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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不再像以前那样可怕了。我的生活中只有两件事在驱使我盥洗室和坟墓。你瞧，现在我不是去盥洗室就得走近坟墓。不过我愿意去盥洗室。
我对老板没有好感。你越招人喜欢，老板就越要卡你。老板明白，我给他带来生意，但也知道我的小费不少。由于我不想辞职，所以我也不能搞得过分。
如果我太有名气，那就会招来嫉妒。客人一进门往往就问“多丽丝在哪？”而不问“老板在哪？”干得太好成不了好事。有时我静心自问：“何必干得这样卖力？”我有胃溃疡，这也许就是因为我那老逼着自己拚命干的禀性造成的。
嫉妒并非来自顾客，而是一种歪风。我极为讨厌背后议论人。我不愿打同事的小报告，而老板却总想知道那些偷偷摸摸的事情。在我们这个社会，到处都有告密者，告发同事。打小报告的人总想制造事端，以使自己获得立足之地。
对于招待客人我往往怡然自得。客人们老来找我，可我又没有多余的桌子，他们却宁愿站立等着也不去别的桌子。而有些女招待却站在那儿无人问津，这使我感到过意不去，我想对顾客说：“去找苏珊。”但我又不能那么说，因为我感到这是一种对我的信任。所以我就来回飞跑，尽力为我的客人服务好。
端盘子是个学问。我也确实闯过祸。有一次我脚一滑，手一晃，装着够7个人吃的大牛排滑到了地上。不过当盘子滑落时，我迅速俯身落臂，牛排虽无可挽回，却并无声响。有些女侍并不在乎有没有声响，我则尽力使之“静灭”。我要尽力使我的一切动作利落得体，协调完美，温柔体贴，优雅有礼，像个东方女子。做女侍是门艺术。
我工作起来像个跳芭蕾舞的。我必需在桌椅的间隙中穿来穿去。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才始终苗条如初。我穿过桌子的姿态则是无法模仿的，因为带着一种气氛。如果掉了只叉子，我会优雅地拣起来。我知道人们能看到我的这种优雅，因为我是在我的舞台上。
我对任何人都坦然相告，说自己是个女招待，因为我为此自豪。
人们说：“现在干什么事都马虎了。”我就不信。你知道谁在说那种话？当官的。他们老是说手下的人敷衍了事。总是说：“你算个什么？”有钱的家庭妇女认为家务下贱，不值得一提，所以出钱雇人做家务。于是，任何替她做家务的人就该遭贬抑。替她做家务的人会说：“去你的，如果你这样看待家务，我宁肯不干。你老说我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我就另找出路。”这一来，贵妇人气得发疯，因为她哪能一下子找个人来干家务？干低贱活的人没错。
不过每当夜阑无声时，我实在精疲力尽了。许多女侍就因为太累才成为酒鬼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男侍和女侍在当班时是没时间吃东西的，老是忙着端这端那。顶多瞅个空儿往嘴里塞块饼干或一片面包，如果运气好，有几分钟空暇，那就坐一会，喝上点饮料。真累人啊！神经都要绷断了。我们就像是在舞台上，老板瞪着两眼注视着我们。如果我们穿的鞋子不对劲，或者鞋子里有个碍事的线疙瘩，那就更够受了。你老觉得疼，浑身不舒服。
日积月累，我真有点累瘫了。然而有许多活还需动手去做，老是生怕事情没安排好。因为一心想让客人高兴，一切如意，所以一直等到过了半夜，我们才能舒一口气。一天的戏演完了，幕布终于落了下来。
第二天，我又乐呵呵了。我在成功，只要我干得动，我就决不辞职。如果让我呆在家里，我会感到给人架空了。在工作上，人们都把我看成个怪人，那没关系，不管上哪儿，我总是迫使自己拼命地干。这就是我，我不能安逸。
17年后，我去了一趟夏威夷和加勒比海，我是和我的情人一起去的，给孩子们看到了他们全都成了家。我的一个女儿对我说：“妈，你年纪不轻了。”我说：“宝贝，如果我照你们的去做，那我早就走不动路了。我的骨头会疼，你总不愿老听我抱怨关节疼。难道我高兴，你就不高兴？”
Number：4207
Title：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作者：胡少安
出处《读者》：总第60期
Provenance：《八小时以外》
Date：1986。1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邓小平同志侧影
小平同志是个精神健旺的老人。
一些外国客人曾向他请教健康长寿的秘诀，得到的答案是：乐观主义。
他沉稳内向，平时言谈不多，但却富于幽默感。
爱好运动，喜欢打桥牌、吸烟，酒量也不小。
临危而不惧，遇喜而不亢。近六十年的革命生涯，使他有着大海一样坦荡的胸襟和山岳般坚强的意志。
当他的生命平静地进入耄耋之年时，仍然是那样精神抖擞，以至于江青在监狱里通过电视收看国庆三十五周年阅兵式后感叹道：邓小平那样健康，真没想到！
他喜欢走路，在软禁的时候也不停地走路。
脸上皱纹不多，头上黑发不少，而且总是梳理得那么整齐。举止随和，笑容亲切，谈吐实在。一个朴素的人。
他生于1904年8月24日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小平同志的办公室里，有四只精美的花瓶，这是1972年底，正处于低潮的他在参观景德镇时，那里的工人同志送的礼物。
这饱含深情的花瓶，显然是小平同志的心爱之物。它们在主人经历了第三次政治起落之后，依然完好无损地保存在人间。
在那场全民族的大灾难中，他先被关押隔离两年，然后又被送到江西软禁起来。
五个孩子被冲得飘零四散。与他同去江西的，只有卓琳同志和他年迈的继母。三位老人的年龄相加起来已有二百多岁。
六十五岁的他，算是三个人中的壮劳力，清扫拖地，劈柴砸煤，以及为病人端水送饭之类的事情，自然落在他身上了。
阴暗寒冷的冬天，室内没有取暖设备，常常结冰。他居然每天用冷水擦身。
上午去工厂劳动，下午在园中耕作。夜晚，便在灯下博览群书。在那些难捱的时光里，他的精神世界是充实的。
只是像岩石般地沉默。
他的长子邓朴方因受株连，被迫害致残，胸以下肢体瘫痪，只有躺在救济院的床上，用铁丝编字纸篓挣钱。
后来，经邓小平夫妇申请，邓朴方终于来到他们身边。从此，邓小平的家务劳动中，又增加了给儿子擦澡翻身之类的重活……
理想和信念，是人的精神支柱。
马克思主义者坚信，任何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必将以历史的巨大进步作为补偿。
每天黄昏，日落之前，他总是习惯地围着那个小院子散步。他沉思不语，步伐稳健，走了一圈又一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那红色的砂石地上，已被他踏出了一条白色的小路。
与此同时，人们也在逐渐熟悉他。他的劳动态度，他的言谈举止和为人，深深地感动了周围的工人同志们。
工人师傅们常常送些生活用品给他们，还帮他们磨米粉。年近七十的他，有天上工时在一段泥泞的路上滑倒摔了一跤。工人们得知后，便在夜里悄悄把那段路修好了。
一个细雨蒙蒙的早晨，来他身边探亲的小儿子又离开他们，独自回山西去了。仅有的一点欢乐，转瞬即逝，这无疑使他十分难受。上工后不久，他突然面色苍白，冷汗淋漓，不能支持了。工人们见状，立即扶他躺下，拿自己的糖冲水给他喝，然后用拖拉机把他送回家中……
与这样好的人民在一起，是不幸中的大幸。哪一个身临其境的人不会感动至深？
几年前，三落三起的小平同志得知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要出版英文版《邓小平文集》，他提笔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我的工作方法是尽量少做工作”
1978年秋去冬来之时，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一次次重要会议召开，一次次重大决策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设立经济特区；进行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肯定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裁军一百万；取消领导职务终身制……
邓小平在党的政策的历史性转变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近来，小平同志的工作比过去少了。他理智、开明、对胡耀邦、赵紫阳以及较之他们更年轻的同志充满信任感。在中顾委的一次会议上，他谈了自己的想法：
“我的工作方法是尽量少做工作。它的好处就是：第一，可以多活几岁；第二，我少做工作，他们也做得很好，应该说，这些同志精力充沛，比我做得更好。我希望逐步过渡到完全不做工作，但身体还是好的，那样我就是完成任务了。现在看来还得做点事。”
工作之余，小平同志的娱乐方式是多样的。
有时，他兴致勃勃地与其他领导同志或来访的友人打桥牌。他习惯于与牌友使用“精确叫牌法”。一次，他与胡耀邦、万里同志应邀参加在文津俱乐部举办的《运筹与健康》老同志桥牌邀请赛。比赛中，他思维敏捷，与桥友密切配合，叫牌果断，攻守自如，结果使对方以0比20VP败北。
他对烹调也颇感兴趣。年轻时在法国留学那段经历，使他比较喜欢法国食品，尤其是半月型早餐软面包。然而，他更喜欢老家的川菜，甚至亲自动手，做出纯粹的浓辣川菜。邓朴方说：“我父亲的烹调手艺比我母亲还高超呢！”
邓朴方在接受法国《巴黎竞赛画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谈到他的父亲：
“我总是把他当作一个父亲，而不是一个国家领导人。对于我，他最大的优点是：认真。此外还有慈祥。他是一个对子女非常疼爱的人。”
在家庭中，小平同志作风民主，态度随和。他相信自己的子女能够靠自己的判断力走正路。邓朴方说：“他的沉默往往比语言更为有力！”
小平同志的五个子女中，有画家，有机关工作人员，有学理工科的。他们都靠着自己的奋斗，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成绩。
孙子孙女似乎更能使小平同志感到愉快。他喜欢与他们在一起，看他们玩耍，有时还抱上他们照相；去游泳往往也要带上他们。每当这时，他便沉浸在温暖的天伦之乐中。
现在，他身体的主要器官都很好，只是听力略有减退，有时需戴上助听器。正像人们看到的，他精神焕发，脚步稳健。他甚至期待着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主权后去香港看看。
不久前，在与部分退出中顾委的老同志共进午餐时，他至少喝下了五杯茅台酒，使举座动容。
如有闲暇，他便戴上老花镜读书。同时他也喜欢到各地走走，或登山，或踏青。
遇有重大的足球比赛，当健儿们在绿草地上追逐、射门时，他便成了电视荧光屏前的热心观众。
最使他迷恋的，是奔向大海。一下海，他就舒展双臂，向深处游去。任凭风吹浪打，他都顽强地前进。
当他在海水里畅快地游泳时，一场伟大的改革正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兴起。
他不易察觉地笑了笑，感到欣慰而愉悦。
Number：4208
Title：男人就该踢球
作者：左树声
出处《读者》：总第60期
Provenance：《中国青年》
Date：1986。2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天津河西区有个地方叫土城，土城有户人家姓左，左家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子都踢足球。人称“左氏三雄”。老大左树起，老三左树发，老二就是左树声。
左树声1979年入选国家队，1981年出任国家队队长，绰号一：坦克；绰号二：推土机。1985年5月19日，国家队败于香港队脚下。随后，127名闹事球迷被抓，曾雪麟教练辞职，国家队解散，左树声含泪回到天津土城。
早先土城的孩子净光脚丫子踢球。我们哥仨都是这么踢出来的。为嘛？半个月一双鞋，买不起。我瘾头最大，上场就嗷嗷叫。光脚丫子在土地上蹬，一划老长一个口子，拿纱布包包，还得上。我爸爸看我都踢野了，揍我。揍也踢。想不踢也没辙，这双脚丫子不能遇见球，遇见球就得踢。
到后来，人说我天生是块踢球的料。这话没说错。除了足球，我从小就没喜欢过别的玩艺儿。你说男人该干什么？是啊，男人可干的多了。可我说男人就该踢球！你往场上一站，那对抗，那竞争，那拚搏，你躲都躲不开。怕这怕那你上不了足球场，偷奸耍滑你上不了足球场，你没力量没速度不咬牙也上不了足球场。这就是足球让人着魔的地方，别的什么都没这效果。也有人不地道，不踢球，成心踢人。碰到这种事，我也不吵，我就想：这小子没出息！
开始是野踢，没嘛想头。把足球和国家连到一起，是七六年进了天津队以后，沈福儒是我们教练。他跟我说：树声，你踢球是那意思，你得进国家队。他给我讲我们国家足球史，说贺老总说三大球不翻身死不瞑目，说我们这帮人不行了，以后得看你们了，说你好好练我好好教，你一定得进国家队。沈教练给我影响很大。我从他那儿明白了球踢好了能给一个国家争光，也知道了当个运动员不好好干会给老百姓添恶心。我这个人踢球豁得出去，我发誓进国家队。
七九年，我真的进了国家队，而且一踢就是六年。
这六年，是中国足球史上最为激昂、也最为悲壮的六年。中国足球的水平和中国球迷的热情双双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足球健儿南征北战，几起几伏；父老乡亲翘首企足，大喜大悲。左树声经历了这一切。
那年我21岁，好些事还没怎么懂。比如：我们的足球同世界水平差距到底有多大，一个国家队队员肩上担子到底有多沉，我们要冲出亚洲前头有多少困难，都不是很清楚。刚进队就去新加坡，踢22届奥运会预选赛。当时教练是年维泗，老队员有相恒庆、李福宝。那回我们没出小组就让人家给踢下来了。回国后，年指导辞职，国家队改组，相恒庆、李福宝离队。他俩都踢了十来年，都想踢进奥运会，结果含着眼泪走了。我心里挺不好受。说实话我当时个人压力并不大，我是新队员。可看着老队员就这么走了，心里不好受。我跟自己说：左树声，你以后可不能这么走。
苏永舜从广州来了，国家队重新组建。这届国家队任务很明确，就是踢第12届世界杯。那时候我们信心挺大。说句不客气的话，这届国家队是建国以来最强的国家队。再说，那时候形势也比以前好多了，“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口号就是那时候叫响的。关心体育运动的人也越来越多，尤其是足球，球迷呼啦一下子就冒出来一大片。你知道一个国家的足球要想上去，没有真正上瘾的球迷那就别想。
1981年，世界杯外围赛拉开战幕。中国足球队驻军北京，以3：0大胜科威特；继而挥戈马来西亚，以4：2力克沙特阿拉伯。届时，国内十数座城市齐鸣鞭炮，数十万人上街游行，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中国足球队万岁”呼声震天。上海某大学有三名学生，欲做火把，苦于就近没有燃料，便随手点燃了自己的床单和枕巾。人们认定：此次出线，胜利在望。左树声的两个绰号，即得于此时。
踢足球得讲个气势。输赢先撂一边儿不说，一场球从头踢到尾，你那个气势不能减。对手再横再奘，你心里不能先怕他三分；人家先破了你的门，赢了你了，只要终场哨声没响，你就得拼就得抢，还差一分钟，你也得想着捞回来。你要是怵头，要是泄气，对不起，那就请您走人，您踢不了足球！
那次世界杯外围赛中国队踢了几场好球。踢得痛快、漂亮。赢沙特那场，就是先0：2落后，离终场还有20分钟，一连进了四个球，反败为胜的。几场球下来，大伙儿更来情绪了，说：这回非“进军西班牙”不可了。但后来情况变了。第二次跟科威特踢，中国队不能抢球，只要两人撞到一起，裁判就判中国队犯规；中国队还不能向前突破，一突破就吹你越位。这球简直没法儿踢了。结果我们0：1输了科威特。还有一场是新西兰对沙特，本来新西兰已经出线无望，没想到沙特队敞开大门让人家灌，愣送了新西兰5个球。我们当时看电视转播，气得把电视机关了好几次。这还叫踢足球吗？最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