要批示，一针见血，封建主义，家族关系，官官相护，徇情枉法。中央派出调查组前往青海。结果，有如秋风扫落叶，原省委一再鼓吹的此案没有官官相护、徇情枉法的论调，不战自溃。
王欢茹，茹苦含辛，你的状终于没有白告！
1985年7月31日，在西宁火车站前召开了万人公审大会，当场把凶手杨小民绑赴刑场，立即处决。当刑车从人群中驰过的时候，王欢茹怎么也抑制不住眼中的泪水，她任其流淌，并燃放起一挂鞭炮。当鞭炮噼噼啪啪炸响之后，人群中又响起许多挂鞭炮。那是众人难以压抑的心声！王欢茹回过头寻找着，那些熟悉又陌生的面孔。
这篇报告文学，只记录了王欢茹五年多告状始末。至于这桩案子背后种种徇情枉法、官官相护，现正在调查中。在这里，我只想告诉那些人：人民，并不是一面可以任意摆布的旗子，用的话就把它挂起来，不用了，就把它卷起来。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
Number：4100
Title：罗丹塑雨果像
作者：郑锡平
出处《读者》：总第58期
Provenance：艺术世界
Date：1985。5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如果他能原谅宽容别人的冒犯，就证明他的心灵乃是超越了一切伤害的。培根
1880年初夏的一天，罗丹从巴黎格纳内尔大街夏宠蒂埃夫人那豪华的沙龙里回到自己在塞夫勒的工作室以后，心里一直忧郁不乐。他没有想到在这次聚会中，当众受到了法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作家维克多·雨果的奚落。当雨果的好朋友马拉美，把初出茅庐的罗丹介绍给已经是八十岁的德高望重的雨果时，罗丹立即被雨果那充满激情的脸庞，深深凹陷着的眼睛。丰厚的微笑着的嘴唇以及那布满着皱纹的面容所迷住了。他极想为雨果塑像，这种欲望简直难以抑制。想了好久，他终于按捺不住自己的创作冲动，冒昧地向雨果提出了这个请求。然而，他的那种突如其来的想法以及他的那种惴惴不安的神态，马上就使雨果感到反感。“对不起，你塑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