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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被特招进文化馆搞专业创作，几年来却再不见他写出什么作品。
因为骑车走了几十里路，小王赶到我们跟前还是满脸的风尘，他因自己提供了线索而导致我们的记者遭遇危险颇感内疚。他说他亲眼看见南子非被绑住双手关在一间房子里，但没能说上话，问及当地派出所的人是否去了，小王说他根本就没见派出所的人下去。
第一部分第10节 绑架（3）
进村的时候一只黑狗对着我们的车狂叫不已，似乎它的生命中从未出现过与此相关的物事。有小王的指引，我们的车直接开到了关南子非的那座房子前面。那条狗也一直嚣叫着跑过来，待车停下，又站在车前面咬个不听，司机小朱刚要开门下去，小王提醒说：“小心，这条狗咬人，早上我在这地方就被它偷袭过一次，不是躲得快，就让它咬掉一只腿了。”
小朱重新发动了车，说：“咬我们是它找死！”说着车往后一倒，又猛地向狗冲过去。那狗受了一惊，哀嚎着撒腿就跑。
我看见了南子非，他正在窗口望着外面，看见我下车，意外中有些惊喜。我快步走到窗前，问他：“子非，你没事吧？”
一根绳子捆住了南子非的手腕，十指可以活动，却无法有更大的自由，绳子的另一头拴在房梁上，让他不能破门而出，窗台上放着一碗面条，没见吃下去一口，已经干涸了，像龟裂的土地。
“我没更多的事，”南子非说：“你来了就好。”
房门紧闭着，一把铁锁阻当了我的进入，两个三十多岁的汉子蹲在门口抽烟，看见我们下车，就站起来一直看着我们的举动。我指着锁子语气强硬地说：“把门打开！”
其中的一个说：“我没钥匙。”
“谁拿着？”
表情憨厚的庄稼汉子并不凶恶，面对我的质问，很有些怯懦，他们说：“马支书拿地钥匙。”
我抬起一脚，猛地踹在门上。门板闷哼一声，却没倒塌。刚才在路上我又给镇派出所打了电话，他们说接到县局的指示就来村里看过，什么事都没有。既如此，我只好先下手把南子非救出来。
我朝那两个人一指，大声喝道：“闪开！”然后退开几步，复向前疾奔，至门前时猛然跳起出脚，直捣在门上。在看到南子非被绑的情景时我就怒火复燃，幸好那两个守门的没跟我犟嘴，否则我的第一脚就先给了他们。
门板在我的重击之后斜塌下来，一边被门扣拉着，一边还插在门框里。小朱走上来，招呼了一声，我们同时出脚，门板顿时碎裂，直跌进屋子里去。
彻底自由后的南子非和我热烈拥抱了一下，我们都没有说话，拍了拍对方的肩背，就算把所有的语言都交流过了。我知道，我们的友情不需要用话语来述说，尤其在某些特定的时候，言辞的力度远不及一个眼神或者相视一笑来得直接。
忽然有高音喇叭响起来，因为凌驾于某棵大树之上，声音渗透在村庄的每一处角落。喇叭是一个男人在用方言呜呜啦啦地吼叫着什么，通过扩音器的传播，就像一股在峡谷中左右冲撞的恶风，尖利且有些歇斯底里。
小王听清了那些话，脸色变的煞白，说：“我们赶紧走吧，是支书在召集民兵护村队，再慢我们就走不掉了。”
其实在我们破门的时候院子里就有了一帮看热闹的人，却没有谁上前来阻拦。我说：“我们既然来了，就不能随随便便走，他调部队来我也要讨回公道。”
南子非说：“就是，我昨天就是让支书带人抓住关起来的，我的照相机、记者证还有手机都在他们手上。”
我们坐上车，在一个村民的指引下，直奔村委会大院。
下车时院子里已经聚集了不少人，男女老少参差不齐，就是没让我看出哪像护村的民兵组织，也许他们本来就是看热闹的一群。一个矮胖的中年男人双手插腰站在村委会门口，居高临下地问我们：“你们是啥地方的？敢到我们庄子里来抢人？”
我站在他面前斜了眼问道：“你就是支书？”
对方也看见了跟在我后面的南子非，梗起脖子说：“我就是，咋啦？有啥事？”
南子非直冲着他说：“你看我有啥事？”
支书看了一眼我们，扭头进了办公室，我们一行几人跟着进去。
“你们是啥地方的？”支书自己坐在一张椅子上，点了根烟又问。
我在另一张椅子上坐下来，掏出记者证在他面前亮了一下说：“看清楚了，我们是甘肃Χ报社记者。为什么把我们的南记者关起来？”
“记者又咋啦？”支书翻了下白眼，指着南子非说：“他私自进庄，没经过我的同意就走东串西，有人检举他偷了东西，我不抓起来还让他去杀人？”
“你有什么证据说他偷东西？法律赋予了记者可以在任何地方去采访，任何人不能干涉！”
“法律？在这地方我说了就是法律，我说的话就是证据！”
“你这地方好像没独立吧？”我直盯着对方说：“你充其量也就管几百个老百姓，你以为村支书是总书记？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吧？”
“在我这地方，就是我说了算！我不但管，还要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人的生殖器！咋哩？”
“这么说，你是把自己当土皇帝了？”我看着支书已接近变形的嘴脸，不由一声冷笑：“据我所知，土皇帝的下场都很惨，你怎么没登基？是怕政府镇压？”
支书嘴唇一哆嗦，站起来把手指着我说：“我是党员，你在侮辱我，也就是侮辱党，你犯法了你知道吗？”
一直在我旁边拿着照相机拍照的蓁子说：“你如果知道犯法就不会把我们的记者关起来，你已经触犯了非法拘禁罪。”
在支书身后一直对我们虎视眈眈的那个小伙子冲着蓁子骂起来：“你是哪里的臭婆娘啥，这里用不着你多屄掺言。”
我猛一指对方说：“过来！”
那小子也就二十三、四岁的样子，看造型应该是支书的儿子，顺着我的话音果然走了过来，紧握着双拳说：“过来想咋？打哩嘛？”
在他话没说完整的时候我就已出手，耳光响亮。随着手动，心里的怒火喷薄而出，紧接着又是一拳猛击在他的脸上，不待他有所反应，我又抬起一脚踢中他的肚子。先下手的优越性在我这里体现得极为充分，那小子哇的一声大叫，踉跄着退后几步，却没倒地，我踏步上前，又是一脚踹翻了他。来不及收回脚，我就感到背上一疼，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回头看时，是支书提着椅子狠砸在我身上，蓁子惊叫一声，向我直扑过来。那时南子非已把支书打翻在地，我冲上去劈胸一把抓住，右手已拔出腰里的军刺，不是蓁子及时抓住我的手，那柄锐利的尖刀就被我的怒火冲进了支书的左胸。蓁子双手死死抓着我说：“谷子，你别这样。”
南子非也使眼色让我放下刀子，我看蓁子时，她的脸色都已变了，是我不顾一切的亡命架势让她惊恐。
支书的儿子从地上爬起来，不知从什么地方拿起一把长柄的板斧，拉开了架势准备向我劈来。
南子非已把支书的一条胳膊扭向后面，把支书往前一推，去迎接他儿子的板斧。我放开支书的衣服，抓住他的另一条胳膊扭过去，刀尖直抵着他的后背，让他挡在我和南子非的面前，冲他儿子说：“来劈呀，我把这个狗头给你。”
那柄板斧大概是他们用来劈柴或者砍树的，看分量只要放在人身上，不死也得落个残废。
小朱和小王已在另一边各找出一把铁锨提在手里，随时准备在支书儿子出手时两边夹击。这房子虽说是村委会办公室，在闲时却被村干部当成了放置农具杂物的库房，随手抓起一件，都可以当作武器使用。
双方一时都僵在原地，先前挤进屋子里的村民纷纷退出门去。
我们谁也不敢轻举妄动，都明白血战一触即发，而结局是谁也占不了便宜。
支书朝外面喊起来：“黑娃子，你把土枪提进来给我往死里打！”
我手上用了点劲，让刀尖抵进他的肉里，迫使他住了口。
大喇叭还在响着，这时我们才听清里面放的歌曲，刘欢在扯着嗓子吼叫：“……该出手时就出手呀，风风火火闯九州……”
谁是好汉？谁该出手？
我在心里盘算着，尽管我们先发制人，但形式对我们依然不利。我想不出那个黑娃子是否真的会拿来土枪，也不知道村民的凝聚力到底如何。
就这么僵持着，我一时想不出好的对策，他们也没有援兵来改变局势。只有刘欢的吼叫刺耳地夹在中间，说不出是谁在用这歌声挑衅对方，但在这时候却充满了嘲讽的味道。支书儿子高举的板斧像一个道具，在我们几米远的地方，砍也不是，放也不是，紧绷着神经的战备状态让他并不轻松。蓁子趁这机会，给他和那柄饱含杀机的斧头嘁里喀嚓连拍了几张照片。
第一部分第11节 绑架（4）
门外忽然一阵骚动，我的心也随之高悬起来，未及有所反应，门口已冲进来一个人，身体遮住了屋里的亮光。
是若智。他对眼前的局面扫过一眼后，立时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若智抬起一脚，猛踹在支书儿子的后心，对方闷哼一声，扑地倒下，板斧也扔在一边。
变化突如其来，我抵着支书的刀子也不由松了一下。
支书儿子虽然倒下，口里却骂个不停，若智上前一步拣起板斧提在手里，转身一脚踢去，那小子向后一滚，躲开了。从小在兰州的街上打架长大的若智那受得了这样的谩骂，双手抡圆了板斧朝他的头砸去。
只听“喀嚓”一声，斧背砸在了紧挨着支书儿子头部的一个小凳子上，头没伤着，凳子却被砸得四分五裂。
在场的人无不失色，看那小子，已经湿了裤子，瑟瑟发抖着不敢再骂，也不敢爬起来。若智意犹未尽，踢了他一脚骂道：“去你妈的屄！敢绑架我们的人？敢给我们提斧头？你狗日的真是不想活了！”
我放开支书，喊若智让他住口。
若智看着我们几个说：“你们都没事吧？”我说没事，他说没事就好，如果有什么事我非血洗了这地方不可。
南子非也放开了支书，任他去扶起已经吓傻的儿子坐好，让旁边的一个小孩到里间关了喇叭。
门里又进来一个女人，让我大为诧异的竟然是江玲，那个缠着我们做采访的女人。但转念之间我就明白若智肯定和她有了一手，不然怎么会同时出现在这个地方。
她冲着我一笑说：“主任，我们也来了。”
我向她点点头说：“来了就好。”
支书一直在听着我们的话，脸色也慢慢地变青。
我拿出手机，给县委办公室打了过去：“县委吗？我是甘肃Χ报社记者，请让你们书记接电话。”
对方大概是县委办的主任，听我自报家门，连忙说书记们正在召开常委会，问我有什么事。我把南子非因采访被关和报案未被受理的事说了一遍，他说一个小时前就有棠城商报的两位记者来县委了解过这事，书记已经知道，并责成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陪同，和公安局的人下来了解情况了。
见他如此说，我大松了一口气，在我们还没进村时，商报随后跟来的记者就已经到了县城，他们给我打电话说先去找县委。我知道以商报在西北的影响，县委的官僚们也不敢怠慢。按照不成文的规矩，省报的记者下县，都是书记县长要亲自接待的，在对待“喉舌”上，地方官员显得尤为势利，报社级别越高，在他们这里受到的礼遇也就越高，而我此前供职的报社和现在手拿的记者证恰恰是省内排第一的媒体，出于对他们自身形象的考虑，也不敢对我们太过小觑。
我们与村支书和地方官员，说白了就是相互克制的关系，而让当官的忌惮记者，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胃疼不期而至，像一场意料中的阴谋暗算了我。
爬在A县医院的病床上，我双手紧按胃部，也止不住大汗淋漓。
医生在床边忙乎着，我在他们眼中却不是一个胃病患者。村支书给我的那一凳子砸得够狠，背上多处地方青肿淤血，软组织受伤，幸好没伤着骨头。
南子非比我伤得更重，他在先一天晚上被支书的儿子和另外几个人围住痛打了一顿，否则他们也把体壮如牛的南子非无法绑住，现在他躺在另一个房间的床上接受治疗。蓁子不停地给我擦去头上的汗水，那些医生也在我背上涂抹着什么药水。
两个小时前在石盘村，三辆呼啸而来的轿车解除了我们与支书的对峙，局势也彻底转向对我们有利的一面。一辆警车，坐着县公安局的刑警队长和几个警员，一辆县委的车，由宣传部的副部长压阵，另外一辆就是《棠城商报》的新闻采访车，正是他们新闻部这次前来的两名记者，才撼动了平时坚如磐石的地方官员。车身上喷着的新闻采访字样，在日光下无比刺眼。车在奔跑时，那些字在某些人眼里是一面旗帜或者鲜花，在某些人的眼里，却是已经出鞘的钢刀。
接下来就是对所有事件的调查，公安局需要取证，宣传部的意思却让我们赶快进城，说书记县长已经准备好给我们接风的酒宴，而潜台词无非是让我们早点离开这里，以免把他们的“家丑”张扬出去。
当副部长跟刑警队长看过我和南子非所受的伤时，他们的劝阻不再有力。趁他们调查的时候，我们也分成几组，对村小学乱摊派及打瞎学生眼睛的事开始突击采访。商报的两名记者为一组，着重采访南子非被关押的事件，若智和江玲一组，南子非跟小王一组，我和蓁子一组，留下司机小朱看着我们的车。
后来石盘镇派出所的人民警察也在刑警队长的训斥下赶来，开着他们那辆破旧不堪的北京吉普。
待一切都水落石出时，副部长和队长都无话可说，支书和他的儿子以涉嫌非法拘禁罪被押进了警车，随同给他们做伴的还有几个参与了殴打南子非的村民，他们慑于支书的淫威限制别人自由的同时也给自己创造了失去自由的机会。
那个打瞎学生眼睛的老师也就是该小学的校长，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村支书的内弟，正是他们的串通一气才导致了学校的乱收费高得离谱。在这人均年收入不到800元的村子，每个学生一学期的各种费用就有300多元，因为支书的蛮横，谁家孩子想不上学都不行，他打着普及九年教育的幌子敢随意给那些孩子辍学的家庭罚款，而一旦进了校门，在贪欲中诞生的收费名目就不可遏止地扣在每个学生的头上。
那个在课堂上说了一句话却失去一只眼睛的孩子叫马小良，他因为校长也就是他的班主任在课堂上限期让他们交纳早就通知了无数次的“学校增容费”，不交的学生将被开除学籍，而连开学时各种杂费都没交清的他在这个时候就被校长当了典型，特意提起来喝问他为何不交，他说：“我家里没钱交，我爸爸说这些钱都是不该交的，因为没有用在学校里，所以他不给我钱。”
就这么一句实话，竟让该校长勃然大怒，他高踞讲台指着学生开骂：“没钱交？没钱你就变个驴毬打肚子去！交不起你就不要念书。”骂完了还觉得意犹未尽，挥手就把黑板擦砸在了马小良的脸上，并且很准确地打在了右眼角上。
没收到９８元的“学校增容费”，却毁了五年级学生马小良的容。他失去一半的光明是在挨打１０多天后，校长便有了推卸责任的借口，即使马九华到处上访，也没谁出面给他的儿子以公道，唯一得到的优惠待遇是马小良从小学毕业，再不收他的任何费用。就这还是校长为应付上级来检查“普九”工作把马小良硬拉来充人数时做出的承诺，那时他离毕业还有两个月时间。
我和蓁子走进他们家院子时这个早已辍学的孩子正在屋檐下剁猪草，他把刚从田野里割回来的青草压成一团放在一块木板上，左手按着，右手捏着一把锈迹斑斑的菜刀用力剁在草上，只听嚓嚓的声音响过，那些凌乱的野草就在这孩子一只眼的视力中被切成细碎的草节。看见我们给他照相，忙低了头躲开那只已经溃烂的眼睛，不让我们照入镜头，而后匆忙把剁好的草装进竹篮里去河边淘洗泥土，唯其如此，野草才能成为猪的食物。
马九华知道我们是来采访并且南子非就是因为这事才被关起来，急忙把我们让进屋里，却没地方坐，唯一的凳子上放着一袋粮食，估计是怕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