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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6
活着写作是多么美好
一
我爱读作家、艺术家写的文论甚于理论家、批评家写的文论。当然，这里说的作家和理论家 都是指够格的。我不去说那些写不出作品的低能作者写给读不懂作品的低能读者看的作文原 理之类，这些作者的身份是理论家还是作家，真是无所谓的。好的作家文论能唤起创作欲， 这种效果，再高明的理论家往往也无能达到。在作家文论中，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
玫瑰》 （亦译《金蔷薇》）又属别具一格之作，它诚如作者所说是一本论作家劳动的札记，但同时也 是一部优美的散文集。书中云：“某些书仿佛能迸溅出琼浆玉液，使我们陶醉，使我们受到 感染，敦促我们拿起笔来。”此话正可以用来说它自己。这本谈艺术创作的书本身就是一件 精美的艺术作品，它用富有魅力的语言娓娓谈论着语言艺术的魅力。传递给我们的不只是关 于写作的知识或经验，而首先是对美、艺术、写作的热爱。它使人真切感到：活着写作是多 么美好！
二
回首往事，谁不缅怀童年的幸福？童年之所以幸福，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有最纯净的感官。在 孩子眼里，世界每一天都是新的，样样事物都罩着神奇的色彩。正如作者所说，童年时代的 太阳要炽热得多，草要茂盛得多，雨要大得多，天空的颜色要深得多，周围的人要有趣得多 。孩子好奇的目光把世界照耀得无往而不美。孩子是天生的艺术家，他们的感觉尚未受功利 污染，也尚未被岁月钝化。也许，对世界的这种新鲜敏锐的感觉已经是日后创作欲的萌芽了 。
然后是少年时代，情心初萌，醉意荡漾，沉浸于一种微妙的心态，觉得每个萍水相逢的少女 都那么美丽。羞怯而又专注的眼波，淡淡的发香，微启的双唇中牙齿的闪光，无意间碰到的 冰凉的手指，这一切都令人憧憬爱情，感到一阵甜蜜的惆怅。那是一个几乎人人都曾写诗的 年龄。
但是，再往后情形就不同了。“诗意地理解生活，理解我们周围的一切——是我们从童年时 代得到的最可贵的礼物。要是一个人在成年之后的漫长的冷静岁月中，没有丢失这件礼物， 那么他就是个诗人或者作家。”可惜的是，多数人丢失了这件礼物。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匆 忙的实际生活迫使我们把事物简化、图式化，无暇感受种种细微差别。概念取代了感觉，我 们很少看、听和体验。当伦敦居民为了谋生而匆匆走过街头时，哪有闲心去仔细观察街上雾 的颜色？谁不知道雾是灰色的！直到莫奈到伦敦把雾画成了紫红色的，伦敦人才始而愤怒，继 而吃惊地发现莫奈是对的，于是称他为“伦敦雾的创造者”。
一个艺术家无论在阅历和技巧方面如何成熟，在心灵上却永是孩子，不会失去童年的清新直 觉和少年的微妙心态。他也许为此要付出一些代价，例如在功利事务上显得幼稚笨拙。然而 ，有什么快乐比得上永远新鲜的美感的快乐呢？即使那些追名逐利之辈，偶尔回忆起早年曾 有过的“诗意地理解生活”的情趣，不也会顿生怅然若失之感么？蒲宁坐在车窗旁眺望窗外 渐渐消融的烟影，赞叹道：“活在世上是多么愉快呀！哪怕只能看到这烟和光也心满意足了 。我即使缺胳膊断腿，只要能坐在长凳上望太阳落山，我也会因而感到幸福的。我所需要的 只是看和呼吸，仅此而已。”的确，蒲宁是幸福的，一切对世界永葆新鲜美感的人是幸福的 。
三
自席勒以来，好几位近现代哲人主张艺术具有改善人性和社会的救世作用。对此当然不应作 浮表的理解，简单地把艺术当作宣传和批判的工具。但我确实相信，一个人，一个民族，只 要爱美之心犹存，就总有希望。相反，“哀莫大于心死”，倘若对美不再动心，那就真正无 可救药了。
据我观察，对美敏感的人往往比较有人情味，在这方面迟钝的人则不但性格枯燥，而且心肠 多半容易走向冷酷。民族也是如此，爱美的民族天然倾向自由和民主，厌恶教条和专制。对 土地和生活的深沉美感是压不灭的潜在的生机，使得一个民族不会长期忍受僵化的政治体制 和意识形态，迟早要走上革新之路。
帕乌斯托夫斯基擅长用信手拈来的故事，尤其是大师生活中的小故事，来说明这一类艺术的 真理。有一天，安徒生在林中散步，看到那里长着许多蘑菇，便设法在每一只蘑菇下边藏了 一件小食品或小玩意儿。次日早晨，他带守林人的七岁的女儿走进这片树林。当孩子在蘑菇 下发现这些意想不到的小礼物时，眼睛里燃起了难以形容的惊喜。安徒生告诉她，这些东西 是地精藏在那里的。
“您欺骗了天真的孩子！”一个耳闻此事的神父愤怒地指责。
安徒生答道：“不，这不是欺骗，她会终生记住这件事的。我可以向您担保，她的心决不会 像那些没有经历过这则童话的人那样容易变得冷酷无情。”
在某种意义上，美、艺术都是梦。但是，梦并不虚幻，它对人心的作用和它在人生中的价值 完全是真实的。弗洛伊德早已阐明，倘没有梦的疗慰，人人都非患神经官能症不可。帕氏也 指出，对想像的信任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渊源于生活的想像有时候会反过来主宰生活。不妨 设想一下，倘若彻底排除掉梦、想像、幻觉的因素，世界不再有色彩和音响，人心不再有憧 憬和战栗，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帕氏谈到，人人都有存在于愿望和想像之中的、未在现实生 活中得到实现的“第二种生活”。应当承认，这“第二种生活”并非无足轻重的。说到底， 在这世界上，谁的经历不是平凡而又平凡？内心经历的不同才在人与人之间铺设了巨大的鸿 沟。《金玫瑰》中那个老清扫工夏米的故事是动人的，他怀着异乎寻常的温情，从银匠作坊 的尘土里收集金粉，日积月累，终于替他一度抚育过的苏珊娜打了一朵精致的金玫瑰。小苏 珊娜曾经盼望有人送她这样一朵金玫瑰，可这时早已成年，远走高飞，不知去向。夏米悄悄 地死去了，人们在他的枕头下发现了用天蓝色缎带包好的金玫瑰，缎带皱皱巴巴，发出一股 耗子的臊味。不管夏米的温情如何没有结果，这温情本身已经足够伟大。一个有过这番内心 经历的夏米，当然不同于一个无此经历的普通清扫工。在人生画面上，梦幻也是真实的一笔 。
四
作为一个作家，帕氏对于写作的甘苦有真切的体会。我很喜欢他谈论创作过程的那些篇章。
创作过程离不开灵感。所谓灵感，其实包括两种不同状态。一是指稍纵即逝的感受、思
绪、 意象等等的闪现，或如帕氏所说，“不落窠臼的新的思想或新的画面像闪电似地从意识深处 迸发出来。”这时必须立即把它们写下来，不能有分秒的耽搁，否则它们会永远消逝。这种 状态可以发生在平时，便是积累素材的良机，也可以发生在写作中，便是文思泉涌的时刻。 另一是指预感到创造力高涨而产生的喜悦，屠格涅夫称之为“神的君临”，阿·托尔斯泰称 之为“涨潮”。这时候会有一种欲罢不能的写作冲动，尽管具体写些什么还不清楚。帕氏形 容它如同初恋，心由于预感到即将有奇妙的约会，即将见到美丽的明眸和微笑，即将作欲言 又止的交谈而怦怦跳动。也可以说好像踏上一趟新的旅程，为即将有意想不到的幸福邂逅， 即将结识陌生可爱的人和地方而欢欣鼓舞。
灵感不是作家的专利，一般人在一生中多少都有过新鲜的感受或创作的冲动，但要把灵感变 成作品绝非易事，而作家的甘苦正在其中。老托尔斯泰说得很实在：“灵感就是突然显现出 你所能做到的事。灵感的光芒越是强烈，就越是要细心地工作，去实现这一灵感。”帕氏举 了许多大师的例子说明实现灵感之艰难。福楼拜写作非常慢，为此苦恼不堪地说：“这样写 作品，真该打自己耳光。”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他写出来的作品总是比构思时差，便叹道 ：“构思和想像一部小说，远比将它遣之笔端要好得多。”帕氏自己也承认：“世上没有任 何事情比面对素材一筹莫展更叫人难堪，更叫人苦恼的了。”一旦进入实际的写作过程，预 感中奇妙的幽会就变成了成败未知的苦苦追求，诱人的旅行就变成了前途未卜的艰苦跋涉。 赋予飘忽不定的美以形式，用语言表述种种不可名状的感觉，这一使命简直令人绝望。勃洛 克针对莱蒙托夫说的话适用于一切诗人：“对子虚乌有的春天的追寻，使你陷入愤激若狂的 郁闷。”海涅每次到罗浮宫，都要一连好几个小时坐在维纳斯雕像前哭泣。他怎么能不哭泣 呢？美如此令人心碎，人类的语言又如此贫乏无力……
然而，为写作受苦终究是值得的。除了艺术，没有什么能把美留住。除了作品，没有什么能 把灵感留住。普利什文有本事把每一片飘零的秋叶都写成优美的散文，落叶太多了，无数落 叶带走了他来不及诉说的思想。不过，他毕竟留住了一些落叶。正如费特的诗所说：“这片 树叶虽已枯黄凋落，但是将在诗歌中发出永恒的金光。”一切快乐都要求永恒，艺术家便是 呕心沥血要使瞬息的美感之快乐常驻的人，他在创造的苦役中品味到了造物主的欢乐。
五
在常人看来，艺术与爱情有着不解之缘。惟有艺术家自己明白，两者之间还有着不可调和的 冲突，他们常常为此面临两难的抉择。
威尼斯去维罗纳的夜行驿车里，安徒生结识了热情而内向的埃列娜，她默默爱上了这位其貌 不扬的童话作家。翌日傍晚，安徒生忐忑不安地走进埃列娜在维罗纳的寓所，然而不是为了 向他同样也钟情的这个女子倾诉衷肠，而是为了永久的告别。他不相信一个美丽的女子会长 久爱自己，连他自己也嫌恶自己的丑陋。说到底，爱情只有在想像中才能天长地久。埃列娜 看出这个童话诗人在现实生活中却害怕童话，原谅了他。此后他俩再也没有见过面，但终生 互相思念。
巴黎市郊莫泊桑的别墅外，一个天真美丽的姑娘拉响了铁栅栏门的门铃。这是一个穷苦女工 ，莫泊桑小说艺术的崇拜者。得知莫泊桑独身一人，她心里出现了一个疯狂的念头，要把生 命奉献给他，做他的妻子和女奴。她整整一年省吃俭用，为这次见面置了一身漂亮衣裳。来 开门的是莫泊桑的朋友，一个色鬼。他骗她说，莫泊桑携着情妇度假去了。姑娘惨叫一声， 踉跄而去。色鬼追上了她。当天夜里她为了恨自己，恨莫泊桑，委身给了色鬼。后来她沦为 名震巴黎的雏妓。莫泊桑听说此事后，只是微微一笑，觉得这是篇不坏的短篇小说的题材。
我把《金玫瑰》不同篇章叙述的这两则轶事放到一起，也许会在安徒生的温柔的自卑和莫泊 桑的冷酷的玩世不恭之间造成一种对照，但他们毕竟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珍惜艺术胜于珍 惜现实中的爱情。据说这两位大师临终前都悔恨了，安徒生恨自己错过了幸福的机会，莫泊 桑恨自己亵渎了纯洁的感情。可是我敢断言，倘若他们能重新生活，一切仍会照旧。
艺术家就其敏感的天性而言，比常人更易堕入情网，但也更易感到失望或厌倦。只有在艺术 中才有完美。在艺术家心目中，艺术始终是第一位的。即使他爱得如痴如醉，倘若爱情的缠 绵妨碍了他从事艺术，他就仍然会焦灼不安。即使他因失恋而痛苦，只要艺术的创造力不衰 ，他就仍然有生活的勇气和乐趣。最可怕的不是无爱的寂寞或失恋的苦恼，而是丧失创造力 。在这方面，爱情的痴狂或平淡都构成了威胁。无论是安徒生式的逃避爱情，还是莫泊桑式 的玩世不恭，实质上都是艺术本能所构筑的自我保护的堤坝。艺术家的确属于一个颠倒的世 界，他把形式当作了内容，而把内容包括生命、爱情等等当作了形式。诚然，从总体上看， 艺术是为人类生命服务的。但是，惟有以自己的生命为艺术服务的艺术家，才能创造出这为 人类生命服务的艺术来。帕氏写道：“如果说，时间能够使爱情……消失殆尽的话，那么时 间却能够使真正的文学成为不朽之作。”人生中有一些非常美好的瞬息，为了使它们永存， 活着写作是多么美好！
19883
女性拯救人类
拯救人类女性是一个神秘的性别。在各个民族的神话和宗教传说中，她既是美、爱情、丰饶 的象征，又是诱惑、罪恶、堕落的象征。她时而被神化，时而被妖化。诗人们讴歌她，又诅 咒她。她长久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掀开面纱，我们看到的仍是神秘莫测的面影和眼波。
有人说，女性是晨雾萦绕的绿色沼泽。这个譬喻形象地道出了男子心目中女性的危险魅
力。
也许，对于诗人来说，女性的神秘是不必也不容揭破的，神秘一旦解除，诗意就荡然无存了 。但是，觉醒的理性不但向人类、而且向女性也发出了“认识你自己”的召唤，一门以女性 自我认识为宗旨的综合学科——女性学——正在兴起并迅速发展。面对这一事实，诗人们倒 毋须伤感，因为这门新兴学科将充分研究他们作品中所创造的女性形象，他们对女性的描绘 也许还从未受到女性自身如此认真的关注呢。
一般来说，认识自己是件难事。难就难在这里不仅有科学与迷信、真理与谬误、良知与偏见 的斗争，而且有不同价值取向的冲突。“人是什么”的问题势必与“人应该是什么”、“人 能够是什么”的问题紧相纠缠。同样，“女人是什么”的问题总是与“女人应该是什么”、 “女人能够是什么”的问题难分难解。正是问题的这一价值内涵使得任何自我认识同时也成 了一个永无止境的自我评价、自我设计、自我创造的过程。
在人类之外毕竟不存在一个把人当作认识对象的非人族类，所谓神意也只是人类自我认识的 折射。女性的情形就不同了，有一个相异的性类对她进行着认识和评价，因此她的自我认识 难以摆脱男性观点的纠缠和影响。人们常常争论：究竟男人更理解女人，还是女人自己更理 解女人？也许我们可以说女人“当局者迷”，但是男人并不据有“旁观者清”的优势，因为 他在认识女人时恰恰不是旁观者，而也是一个当局者，不可能不受欲念和情感的左右。两性 之间事实上不断发生误解，但这种误解又是同各性对自身的误解互为前提的。另一方面，我 们即使彻底排除了男权主义的偏见，却终归不可能把男性观点对女性的影响也彻底排除掉。 无论到什么时候，女人离开男人就不成其为女人，就像男人离开女人就不成其为男人一样。 男人和女人是互相造就的，肉体上如此，精神上也如此。两性存在虽然同属人的存在，但各 自性别意识的形成却始终有赖于对立性别的存在及其对己的作用。这种情形既加重了、也减 轻了女性自我认识的困难。在各个时代的男性中，始终有一些人超越了社会的政治经济偏见 而成为女性的知音，他们的意见是值得女性学家重视的。
对于女人，有两种常见的偏见。男权主义者在“女人”身上只见“女”，不见“人”，把女 人只看作性的载体，而不看作独立的人格。某些偏激的女权主义者在“女人”身上只见“人 “，不见”女“，只强调女人作为人的存在，抹杀其性别存在和性别价值。后者实际上是男 权主义的变种，是男权统治下女性自卑的极端形式。真实的女人当然既是”人“，又是”女 “，是人的存在与性别存在的统一。正像一个健全的男子在女人身上寻求的既是同类，又是 异性一样，在一个健全的女人看来，倘若男人只把她看作无性别的抽象的人，所受侮辱的程 度决不亚于只把她看作泄欲和生育的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西方文明日益暴露其弊病，愈来愈多的有识之士从女性身上发现了一种 疗救弊病的力量。对于这种力量，艺术家早有觉悟，所以歌德诗曰：“永恒之女性，领导我 们走。”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哲学家们也纷纷觉悟了。马尔库塞指出，由于妇女和资本主 义异化劳动世界相分离，这就使得她们有可能不被行为原则弄得过于残忍，有可能更多地保 持自己的感性，也就是说，比男人更人性化。他得出结论：一个自由的社会将是一个女性社 会。法国后结构主义者断言，如果没有人类历史的“女性化”，世界就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