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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现实。如果说希望的自欺是逃向未来，那么，习惯的 自欺就是逃向过去，试图躲藏在一个曾经含有希望的行为之中。
凡是在命运重大关头逃避选择的人，自欺是必有的心态。他既不能承认自己放弃了选择，因 为他的命运处在千钧一发之际，他必须相信他正在作出重大决定。他又不能承认自己已经作 了选择，因为他面临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危险，他必须相信事情尚有回旋的余地。他在不同的 选择之间游移，甚至究竟是否作了选择也始终是模棱两可的，藉此保持一种自由的幻想，如 果这幻想破灭，则保留向决定论撤退的权利。
舆论和名声
舆论对于一个人的意义取决于这个人自身的素质。对于一个优秀者来说，舆论不 过是他所蔑视的那些人的意见，他对这些意见也同样持蔑视的态度。只要他站得足够高，舆 论便只是脚下很远的地方传来的轻微的噪音，决不会对他构成真正的困扰。惟有与舆论同质 的俗人才会被舆论所支配，因为作为俗人之见，舆论同时也是他们自己的意见，是他们不能 不看重的。
舆论是多数人的意见，并且仅对多数人具有支配的力量。当然，多数人也很想用舆论来支配 少数人，禁止少数人的不同意见。但是，如果不是辅之以强权，舆论便无此种力量。一个优 秀者面对强权也可能有所顾忌，这是可以理解的。撇开这种情形不谈，倘若他对舆论本身也 十分在乎，那么，我们就必须对他的优秀表示怀疑，因为他内心深处很可能是认同多数人的 意见而并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的。
常识的二重性：当常识单独行动时，往往包含正确的本能；一旦它们聚集为一种团体的力量 ，就会变成传统的偏见。
煊赫的名声是有威慑力的，甚至对才华横溢如海涅者也是如此。一旦走近名人身旁，他所必 有的普通人的外观就会使人松一口气。同时，如果这位名人确是伟人，晋见者将会发现，乍 见面就同他谈论伟大的事物该显得多么不自量力。于是海涅谈起了李子的味道。歌德含笑不 语，因为他明察海涅此举乃出于放松和紧张双重原因，这个老滑头！
做名人要有两种禀赋。一是自信，在任何场合都觉得自己是一个人物，是当然的焦点和中心 。二是表演的欲望和能力，渴望并且善于制造自己出场的效果。我恰好最缺少这两种禀赋， 所以我不宜做名人。
大自然的星空，群星灿烂。那最早闪现的，未必是最亮的星宿。有的星宿孤独地燃烧着，熄 灭了，很久很久以后，它的光才到达我们的眼睛。
文化和历史的星空何尝不是如此？
人在社会上生活，不免要担任各种角色。但是，倘若角色意识过于强烈，我敢断言一定出了 问题。一个人把他所担任的角色看得比他的本来面目更重要，无论如何暴露了一种内在的空 虚。我不喜欢和一切角色意识太强烈的人打交道，例如名人意识强烈的名流，权威意识强烈 的学者，长官意识强烈的上司等等，那会使我感到太累。我不相信他们自己不累，因为这类 人往往也摆脱不掉别的角色感，在儿女面前会端起父亲的架子，在自己的上司面前要表现下 属的谦恭，就像永不卸妆的演员一样。人之扮演一定的社会角色也许是迫不得已的事，依我 的性情，能卸妆时且卸妆，要尽可能自然地生活。
论 教 育
在任何一种教育体制下，都存在着学生资质差异的问题。合理的教育体制应该向不 同资质的学生都提供相应的机会。
所谓“天才教育”的结果多半不是把一个普通资质的人培养成了天才，而是把他扭曲成了一 个高不成、低不就的畸形儿。
教育不可能制造天才，却可能扼杀天才。因此，天才对教育惟一可说的话是第欧根尼的那句 名言：“不要挡住我的阳光。”
一切教育都可以归结为自我教育。学历和课堂知识均是暂时的，自我教育的能力却是一笔终 身财富。经验证明，一个人最终是否成材，往往不取决于学历的长短和课堂知识的多少，而 取决于是否善于自我教育。
在一定的意义上，人是教育的产物，因为所受教育的不同，人生的面貌也会不同。当然，这 里说的教育是广义的，不限于学校教育。衡量一种教育的优劣，不但要用社会的尺度，看它 能否为社会培养有用的人材，更要用人生的尺度，看它是拓展了还是缩减了受教育者的人生 可能性。
做父母做得怎样，最能表明一个人的人格、素质和教养。
被自己的孩子视为亲密的朋友，这是为人父母者所能获得的最大的成功。不过，为人父母者 所能遭到的最大的失败却并非被自己的孩子视为对手和敌人，而是被视为上司或者奴仆。
我对孩子的期望——
第一个愿望：平安。如果想到包围着她的环境中充满不测，这个愿望几乎算得上奢侈了。
第二个愿望：身心健康地成长。
至于她将来做什么，有无成就，我不想操心也不必操心，一切顺其自然。
东西方文化
一切关于东西方文化之优劣的谈论都是非文化、伪文化性质的。民族文化与其说 是一个文化概念，不如说是一个政治概念。在我眼里，只存在一个统一的世界文化宝库，凡 是进入这个宝库的文化财富在本质上是没有国籍的。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化中最有价值的 东西必定是共通的，是属于全人类的。那些仅仅属于东方或者仅仅属于西方的东西，哪怕是 好东西，至多也只有次要的价值。
东方和西方的关系问题也是一个说不完的老话题了。我的直觉是，在这个问题上的一切极端 之论都是可疑的。需要的是一种平常心，一种不假思索就喜欢和接纳一切好东西的健康本能 。在此前提下，才能用一种开阔的人类眼光来看待东西方文化之异同。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个 常识与智慧、矫情与狭隘心理相结合的具体例证。
人类基本的真理始终是相同的，变化的只是对它们的表达以及那些次要的真理。
我确信人性和人生基本境况是不变的，人类不分古今东西都面临着某些永恒的根本问题，对 这些问题的思考构成了一切精神文化的核心。当然，对于每个人来说，如何融汇贯通却是要 他独立完成的事情，并且必定显出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的差别。
常常听人叹息：“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思想家？什么时候我们才有自己的世界级大思想家？” 我答道：难道这很重要吗？凡是大思想家，例如康德、海德格尔等等，既然是世界级的，就 是属于全世界的，也是属于你的。思想无国别。按照国别选择思想家的人，真正看重的不是 思想，而是民族的虚荣。
作为英国人，毛姆生下来便是基督徒，而基督徒是把天主教视为异教的。有一天，他忽然想 到，他完全可能生在德国南方，成为一个天主教徒，那样他就要因为并非自己的过错而作为 异教徒受惩罚了。这未免太荒谬。这样一想，他从此不信教了。
我认为，在这个最简单的思路中，包含了国际主义的最深刻的理由。
中国要真正成为有世界影响的文化大国，就必须改变文化的实用品格。
一切伟大的精神创造的前提是把精神价值本身看得至高无上。一个民族拥有一批以纯粹精神 创造为乐的人，并且以拥有这样一批人为荣，在这样的民族中最有希望产生出世界级的文化 伟人。
文化现象
这是我多年前写下的一则感想——
留在国内的人开始鼓吹纯学术了，似乎一切都可以被剥夺，惟有学术剥夺不了，于是学术就 变得纯而又纯了。据说跑到国外的人已经在鼓吹流亡文化，似乎一切都带不走，惟独带走了 文化，于是文化便和他们一起踏上了流亡之途。守着学术坚持，或者担着文化流浪，大约都 能使人体会到一种使命感。可惜的是，我的学术永远纯不了，你的文化永远有个家，谁本来 有什么就仍旧有什么。卧薪尝胆的纯学术和义愤填膺的流亡文化好像都很有悲剧色彩，但我 担心有一天我们将不得不观看两者吵架的闹剧。
在这片古老土地上进行的大规模政治实验的失败，迫使中国回到了一种比较自然的社会过程 。二十年前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含义已经逐渐分明，它真正解放的是人的本能以及由本能所驱 动的市场，而思想自身却丧失了特权。不过，我对这一变化持积极的评价。当思想拥有特权 之时，其命运不外乎为王或为寇，而现在，它至少有了在市场上卖和买的自由，以及——只 要自己愿意——不卖和不买并且远离市场的自由。市场对于思想是冷漠的，因冷漠而是宽容 的，与那个对思想狂热而严酷的时代相比，我对眼下的状态要满意得多。
从事人文研究的三种方式：一、学者的方式：严格地做学问，讲究规范和方法，注重材料的 发现、整理和解释；二、才子的方式：潇洒地玩学问，讲究趣味和技巧，易卖弄机智和才情 ；三、思想者的方式：通过学问求真理或信仰，注重精神上的关切。
当我们围绕某一个主题读书和写作时，我们便称之为学术。我们的主题越是固定不变，以至 于不再读与这个主题无关的书和不再写与这个主题无关的文章，我们就越是纯粹的学者。
道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是精神性的，旨在追求个人完善，此种追求若赋予神圣的名义， 便进入宗教的领域。一是实用性的，旨在维护社会秩序，此种维护若辅以暴力的手段，便进 入法律的领域。
实际上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混淆必生恶果。试图靠建立某种社会秩序来强制实现个人 完善，必导致专制主义。把社会秩序的取舍完全交付个人良心来决定，必导致无政府主义。
我发现，许多时候，我以为自己在思考，其实脑子里只是在做着文字的排列组合。
这肯定是以文字为生的人的通病。
写作的理由
文字的确不能替我们留住生活中最好的东西，它又不愿退而去记叙其次好的东西 ，于是便奋力创造出另一种最好的东西，这就有了文学。
为什么写作，而不是不写作？
拿起书，不安——应当自己来写作。拿起笔，不安——应当自己来生活。
我是一个有文字癖的人，这癖有种种可笑的表现——
人前人后，我的闲着的手指会不由自主地在桌上、在裤腿上、在另一根指头上画字。
上厕所时，我会一遍遍默读面前墙壁上写着的“小便入池”之类的字。
我舍不得扔掉任何一张我明知无用的小纸片，只要上面写有字迹，似乎是因为意识到我不能 再得到一张照原样写有这些字迹的小纸片了。
我不知道，写作究竟是我患这病的原因呢，抑或只是结果。
这是我小时候喜欢玩的一个游戏：把我的幼稚的习作工整地抄写在纸上，然后装订成一本本 小书。
现在，我已经正式出版了好几本书了。可是，我羞愧地发现，里面仍有太多幼稚的习作。我 安慰自己说：我最好的东西还没有写出来，在那之前写的当然仍是幼稚的习作啦。接着我听 见自己责备自己：既然这样，我为什么要把这些幼稚的习作变成书呢？听到这个责备，我忽 然理解了并且原谅了自己：原来，我一直不过是在玩着小时候喜欢玩的游戏罢了。
写作是一种习惯。对于养成了这种习惯的人来说，几天不写作就会引起身心失调。在此意义 上，写作也是他们最基本的健身养生之道。
为何写作？为了安于自己的笨拙和孤独。为了有理由整天坐在家里，不必出门。为了吸烟时 有一种合法的感觉。为了可以不遵守任何作息规则同时又生活得有规律。写作是我的吸毒和 慢性自杀，同时又是我的体操和养身之道。
创造的快乐在于创造本身。对于我来说，写出好作品本身就是最大的快乐，至于这作品能否 给我带来好名声或好收益，那只是枝节问题。再高的稿费也是会被消费掉的，可是，好作品 本身是不会被消费掉的，一旦写成，它就永远存在，永远属于我了，成了我的快乐的不竭源 泉。
由于这个原因，我当然就不屑于仅仅为了名声和稿酬写作。我不会为了微小的快乐而舍弃我 的最大的快乐。
我对身后名毫无兴趣，因为我太清楚死后的虚无。我写作，第一是因为写作本身使我愉快， 第二是因为作品发表后读者的共鸣使我愉快。就后者而言，我对身前名是在乎的，不过那应 该是真实的名声，从中我的确能感受到读者对我的喜爱。所以，我从来不像有些人那样请人 写书评，对我的作品的反响完全是自发的。
我写作从来就不是为了影响世界，而只是为了安顿自己——让自己有事情做，活得有意义或 者似乎有意义。
写作的态度
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最大的浪费莫过于为了应付发表的需要而炮制虚假的文字 ，因而不再有暇为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和感受锤炼语言的功夫。这就好像一个母亲忙于作为 母亲协会的成员抛头露面，因而不再有暇照料自己的孩子。
法国作家列那尔说：“我把那些还没有以文学为职业的人称作经典作家。”
我对此话的理解是：惟有那些出于自身生命需要而从事写作的人，才能够攀上文学的高峰。 也就是说，不是为了他人，仅仅为了自己，只写自己真正想写并且真正使自己满意的作品， 于是这样的作品也就有可能属于一切人，成为不朽的经典作品。
我相信列那尔的意思并非说，凡业余作者都是经典作家。事实上，多少业余作者都是把文学 当作职业来追求的。前提是巨大的才能，而源自生命需要的创作冲动本身就是天才的征兆。 列那尔的定义实际上是对这样的天才的一个警告：在他们成功之后，一旦他们仅仅出于职业 习惯而写作，他们便不再是经典作家了。
写作是永无止境的试验。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不得不度过不断试验的一生。
我很想与出版界断交一段时间，重返孤独和默默无闻，那样也许能写出一些好东西。写作时 悬着一个出版的目标，往往写不好。可是，如果没有外来的催迫，我又不免会偷懒，可能流 失一些好东西。当然，最好的东西永远是由内在的催迫产生的。
有一家出版社筹划了一套“名人日记”丛书，向我约稿，我拒绝了。我对生前出版日记、书 信之类总是感到犹豫，倒不是怕泄露隐私，因为在编辑时是可以把不想公开的内容删去的。 我是怕从此以后，写日记写信时会不由自主地做作，面对的不再是自己和朋友，而是公众。 我想对自己和朋友还是仁慈一点吧，不要把仅剩的一小块私人生活领地也充公了。
我的写作应该同时也就是我的精神生活，两者必须合一，否则其价值就应受到怀疑。
如果我的写作缺乏足够的内在动力，就让我什么也不写，什么也写不出好了。说到底，一种 没有内在动力的写作只不过是一种技艺罢了。我已经发现，人一旦掌握了某种技艺，就很容 易受这种技艺限制和支配，像工匠一样沉湎其中，以为这就是人生意义之所在，甚至以为这 就是整个世界。可是，跳出来看一看，世界大得很，无论在何种技艺中生活一辈子终归都是 可怜复可怜的。最重要的是灵魂的认真和活泼，是内在的精神生活的连贯性，而不是写作。 如果没有这种内在的生活，身体在外部世界里做什么都无所谓，写作、自然探险、社会活动 等等都没有根本的价值。反之，一个人就可以把所有这些活动当做他的精神生活的形式。到 目前为止，我仍相信写作是最适合于我的方式，可是谁知道呢，说不定我的想法会改变，有 一天我会换一种方式生活……
如果我现在死去，我会为我没有写出某些作品而含恨，那是属于我的生命本质的作品，而我 竟未能及时写出。至于我是否写出了那些学术著作，并不会如此牵动我的感情。
我应该着眼于此来安排我的写作的轻重缓急。
我的天性更是诗人而不是学者，这也许是因为我的感受力远胜于记忆力。我可以凭勤奋成为 学问家，但那不会使我愉快。我爱自己的体悟远甚于爱从别人那里得来的知识。
我的追求：表达真正属于我自己的人生体悟。不拘形式，学术研究和人生探索，哲学和文学 ，写作和翻译，皆无不可。在精神生活的深处，并无学科之分。人类和个人均如此。
有时候，天才与普通人的区别仅在于是否养成了严格的工作习惯。
作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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