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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西锦结婚，两人感情很好，生有一儿一女。抗日战争中，光复在国民党空军服役当飞行员，曾打下8架半日本飞机，成为当时著名的抗战空军英雄。为什么有一个是半架呢？因为这架是他和一个美国飞行员共同击落的。抗战中中国飞行员击落敌机的最高纪录是9架，光复是8架半。那时光复在国民党军队里受到重用，曾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后来国民党知道了他和我的关系，一下子就失宠了，处处受到排斥。光复一气之下脱离军队做生意，1985年，他去美国达拉斯看望儿子，从此在美国定居。刘源：听说抗战胜利后光复舅舅回过一次家。家里人七嘴八舌围攻他：共产党这么好，你怎么站在国民党一边？你有没有向共产党扔炸弹？他说：“我在国民党军队里打日本鬼子，我没有也不会向共产党扔炸弹。”王光美：我国改革开放后，王士光去美国访问，兄弟俩在美国见了面。199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我国有关部门邀请光复回国，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大会。光复作为抗日老战士的代表，坐在纪念大会的主席台上。江泽民主席和他亲切握手。这次他回国参加活动，是解放军空军接待的。2005年9月，我国隆重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光复再次受到邀请，回国出席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纪念大会，聆听胡锦涛主席的报告。让光复特别感到兴奋和荣幸的，是他作为抗战老战士的10名代表之一，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胡锦涛主席还亲自给他颁发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我的六哥光英，大家对他知道得比较多了，我也不多介绍了。他曾多年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兄弟姐妹中，我和光英是来往得最多的。光英是1919年巴黎和会那年生的。当时我父亲正好在伦敦，接到家里打来电报，说我母亲生了一个男孩。他触景生情，就取名为光英。两年之后，我父亲在美国参加华盛顿九国会议，又接到一个电报，说这次生了一个女孩。他又触景生情，给我取名为光美。其实我还有一个字，叫心绮。
我家同共产党的关系源远流长（3）
王光美和哥哥王光英（20世纪90年代）。
在兄弟姐妹中，光英和我挨得最近，只差两年，所以从小我俩一块上学、一块放学，老在一起。光英喜欢弹钢琴、唱京戏，喜欢看球赛，还当过啦啦队队长。他的朋友最多，经常带着一大堆人到家里来。旧刑部街28号我们家的房子，就租给了光英的一个同学宗德纯。光英大学毕业后到天津办厂，就是和这位宗先生合伙的。
在天津，光英认识了辅仁大学教育系女生应伊利，两人开始谈恋爱。当时应伊利还没有毕业，光英就又回到辅仁大学化学系读了一年研究生。他俩是1942年结婚的。等应伊利毕业后，两人又一起到天津办厂。工厂的名字叫近代化学厂，听起来挺有气派，实际上工厂很小，生产些化工原料。我记得家里为支持光英办工厂，还给了他几根金条。金条哪来的呢？当时社会经济萧条，物价波动很厉害，纸币一天天贬值，而我们家那时已经没有稳定的收入，于是就把多余的房子全卖了，换成金条，用以应付家庭生活和供我们上学。光英那时也积极寻找机会，想到延安参加抗日斗争。1944年，崔月犁同志约他谈话。记得会面地点是在北海公园大门里往东走的湖边上，那里绿树成荫，没什么游人，适合单独谈话。光英见到崔月犁同志非常高兴，一见面就开门见山说：“我想请你介绍我去延安。”崔月犁同志笑着说：“你不是已经在天津办了化工厂了吗？”光英说：“那是为了谋生找出路，但我认为真正的出路在延安。”崔月犁同志却耐心告诉他：革命是多一个人好，但就你的具体情况，到了延安，恐怕党还是要你做生意，你不要把做生意和革命截然分开，为共产党做生意，不也是为革命作贡献吗？听了崔月犁同志的劝告，光英留了下来。我有4个妹妹，除了前面说过的光和、光平，还有光中、光正。光中上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家政系。我三嫂严仁英看上了她，就把光中介绍给自己的表弟卢庄吉。卢家也是天津的大户人家。天津的几大家互相都有亲戚关系。全国解放后，光中想参加工作，但卢家规矩多，不让儿媳妇出来。后来光中就离婚了。她喜欢小孩，心地善良，照顾孩子特别细心，缝缝补补的事都会。那时我母亲正要创办“洁如托儿所”，就让光中来帮忙。我母亲任所长，光中任保教主任，具体负责托儿所的工作。一开始我母亲也没有想到要办托儿所。起因是我生了女儿平平以后，自己没有时间带，就交给我母亲带。那个时候干部们工作都很忙，听说我母亲这里可以带小孩子，纷纷把自己的小孩送过来，这样越送越多，就办起来了。当时收养小孩没有年龄限制，有不少是不满周岁的婴儿。许多同志义务到托婴所帮忙。我记得顾雅美同志常来指导儿童医疗，后来她是儿童医院的院长。北京师大第二附小校长王静同志的孩子也在托儿所，他本人就常在业余时间义务为工作人员补习文化知识。渐渐地他和光中好上了，后来他俩正式结婚了。60年代，他俩都调到山西大学工作。70年代末，光中调回北京，任北京西城区婴幼儿童保教实验院院长，并担任西城区人大代表和北京市政协委员。她还荣获全国妇联、全国儿童少年协会颁发的“全国优秀保教工作者”光荣称号。可惜，她在1989年患脑溢血去世了。妹妹光正出生时，有人送了我母亲一对玻璃花瓶，所以给她取了个小名叫双瓶。光正读的是高级助产学校。解放前她随光琦夫妇去上海，从此就一直留在上海，从事妇产科专业和医务领导工作。光正的丈夫李德宏在上海地下党时，曾同江泽民同志在一个党支部。他是一位石油化工专家，退休前是上海金山石化总厂的总工程师。光正曾任上海红房子医院（妇产医院）院长，上海第六人民医院院长、党委书记，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和上海市政协委员，现在已经退休。
一架飞机把我从北平送往延安（1）
黄峥：光美同志，听说您是和宋平同志同一架飞机从北平去延安的。宋平同志当时并不在北平军调部工作。那是怎么回事呢？王光美：1946年6月，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内战。8月，美国宣布“调处”失败。在这过程中，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一步步降格，人员逐渐撤离，准备解散。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开始是叶剑英同志，逐渐改为罗瑞卿同志，再到李克农同志，最后雷英夫还负责过一段。翻译任务越来越少。我也慢慢地不做翻译了，到交通处帮忙。当时交通处是荣高棠同志负责。他让我协助安排交通工具。我们就充分利用美国飞机转运干
部。当时我们党的许多领导干部，乘坐美国飞机从这里调到那里，都是用军调部名义安排的飞机。后来这件事还受到了少奇同志的表扬。我到军调部后，组织上有一个规定，就是从此不能再和北平地下党联系。因为军调部是公开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要绝对分开。有一次我骑车在长安街碰到崔月犁同志，简单说了几句话就赶紧走开了。军调部工作结束以后，在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工作的同志，一般是哪里来的回哪里去。有的回晋冀鲁豫解放区，有的回山东解放区，有的要求去东北新区，也有的要求回家。我是北平地下党推荐来的，家也在北平，但我到军调部工作后，政治身份已经暴露，再留在北平做地下工作已经不行了。组织上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想去延安。领导答复同意我去延安，要我等待交通工具。10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得到消息，有一架从南京过来的美国飞机，要经过北平飞往延安。领导安排我搭乘这架飞机。那天，军调部用车把我送到西郊机场，只见有一架小型的军用飞机停在那里。我登上飞机，见到机舱里已经坐着两个人，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外国人，都不认识。那天天气很好，天空蓝蓝的，还飘着一朵朵白云。我第一次坐飞机，又是去延安，很新鲜也很兴奋，起飞后老站起来往窗外看。平时在城里不觉得，一出城往下一看全是山。那个外国人这时开口说话了，要我坐下来，说你这样不安全。这架小飞机就载着我们三个人，从北平飞到了延安。由于互相之间不熟识，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后来我才知道，那位中国人就是宋平同志，当时在周恩来同志领导的南京中共谈判代表团，途经北平回延安汇报工作。那个外国人，就是美国军队驻延安的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他们都是临时搭乘这架飞机的。那天是几月几号？由于当时没怎么在意，时间一长，也就忘了。前几年，宋平同志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时候，他的夫人陈舜瑶同志打电话问我：宋平同志与我一起飞往延安的那天是几号？我这才仔细回忆了一下，终于记起来那天是11月1日。晚上我打电话告诉了她。到延安，李克农同志和夫人赵大姐在机场接我。我到延安人地两生，一见李克农同志特别高兴。从北平出来时我带了一包好茶叶，这时赶紧给了赵大姐。李克农同志在北平军事调停处执行部里是中共方面的秘书长，先回了延安，担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
我被分配到中央军委外事组工作，住在王家坪的一所平房里，和李蓬英住一间屋。这是我第一次到延安，感觉挺好，很喜欢这里的气氛。当时中央领导同志都没见到，只有杨尚昆同志离得比较近，常见面，他是军委秘书长。对面过一条小桥就是美军观察组住地，那里晚上常放电影。尚昆同志有时去那儿看电影，就叫上我们一起去。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就住在观察组旁边的一间平房里。她在北平的时候，为去解放区，找我安排过交通工具，所以认识。她来看过我，我也去看过她一次。马海德、苏菲夫妇住的房子和我们在一排。还有个美国人李敦白，当时在延安解放报社工作。我到延安那天，李敦白到机场看热闹，还上了飞机，见过我。以后他就老到我们王家坪来串门聊天，还给我写过诗。由于我刚从北平来到延安，有关同志领我这里那里看看，参观了托儿所什么的。当时延安的干部吃饭分大、中、小灶。杨尚昆同志安排我吃中灶，可能是优待知识分子吧！后来从瓦窑堡回来，我就主动要求改吃大灶了。在北平的时候，军调部一个叫郭戈奇的翻译对我讲，延安有延河，冬天结冰，可以滑冰，所以出来时我还真的带了双冰鞋。实际上延安冬天没有人滑冰，我差点出了洋相。没几天传来消息，说国民党胡宗南军队要进攻延安，要我们疏散到瓦窑堡。所以这次我在延安只待了十来天，就匆匆忙忙随外事组疏散到瓦窑堡。瓦窑堡是完完全全的农村了，但我没觉得特别苦，挺喜欢。在这里，随时接触到当地的老乡。我们很注意群众关系。这是我第一次到农村，还在这儿学会了纺线。我从大城市来到延安和瓦窑堡，没觉得特别不习惯，比我来之前的想像要好，觉得充实。可能因为北平长期在日本人统治下，人们思想比较压抑，生活也不好。到了这里，平时生活不算好，但时不时改善一下。我在延安的幼儿园里看到，小孩子一个个胖乎乎的，小脸红朴朴的。1946年11月19日，周恩来同志率领中共谈判代表团大部分成员从南京回到延安。当时形势错综复杂，不久忽然说有可能要恢复谈判。谈判需要懂英语的翻译，周恩来同志下通知，点名让我回延安。这样我就又到了王家坪。可实际上国共谈判并没有恢复，因为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了。这是我第二次到延安。这一次，待的时间比较长。在延安，柯柏年同志是我们翻译组的负责人。北平军调部解散时，买了不少外文书带到延安。翻译组就从这些外文书中摘译一些有参考价值的材料，送给中央领导同志参阅，总的题目叫《供您参考》，从题目到内容全部用手抄。我就参加编译这个《供您参考》。后来少奇同志告诉我，那些材料他都看了。后来我还常为朱德同志当翻译。那时老有外国记者采访他，主要是美国记者，有罗德里克。朱老总很和气，每次谈话前，他总是给我一张纸，让我把他要说的话记个提纲，照着翻译就行了。我给周恩来同志也当过翻译。到了延安第一次见周恩来同志，是在美军观察组看电影时碰见的。他老远就喊了一声：“王光美！”见面后他把我介绍给邓颖超同志。
一架飞机把我从北平送往延安（2）
在延安我和少奇相识黄峥：我们知道就是在这期间，您和少奇同志相识了。您能给我们回忆一下和少奇同志认识的经过吗？王光美：这个说起来话就长了。以前我们的孩子也问过我，说爸爸那么严肃的一个人，你们是怎么认识、怎么谈的？我都没有告诉他们。当然，实际经过也很简单。周恩来同志通知我回延安，我就又住到了王家坪。我跟毛主席当时的警卫参谋龙飞虎同志在一个食堂吃饭。他曾在北平军调部担任叶剑英同志的秘书，所以和我认识。有一天龙飞虎来告诉我，说晚上杨家岭有舞会，想去可以去。当时我除了原来在军调部认
识的同志，谁也不认识，有什么活动都是别人带我去。晚上我就跟着去了。那天周恩来同志在，少奇同志也在。龙飞虎把我介绍给少奇，说：“这是王光美同志，北平军调部的，才从瓦窑堡回来。”少奇问了我一些北平特别是学校的情况。因为他在北方局担任党中央代表的时候在北平工作过，所以对北平的事情很关心。末了他问我：“你是不是党员？”我说我不是。当时我觉得很难为情。入党的问题我考虑过，也有点想法，所以我就说：“这个问题我还有点看法，不知道中央领导同志能不能对我们这些才到解放区的青年给予帮助？”他说：“那要看我有没有时间。”这是我第一次见少奇。我当时并不了解少奇在党内的地位身份。在北平的时候，地下党组织曾给我看过党的一些文件，有《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党的七大文件等等。所以刘少奇这个名字我是知道的，知道他是党中央的负责人之一，但说不清他的准确身份。那次见面完全是中央首长同一个年轻人的谈话，还谈不到有别的意思。第二天，在军调部当过联络部长的徐冰同志，把我们这些从北平军调部和南京谈判代表团回来的同志组织在一起，搞了一辆大卡车，从王家坪拉到枣园。说是因为我们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带我们去见见朱德总司令。到了王家坪朱德同志的家里，朱老总很客气，要请我们吃一顿饭。就在等吃饭的时候，康克清大姐说：“我带你们去看看少奇同志。”那时毛主席已经不住枣园，搬到别处去了，少奇同志就住在原来毛主席住的窑洞里。这样，我和大家一起到了少奇同志的窑洞。我的印象，那个窑洞不太宽敞，好像有里外间。见面时大家都坐着，少奇同志讲了几句鼓励的话。他讲得很简单，完了就送我们出来了。我们感到他工作很忙，因为是康大姐带我们去的，能抽空见面谈谈话，已经是一种礼遇了。这是我第二次见少奇。1947年2月21日，叶剑英同志和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最后一批工作人员回到了延安。其中有黄华同志。他是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新闻处长，回延安后担任朱德同志的秘书。3月5日，黄华同志通知我，要我到少奇同志那里谈话。他告诉我：“少奇同志打电话给叶剑英同志，说王光美同志想约我谈一次话，你们给安排一下。”原来是我第一次见少奇的时候提出过，希望中央领导同志对我们这些才到解放区的青年给予帮助。他记住这件事了。因为我是从军调部回来的，叶剑英同志当时住在王家坪，少奇同志就给他打了电话。叶剑英同志把这件事交给黄华同志办。枣园我去过一次，是和许多人一起坐卡车去的，但要我自己去就不认识路了。黄华同志给我找了一匹老马，说：“你跟着它走，老马识途，它能把你带到枣园。”我在北平做学生的时候骑过骡子郊游，没骑过马，所以对能不能一个人骑马去枣园有点嘀咕，后来还是咬咬牙去了。这匹老马原来是傅钟同志的坐骑，大概常去枣园，果然认识路。我骑上它趟过延河，就直奔了枣园。到了枣园，我找到少奇同志的窑洞，见周恩来同志正在同少奇同志谈话，让我等一等。我就出来，进了少奇同志的机要秘书赖奎同志的屋里。一会儿，恩来同志谈完出来，热情地跟我打了个招呼。进了少奇同志的窑洞，我顺便看了看，觉得陈设很简单，桌上放着一盏油灯。谈话还是接着上次的话题。我说：“那天你问我是不是党员，我想说说我的情况，请教一下该怎么办？在北平的时候，我同地下党联系的时间已经